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曆經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與曾國藩等同被譽為“中興名臣”，死後，慈禧竟下令在其立過“功”的省份和京師設立專祠，享有清代漢族大臣絕無僅有的榮耀。
一個漢族大臣，一個“失意政客”到最後成了滿清重臣，他的秘密武器是什麽呢？原來他奉行的生存之道便是：抱緊大樹好乘涼。早年他曾拜曾國藩為師學習“義理之學”，得中進士授編修步入仕途。後又直接投靠到曾國藩門下當幕賓，在老師的推薦下升官發財步入青雲。
李鴻章青少年時代，正是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動之時。1840年英國用鴉片和大炮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古老的中國封建社會開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渡。他在這個時候惟一的意念，是追隨其父走科舉成名之路。於是李鴻章便投到曾國藩門下受業，講求義理經世之學。曾國藩在這方麵研究多年，並以此“勸戒後進”，李鴻章受業門下，獲益匪淺。曾國藩對李鴻章亦十分器重，謂其“才可大用”。得到了曾國藩的鼓勵，李鴻章便於1847年春再次參加京師會試，中了進士。1850年，被升為翰院編修。
當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編修以後，李鴻章躊躇滿誌，意氣風發，展望未來，前程似錦。他本想設法接近皇帝，攀附權貴，沿著傳統的升官之路走下去，怎奈“生於末世運偏消”。此時洪秀全領導太平天國運動正轟轟烈烈地展開，對清朝構成極大威脅。
當時清朝的達官貴人和主要支柱綠營兵腐朽不堪，“文武以避賊為固然，士卒以逃死為長策”。正當地主階級現有當權勢力無力挽救危局之際，一股新的反革命勢力卻從地主階級中浮現出來，有些政治地位不高的漢族地主士紳“同仇奮義”，舉辦團練，協助清軍鎮壓群眾，屢建奇功。麵對這種嚴酷現實，鹹豐一麵用高官厚祿和嚴刑峻法來製止文官武將和綠營兵的潰逃，驅使他們繼續為清王朝賣命；一麵努力爭取漢族地主豪紳的支持，動員他們憑藉自己在本鄉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經濟和宗族勢力，“結寨團練”，“搜查土匪”，配合清軍鎮壓太平軍，並為此而在南北眾多省份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僚為督辦團練大臣。
於是李鴻章被清廷大臣呂賢基推薦回安徽原籍辦團練。他不得不以儒生而充軍旅。安徽的階級鬥爭同其他省區一樣激烈。抵達廬州的李鴻章，麵對這樣內外交訌的局麵，內心的震動是可想而知的。他雖然血氣方剛，有意大顯身手，力挽狂瀾，但怎奈自己無權、無兵、無餉，又係儒生從戎，對軍事一竅不通，因而展望前途，憂心仲仲。他隻好先入周天爵幕。
李鴻章隨同周天爵主要參與了兩次較大的絞殺撚軍的戰役。一次是鎮壓定遠陸遐齡起義。另一次是鎮壓多達4千餘人、活躍於潁州、蒙城、毫州交界地區的陳學曾、紀黑壯起義。
當李鴻章率練勇在淮南轉戰之際，曾國藩正在湖南編練湘軍(當時稱為湘勇)。曾國藩奉旨督辦團練之初，即以團練不足以“辦賊”，而綠營兵又不可用，決心“改弦更張”，創建一支新的軍隊——湘軍，同太平軍作戰。當時曾國藩準備將編練的湘軍與江忠源原有之楚勇合成一軍，計劃於第二年夾江東下，同太平軍作戰。不久，得知江忠源升任皖撫，隨即致書江忠源，向他推薦李鴻章：“李少荃(鴻章)編修，大有用之才，閣下若有征戰之事，可攜之同往。”與此同時，又致函李鴻章，將綠營兵之不可用，以及他在湖南編練湘軍的做法和意圖，告訴了李鴻章，要求他也能按照湘軍精神，“束以戚氏之法，精練淮勇，待“明年楚勇過境”，即與楚勇合為一軍，“以為四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聯防之計”，並告之江忠源現開府皖省，“求賢孔殷”，請李鴻章助一臂之力。
由於曾國藩的薦引，李鴻章回到廬州後，即應新任皖撫江忠源之請，在廬州西北30裏的崗子集，召集從舒城潰退的練勇600餘人，協守廬州。但由於江忠源城內兵勇寡不敵眾，不久廬州即被太平軍攻陷。廬州失守，江忠源自殺，這件事使得李鴻章在精神上受到了重重的一擊。他意識到靠這些有勇無謀的將士，是沒有出頭之日的，於是李鴻章決意投靠曾國藩，同時與父親文安兼收並蓄建淮軍。
1859年1月李鴻章終於由一個“失意政客”一躍成為湘係首腦曾國藩的幕賓，從此他的宦海生涯又翻開了新的一頁。曾國藩與李鴻章早就結下了師生之誼，曾國藩稱譽弟子為“偉器”，李鴻章敬佩其師如“神聖”。他倆既有相似的追求：撲滅太平天國烈火、維護清朝統治以期封侯蔭子、光宗耀祖；又有相互利用之必要，曾國藩希望借助李鴻章之才以成“大業”，李鴻章企圖依靠曾國藩援引以立功名。因而他倆一拍即合。曾國藩把李鴻章留在幕府，“初掌書記，繼司批稿奏稿”。李鴻章素有才氣，善於握管行文，批閱公文、起草書牘、奏折甚為得體，深受曾的賞識。曾國藩讚揚說：“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谘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李鴻章也竭力吹捧其師：“從前曆佐諸帥，茫五指歸，至此如識南針，獲益非淺。”曾國藩對李鴻章精心訓導，盡力雕琢，陶冶其誌氣，培養其才能。
