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蔣介石調集三十多個師的兵力，氣勢洶洶地分三路向中央蘇區發動了大規模的第四次“圍剿”。敵人趁我主力部隊在北線進行建（寧）黎（川）泰（寧）戰役之機，集中兵力向我力量薄弱的南部蘇區步步進逼。鄧小平從當時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出發，摒棄與強敵正麵交鋒，搞“堡壘對堡壘”、“拚消耗”的錯誤做法，領導會、尋、安三縣軍民堅壁清野，以靈活機動的遊擊戰術和遊擊性的運動戰，來有效地阻擋敵人的進攻。然而因敵我力量對比過於懸殊，尋烏縣終告失守。這就是所謂的“尋烏事件”。此時擔任會昌中心縣委（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個縣）書記的鄧小平因此被戴上了執行“對革命悲觀失望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的帽子，受到一係列不公正的對待和鬥爭，許多幹部群眾也受到牽連。
本來，在當時極端艱難的鬥爭環境中，由於敵我強弱等客觀情況的變化，某一城池的得失應是正常的。所謂的“尋烏事件”，何以會成為一場黨內鬥爭的導火索呢？這還得從頭說起。
早在一年多前，臨時中央便提出要把“取得中國革命在幾個主要省份（湘鄂贛皖）的首先勝利”，作為目前一個時期的中心任務。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後，“左”的冒險主義方針，便更加全麵深入地貫徹推行起來。為此，他們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不僅把毛澤東一係列正確的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主義”，將毛澤東排擠出對紅軍的領導，而且在組織上采取宗派主義的手段，把讚同毛澤東的意見、反對“左”傾政策的人一律劃為“毛派分子”，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鄧小平和當時任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羅明，就成為他們集中火力進行批判鬥爭的兩個靶子。
麵對數十萬敵人的凶殘進犯，麵對自己同誌的批判鬥爭，鄧小平心情格外沉重。但他沒有後退半步，而是旗幟鮮明地進行了堅決抵製和鬥爭。在當時，這樣做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1933年2月，在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上，公開點名批評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人，開展了對他們直接的批判和鬥爭。鄧小平被撤銷了會昌中心縣委書記的職務，並被勒令進行檢查。
?搖一陣陣雷聲從遠處隆隆傳來，透過小小的窗口往外望去，屋外已是陰霾蔽日，山雨欲來。鄧小平更感悲憤填膺，憂心如焚。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倒算不得什麽，重要的是黨、紅軍和蘇區廣大人民群眾將要受到的衝擊，常常使鄧小平憂慮不已。大敵當前，豈能如此地盲目冒進，豈能如此地壓製黨內不同意見，鬧得人心惶惶！
鄧小平再也忍不住了，他在名為“申明”自己“錯誤”的“檢查”上奮筆直書，從自己親身經曆的百色、龍州起義，到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從瑞金土地革命的開展到所謂“尋烏事件”的發生，從理論到實際工作，曆數教條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的危害，闡述和證明毛澤東主張的正確。
這樣的一份所謂“檢查”，自然隻能招來更加猛烈的指責和批評。中央局機關報《鬥爭》上刊載的一篇題為《試看鄧小平同誌的自我批評》的文章，指責鄧小平立場依然未改，強令鄧小平必須徹底坦白自己的錯誤。
麵對高壓，鄧小平表現出一個真正共產黨人不顧個人安危，勇於堅持真理的可貴品格。他不僅沒有按照“左”傾領導者的意願違心承認所謂的“錯誤”，反而更具體地申明自己所一直堅持的觀點和做法，對強加在自己頭上的不實之辭逐一進行駁斥。
這一切更加觸怒了“左”傾領導人。他們進一步發動了對鄧小平等人的批判和鬥爭。1933年5月5日，在臨時中央和中央局派員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總結會上，通過了《江西省委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同誌二次申明書的決議》，對他們四人作出了組織處理。鄧小平受到“黨內最嚴重警告”的處分，被撤銷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到寧都七裏村進行“勞動改造”。
盡管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鄧小平始終沒有屈服。他沒有悲觀、沉淪，沒有懊喪、怨天尤人，而是胸懷坦**，樂觀向上。他對前來看望自己的同誌說：“中央和省委剛開過會，把我打成‘毛派分子’的頭子。”說到這裏，鄧小平不以為然地笑了起來。這笑聲中雖不無苦澀的味道，但鄧小平在稍作停頓後，又堅定地說：“我兩次都據理申辯自己的觀點，不管受到怎樣的批判和鬥爭，我始終堅信我執行的是完全符合當時當地實際情況的正確路線。這一點，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改變！”
在當時那種極其艱難的環境下，鄧小平始終堅持真理，堅持正確的主張，忍辱負重，繼續履行自己作為一名共產黨人的義務，一如既往，他在革命鬥爭崎嶇而艱難的道路上奮鬥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