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許多名流雅士均嗜茶,

且以能品閔茶為榮,

以結交閔汶水為幸,

以與閔汶水交往所獲得的閑雅為趣。

對“工夫茶”三字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乾嘉年間俞蛟的《夢廠雜著·潮嘉風月》。俞蛟(1751—?),乾隆、嘉慶間曾在南北各地做幕僚,足跡遍及各省,記所到各處風土人情匯編成書。他在書中記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致。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為之。壺出宜興窯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咀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款誌,製自何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一,惟杯之數,則視客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尚有瓦鐺、棕墊、紙扇、竹夾,製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接著,俞蛟又記錄了其時工夫茶的沏茶情形:“泉水貯鐺,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衝之;蓋定,複遍澆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為清絕,非拇戰轟飲者得領其風味。”文中可見,清代乾、嘉時期工夫茶的器具有細白泥爐、鐺、紫砂壺、花瓷杯盤、小茶杯數隻等,且以“舊而佳者,貴如拱璧”。

1990年,福建漳浦縣南坑村清代藍國威墓中出土了一批茶具。藍國威為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貢生。這批茶具包括陳鳴遠製紫砂壺、清代彩繪山水人物白瓷茶盤、“若琛珍藏”青花白釉茶杯、錫製茶葉罐。其中陳鳴遠製紫砂壺口徑、底徑均為5.6厘米,腹徑8厘米,通高5.2厘米,可見其壺容積不大。茶杯四隻,底款書“若琛珍藏”,其口徑6.7厘米,底徑3厘米,高3厘米,非常小巧。這批文物被專家確定為在雍正、乾隆之間燒製的。2005年,福建漳浦又出土了一批乾隆晚期至嘉慶年間的墓葬文物,其中有青釉茶盤一隻,亦有“若琛珍藏”款小杯四件,朱泥孟臣小壺一把,此件朱泥小壺的壺底有“明月清風客,孟臣製”行書款。

孟臣即惠孟臣,曆史文獻對惠孟臣沒有過多的文字記載,聽泉山館有壺底款用楷書題字:“天啟丁卯年荊溪惠孟臣製。”惠孟臣活動在明末清初,此時恰逢閩地工夫茶興起。對當時的喝茶人來講,前朝紫砂器價高難得,於是他們就把目光投向了適合工夫茶衝泡且價格適當的本朝孟臣小壺。孟臣壺的特點是手法洗練,胎薄輕巧,線條圓轉而富節奏感,出水流暢,尤適工夫茶。於是孟臣壺大熱。吳騫在《陽羨名陶錄》中記錄了張燕昌小時候見到惠孟臣所製之壺:“又於少年得一壺,底有真書,‘文杏館孟臣製’六字,筆法亦不俗。”之後吳騫又講到了自己見到過的孟臣壺:“海寧安國寺每歲六月廿九日香市最盛,俗稱齊豐宿山。於時百貨駢集,餘得一壺,底有唐詩‘雲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製’,十字皆行書。製渾樸,而筆法絕類褚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後一名手也。”《江蘇省誌·陶藝人名錄》記載:“惠孟臣,不詳何時人。精製茗壺,形製渾樸,為時大彬之後一大名手。雍正初年就有人仿製孟臣壺,後仿製者日見增多。其作品朱紫者多,白泥者少,小壺多,中壺少。”

