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百思而不得其解。痛苦中,造反派對他的批鬥也因為“毛澤東有話在”而變本加厲。“打倒二月逆流黑將餘秋裏”的標語貼滿北京大街小巷。這時將軍的迫害已經殃及到他的家——夫人被不斷拉到石油部和計委機關,白天批鬥,晚上罰掃廁所。幾個十多歲的女兒也不時被拉去陪鬥,最後不得不讓她們分散寄養在好友家裏長達數年……“那時我們很長時間看不到爸爸,偶爾他半夜回家一趟,像地下工作似的不讓我們吭聲。隨後拿點東西便又匆匆走了,連句交代的話都沒有。造反派也不讓我們跟媽媽在一起。我們姐妹幾個隻好到處流浪,到處躲藏……”與我同齡的將軍女兒們說。
周恩來急了。一為將軍的生命安全,二為沒有將軍等人幫他支撐國家機器而急。“全國上下這麽亂,現在隻剩下連我才兩個半人在抓經濟,我算半個,李先念算一個,餘秋裏算一個,可你們還沒了沒完地批鬥餘秋裏,國家的經濟、企業的生產還要不要抓了?你們小將造反不也要吃飯嘛!”周恩來苦口婆心地一次次上造反派頭頭那兒或者批鬥現場去做說服工作。但林彪、江青和陳伯達暗中指使的造反派才不為此所動。“打倒餘秋裏”的口號和聲勢越來越大,北京各路造反派還專門成立了“鬥批批”聯絡站,即鬥薄一波、批餘秋裏、批穀牧,而且聲稱要鬥倒薄一波,必先鬥倒餘秋裏、穀牧。接二連三的批鬥,使得本來幹起工作不要命的將軍回到辦公室後連端茶杯的力氣都沒有。至於響徹耳邊的各地求救電話和雪片似的催促電報,他都無神回複。
“再不準參加批鬥會了!”周恩來終於忍無可忍了。
“他到現在連個檢討都沒寫嘛!”造反派跟周恩來糾纏。
“他身體不好。身體不好就寫不好檢討,給他們一些時間嘛!”周恩來既說了實情,又以高超的鬥爭藝術回應造反派。
“可我們知道餘秋裏一不批鬥他,他就忙乎抓生產……”
“他不抓誰抓?我把你們提拔上來能行嗎?”
周恩來嚴正駁斥。
這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焰火晚會。毛澤東也許出於某種考慮,仍然讓將軍和所謂的“二月逆流”的幾位老帥和譚震林等人都上了天安門城樓。
“上城樓也要打倒!”陳伯達一副無賴文霸嘴臉。
將軍不僅沒被造反派停止批鬥,而且不知何來的“楊、餘、傅事件”,使批鬥他的大會參加人也增加到了10萬人。這回“文革旗手”江青親自出麵聲嘶力竭地在高音喇叭裏誣陷將軍。但有一點林彪、江青和陳伯達之流是沒有想到的——他們反將軍更加猛烈,毛澤東卻再不曾發過話,相反在又一個“五一”慶祝大會上讓其露麵。1968年6月14日,毛澤東接見沈陽軍區、南京軍區讀書班的人,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擬的陪同接見名單中,有意不提將軍,想讓人相信“餘秋裏真的已經打倒了”。可毛澤東審閱時發現了,說:“還有餘秋裏嘛!”
