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長工把第一塊切好的蛋糕放到康世恩的手中:“快吃,不吃好睡好怎麽能找出油呢!”
康世恩:“謝謝老將軍的關心。”吃完蛋糕,康世恩頓覺精神了許多。他本想補充一下石油部在鬆遼一帶做的先期地質工作,後來還是省去了,因為從分工而言,地質部對鬆遼的先期地質普查工作確實要比石油部多做不少,而且就技術力量相比,他們上有李四光、黃汲清、謝家榮這些大地質學家,下也有朱大綬、呂華、朱夏、關士聰、王懋基這些中堅力量,不用說像韓景行這樣最先勇闖鬆遼平原,在荒蠻的北大荒上能找到油砂本身就是功勳卓著的表現。鬆遼有沒有油,不僅僅是哪個部門的事,而是全中國包括毛澤東在內都關注的大事。過去美國人和日本人也都在鬆遼一帶做過地質普查工作,但結論是“鬆遼無油”。是李四光、黃汲清、謝家榮和翁文波等首先指出了“鬆遼有油”的理論方向,特別是陸相地層生油理論的產生對鬆遼盆地找油產生的理論影響功不可沒。
關於鬆遼油田——就是後來的大慶油田的發現問題上,曾經有過一場曠世的爭議,這個爭議到現在仍然沒有結束。到底誰的功勞大,恐怕沒人真正能說得清,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那就是大慶油田發現,並非靠的力學構造理論,而是大地陸相生油理論。
康世恩是學地質出身的,他心裏清楚,至少他清楚兩件事:一是鬆遼即後來的大慶油田發現的理論依據是陸相生油理論,這個理論的最早提出者是潘鍾祥教授和黃汲清先生。潘鍾祥教授死得早,又沒能參與大慶油田發現的具體工作,所以黃汲清和謝家榮及翁文波先生成為主要的陸相理論找油的實踐者和論著者。特別是他們在1955年1月20日召開的全國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上,商定的《關於1955年石油天然氣普查工作的方針與任務》中,就已經點明了鬆遼地區作為重點石油地質普查的對象,及一年後由黃汲清領導、翁文波等人參加的新中國第一份《中國含油氣遠景分區圖》,更加清楚無誤地劃定了鬆遼地區是中國未來找油的主要方向,這張《中國含油氣遠景分區圖》,現在隻有一份保存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裏。十年前在黃汲清臨終幾十天前我采訪過他,他給我講起此事,也明白無誤地證實:“我國東部幾個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當時地質部礦產普查委員會(簡稱‘普委會’)的直接主持下開始進行的。當時我作為‘普委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提出了把華北平原、鬆遼平原、鄂爾多斯盆地(即陝甘寧盆地)、四川盆地作為‘普委會’找油的四大重點地區。‘普委會’采納了我的建議,並很快做了部署,開展了工作。我的建議是根據‘陸相生油’理論(這一理論是我國地質學家潘鍾祥教授和我在40年代初期分別提出和發展起來的)和我的大地構造觀點並結合我國多年來的地質工作實踐而提出的。這一曆史事實是‘普委會’廣大幹部、技術人員都知道的。在這之後,我又編製了《中國含油氣遠景分區圖》,把上述四大地區用橙紅色明確圈出……”(引自黃汲清於1978年1月11日寫給鄧小平的信)。其實關於黃汲清運用大地構造理論,最早肯定我國包括鬆遼等平原有石油的曆史記載在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石油》一書的第162頁有這麽一段話:“從瑞士留學回來的黃汲清是我國最早涉及石油領域的地質學家之一,他在1935年就指出:‘據大地構造學理論,我認為中國的東北、華北、西北和西南地帶都有可能儲油。’”科學理論的先導作用的意義我們不用多說也會明白,因而曆史和後來的實踐都證明了鬆遼(即大慶)油田的發現,毫無疑問是與黃汲清、謝家榮和翁文波等老一批地質學家的陸相生油理論有著直接關係。在采訪黃汲清的同年,我又有幸采訪了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在提及發現大慶油田的理論貢獻時,翁文波先生非常明確地告訴我:陸相生油理論確實決定和指導了大慶油田的發現工作。
黃汲清和翁文波是新中國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地質學家,他們倆人關係之好,除了共同的事業追求外,還有一層非常深的特殊關係:黃汲清的恩師之一是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灝,而翁文波在1936年從清華大學物理係畢業時,在麵臨下一步學什麽做什麽時,得到過時任中央地質調查所代所長的黃汲清的建議,黃說你既然學了物理專業,就應該使自己具有世界水平的知識,到國外去學物探專業,中國地質事業前景很大,可物探的人才很少。翁文波後來真的考上了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的地球物理探礦專業,並且從此走上了報效祖國的物探事業。黃汲清和這位“老弟”在解放前的玉門油田發現中就並肩戰鬥過。新中國成立後,黃汲清最早身兼兩個職務:既是地質部石油地質局的總工程師,又是康世恩領導的國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術負責人。翁文波呢,是石油部勘探司的總工程師。黃汲清親口告訴我:他說如果不是因為當時自己是右派傾向分子,政治命運捏在別人手裏,又因中國地質科學院硬拉他去任職,他或許就是餘秋裏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
