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努斯（Janus）是羅馬神話中的兩麵神，他的腦袋長有前後兩副麵孔，同時看著兩個不同的方向，如同俄羅斯國徽上的雙頭鷹，一頭看著東方，一頭看著西方。一說他的兩副麵孔，一副看著過去，一副看著未來。這種駢合體的圖騰崇拜，屬於西洋文化的特有現象，在古羅馬的錢幣上，就刻有雅努斯的雙麵形象。這是個不錯的神，在羅馬神話裏，他是天宮守門人，每天一早把天宮的大門打開，讓陽光普照大地，黃昏時分，再把大門關上，於是，黑夜就來臨了。同時，他還是司農業、文藝、建築、造船、鑄幣、陸地旅行和航海的神。
英國作家斯蒂文生的小說《化身博士》，書中的主人公傑克爾就不同了，他是個受人尊敬的醫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和淵博的學識，他為了探索人們內心的善與惡的不同傾向，發明了一種藥，並在自己身上做試驗，從而創造出名叫哈第的化身。這個化身，是個不折不扣的壞蛋，尋歡作樂，恣意行事，胡作非為，害人致死。於是這位博士，便成了集好人與壞蛋於一身的兩麵派。最後惡的哈第壓倒了善的傑克爾，傑克爾無奈，隻好在警察到來之前，開槍把自己打死。
當然，這是小說情節，現實生活裏那些當麵握手，背後踢腳，口是心非，落井下石的兩麵派，才不會這樣結果自己，真要死，也要拉個墊背的。所以，兩麵派和兩麵性不是一回事，凡是社會人，都有一點兩麵性，都可以“一分為二”。但有兩麵性，不等於就是兩麵派。可兩麵派，必具有相當嚴重的兩麵性，不過，“合二而一”得非常完美，一下子分辨不出來罷了。
我已經活了幾十歲了，在漫長的歲月裏，有“幸”多次領教過這類“口蜜腹劍”、“笑裏藏刀”的“朋友”，謝謝他們的“關照”，使我當過二十多年的“右派”和其他各種政治運動的運動對象，差一點被整死，然而並沒有死，也實在令他們失望。盡管如此，一提兩麵派三個字，杯弓蛇影，還要心驚肉跳的。
這些“朋友”，看來是緊緊地擁抱著你，親密異常，其實卻在你的腰眼裏，捅進去結結實實的一刀，而且他還微笑著，臉不紅，心不跳。這比當麵鑼、對麵鼓的批判、鬥爭、檢舉、揭發，觸及靈魂乃至觸及皮肉，拉到批4會上去坐噴氣式，更可怕。因為你毫無戒備，猝不及防，這一刀常常是致命的。
當我明白這些用別人鮮血染紅自己頂子的“朋友”，笑容背後的歹毒，那絕望的痛苦，馬上乘以二，乘以十，覺得薩特所說：“他人即地獄”的話，有深意存焉！
然而有什麽辦法呢？隻要有人群，就有兩麵派，就有人腰裏挨刀；有人腰裏挨刀，就有兩麵派封官晉爵；有兩麵派封官晉爵，就會鼓勵更多的兩麵派產生。這種惡性循環，於亂世尤盛，這和鬼子來了，漢奸則多；運動來了，嗜血者便亢奮，是差不多的道理。回顧中國文學史，古往今來，吃這種“化身博士”的虧而倒黴者，豈止你我，還有數不勝數的同行，甚至為之殺頭送命，而永劫不複的呢！
由於讀到林賢治先生題名《兩個顧準》的文章（《南方周末》1998年2月6日），便不禁想起羅馬神話中的雅努斯的兩麵性，和《化身博士》中的傑克爾的兩麵派，孰是孰非，自然會生出不少感觸。
早被遺忘了的顧準先生，近年來忽然成為名人，成為紅人，成為養活書商的“搖錢樹”，成為不談顧準如過孔廟而不拜，有褻瀆之嫌的摩登聖人，恐怕是他生前所未料及的。中國人之追星族，要瘋狂起來，連美國歌星傑克遜的崇拜者，也甘拜下風。陳寅恪紅了一把，顧準又紅了一把，還有幾位健在的老先生，也頻頻出鏡，亮相作秀，忙得不亦樂乎。按說，學者是在書齋裏做學問的，用得著像流行歌手那樣一波一波地造勢嗎？我不知道這些活著的老先生，和已經作古的老先生是如何想的？
林先生說：“每讀《顧準文集》，都為作者的求索精神所感動。其中，題作《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長篇筆記，疑雲密布，火光四射，特別富於思想批判的力量。”“在一個黑暗而沉默的年代，敢於讓自己發出聲音，這是極難得的。”“國外有人稱顧準為中國五十年代以來唯一的思想家，這大抵是合適的。”
接著他不無遺憾地宣稱：“及至翻開《顧準日記》，卻吃驚地發現，這裏竟然存在著另一個顧準——完全不同的顧準。”這個不同的顧準，究竟是《化身博士》中的哈第先生，還是雅努斯的另一麵呢？就頗費我們斟酌的了。
《顧準日記》，與先前問世的那本《顧準文集》一樣，也是一部洛陽紙貴的暢銷書，正當令，老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一聽到“排行榜”這三個字，就會想起歌星。我不知書商們還能從顧準這座礦井中，挖到什麽寶藏？但老先生地下有靈，對於自己老被書商當作油頭粉麵、齒白唇紅的小歌星耍，未必會那麽開心的。
