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傑地靈”，是王勃《滕王閣序》裏大家耳熟能詳的句子。反過來，就是地靈人傑，無妨理解為：在優越的外部條件下，人才得以出頭的機會，要比在惡劣的環境中，好得多多。而對人傑來說，好的機遇，可以為他提供更大的發揮餘地。人們常常惋惜天才的命運不濟，生錯了地方而被毀棄，生錯了時代而被埋沒，碰不上名師而浪費才華，碰到了小人而永劫不複，說明了外部世界，對於一個人的成長發展，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
海明威的成功，是與他1921年到1926年在巴黎的那段歲月，分不開的。他的回憶錄，《流動的聖節》，記述了這段曆史。假如二十年代，海明威不作為《明星日報》的常駐歐洲的記者到巴黎來，在這座世界文化名城開始他的文學生涯，而恰巧又極其幸運地接觸了這座名城裏一群文化藝術界精英的話，也許，結局將會是另外一個樣子。按他那種硬漢精神，有可能去當鬥牛士，然而在巴黎的這段生活，使他決定與文學奮鬥，一直到最後開槍自殺，始終轟轟烈烈。
人的周圍狀態，可是不能漠然視之，掉以輕心的。古代孟子的母親，為了使她的兒子有良好的學習環境，曾經搬了三次家，可見這位女性懂得一個好的周圍，能起到玉汝於成的作用，反之，周圍比賽著誰更多一些小市民的無聊和庸俗，雖有一番振作之心，可那沉重的尾巴拖住了你，想跳也難。在充滿腐蝕性的空氣中，即使黃金也會失去應有的光澤，更何況墮性慣性，習慣勢力，無謂消耗，虛擲時光，都是在銷毀著人們的意誌呢！一位哲人這樣說過：“寧肯被惡狼撕得粉碎，也不願和一群癩皮狗苟活在一起。”這話很有道理，老跟著鴨子走路，還會落下羅圈腿，也許他整日與癲皮狗為伍，他實在受不了周圍的狗腥之氣，所以，才憤然呐喊吧？
周圍是誰，你是誰，這是一個定律。出汙泥而不染者，有，但，很少。
同樣，一個不大不小的作家，周圍一圈拉拉隊，為他搖旗助威，為他製造聲勢，為他塗脂抹粉，為他衝鋒陷陣，估計這位作家，也是熱鬧中人、起哄架秧子的貨色，而不會是其他。
海明威是幸運者，如果沒有巴黎，海明威不會走向世界。巴黎平靜地接受了這位大師，沒有捧到天上去，也沒有打進十八層地獄，大方而慷慨地給了他最初登場的舞台。
最近，他的百年誕辰，文化界照例熱鬧了一小陣。很不幸地，中國讀者已經被太多太爛的信息垃圾，攪得昏頭漲腦，弄不清誰是真的大師，誰實際上不過是冒牌貨的大師，於是，主持人雨過地皮濕地走了一回過場戲，也就禮成退席了。過去也就過去了，估計下一次再提海明威，該是一百年後的今天。
沒有人提到這本薄薄的回憶錄，其實，這倒是了解海明威成為大師過程的一把很關鍵的鑰匙。不過，這本小冊子被冷落，倒也不奇怪，那些正經八百的海明威小說，又有多少人在捧讀？如今，在一般讀者心目中，這位大師的名字，已經不那麽閃亮了。這不怪讀者，而是應該責備那些不三不四的評論家、教授、報章雜誌的主編之流，他們總是按捺不住一種近乎**的下流嗜好，有事沒事地愛搞一些什麽二十世紀經典，什麽百年排行榜之類的遊戲，誤導讀者。把一些豬下水，羊雜碎，當作“滿漢全席”，推薦給一心想讀些名著的年輕人，實在害人不淺。
也許這個圈子，是一塊小醜容易稱王的地盤，越沒有學問，越顯得學富五車，越沒有本事，越顯得全褂子武藝樣樣精通。這些人以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的敢想敢幹的大無畏精神，對二十世紀一百年的文學精華妄加褒貶，信口雌黃。海明威說過：“對於優秀作家來說，是不存在任何等級的。”唉，你拿這些在大師著作上隨地大小便的人，有什麽辦法？一個個還做出莊嚴肅穆、苦思冥索、痛苦得要命的樣子，真讓人惡心。