說到黃汲清和翁文波對鬆遼地質理論的貢獻,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還有兩個人必須著重提一下,因為他們對中國石油的貢獻和最後的命運反差極大。第一個是石油部第一任總地質師陳賁,這位為發現和開發玉門油田作過特殊貢獻、在新中國多處油田灑過熱血的傑出地質學家,正當他雄心勃勃為鬆遼油田準備大幹一番時,卻被打成了右派,隨後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監督勞動,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再度受衝擊的陳賁不堪恥辱,含怨於當年6月12日自盡於一間破落的小屋裏。另一位大地質學家謝家榮幾乎與陳賁的命運如出一轍,他是地質部的總工程師,也是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開始時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謝大師的妻子在丈夫離世不幾天也以同樣的方式告別了人世……那一幕令我們不堪回首。
康世恩另外還想講清楚的一件事則是我以前並不清楚的,那就是在地質部普查工作的同時,他所領導的原石油總局和後來的石油部地質工作者也一直在鬆遼一帶進行著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1953年,根據群眾報告,康世恩派出石油總局的宗丕聲、邱振馨等人到黑龍江尚誌縣進行過四次油苗調查。1954年,石油總局的張傳淦、陳良鶴和唐祖奎等人多次到遼寧阜新、吉林安圖和黑龍江依蘭等廣大地區進行過地質調查。這些調查同樣證實了這些地方有油苗、瀝青和油頁岩存在,對鬆遼盆地東部邊緣的地層和構造情況有了初步了解。從1956年開始,石油工業部的專家、領導以及部黨組成員或寫文章,或會議發言,或寫正式報告,紛紛呼籲把鬆遼盆地作為石油勘探的重點地區。比如,1956年1月,在石油部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石油勘探會議”上,康世恩就指出:鬆遼盆地是全國含油地區之一,“應即著手進行地質調查工作”。康世恩還在這個月的20日,特別給石油部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石油勘探大會專門寫了一份長達1?郾6萬字、起名為《在中國如何尋找石油》的信。這是他奉李聚奎老部長之命到蘇聯考察和學習了整整三個月、走遍蘇聯各大油田之後又結合中國地質情況而用心完成的一份具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找油指南”。同年2月,石油部黨組給中央的正式報告中明確提出:“鬆遼平原是可能含油地帶”,並將它列入石油資源的後備地區之一。3月,石油部黨組在給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的報告中提出了自己部門的具體戰略:爭取在二三年內,在華北地區(渤海灣盆地)和鬆遼盆地等地找到一兩個大油田。比如,1957年,石油部總地質師陳賁在當年石油部勘探會議上,作了《七年來勘探工作的經驗和今後的方向》的報告。其中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工作部署,就建議把鬆遼盆地作為五個重點地區之一,加強勘探力量。而就在這年初,石油部指示部屬的西安地調處組建一個地質綜合研究隊,專門負責鬆遼盆地的石油地質調查研究工作。這個隊被命名為116隊,由隊長邱仲健等7位地質人員組成。他們從1957年3月開始,冒著**雨與嚴寒,踏遍了東北地區的山山水水、沼澤湖泊。在北京和長春等地,日以繼夜地工作,廣泛收集了有關資料。經過反複的對比分析,終於得出了鬆遼盆地是含油極有希望的地區的結論,於1957年底,編製出了鬆遼盆地含油遠景圖,並提出了在這個地區開展地球物理勘探的部署和鑽探基準井井位的意見。