1860年初，清廷基於“上下夾攻，南北合擊”太平天國的戰略決策，命令江南大營和湘軍分別圍困天京和“進攻安慶，分搗桐城”。太平軍為了擺脫兩麵作戰的不利局麵，采取了先救天京、後保安慶的方針。是年5月太平軍領袖李秀成、陳玉成聯軍一舉擊潰江南大營，隨即揮軍東指，挺進蘇杭。江南北大營本來是鹹豐與曾國藩矛盾的產物。鹹豐既要依靠曾國藩對抗太平軍，又不肯給他以軍政實權。鹹豐的計劃是湘軍出力，江南北大營收功。江南北大營的相繼覆滅，使鹹豐的如意算盤徹底落空。鹹豐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國藩來支撐危局，於6月初給他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的軍政實權。8月實授兩江總督。此間，曾國藩曾奏保李鴻章為兩淮鹽運使，黃翼升為淮揚鎮總兵，籌辦淮揚水師。清廷卻隻任命黃翼升為淮揚鎮總兵，沒有授予李鴻章兩淮鹽運使一職。李鴻章吃了一記悶棍，抑鬱寡歡，暗自嗟歎，隻得繼續留在曾氏幕中。
正當李鴻章出任兩淮鹽運使的美夢破滅之際，太平軍對上遊的湘軍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鉗形攻勢，分兵南北兩路，沿江西上，“合取湖北”，會師武漢，以救安慶。這次攻勢確實打中了曾國藩的要害。這時曾國藩除了遭致太平軍的環攻外，還遇到北上“勤王”和祁門內訌兩個棘手的問題。1856年英法聯軍發動侵華戰爭，即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9月英法聯軍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鹹豐在逃往熱河途中，命令曾國藩速派湘軍悍將鮑超帶兵北援。曾國藩一時舉棋不定，因為北援事關“勤王”，無可推諉，但又想留下鮑超所部對抗太平軍。他召集文武參佐討論對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種方案，結果多數人主張派兵入衛，隻有李鴻章力排眾議，說“夷氛已迫，入衛實屬空言，三國連衡，不過金帛議和，斷無他變”，而“楚軍關天下安危，舉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張“按兵請旨，且無稍動。”李鴻章認為英法聯軍業已逼近北京，“入衛實屬空言”，英法聯軍之役必將以“金帛議和”而告終。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聯軍，而是造反的太平軍。湘軍“關天下安危”，應把刀鋒對準太平軍。至於北援，應“按兵請旨”，靜待時局之變。曾國藩深受啟發，一麵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至，請於胡(林翼)、曾(國藩)二人酌派一人進京護衛根本”；一麵在實際行動上采取拖延觀變戰術。結果不出所料，11月便接到“和議”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
李鴻章雖然協助曾國藩度過了北上“勤王”的難關，但卻促進了祁門內訌。曾國藩早就指出：“徽畏外寇，祁憂內訌。”李鴻章對曾國藩駐守祁門一舉，向來持有異議。隨著太平軍環攻不已，祁門形勢日益艱險，湘軍上下要求曾國藩移師的呼聲高漲起來。李鴻章認為“不如及早移軍，庶幾進退裕如”，曾氏不從。李鴻章再三陳說，曾國藩氣憤地聲稱：“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李鴻章主要著眼於軍事，斷言祁門為“絕地”，不宜久留。當然，“膽怯”也確是他勸說曾氏“及早移軍”的動因之一。曾國藩並非不懂祁門在戰略全局上對湘軍毫無特別重要意義，他之所以駐守祁門，主要是做給令其督軍徑赴蘇常的鹹豐看的一種姿態。因而“誓死守”，“諸將皆諫弗聽”。李鴻章鑒於自己意見被拒和祁門奇險萬狀形勢，便憤然辭幕，離開祁門，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據說李鴻章途次曾走訪胡林翼，說明辭幕原委。胡氏語重心長地勸道：“君必貴，然願勿離滌生，君非滌生曷以進身?”李鴻章剖露心跡說：“吾始以公為豪傑之士，不待人而興者，今乃知非也。”李鴻章此時此地借故他往，使曾國藩極為惱怒，並得出了“此君難與共患難”的結論。胡林翼寫信勸說曾國藩：“李某終有以自見，不若引之前進，猶足以張吾軍。”曾國藩經過冷靜思考，認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於1861年3、4月間寫信給李鴻章，請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軍。李鴻章也未割斷與曾國藩的聯係，直接寫信勸說或請胡林翼代勸曾國藩從祁門“及早移軍”，“先清江西內地”。曾國藩敦促李鴻章出山，意在為自己羅致建功立業的助手。李鴻章環顧左右，也確信當今可資“因依”而“賴以立功名”者隻有曾國藩，因此捐棄前嫌，於7月13日趕至東流，重新投身曾幕。曾國藩“特加青睞，於政治軍務悉心訓誥，曲盡其薰陶之能事。”
[點評]
在自然界中有種叫“爬山虎”的植物，其枝幹纖弱柔軟，但卻能攀爬到與枝幹粗壯的參天大樹一樣的高度。其生存之道便是借別人之力顯自己之威。當自己的力量薄弱又沒有別的門路時，最好找棵大樹來依靠一下，惟有如此你才能有借機上位的可能。李鴻章就是找到了曾國藩這棵大樹才能順利走上仕途，為以後的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