這本小冊子，據海明威的太太說，是從1957年在古巴開始寫作的，1958年冬到1959年初在愛達荷州的凱奇姆繼續寫作，1959年赴西班牙，帶去了原稿，1960年春才在古巴寫完，然後，在這年的秋天，又在凱奇姆作了一些修改。我所以抄錄下來這些寫作日期，隻是想說明海明威本人對這部作品的重視，他甚至建議大家無妨當小說來看。
我想，每個人，在他一生中，總有一些特別的記憶，或是溫馨的、甜蜜的；或是印象深刻的、彌足珍惜的。海明威在巴黎的歲月，是以上兩者兼而有之的情感產物，所以他格外重視，並不僅僅是他成功的第一步。
二十多歲到巴黎的海明威，帶著他剛結婚的妻子，度過了六七年在生活上很窘迫，精神上卻異常充實的日子。近三十歲離開巴黎時，他已和第一個妻子哈德莉·理查森離婚，這或許是他抱憾終身的事情。因此，他無比珍惜他和他的妻子、他的一係列朋友們在巴黎度過的七年美好時光：他坐在雨中的咖啡館裏，用鉛筆寫他的電報文體語言的小說，或是到羅浮宮去欣賞名畫，或是看街頭畫家的繪畫，或是在拳擊館裏發泄他那無窮的精力，或是到塞納河去釣魚，或是外出滑雪，進行采訪，有機會坐火車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他過的是清苦然而是快樂的生活，那隻能吃廉價食品的感覺，那冬天火爐冷冰冰的感覺，那口袋裏隻剩下硬幣叮當作響的感覺，對他來講，都不在話下，這一切都無礙於這個硬漢，一步一步走向文學。
他成功在巴黎！因此，這記憶對他來講，很不一般。
大凡一個勝利者，到了接近人生旅程終點的時候，到了不再把輝煌視作生命必需品的年紀，到了孔夫子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階段，便可以坦然麵對走過來的道路。既不需要回避是非，維護尊嚴，也不需要用特別的筆墨，一定把自己或者別人描繪成個人認為的那種樣子。他之所以念念不忘在巴黎的日子，因為他生活的周圍，是一些雋智的詩人、作家、藝術家聚集在一起的集體，他們每一個人，都像物理學上所說的場那樣，與他產生過或重或輕的撞擊，使他由並不非常出色的戰地記者，蛻變而成為一位出類拔萃的小說家。他滿懷深情地然而又是客觀真實地，追述著這種場與場的精神世界的運動，使我們懂得周圍，除了物質條件以外，人的因素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何其性命攸關！
二十年代與海明威一齊生活在巴黎的、周圍的那些朋友們，既有名聲響亮的菲茲吉拉德、龐德、劉易斯，也有舉足輕重的斯泰因、帕辛，既有當時聞名，後被時間磨蝕得了毫無光彩的詩人、藝術家，更有那些窮困聊倒的無名之輩。雖然，他們誰也不是大師，但在海明威成為大師的起跑線上，這些人所表現出來的對於藝術的信念，對於文學的忠誠，對於批評的執著，對於創作的自信，起到了“大師”式的撞擊作用。合金鋼之所以堅韌，就由於它的成分中，有其他稀有金屬；這些摻人物，本身也許是極一般的礦物，然而與鋼鐵熔化在一起，便產生出質的變化。
他們是真正的文學接觸，沒有依附，沒有臣屬，更沒有諂媚，也不存在打壓，尤其沒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唯我獨尊，唯我獨革。周圍裏有了這些烏煙瘴氣的東西，文學便成了果戈裏筆下的那個彼得堡的十二等文官，夾著公文包永遠向長官鞠躬的小公務員。
所以，他懷念那一時期他所擁有的極其正常的和健康的周圍，他視那段日子為流動的聖節，這本書是他死後由其妻子（他四位太太的最後一位）瑪麗·海明威整理出版的。書前引用了海明威在1950年寫的一首《贈友人》的幾句詩：
假如
你有幸在巴黎度過青年時代
那麽
在此後的生涯中，無論走到哪裏
巴黎都會在你心中
因為
巴黎是一個流動的聖節。
從這裏，我們更了解海明威對於巴黎那聖節般記憶中的文學精神，是何等的縈思不已了。