關於鬆遼前期發現的貢獻,有許多不同說法的“版本”,但這些千差萬別的“版本”中在一個問題上卻驚人地相同,即石油部、地質部和中國科學院三方科學技術人員的功績各有所長,誰也不能抹殺。而且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那會兒“三國”之間關係密切,不分你我,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為共和國建設盡快找出大油田,這才是他們真正想的事。“其他的事想都沒想過,也沒那個閑心想。”一位老石油人對我說。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大慶文聯李學恒先生的引領下,來到大慶石油管理局的一個職工宿舍,見到了坐在床頭的楊繼良老先生。楊是國家正式確定對“大慶油田發現”上作出傑出貢獻的23位科學家中石油部方麵名列第二的人。大慶油田發現初期,楊繼良還是個剛剛結婚不久的小夥子。40多年後我見到他的時候,他連話都不能說了,一張嘴滿口的口水從嘴裏流出——他在半年前中風了。再看看這位為共和國作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的家時,我心裏非常難過:老兩口住著也就幾十來平方米的舊房子,沒有任何裝修,瘦小的老伴——也是當年大慶找油的女地質隊員,每天靠發氣功給丈夫治病——看著老太太那麽瘦小,我直懷疑她發功能不能起作用,但她很自信,說一定能給楊繼良治好。想當年,這對小夫妻來到鬆遼時,孩子才8個月,為了早日找到油田,他們把孩子放在天津的親戚家,倆人便來到會戰第一線,而且一直分居了兩年多,那時會戰前線沒有房子可供家屬們住,這對會戰夫婦隻能各幹各的,見一次麵也隻有在指揮部開會的時候偶爾有那麽一點機會,同時又像幹地下工作似的找個地方親熱片刻。艱苦的歲月裏他們就是這樣度過。而今幾十年過去了,他們能夠日夜廝守在一起,但老夫妻倆卻過得如此清貧和艱難。
我感到意外和震驚的是,那天楊繼良老先生一聽說我請他談大慶油田發現的事後,竟然一邊流著口水,一邊一字一頓地對我清楚地說道:“大、慶、油、田、發、現,是、大、家、的、功、勞……”
麵對這樣的功臣,麵對這樣的功臣說的話和他眼下身處的境況,我們還能說什麽呢?在今天的大慶,我們除了可以到處看到“鐵人”王進喜的形象和“鐵人紀念館”、“鐵人廣場”、“鐵人村”等有形物體外,我們真的極少看得到當年那些為共和國建設作出卓越貢獻的人的任何痕跡。這意味著什麽?意味極其深遠。
我想起曾經有人說過這樣一件事:在一次大慶的城市改建工程中,因為施工需要,得把當年餘秋裏在指揮會戰時住的那個馬廄拆了。可有人建議這是“文物”得保留下來。事情傳到餘秋裏那兒,餘秋裏立即指示:不要留了,大慶有“鐵人”做紀念就夠了!
這就是共和國功臣們另一麵的偉大和崇高之處。看看時下某些領導幹部,事情還沒做出個樣兒,為自己樹碑立傳的“形象工程”倒是比比皆是。與老一輩革命家相比,我為今天的某些人汗顏。
我們還是把目光收回到何長工家的“國家會議”上吧。
餘秋裏看著康世恩狼吞虎咽地吃著尹大姐給的蛋糕,便把自己手中的那塊也給了他,又風趣地對何長工說:“老將軍啊,還是你這兒豐衣足食嘛!”
何長工笑:“現在你們石油部是餓了一點,不過等找到大油田了,你可別忘了給我們地質部一口飯吃啊!”
餘秋裏來勁了,站起身,嗓門大大的:“老將軍你記住,隻要咱們石油部鑽出了‘嘩嘩’流的大油田,我第一個請你吃紅燒肉!”
何長工瞪大眼:“噢,搞了半天你餘秋裏這麽小氣?就給一頓紅燒肉來打發我這個老頭子啊!”
餘秋裏立即改正道:“哪是一頓嘛!你老將軍什麽時候想吃,我就在石油部大門口恭候!不不,我讓康世恩同誌他們親自來接你和尹大姐到我們那兒去!”
兩位部長的“吃紅燒肉”之爭,惹得滿堂賓客哈哈大笑。
“吃紅燒肉”在五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國家宴上都是一種最好的菜肴,尤其是在南方。毛澤東喜歡吃紅燒肉,毛澤東和他的那些大半是南方人出身的共和國元勳們也都愛吃紅燒肉。獎勵一頓紅燒肉是他們那一代人之間的一句口頭禪。餘秋裏也不例外,且終身愛吃紅燒肉。
然而,鬆遼找油問題上的這塊“紅燒肉”並不那麽容易吃到。地質學家們已經通過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鬆遼平原存在石油資源,但再偉大的理論也隻是紙上談兵,見不到油等於是零。
餘秋裏和石油部的人要實現的就是把“大敵人”逮到手、把真正的“紅燒肉”夾進嘴裏。這不是一般的功夫。需要傾情傾力,甚至耗盡國之力。
金門前線的炮火自第一天開始後,美國和台灣島上的“老蔣”急紅了眼,美國人從中東調來了航空母艦,“老蔣”也四處招兵買馬準備跟毛澤東再次決一死戰。指揮人民解放軍和前線國防的彭德懷元帥其實此刻心頭也十分著急,其中原因之一是,從全國各地調運的軍隊和戰車每天都要吃掉幾百噸幾千噸的油。為此,陳雲副總理口袋裏的外匯連連吃緊,因此中央最後把目光不得不放在餘秋裏和石油部的身上。餘秋裏對這些情況比石油部的任何人都清楚,壓力因而也大得多。壓力大怕什麽?沒有壓力,國家不急需要石油,要你餘秋裏去石油部幹啥?不是重要的崗位,不是泰山一樣的重任,彭老總舍得把自己的愛將從部隊抽到地方上去搞工業?這哪是簡單的搞工業嘛!石油既是國民經濟的“血液”,也是現代軍隊的“血液”。彭老總清楚著呢!
餘秋裏也清楚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