將軍就這樣參加了陪同接見。奇怪的是在第二天見報時,一串長長的陪同接見名單之後,出現了這樣一行字:“還有餘秋裏等同誌”。顯然這是林彪、江青、陳伯達和張春橋一夥想的邪招,他們既不敢惹怒毛澤東,又用這樣的話把將軍打入“另冊”。
“還有餘秋裏”於是成了在報紙上持續相當一段時間的“新聞經典語”。有趣的是:在我采訪將軍家人,請他們談談“文革”中的經曆時,他們會不約而同地模仿著廣播員的嗓音,繪聲繪色地說著“還有餘秋裏”這句話。
這是極其耐人尋味和具有諷刺意義的。
其實“文革”十年中,我們的國家機器之所以還在運轉,靠的就是餘秋裏等人,而並非“還有餘秋裏”。然而“還有餘秋裏”這句話事實上也拯救了將軍的政治命運,當然與其說毛澤東說這話拯救了將軍的政治命運,還不如說晚年的毛澤東在政治上完全被林彪、“四人幫”利用而不斷犯錯誤之時,他並沒有忘記老百姓要吃飯穿衣這件事。“還要餘秋裏”其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這個。
“還有餘秋裏”,是“文革”十年和毛澤東晚年時期的一個特殊政治現象,有著深刻的含義。本身便足可以寫一本政治經濟學的,因為自大慶油田之後,是周恩來和將軍使“餘秋裏”三個字成為了中國和平建設時期的一種道路、一種方法、一種經驗和一種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象征。
“還有餘秋裏,”能讓一個人最高興,他就是周恩來。因為周恩來有了這話,就等於有了一隻左膀右臂。中共九大時,他推薦將軍進了中央委員。1970年正式任命將軍為國家計委主任。1971年林彪叛逃,毛澤東終於清醒了一些,對“二月逆流”作了徹底平反。壓在將軍頭上四年之久的大帽子也隨之被摘掉。
至此,中國在“三五計劃”五年裏,像艘失去航向的破船,在一次次觸礁碰壁之後,搖搖晃晃地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而它最終沒有沉沒,功當歸結周恩來的高超智慧和將軍等人對黨對國對民赤膽忠心,忍辱負重、硬挺著腰杆的鼎力輔助。
走訪當年與將軍共同在國務院和計委工作的顧秀蓮等“過來人”,我從他們嘴裏知道了許多普通老百姓及現有的曆史書上不曾記錄的事情:
比如像首鋼突然停產時,問來問去到底什麽原因時誰也說不清楚,眼巴巴地看著一個支撐首都經濟建設大廈頂梁柱的國有大企業癱瘓在那兒。是將軍親自跑到車間,從一個工人那兒得知是一隻老鼠鑽進了配電盤,造成短路燒壞了機器。原因找到了,首都的高爐重新燃起煙火……那個年代就這麽可笑。一個堂堂國家經濟“計劃總參謀部”的“總參謀長”竟要去幹這麽簡單的事,但當時還真得有人去幹哪!
當然將軍更多的是幹的大事。比如,大型企業出現混亂時,將軍及時向總理提出“必須用軍管”的形式保證正常生產。後來毛澤東采納了,這才使眾多主要的國家機器能夠得以運轉。軍管的初始是為了實現經濟運營目的,但後來的軍管深入到了政治領域與其他行業,情況就完全變了味。
將軍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刻,以自己在軍隊裏的關係和影響,通過“老戰友”們的“幫忙”,解決了多少地方的燃眉之急,這是外人所不知曉的。
還有一件事不能不提:“文革”十年中,石油戰線曾經一度被林彪、江青一夥煽風點火攪得極度混亂,如大慶油田武鬥造成的慘案觸目驚心,僅打死的就有一二百人。將軍聞訊後心如火焚,又一下想不出辦法。有一天周恩來滿頭大汗地找到他:煤炭上不來了,鐵路要轉不動了,工廠要停機器了,國防兵工廠也快關門了,得想個法子呀!總理問將軍:現在就得想法多生產點油了,有沒有辦法?
將軍是“石油元帥”,他一想說:在大慶油田開發初期,為了實現長期穩產高產,我們隻開發了薩爾圖油田,把喇嘛甸子、杏樹崗油田作為“大倉庫”留了下來沒開發。總理聽後大喜,說:為了保證北京、上海和遼寧等重點地區和一些重點企業的生產得以維持,隻有多燒油了。“立即開發大慶喇嘛甸子油田!”周恩來命令道。
好嘞!將軍接令後迅速通知石油部。而在這個時候,將軍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他要解放一批被打倒的石油幹部和石油專家們,還包括鐵人王進喜在內的許多標杆紅旗。