“耕而陶造”獨釣 仿孟臣水平小壺

若琛杯,即寶貝小杯,表珍貴之意。《辭海》釋“琛”:“珍寶。《詩·魯頌·泮水》:‘來獻其琛’。”“若琛珍藏”,即可珍藏之雅器。若琛杯誕生在康熙年間,也有款寫“若深杯”。有觀點認為若深是人名,有兩種傳言,一是其為康熙皇帝的近臣,二是其為景德鎮之匠人,均無憑可考。還有觀點認為是某個工匠把“琛”字錯寫為“深”,其後以訛傳訛。筆者認為也可能是另一種意思,即某人寫“深”意表“杯淺乾坤大”,喻茶道之廣博。究竟“若琛”,還是“若深”?仁者見仁吧。筆者所見文獻資料中最早提記“若琛”二字的見於同治、鹹豐年間張心泰所撰的《粵遊小識》中:“潮郡尤嗜茶,其茶葉有大焙、小焙、小種、名種、奇種、烏龍諸名色,大抵色香味三者兼備。以鼎臣製宜興壺,大若胡桃,滿貯茶葉,用堅炭煎湯,乍沸泡如蟹眼時,瀹於壺內,乃取若琛所製茶杯,高寸餘,約三四器勻斟之。每杯得茶少許,再瀹再斟數杯,茶滿而香味出矣,其名曰工夫茶,甚有酷嗜破產者。”

漳浦縣隸屬於漳州市,泉州、廈門、漳州三個地級市位於閩南地區,曆史上閩南與潮汕是同宗同源的關係。最早從事武夷茶製作和出口貿易的漳州人帶動、影響了潮州的製茶工藝與潮汕飲茶習俗,所以這些地區自古飲茶之風盛極。《清朝野史大觀》記載:“中國講究烹茶,以閩南之汀、泉、漳三府,粵之潮州府工夫茶為最。”乾隆年間《龍溪縣誌》也記載了其時漳州人茶風之盛:“以五月至則鬥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壯之爐,必琯溪之扇,盛必以長竹之筐……有其癖者不能自已,窮鄉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費歲數千。”鹹豐年間的《閩雜記》記載:“漳泉各屬,俗尚工夫茶。茶具精巧,壺有小如胡桃者,曰孟公壺,杯極小者名若深杯。茶以武夷小種為尚,有一兩值番錢數圓者。”綜上所述,“茗必武夷,壺必孟臣,杯必若琛”的工夫茶泡法已經自康熙年間起漸行其道。

武夷茶(青茶)的產生及泡法影響了閩南、潮汕地區的工夫茶。那麽武夷茶及其泡法是怎麽產生的呢?要把這件事情說清楚,我們得返回明代,從烘青綠茶的始祖虎丘茶講起。縱向來看,虎丘茶衍生了大名鼎鼎的鬆蘿茶,鬆蘿茶又催生了豔驚天下的閔老子茶,這才有了源出閔老子的鬆蘿茶的工夫泡法。而鬆蘿茶的工藝又導致了烏龍茶(青茶)在武夷山的誕生,鬆蘿茶的工夫泡法繼而影響了武夷茶的品飲方式。

明成化 鬥彩四季團花果紋杯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不晚於嘉靖年間的明中期,炒青散茶經過虎丘寺僧的改良,開創了我國綠茶焙、烘的先河,使得香清味甘的烘青綠茶誕生在了蘇州的虎丘。烘青綠茶是通過炭火產生熱量,利用熱風對茶葉進行幹燥。得益於濕熱作用,烘青綠茶的幹燥過程中茶葉內可溶性糖類與氨基酸會有明顯增加,雖然香氣略低於炒青綠茶,但整體口感更加淡雅舒適。彼時明人追求閑適、清雅、恬靜的生活,茶以寄情,故烘青茶的出現極合乎士人的審美情趣。文徵明對其有“煙華綻肥玉,雲蕤凝嫩香”,“重之黃金如,輸貢堪頭綱”的讚語。青藤老人徐渭在他的五言律詩《謝鍾君惠石埭茶》中說:“杭客矜龍井,蘇人伐虎丘。”伐是誇耀的意思,可見虎丘茶之美。隆萬之際,獨擎文壇大旗二十年的“後七子”領袖王世貞讚虎丘茶為“虎丘晚出穀雨候,百草鬥品皆為輕”。文徵明的曾孫文震亨在他的《長物誌》裏說:“虎丘、天池,最號精絕,為天下冠……得一壺二壺,便為奇品。”“堪頭綱”“伐虎丘”“精絕”“天下冠”“奇品”,文人墨客的溢美之詞都為虎丘茶集於一身,可見此茶之精絕。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在《廣誌繹》裏記載:“虎丘、天池茶,今為海內第一。餘觀茶品固佳,然以人事勝。其采揉焙封法度,錙兩不爽。”