對於這本日記（特別是“息縣日記”部分），林的文章斷然認為“（顧準的）立論，顯然不是獨立思考的，而是奴隸主義的；雖謂日記為‘私人話語’，實則是官方話語的複製。同為《日記》與《文集》的作者，彼此相距之遠，簡直不可思議”。使得他忍不住著文加以剖析，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兩個顧準》。
其實，一個人的兩麵性，在特定的環境裏，被外在力量的壓迫扭曲下，出現強烈反差，事屬正常。無論這位抬捧到峰巔地位，譽為“中國五十年代以來唯一思想家”大名的顧準，還是庸庸碌碌甚不成氣候的小兒科如你我，都是那位天宮守門人雅努斯，具有兩張不同的麵孔。或美與醜，或善與惡，或是與非，或真與假。不過組合在一起的時候，在比例上，有可能好的一麵明顯些，壞的一麵模糊些，也有可能白的一麵淡化些，黑的一麵突出些的不同而已。人世間，不存在一個盡善盡美和全是全真的完人，這位時下常在榜上，當紅歌星似的“唯一思想家”，也不例外。
他在息縣五七幹校寫出來的這部日記中的奴隸語言，使我們看到他的不大幹淨的一麵。如同宇宙探測器，飛到了月球背麵，發現那裏竟是永久的黑暗一樣，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正如黑格爾所言“存在，便是合理的。”顧準不是聖人，也不是外國人別有用心的吹捧，“五十年代以來唯一的思想家”，他不是嵇中散，不是李卓吾，甚至也不是金聖歎，一個不可能不懾伏於權力，膺服於棍棒，低頭於小將，永悔於原罪的中國知識分子。若沒有這一點軟弱，隻有一麵性，而無兩麵性，反倒是件怪事。
我看到過許多我認為不會腿軟的老革命，撲通一聲跪下來；我見過許多我相信不會告饒的老同誌，磕頭如搗蒜地懺悔；我也目睹過我景仰的一些前輩，怎麽毫無尊嚴地被革命小將戲弄，讓他爬就爬，讓他叫就叫，讓他罵自己就罵……這些發生在“十年浩劫”裏的事情，已是塵封的記憶，自然不會寫進當事者的日記裏的。
所以，日記的特點，是真實。一是言為心聲，思想的真實；一是親見親聞，感知的真實。但一旦發表出來，這真實性就要打折扣了。生前公布的日記，如此；死後出版的日記，也如此。除非你的敵人要出你的洋相，越臭的事，才越樂意端出來。否則，為賢者諱，總是要遮遮掩掩的。
魯迅先生在《馬上支日記》的序言裏說過：“吾鄉的李慈銘先生，就是以日記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麵。……那日記上就記著，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抄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派，但若有誌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卻不妨模仿著試試。”因此，中國文人的日記，無非兩種，一種是他所說的“日記的正派”，是給自己看的，假的東西少；一種是李慈銘先生這種寫給別人看的，真的東西便不大會多的了。
這樣，為自己記日記，肯定小胡同趕豬，直來直去，無須什麽顧忌。而為別人記日記，標榜的卻是自己，就要在乎別人眼中的自己，怎樣描畫成自己所希望的樣子，就難免要在日記裏，撇清矯情，文過飾非，裝腔作勢，搔首弄姿。於是，說一些違心的話，說一些好聽的話，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林文指出：“這個顧準，熱烈謳歌‘**的勝利成果’，對當時包括整黨建黨大批判在內的‘鬥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他幾次提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對‘經過**的洗禮’的中國社會進程充滿信心，‘一打三反運動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行見社會秩序將趨於十分整齊嚴肅，如此抓革命之後，生產躍進必將開創新紀元，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1975年前五年，將是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則是十分可以肯定的。’”
從顧準對於文革中種種倒行逆施的讚揚之詞，肯定之語，謳歌之意，鼓舞之心，與紅衛兵，與造反派，與軍工宣隊，使用同樣的文革語言，保持同樣的宗教感情，不禁懷疑，是文集中閃爍智慧火花的那個人麽？因此，這如果是一本私人日記的話，至多說明他隻是一個“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而若是“欲人知”的日記，則完全是唯恐站錯隊的表態，對他所在的五七幹校革委會立正效忠而巳。如果寫這種東西也能稱作“思想家”的話，倒毋寧說是對於思想家的褻瀆。