不過，我們再讀一讀他對自己國家的那些作家的議論，再來品味這首《贈友人》的詩，對他懷念的文學精神，會有更深的理解。他談到美國文壇時，總是運用憤世嫉俗的語言：“我們國家沒有偉大的作家，我們的作家一到了一定的年齡，就準要出點什麽毛病。”
這樣的出了毛病的周圍，他肯定掉頭不顧而去。
對於美國的同行，他出語驚人：“這是一些裝在玻璃瓶裏供作釣餌用的蚯蚓，它們極力想從彼此間的交往中和從同瓶子的交往中攝取知識和營養。”“凡是進了瓶子的人，都會在那裏呆上一輩子，一旦離開那個瓶子，他們會感到孤獨。”
而且，他還認為：美國的某些作家，“活到了古稀之年，但是他們的智慧並沒有隨著年齡而增長。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欠缺什麽。”“關於過去的事我無從談起’因為那時我還沒來到這個世上，不過，在我們這個時代，作家是什麽都可能發生的。男性作家到了一定的年紀會變成婆婆媽媽的老奶奶。女性作家則變成聖女貞德，但卻不具備她那種戰鬥精神。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都以精神領袖自詡。至於是否有人跟著他們走，這並不重要。如果找不到追隨者，他們便臆想出幾個追隨者。”（以上均見《非洲的青山》）
等等等等。
所以，他大概慶幸自己的青年時代，是在巴黎度過的，因此，他要寫這部《流動的聖節》。如果，海明威在美國，他有可能不鑽進這隻瓶子裏麽？既然進去了，他有辦法使自己不成為蚯蚓麽？那恐怕很困難。假如隻有一個作家成為蚯蝴，大家也許會覺得這個成為蚯蚓的作家很好笑；一旦所有的作家都鑽進了瓶子裏，那個沒成為蚯蚓的作家，有可能成為眾蚯蚓嘲笑的對象。
因此，人與周圍的互動關係，是一種必然現象。人，作為存在的個體，類似物理學上所說的一個場。這個個體與周圍無論近在咫尺，還是遠在天邊的其他個體，凡能構成一定關係者，都存在著場與場之間相吸或是相拒，親密無間或是不共戴天的場效應。
這樣，一個人，影響著周圍的人，同樣，周圍的人，也影響著這個人，就是永遠的存在。除非你自我封閉，否則，這世界上沒有與周圍完全絕緣的人；同樣，除非你劃地為牢，這世界上也沒有絲毫不受周圍影響的人。正常情況下，你周圍全是精英分子，諒你不會是白癡；你周圍全是一百一的混蛋，估計你也聖賢不了。所以，周圍，很重要。看你的周圍，便大致可以稱出你的斤兩。假如你是一位大作家，看哪些人尾隨你，圍住你，也就八九不離十地了解了你；假如你是一個中作家，看你尾隨誰，圍住誰，用老百姓的話說，也就知道你的大概了；假如你是一個普通作家，看你對誰不分青紅皂白地五體投地，馬前鞍後，老是把袖子卷到胳膊上，作敢死隊狀，也就基本上把握得住你的道行深淺了。
我國舊時文人，很在乎周圍，應該有誰，應該沒有誰，是很在意的。“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劉禹錫先生追求的就是這種精神勝於物質的周圍。房子雖然陋，境界相當高，在他心目中，澄清周圍的質素，保持一定的格調，誰到我這裏來，我到誰那裏去，要有一點考究。
《世說新語·排調》：“嵇（康）、阮（籍）、山（濤）、劉（伶）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複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複可敗邪？’”又，《世說新語·簡傲》：“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錘不綴，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
阮籍對王戎的不歡迎，嵇康對鍾會的不搭理，除了情緒成分之外，也有一種保持個人周圍純淨的意圖在。這種中國人追求百分之百的潔癖，也是從漢代黨錮之禍，到明代東林之爭不斷發生的原因。一旦到了絕對化和極端化的時候，清流濁流，就會絕對的涇渭分明。不但不往來，不應對，不為伍，不通婚，甚至不坐在一條板凳上。