其後精絕的虎丘茶成了官商巨賈眼中的香饃饃,他們經常到寺內強巧豪奪,寺僧備受欺淩。明末文學家褚人獲在他的軼事小說《堅瓠集》裏記載了一個唐寅寫《方盤大西瓜》詩的軼聞:“吳令命役於虎丘采茶,役多求不遂,譖僧。令笞僧三十,複枷之。僧求援於唐伯虎,伯虎不應。一日,偶過枷所,戲題枷上曰:‘官差皂隸去收茶,隻要紋銀不肯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見而詢之,知為唐解元筆,笑而釋之。”褚人獲雖然把此事當作軼聞來記,卻讓三百多年後的我們看到了其時地方官吏在虎丘山敲茶榨銀的事實。虎丘茶竭山之所入,也不滿數十斤,地方上的騷擾讓寺廟雞犬不寧,虎丘寺方丈一怒之下將茶樹全部砍除,以絕煩惱根源。這件事被文震孟記入了他的《薙茶說》。《鬆寮茗政》也說:“明萬曆中,寺僧苦大吏需索,薙除殆盡。文文肅公震孟作《薙茶說》以譏之。至今真產尤不易得。”茶樹被砍後,有個懂得做茶工藝的和尚離開了寺廟。他這一出走不要緊,引出了茶史上一個新茶品的出現即大名鼎鼎的鬆蘿茶。正是鬆蘿茶的橫空出世,才導致了後來烏龍茶在武夷山的誕生。

明 仇英 《鬆亭試泉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離開寺廟的和尚的名字叫大方。明隆慶年間(1567—1572),大方來到了現在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休歙邊界黃山餘脈的鬆蘿山結庵而居,采摘當地的山茶,施以虎丘茶的製茶工藝把它們做成綠茶。當地的茶客哪裏見過這種甜淳香幽的精絕烘青綠茶,於是爭相搶購,並順理成章地把這種茶稱為“鬆蘿茶”。傳承了虎丘茶衣缽的鬆蘿茶的誕生,在中國茶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明代馮時可的《茶錄》裏記述:“徽郡向無茶,近出鬆蘿茶,最為時尚。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造法,其後於徽之鬆蘿結庵,采諸山茶於庵焙製,遠邇爭市,價倐翔湧。”明隆慶二年即1568年,也就是大方和尚到鬆蘿山結廬的第二年,閔汶水出生了。閔汶水,休寧人,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做茶,其人以賣茶為業。對於鬆蘿茶,閔汶水繼承了大方和尚的製法並加以改良,“別裁新製,曲盡旗槍之妙,與俗手迥異”,創製了鬆蘿茶的新品牌——閔老子茶。這是迄今為止我在資料上見到的最早有個人品牌的茶類。自此,“閔茶名垂五十年”。其後閔汶水遷居南京桃葉渡,把茶肆開到了六朝古都煙柳繁華之地,這個茶肆就是茶史上鼎鼎大名的花乳齋。明末許多名流雅士均嗜茶,且以能品閔茶為榮,以結交閔汶水為幸,以與閔汶水交往所獲得的閑雅為趣。公卿、文人、墨客、士林名流無不雅會花乳齋,登堂啜飲,趨之若鶩,“汶水君幾以湯社主風雅”。福建左布政使周亮工曾親訪閔汶水,一品閔茶。回來後他寫道:“歙人閔汶水居桃葉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見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明代小品聖手、“茶**”張岱在公元1638年到花乳齋暗訪閔汶水,為閔汶水“導至一室,明窗淨幾,荊溪壺、成宣窯瓷甌十餘種,皆精絕”。二人切磋茶技,引發了中國茶史上最著名的清絕軼事、巔峰對決。(此不贅述,詳見拙著《懂點茶道》)。