王鐵人在“文革”初期也是被整得很慘的,造反派為了打倒將軍,塗黑大慶紅旗,就把王鐵人打成是“工賊”、“政治大扒手”,甚至誣蔑他“亂搞女人”,目的是搞臭這位大慶標兵。批鬥王鐵人的大會聲勢也大,造反派說當年餘秋裏搞會戰、樹鐵人有萬人“誓師大會”,現在我們批判王進喜起碼也得這樣的聲勢。於是他們別出心裁,舉行了一個“打倒政治大扒手王進喜誓師大會”,在全油田設了一百多個分會場,要求油田職工盡可能地參加。王鐵人被造反派們戴上用鋼筋和套管管箍焊成的兩米多長的高帽子,站在三個疊起的方凳上彎腰九十度。高帽子又長又沉,造反派就讓時任石油部副部長、大慶工委書記的徐今強扶著。會上批鬥王鐵人時,造反派要他承認“十大罪狀”,承認“餘秋裏是黑後台”。鐵人不從,有人就上來把凳子踢倒,把鐵人從高處摔下來。如此慘無人道的場景,讓許多工人、家屬看不下去而流著淚悄悄退場。王鐵人也真奇,竟然沒死沒傷。事後有人問他是怎麽回事?王鐵人頑皮地笑笑,說:“當時我耳也聽,眼也看,特別注意警惕從哪一邊出來人踢凳子。他一踢,我就跳,防止把腿和腰摔斷了。我是鑽井工人,斷了腿和腰就不能為國家打井了。”瞧,多棒的中國工人代表!將軍得知王鐵人慘遭迫害的消息後,不時借機在總理麵前提及他。後來在周恩來的一再過問下,王鐵人被“看押”在解放軍的一個農場裏——實際上周恩來和將軍把他保護了起來。王鐵人也不愧是條硬漢子,他哪呆得住?趁解放軍看守不備時,悄悄跑回了油田。見鑽井工們都停工了,著急啊!於是他一個井台一個井台地給工人老哥們講不能停產的道理,使多數鑽機重新恢複了生產。然而造反派是不甘心的,他們煽動部分職工繼續停產“鬧革命”。這期間大慶一片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事故頻繁發生(有一年曾發生過化肥著火,一次燒死一百多人的慘案。而且一向穩產高產的大慶油田發展到1970年時竟然全年第一次欠產18萬噸沒有完成計劃任務。用當時主持一線生產的副部長唐克的話說,這是“齊天大恥”)。
大慶油田麵臨最危難時刻,鐵人隻身跑到北京。將軍穿針引線,鐵人見到了總理。總理說我現在忙得連身子都抽不開,你先向餘秋裏同誌匯報,一星期後我再見你。將軍那時一邊要被造反派揪出去接受批鬥,一邊要抓各地的生產,但還是專門抽出時間在京西賓館坐下來聽王鐵人的匯報。看著滿臉疲倦的老部長,王鐵人心如刀割,可又不得不把要說的事倒出來。
停產?大慶也要停產鬧革命?將軍默默地重複著王鐵人反映造反派們的話,緊鎖眉睫。
有個跟王進喜一起來的群眾代表情緒很激動地說:“現在全國都在鬧革命,我們大慶也應該跟上去!否則大慶就不是毛主席樹的紅旗了,工業怎麽學大慶呀?”
將軍一聽這,“噌”地從沙發上站起。他強壓心頭之怒,來了段難得的“黑色幽默”:是啊,停也不是不可以。咱們一起商量看看怎麽個停法?停止采油行不行?采油停了全國工農生產、部隊戰備沒油用,不得了!看來采油不能停!停注水?注水停了地下壓力補不上來,以後采油沒法了,看來這也不能停。供應部門停了行不行?可油田生產沒有物資怎麽辦?看來這也不能停。地下觀察停了?但這樣一來油田生產就不能及時掌握地下動態,這怕也不行。運輸停了?那我們靠什麽走路?這也絕對不能停……將軍以行家的口吻,一下說了十來個“不能停”,而且越來越激動,最後一個驚天動地的“不能停!”結束了此次談話。王鐵人從老部長那兒精神為之一振。幾日後,總理接見,更使他有了“尚方寶劍”。
回到大慶後的王鐵人帶著總理的指示,想把打倒和受迫害最重的“宋陳季王”(宋,宋振明,時任大慶工委副書記、會戰指揮部指揮;陳,陳烈民,工委委員,政治部主任;季,季鐵中,工委委員,武裝部政委;王,王新坡,工委委員,大慶指揮部副指揮)解放出來。於是他借傳達總理指示,動員軍管會召集了一個群眾大會,想借此順便讓受壓多年的“宋陳季王”幾名領導有個體麵的解放。哪知,會議一開始,造反派早已有所準備,他們不知從哪兒來的消息,說王進喜是謊傳周總理指示,結果給王進喜的“大工賊、大扒手、大流氓”前麵又多扣了一頂“大騙子”的高帽。會場上王進喜原本宰好的幾頭準備犒勞解放“宋陳季王”的大豬,現在造反派用來讓“宋陳季王”每人扛著遊街……看著幾位大慶領導汗流浹背、氣息喘喘地抬著豬崽低頭遊街的情景,王進喜想哭都找不到地方。
王鐵人做不到的事,將軍以其智謀做到了。在向石油部傳達以中央名義要求開發喇嘛甸子油田同時,將軍要求“宋陳季王”還有徐今強等幹部在“喇嘛甸子油田會戰中立功改造”——這是當時可能做得到的一種“解放幹部”的辦法。將軍自己不也是被總理這樣保護下來的嘛!
