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思想界對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全盤反傳統主義進行了不少反思，但似乎並不深入。為什麽全麵拋棄傳統是不對的？恐怕今天也還需要解釋。據我有限的閱讀來看，林毓生先生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一書大概是從學理上對此講得最為清晰的著作之一。
這本書有一條主線，即“自由”和“權威”的關係。我們通常認為，它們是相互排斥的：要自由，就必須打倒權威；要創造，就必須放棄傳統。但林先生根據經濟學家哈耶克和科學哲學家米歇爾·普蘭尼的理論指出，“一個穩定而不僵固的傳統架構”是自由和創造力必不可少的支撐。哈耶克提出，自由秩序得以成立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人們“必須遵守普遍的、抽象的規則”。由於這些規則是抽象的，無法“加以形式的明確說明”，故其傳承主要是通過人們對“他所信服的權威人士的具體行為所展示的風格”的模仿，而不是通過對那些可以被條理化、形式化的“方法論”的掌握。
這個道理較一般人接受的信條更加曲折深細，為了將其解釋清楚，必須進一步援引普蘭尼的學說。普氏認為，“影響一個人研究與創造的最重要因素”是他自己也“不能明說的、從他的文化與教育背景中經由潛移默化而得”的那種“未可言明的知識”，其傳授隻能通過模仿，而無法加以“形式化”。這聽起來似乎有些玄，但其實中國人對此方法本來最熟悉不過。過去學書、作詩，都要先從臨摹做起：朝夕臨摹最合自己才性的大家作品，直到可以亂真，然後便可以拋開故徑，試著走出自己的道路了，這叫作“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臨摹是“法”，創造是“變”；未經“法”，不可言“變”，何況“大”？
權威之於創新的重要性如此。但我們卻習慣了批評中國傳統教育太重模仿，而今日國人更從小就懂得“張揚個性”的重要，可是，與此同時，我們也都在哀歎中國現在沒有“大師”——原因呢？大家異口同聲：因為我們的教育還不夠有“個性”，學生隻會“模仿”。誠然，誠然！作為現象，確是如此。但我們也應想一想，我們的孩子在“模仿”什麽？是那種具有真正創造力的大師所創作的經典和他們解決問題的實例，還是被簡單歸納為一些枯燥無味的“知識點”的教科書？進一步，他們有過真正的“模仿”嗎？抑或隻是“做題”？
將權威和創造、自由對立起來，和把教育看作“知識點”的傳授，兩者看似無關，卻犯了同樣錯誤，用林毓生的話說，就是“形式主義的謬誤”。所謂“形式主義的謬誤”，是把一個觀念從其所由產生的特殊曆史語境和演化脈絡裏抽離出來，變作幾個標簽和口號的做法。林先生強調，諸如“個性”、“創造”、“自由”，乃至“民主”與“科學”等，都是西洋曆史中長期演變而成的，有其極為複雜的層次和背景，無法簡單處置。他特別舉出“民主”的例子，指出民主乃是一種“最不壞的製度”，它未必就有利於產生“獨立精神”，往往還恰好相反，更不必說它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了。但林先生是個真正的自由主義信徒，說這些顯然不是為了反對民主。其用意何在？亦應放到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脈絡中才能準確把握。然而要做到此點也不容易，蓋今日國人無論左右，都更容易接受“口號”而非“思想”之故也。
那麽，怎樣避免“形式主義的謬誤”？林先生提出了幾個建議。其中消極性的如“不可過分重視邏輯與方法論”，更積極性的如要采取“比慢”態度、要注重問題的“特殊性”和“具體性”等，都是一些“驚人之語”，實際卻特別具有針對性，相信對好學深思之士會有醍醐灌頂的效應。而林先生自己踐行這些觀念所取法的權威和具體的道路，書中也有兩篇文章涉及：《哈耶克教授》談他的老師，《一個培育博士的獨特機構》談他讀書的學校，已做了細致描述，提供了一幅“知識貴族”的生動畫麵，讀者自可參看，不須概括，也不能概括。
我初讀此書是在上大學時候，至今已是20多年，中間不時溫習、消化。盡管我今天覺得，林先生關於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一些判斷不無可商之處，但20餘年前被開啟的心智之窗，如今仍是照耀我前行的光亮。這是一個讀者的感恩，希望也把這感受傳遞給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