法國學者讓-皮埃爾·韋爾南曾多次引用另一學者安德烈-喬治·霍德裏庫的觀點，把希臘的“牧人民族的精神”與中國這類“園丁民族的精神”相對照：上級命令下級的統治形式和“牧羊人舉著棍子指揮羊群”的生活經驗有關；而園丁“考慮的是融入於自然秩序之中，他的行為既不為了屈服，也不追求征服，而是與每一株植物的內在衝動和諧一致，促使它更好地生長”。這在政治上的對應物是“間接的和被動的”統治，“最好的權力”甚至根本就是“徹底的無為而治”。我沒有讀過霍德裏庫的著作，不知道他的確切論證過程。如果從名詞看，中國也有把一地長官稱為“牧”的傳統，唯從大體和長遠看，園丁確比牧人更接近中國文化的理想。
一群人以某種方式生活久了，這方式也自然會滲入其思維和心態。民國時期蜀中早逝的天才學者劉鹹炘曾寫過一篇題為《動與植》的文章，針對當時思想界討論東西文化的熱潮提出：“論文化者，必根據於生活狀態、社會組織，此型成民性之要素也。”照此原則，劉鹹炘提出，東方人過的是“植物生活”，西方人過的是“動物生活”。他並將此兩類不同生活方式的文化影響詳列一表，在中國一欄列出“植根於土壤”、“賴自然之惠”、“枝幹相扶”、“互相容讓”、“分治”等現象，相應的，西人的表現則是“遊而求食”、“盡人力”、“親子分散”、“好為爭鬥”、“集中”，每條下還有細目。簡單說，這也類似於當時一度流行的“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的區分。我們今天可以輕易批評這裏的東、西方概念用得太過含糊籠統，二元對立視角也嫌太分明、太齊整，當然也太簡單。不過，如果我們“法其意”而不執於“跡”，也可從中獲得不少啟示。
中國長期是農業社會，農耕生活為文化提供了基本的視角和思維工具。從字源看，“六藝”中的“藝”便是種植的意思，過去常用的“本”和“末”分指植物根梢，學者文人愛說的“學殖”，以至“筆耕”、“舌耕”，也都以農夫和園丁自許。與莊稼果木打交道的心得體現在政治上，如同霍德裏庫講的，便是推崇“無為而治”，相信“與民休息”，人民自會安寧和睦，而不甚注重今人推崇備至的管理。如若不信，可以去讀柏拉圖的《理想國》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這兩個文本在中西各自都影響深遠，描繪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一個是連結婚生育都被規劃得井井有條，全部納入城邦控製；另一個則是“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至於何以至此，則全無交代，實際是各人順應天道，各為其為，因“無治”而致“大治”。因此，近代之前中國人對於理想社會的看法，根本與西人的“烏托邦”背道而馳，不能混為一談。
由政及教，也貫穿著同樣的原則。孔子就很注意因材施教，同一問題對不同人有不同答案。這也體現在他對學生主動性的尊重上：“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這裏的關鍵是怎樣看待學生——他們是需要被規劃和管理的對象，還是處於成長過程中的生命？前者自不妨以牧人手段對付之，後者則須循循善誘。李源澄先生解釋《孟子》“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一句時說：“曰‘覺’雲者，非自外而加之，引發之謂耳。”教育應順應學者的內在生機，老師更多在學生需要時提供必要的援手（但這絕不排除權威與教導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讀者幸勿誤解），用今人喜歡的話說，就是要幫助其實現自我。
不過，中國人目前正在努力進行“現代化”，對農耕文化早就棄如敝屣。在大規模改造和消滅農村的同時，深層的文化理想也在迅速改變。現在偶爾還可聽到把老師比作園丁的，但更“先進”的說法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牧人總還是知道，自己驅趕的羊群也是生物，總得多少顧及它們的需求，不可任意胡為；工程師麵對的則是鋼筋鐵塊，講究的就是把“不齊”變為整齊。但不論是教育還是政治，首先需要尊重的正是這種天生的“不齊”，絕非工程師的做派。孔子說：“必也正名乎！”語言和思想本是一體之兩麵，喻體有時也代表了“本體”所要效法的“樣板”。因此，誰能說把教師甚至是官吏都比作“工程師”，隻是一個簡單的表述失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