後來大慶油田又因為“文革”的幹擾破壞,出現“兩降一升”(即地層壓力下降、原油產量下降,含水量上升)的緊急關頭。懂行的將軍極其憂慮,他想到了張文彬——此刻的張文彬正在四川“靠邊站”。將軍通過老戰友、成都軍區司令員張國華,以工作需要之名,直接將張文彬調往大慶,讓其帶領一個工作組幫助扭轉油田生產的混亂局麵。後張文彬又奉命組織“東八三”管道工程會戰,將軍又將另一位石油大員秦文彩“解放”到大慶。正是這些將軍熟悉和信任的“老會戰”們重新拯救了危難的大慶油田。而像焦力人、孫曉風、李敬等石油戰線的中流砥柱,又何嚐不是將軍親自點名或者借助各種“需要”給調回領導崗位的?
將軍最想“解放”的一位老石油人當然是他的“老搭檔”康世恩。自勝利油田開發後,中央一直關注的江漢油田戰鬥序幕已經拉開。這是第一個規模相當的對“三線”距離最近的油田。
周恩來問派誰去最合適?
康世恩!將軍脫口而出。
又一個重量級石油人物解放了。新中國的石油事業盡管因“文革”遭受重創,但相比其他行業,是最幸運的一塊——它迅速得到恢複和重新起色。勝利油田的全麵開發、大港油田曙光初現、海洋石油戰鼓聲聲、四川汽油田成績不俗……石油工業重振雄風,支撐國家大工業一片天地。這是在民族危急時刻,石油人的這份貢獻更令人起敬。共和國永遠不能忘記這一頁曆史。
江漢石油會戰是一次參加人數達12萬餘人的和平建設大戰役,比大慶會戰還多出一倍人數。有人曾經批評說江漢油田是一次“人海戰術”。將軍嚴正地回答:不錯。我們搞的江漢油田會戰是人海戰術,但在那個全國各行各業幾乎癱瘓的年代,隻有石油人聽從中央命令沒有癱瘓,他們依靠自己的信仰和對祖國石油事業的一片真情,頂著政治風險在拚命工作。將軍沒有說出“人海戰術”的另一半意義:是他和周恩來、康世恩等人的智謀,借大會戰保下了石油戰線一大批優秀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石油部門因此在解放“走資派”、解放“反動學術權威”等方麵比其他部門早了七八年!
這是將軍的又一個不可抹去的功績。
晚年時期,有一次將軍在外地休養,被一群化工部門的同誌熱情地拉去做客。將軍一時摸不著頭腦:“我跟你們沒有什麽交情啊?”化工部門的同誌大呼“冤枉”,說:老部長啊,當年就是因為你留了我們這些人上石油會戰去了,才讓我們從“牛棚”裏提前出來了。我們才有今天施展才能的機會呀!將軍的臉上終於露出笑容:原來如此!
其實將軍他自己都不知道因為他一句“你們不要我要”的話,救了多少人的命運。我在大慶采訪時,有一天文聯同誌向我介紹一位“老文學愛好者”,叫梁崇真,今年64歲。老梁先生拿來他寫的兩本小說送給我,後來他聽說我正在寫將軍指揮石油會戰的事,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說你知道我跟將軍是什麽關係嗎?我說不知道。於是老梁就滔滔不絕地給我講了半天:老梁說他就是後任深圳特區市委書記的李灝的外甥,他父母都是烈士。他舅舅李灝後來當了穀牧秘書,與將軍的秘書李曄等很熟。老梁有些慚愧年輕時“不知天高地厚”,整天調皮搗蛋,誰也管不了他。1964年,餘秋裏得知後,對李灝說,你交給我,我來管他。就這樣,老梁就從廣東到了大慶會戰前線。經過將軍的幾番“**”,日後也成了有家有室的中層幹部。老梁歎言說,是將軍改變了他一生。不過老梁因為與將軍有這層關係,“文革”中也沒少吃苦頭,被打成“餘秋裏的小黑幹將”,受批鬥80多場,一關就是七個月。“因為沾餘伯伯的光而慘遭造反派的迫害我一點不後悔。上大慶油田之前我上餘伯伯家吃飯,開始以為到部長家能吃點什麽好東西,結果就一個炒雞蛋。打那以後我認定像餘伯伯這樣的幹部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所以日後我為他受點冤屈並不感到後悔。”老梁身上仍然有點知識分子的傲氣。
老梁告訴我,當時大慶會戰時期,像他這樣原本不思進取的“調皮搗蛋分子”,將軍他收了不少,後來他們都在石油會戰這樣的大熔爐裏得到鍛煉,成了國家的有用之材。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將軍在當石油部長和“文革”時期,到底接收了多少被一些人視為“破銅爛鐵”和“階級異己分子”,隻有將軍自己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這些人中有的後來還當上了部長級高級幹部。可將軍生前沒有對人說過,連他最親近的人有的也不知道。
“還有餘秋裏”的意義很深刻吧?就論這一點,毛澤東仍然同樣功不可沒。因為是他在關鍵時刻說了這樣的話。