“茶杯”兩個字在宋代已見文字記載,比如陸遊的詩《開東園路北至山腳因治路傍隙地雜植花草》:“藤杖有時緣石磴,風爐隨時置茶杯。”南宋劉克莊的詩《謝諸寓貴載酒》:“景迫桑榆歡意少,相依藥碗與茶杯。”

明 成化 青花豐登杯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曆史上第一個把“茶杯”兩個字寫到茶書裏邊的人,是明人馮可賓。在他的《岕茶箋·論茶具》裏有如下文字:“茶杯,汝、官、哥、定如未可多得,則適意者為佳耳。” 1623年前後,馮可賓的茶書中出現“茶杯”二字,這個字眼絕不是偶然的出現。要知道,任何新鮮事物的出現都會有它的底層邏輯來做支點。那麽“茶杯”出現的底層邏輯支點在哪兒呢?

支點有二。

其一,高度蒸餾白酒的出現。高度蒸餾白酒的出現是在元朝。在這之前,人們所飲用的酒度數低,用來飲酒的那些酒杯或者酒盞的體型是較大的。婦孺皆知的山東好漢武鬆“三碗不過岡”的故事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在景陽岡前的酒肆裏,武二郎連喝十八碗伏虎,要是二鍋頭的話,早成醉貓了。高度白酒的出現與普及在客觀上必然會促使飲酒所用器皿的體型變小即容積減小。

其二,茶人的倡導。在明代,周亮工跟張岱都把“茶杯”的另一底層邏輯支點直接指向了“瞿瞿一老”閔汶水。從文字資料上看,正是明末的閔汶水首開把酒杯當作茶杯使用的先河。作為統禦明末飲茶風流的閔汶水不可能不知“茶壺以小為貴……方為得趣”“甌,以小為佳”的道理。花乳齋暗戰時,他給張岱沏茶用的是皆精絕的成宣小酒盞且“持一壺滿斟”。

近代翁輝東《潮州茶經》稱:“工夫茶之特別處,不在茶之本質,而在茶具器皿之配備精良,以及閑情逸致之烹製法。”明窗淨幾、荊溪壺、成宣小酒盞、剛柔燥濕必親身、水火皆自任、頗極烹飲態,在周亮工跟張岱的筆下,一副活脫的沏茶畫麵越紙而出,曆史上最早的工夫茶泡法誕生了。閔汶水這位“細細鑽研七十年”的“水厄”,於無聲中在晚明創立了工夫茶雛形。

明 唐寅《煎茶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清初的武夷山茶仍舊是蒸青綠茶。武夷茶山溝壑縱橫,茶樹又分布於峰岩之中,采茶時茶農翻山越嶺,葉片曝於日光之下,便產生了日曬萎凋現象。鮮葉在茶籃中震動、摩擦,已屬搖青,再壓放一久,必然會微氧化而致鮮葉邊緣變赤紅色,用這種茶青做成的綠茶不好喝。清順治年間,崇安來了一位實幹家做縣令,他的名字叫殷應寅(任時1650—1653年)。殷應寅看到武夷山那麽好的茶青做成的綠茶不好喝,很是焦慮。為了解決這個情況,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名滿天下的鬆蘿茶。於是殷應寅便招募安徽黃山僧人來崇安傳授鬆蘿茶的製法,至此,武夷才有了炒青工藝的綠茶,被稱作武夷鬆蘿。《武夷山誌》載:“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鬆蘿法製建茶,真堪並駕,人甚珍之,時有‘武夷鬆蘿’之目。”當時的福建布政使周亮工在他的《閩小記》裏說:“近有以鬆蘿法製之者,即試之,色香亦具足。”然而接著他又說了此種方法下做出的茶的缺點:“經旬月,則紫赤如故。”一放,又出現了繼續氧化的現象,這說明其時武夷茶的焙火程度不夠,工藝還未完全成熟。怎麽辦?經過武夷人數十載的實驗、改進、摸索,終有所成。大致寫於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王草堂的《茶說》裏記載了解決辦法,王草堂說:“獨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時,半青半紅。青者乃炒色,紅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攤,攤而摝,香氣發即炒,過時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複揀去其中老葉枝蒂,使之一色。”王草堂說用焙火工藝解決了問題。一經過焙火,茶的顏色烏黑,條索扭曲,真正的武夷烏龍茶出現了。可見,烏龍茶的出現是由於武夷綠茶不好喝,進而引進鬆蘿茶工藝進行改造。而新工藝又在武夷茶的存放上出現了新問題,為了解決新問題又改進了焙火工藝,最終促使了烏龍茶的誕生。鬆蘿茶影響了烏龍茶的誕生,繼而鬆蘿茶的工夫泡法又影響了武夷茶的品飲方式。