南齊的一個倖臣紀僧真，有士風，但非士族，很遺憾，也很痛苦，他已經給自己兒子娶了一位出身華族的女兒，門望有所改善，還不滿足。向齊武帝提出來，要求改變一下本人的周圍狀態。皇帝感到為難，卿要做什麽官，朕可以給卿，但卿定要做士大夫，卻不是朕說了算的。卿不妨去找一下江教吧！《資治通鑒·齊紀二》記了一段他去拜訪江教的經過：“僧真承旨詣敎，登榻坐定，教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紀僧真本打算敦請這位文化巨擘，給他一個麵子，名列士林，能夠參加筆會，哪怕掏腰包補貼一二，想不到那位老作家還挺古板，叫傭人把胡床，挪得距離來訪者遠些，不願沾他的邊。看到這裏，他也就沒了興頭，垂頭喪氣地走了。
因為記史的官，自是士大夫無疑，所以，對一心要擠人知識分子行列的紀僧真，以一種嘲笑的口吻，來講述他的故事的。但我覺得這位先生提高個人周圍文化檔次的努力，值得尊敬。要是中國曆史上所有大老粗出身的幹部，都有這份進取之心，中國肯定早就大為改觀了。他沒有打皇帝的旗號，硬逼著人家認可他是文學的行家裏手；也沒有通過上級指定的辦法，混跡文壇，要指導作家。即或說他附庸風雅，企慕高尚，也沒有什麽好笑的，總比鐵定一顆心去做貪官汙吏、奸臣賊子強呀！他希望從此可以使自己的周圍，多一些知書識禮之人，博學宏儒之士，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難道有什麽不妥麽？
但許多人，包括一些智商不低的作家，也未必有紀僧真先生這份自覺。一旦成為這個瓶子裏，個兒最大，分量最重，自我感覺最好，誰也不能與他抗衡的蚯蚓。他不想聽讚美詩，也不行了。“你真棒，你真了不起，你寫的傳世之作，讓我等歎服，你即將不朽或已經不朽的傑作，驚天地而泣鬼神，大師已經現世，讓我們頂禮膜拜吧！阿門……”周圍全是紙糊的桂冠，廉價的高帽，溢美的言詞，恭維的唾沫，好開心，好神氣，好威風，他還想跑出瓶子這樣的周圍嘛？我看未必了。
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裏，寫到一個叫康迪斯基的人。他告訴海明威：“我現在買不起新書，但我們彼此可以隨時交談。談話，交流思想，這是多麽有趣的事！我們在家裏什麽都議論。簡直是無所不談。我們的興趣廣泛。從前，在我們有一塊耕地那個時候，我一直訂閱《橫斷麵》雜誌。這使得我們感到自己屬於、躋身於團聚在《橫斷麵》周圍的顯耀人物之列，我們很想能夠與這些人物交往，假如這種可能性完全取決於我們的意願的話。”
從短短幾句流露出優越感的表白裏，這位鄉願的麵目輪廓，也就烘托出來了。他比咱們南朝的那位紀僧真，自覺性差得太遠，紀先生不滿足於周圍，因而要求改善周圍，這個洋人卻滿足於周圍，怡然自得於周圍，也就不想改善周圍。顯然，這也是鑽進了瓶子裏以後出不來的必然心態了。
我不知道海明威挖苦的瓶中蚯蚓，在我們這塊文學土地上有還是沒有？
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寫到這樣一個細節：“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由此可見，不知周圍之廣，世界之大，樂在瓶中，自鳴得意者，是古已有之的現象。所以，多少年來，固步自封而自視甚高，狹隘排斥而自大成癮，孤芳自賞而自怨自戀，井底之蛙而自我封王，諸如此類形形色色局限於瓶子裏的文壇人物，大概不會沒有。否則，我們這塊文學沃土上，早就該有海明威那樣震撼世界的大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