林文指出：“對於一個‘右派分子’來說，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帶有雙重的懲罰性質。五十年代末，顧準對此有過思想上的抵製；但到此時，他把此前的種種腹誹和異議，都看作‘稀奇古怪的變化’而徹底拋棄。他愈來愈明確地否定‘勞動懲罰論’，把勞動改造同世界觀的改造結合起來，他寫道，‘最大的收獲是從此要夾緊尾巴做人，蓋學習班所獲結論為決心繼續革命，此次批判會則是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與敵人，兩者並不相反，其實相成，既然衷心認識這一點，此後自當切實做到，也必能切實做到也。’又說，‘從此以後，我要以罪人和敵人的贖罪心情，繼續革命下去，這一點覺悟十分重要，此後決始終不悔。’”
假定這番表示，是顧準先生當時真實的懺悔之情，那就忍不住要問，一個“夾緊尾巴做人”的人，一個心靈上受到宮刑的人，能與“思想家”劃一等號嗎？如果係違心之言，一個真正有學術人格的學者，有必要把自己鼻子抹塊白，扮演一個醜角嗎？
林文還指出：“**開始以後，‘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輸出‘革命’，自詡中國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顧準深受這種大國沙文主義的影響。他認為，世界正在進入‘主要傾向是革命’的新時代，‘在全世界麵前宣告亞洲是世界中心，唯有中國才能擔當起來，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曆史地位的一個側麵。’他臆想世界將如何‘以中國為中心而活動’，作了一番頗具英雄主義色彩的描繪：‘鬥贏美國，迫使美國承認敗局……使我成為小國和大西洋諸發達國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時在這種全勝的鼓舞下加速經濟發展，以便在十年十五年中超過日本，在再長一點時間內超過美蘇，如此功業，彪炳千秋，在我國曆史上秦皇漢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項背。’”
這種“狂熱的氣概”，是每個經曆“**”的人，都還記憶猶新的事。那時，許多被蠱惑起來的無知之徒，真傻不唧唧地相信，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受壓迫，也傻不唧唧地興奮過，發瘋過，擎著紅寶書，要去解放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吃著麵包、抹著黃油、喝著咖啡、嚼著牛排的被剝削大眾。雖然自己一年到頭才吃到一把花生米，但革命熱度燒得很高，以至於胡言譫語。可對這位“思想家”來說，有必要參加到這支發燒友行列裏來嗎？說他天真呢？還是裝蒜呢？不知九泉下的顧準先生作何想了？
所以，顧準日記，特別是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的“息縣日記”是一本欲人知，又畏人知，實際上還是希望人知的日記，當無疑問。很顯然，在抄家成風的“文革十年”中，經過洗劫性的輪番搜査，再加之掃地出門，雙手空空，關進牛棚，身無長物，這位名人任何可疑的物品，若有蛛絲馬跡，是逃不出紅衛兵、造反派、工軍宣隊、專案組、群專隊、鬥批改小組、文攻武衛指揮部，以及清理階級隊伍辦公室的“火眼金睛”的。那麽，這本日記理解為一種障眼法，或許更合乎情理。那些違心的、虛假的、討好的、言不由衷的一切，都是可以諒解的，屬於顧準先生“仙人摘豆”式的戲法，哄那些智商不高的“文革”英雄，倒有很大可能。
把話說回來，每個人都有“雅努斯”兩麵性，慷慨激昂與心虛膽怯，從容大度與軟弱卑瑣，剛直不阿與委曲求全，“二十年又是一條漢子”的視死如歸，與“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貪生怕死，都會同時在一個人身上存在。為了生存，為了活命，苟且偷安，用心良苦地寫出這種李慈銘式“欲人知”的日記，應無大礙。他並沒有想到“身後”會出版，讓書商的荷包鼓起來。當時，倒真有可能是想讓那些“奮起千鈞棒”的“文革”“金猴”們看的，若從這個意義考慮，更不應該受到指責了。
隻有理解“雅努斯”現象的必然，才能解釋一個人的悖謬行徑，扭曲心態，以及自我分裂的雙重人格。不過，無論怎樣的求全責備，顧準先生能在屈辱的精神牢役和沉重的勞動懲罰之中，艱難求生的同時，還能薪水相傳，筆耕不綴，皓首窮經，著書立說，是值得敬重的。這使我們想起公元前一世紀，關在蠶室裏，一麵服刑，一麵養傷，一麵寫作《史記》的司馬遷，幾乎有著相類似的境遇。