自閔老子鬆蘿茶工夫泡法後,作為品茶的器具盞、甌開始朝著小型化演進,諸多文獻都記載了品飲武夷茶時茶器的小型化發展。乾隆三十一年(1766)福建永安知縣彭光鬥離任,途經龍溪。他在《閩瑣記》中記載:“餘罷後赴省,道過龍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爐活火,烹茗相待,盞絕小,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閩三載,隻領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乾隆五十一年(1786)隨園老人袁枚於《隨園食單》中記述了其遊覽武夷山曼亭峰、天遊寺諸處並入寺廟飲茶的情景:“僧道爭以茶獻。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椽,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之。果然清香撲鼻,舌有餘甘,一杯之後再試一二杯,令人釋燥平矜,怡情悅性……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猶未盡。”

小巧的工夫茶杯

他在《試茶》詩中亦說:“……我來竟入茶世界,意頗狎視心迥然。道人作色誇茶好,瓷壺袖出彈丸小。一杯啜盡一杯添,笑殺飲人如飲鳥……”

經濟發達、物泰民安的閩南地區,漳州人經營武夷茶,品飲武夷茶,其日盛的茶風令“茗必武夷,壺必孟臣,杯必若琛”的工夫茶在康熙、雍正、乾隆時逐步形成。其後,東南沿海商賈、移民來到台灣,如清嘉慶年間柯朝氏從福建引進武夷茶種,種於現在台北縣瑞芳山區,被認為是台灣北部製茶的開始。《台灣通史》中說:“嘉慶時,有柯朝者歸自福建,始自武夷之茶,植於魚坑。”台灣鐵觀音是由安溪張氏於清光緒年引進的,植在台北木柵,其後繁殖開來。台灣烏龍茶的產、製技術均來源於福建,由是東南沿海的烏龍茶功夫泡法也隨之跨海傳香,這在台灣學者連橫話語中亦可得到佐證。連橫(1878—1936),台灣著名詩人、史學家,被譽為“台灣文化第一人”。連橫在其著作《雅堂文集·茗談》裏說:“台人品茶與中土異,而與漳、泉、潮相同。蓋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壺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

現代著名作家林語堂記其品飲工夫茶:“茶爐大都置在窗前,用硬炭生火。主人很鄭重地扇著爐火,注視著水壺中的熱氣。他用一個茶盤,很整齊地裝著一個小泥茶壺和四個比咖啡杯小的茶杯。再將貯茶葉的錫罐安放在茶盤的旁邊,隨口和來客談著天,但並不忘了手中所應做的事。他時時顧著爐火,等到水壺中漸發沸聲後,他就立在爐前不再離開,更加用力地煽火,還不時要揭開壺蓋望一望。那時壺底已有小泡,名為‘魚眼’與‘蟹沫’,這就是‘初滾’。他重新蓋上壺蓋,再扇上幾遍,壺中的沸聲漸大,水麵也漸起泡,這名為‘二滾’。這時已有熱氣從壺口噴出來,主人也就格外地注意。將屆‘三滾’,壺水已經沸透之時,他就提起水壺,將小泥壺裏外一澆,趕緊將茶葉加入泥壺,泡出茶來。這種茶如福建人所飲的‘鐵觀音’,大都泡得很濃。小泥壺中隻可容水四小杯,茶葉占去其三分之一的容隙。因為茶葉加得很多,所以一泡之後,即可倒出來喝了。這一道茶已將壺水用盡,於是再灌入涼水,放到爐上去煮,以供第二泡之用。嚴格地說起來,茶在第二泡時為最妙。”