列寧說:“判斷曆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曆史活動家有沒有提供的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這才是事情的本質。”(轉引自中央文獻出版社《周恩來的最後歲月》第38頁)
曆朝曆代的政治鬥爭從來都是殘酷無情的。但毛澤東作為一代曠世大政治家,他即便在做錯事時,也還留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尾巴”。中國今天之所以能有今天,這跟毛澤東在“文革”中沒有徹底地斷“尾巴”有關。“還有餘秋裏”是一例,鄧小平的命運更屬此舉。當然,如果毛澤東不發動“文革”運動,中國會有比現在更好的局麵。但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難免犯錯誤。毛澤東也是人,而不是神。
曆史之所以讓人回味和令人讀後充滿著驚心動魄,那便是因為它不平庸枯燥、不死水一潭。我們都願望能夠有永遠的鶯歌燕舞、一路春光的美好時代,可這也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在責備先人的缺陷與遺憾時,其實自己已經在犯同樣的或者更大的缺陷與遺憾了。
新中國的“三五計劃”始於將軍之手,卻毀於“文革”之中,但因周恩來、李先念和將軍、穀牧等領導人的苦苦支撐,除了1967、1968年全國性的混亂實在無法維持外,其餘年份生產形勢尚有發展。1969年,國民經濟出現扭轉下滑的局麵,工農業總產值為2613億元,比上一年增長18?郾1%。1970年形勢更好一些,比1969年增長20?郾1%。“三五”期間安排的三線建設和其他重點項目,也有些突出表現。1967年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爆炸;1968年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1969年寶成鐵路廣元到馬角壩段電氣化工程建成並投入運營;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同年長江葛洲壩水利工程上馬興建……將軍曾經感歎:如果沒有“文革”破壞,“三五”將是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國家的經濟麵貌將是十分可觀的。
但感歎挽救不了曆史,有罪的是林彪、“四人幫”,有錯的是毛澤東和他的“黨內走資派”學說。將軍和總理他們已經盡力了。
我記得將軍的後任秘書雷厲同誌給我講起一個情節:那是“文革”最亂的一個時期的1968年底,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業務小組會,好不容易召來的各省市區軍管會代表及群眾組織代表,本來是討論年度計劃的,結果代表們吵吵嚷嚷的還是大批判內容。會議開到12月25日晚,周恩來接見會議代表,將軍也參加了。周恩來原準備通過這次接見,想把全國的計劃盤子大體定下,可他的話正題還未提及,一些代表又吵嚷起來,互不相讓。直鬧到26日淩晨也沒個結果。周恩來朝將軍痛苦地搖搖頭,然後站起來對代表們說:今天是12月26日,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生日,我指揮大家唱個《大海航行靠舵手》,再請大家吃頓壽麵。吃完後上午大家就趕回去抓革命促生產吧。吵得精疲力竭的代表們這回才叫好。計劃會議就這樣毫無結果地散會了。將軍無精打采地剛踏進家門已經淩晨兩點多了,紅頭電話鈴突然響起。“總理?!是我啊!馬上到你那兒去?好。我馬上到。”周總理讓將軍立即趕到中南海。將軍走進西花廳,總理身體斜仰在沙發上,疲倦不堪地連連長歎一陣後對將軍說:今年隻有五天了,明年的計劃都還沒有搞出來。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裏生產、往哪裏調運,沒個計劃怎麽成嘛?這幾億人口的大國……將軍的內心何嚐不是這般焦慮?“總理,我馬上找幾個人先搞一個明年第一季度的計劃,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周恩來深情地點點頭:拜托了。將軍當即趕回辦公室,拚命搖響電話,叫來幾個信得過的同誌,不分日夜地加班加點提出了一個臨時方案交給總理,總理隨即報毛澤東審批並獲通過。
一個六七億人口的大國,新年第一天就是這樣開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