公元前的司馬遷，與“文革”中的顧準，其實都是雅努斯！用史聖來詮釋這本日記的作者的苦衷，正是說明後來人其實懂得，應該如何曆史地、辯證地去理解前人走過的路，以及他在某個時期寫出某些作品，而從中汲取教訓。
現在已經無法知道，漢武帝劉徹對司馬遷施加的這種極其殘酷、極不人道的宮刑，將這位大師摧殘到何等悲慘的程度？但從他給任安的信裏，可以看到那份難以言狀的悲憤，“故禍莫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他哀歎地說：“仆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因此，對司馬遷造成的心理壓力，精神傷害，要比“文革”中戴高帽遊街、噴氣式挨鬥、大字報糊門、陰陽頭掃地的文化人，肯定要痛苦一萬倍。
“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這種淒慘的哀鳴，事隔千秋，讀來猶令人感到心靈的震撼。
在《報任安書》裏’司馬遷把一個人受到的侮辱，分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而統治者本可以賞他一刀，給個槍子，或令飲鳩自殺，或使懸梁上吊。不！非要將他關鍵部位割掉，放在暗室裏活遭罪。
這種讓人犯受到最大羞辱，還要長期加以折磨的惡毒辦法，也是後來“文革”期間，革命小將無師自通，用來折騰像顧準這類知識分子的一貫伎倆。而那時最常聽到的把誰誰誰搞臭的這一個“臭”字，尋根覓源，在某種程度上，沒準倒可能是古代宮刑餘風的再現。“宮刑”又名“腐刑”，就因為受刑後的創口，沒有迅速消炎的青黴素、頭孢等藥品予以治療，久久不能愈合，化膿潰爛，那就必然腐臭不堪了。這種讓你臭，而不讓你死的懲罰，是中國曆朝統治者足以把知識分子整得魂飛膽喪的毒招。
然而，“沉溺縲絏”的“刑餘之人”，“身殘處穢”於“檻井之中”，司馬遷還忍不住要在一片片竹簡上，繼續爬格子的遊戲。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很難說得通的愚順性格，幹什麽？幹什麽？已經把你擠到一個徹底絕望的死角裏了，你還起個什麽勁呢？你還要表什麽態？效什麽忠呢？既然漢武帝不把你當作家看，甚至不把你當人看，從身體的宮刑，一直到心靈的宮刑，都讓你領受個夠，還給他寫什麽勞什子？這也是《顧準日記》中，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有必要在五七幹校裏，作那種對“大好形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歡欣鼓舞狀嗎？
司馬遷的“雅努斯”現象，比顧準更而甚之。一方麵，在《報任安書》中，“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時，他是一個絕對自信的精神上的強者，沿著曆史巨人的足跡，九死無一悔地要完成這部史詩的雄心，真是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但在一方麵，那一口一聲“主上”聖明的可憐相，饒是打了你的屁股，還說主上打得對，謝主龍恩，已經把老兄你整得“身殘處穢”，“重為天下觀笑”，還用得著表現什麽“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嗎？一個作家，戴著腳鐐跳舞，隻求作為奴隸船上的一員而滿足，如果這樣自輕自賤的話，除了低三下四、臣罪當誅以外，還剩下什麽呢？誰讓司馬遷把自己定位於“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的下三爛之列。這和顧準“夾著尾巴做人”論，懷著原罪感，如墜阿鼻地獄的自贖意識，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一切，都說明文人身上的“雅努斯”現象，勢所難免，是件沒有辦法的事。
如果我們聽一聽恩格斯對於歌德的評價：他“有時是偉大的，有時是渺小的；他有時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是拘謹的、滿足於一切的、狹隘的小市民”。就會明白沒有必要回避，也無須諱言，每個人心靈上的“雅努斯”現象。
應該說，有兩麵性，並不可怕，隻要正視，是不會成什麽問題的。但兩麵派，對不起，那就不敢恭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