今天的工夫茶由曆史沿革與傳統文化沉積而來,已經遍及海內外,滲透在社會生活的諸多角落,在旅遊、商業、情感聯結等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翁輝東的《潮州茶經·工夫茶》說:“工夫茶之特別處,不在於茶之本質,而在於其具器皿之配備精良,以及閑情逸致之烹製。”社會的變革,生活節奏的加快,時下有些沏茶小壺已為蓋碗所替代,砂爐生火、茶銚煮水已經由電爐、電熱水器等家用電器完成,大多數的工夫茶停留在了解渴、休閑、社交的層麵上。回首曆史,由閔老子至今,可清晰地看到工夫茶是文人雅士超然品飲之意境的世俗化過程,正如詩歌所表達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明 永樂 青花纏枝靈芝紋碗 故宮博物院藏

明政府於立國之初在景德鎮創設了禦窯廠,專門燒造宮廷禦用瓷器,禦窯廠成為明官窯唯一所在地。其後政府用“以銀代役”的方法代替了元代落後的匠戶製度,使得生產力極大地獲得了解放,調動了手工業者的從業積極性,陶瓷行業形成了景德鎮一家獨大的局麵。明代永宣青花舉世聞名,萬曆五彩繽紛奪目,且創燒了精彩品種——成化鬥彩。單色釉品種繁多,如孔雀綠、翠青、灑蘭、影青、冬青、紫金……最有代表的是永樂甜白釉與漂亮的紅釉、嬌嫩的黃釉。

白色陶瓷從原始社會的白陶器開始,經過北齊範粹墓中出土的最早的白瓷、隋唐代的邢窯白瓷、宋代的定窯白瓷、元代的卵白釉瓷一路走到了明代。明代甜白釉瓷的燒造成功是白瓷史上一個質的飛躍,它的出現極大地改善了後世彩瓷的質量。甜白瓷之前的白瓷是通過工藝來減少鐵元素在瓷土、釉料中的含量從而達到瓷器色發白的目的,而永樂甜白瓷則是通過在白色的瓷胎上再施加一層透明釉,這樣使得瓷器的整體質感看起來不但色白,而且溫潤瑩潔。永樂甜白瓷胎質細膩,胎體薄,當時的工藝可以令其薄到半脫胎的程度。成化年間,成化白瓷繼承了永樂白瓷的特點,工藝更加精湛,胎細釉純的成化白瓷令成化鬥彩和成化青花瓷均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而享有盛譽。

唐代長沙窯首開彩瓷之先河,宋代有宋加彩,五彩是元代後期創燒之後發展壯大在明代嘉靖、萬曆年間。明代鬥彩也稱逗彩,特征是以淡雅的青花釉下彩為底色,與釉上的各種顏色爭奇鬥豔。鬥彩跟五彩都是彩瓷,他們的主要區別是形式上五彩熱烈,鬥彩清雅。工藝上五彩是把各類顏色直接平塗一次燒成,而鬥彩則是首先用青花勾勒出圖案的輪廓,先燒青花,之後在燒好的青花輪廓內填彩,再燒彩。

明 成化 甜白釉雙龍紋杯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 洪武 鮮紅釉錐拱雲龍紋梨式執壺 故宮博物院藏

明 萬曆 嬌黃撇口茶碗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鬥彩在陶瓷史上非常有名且價格不菲,《神宗實錄》記載:“神宗尚食,禦前有成杯一雙,值錢十萬。”明代《博物要覽》記載:“葡萄口扁肚靶杯,式較宣杯妙甚。次若草蟲子母雞勸杯……皆精妙可人。”

明 成化 鬥彩葡萄紋高足杯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 成化 鬥彩雞缸杯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