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史上,正是《荈賦》

第一次係統地描述了

茶葉的生長環境、

秋茶的采摘情況、

烹茶時水跟茶器的選擇、

品茗鑒賞的全部過程。

從戰國、秦到漢魏六朝,茶從藥食同用發展到民間普遍的茗飲與食用。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在下葬時間不晚於公元前168年的辛追墓中出土了一箱竹篾包裝的黑米狀的小顆粒。研究確認,黑米狀的小顆粒是茶,墓葬中刻有“一笥”的竹簡,意為“一箱茶”。西漢宣帝神爵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9年,在四川資陽人王褒寫的《僮約》中,茶已經變成市場上的商品了。《僮約》中已經出現了“膾魚炰鱉,烹茶盡具”“牽犬販鵝,武陽買茶”的字樣。“武陽買茶”的意思是說王褒讓家裏的用人趕到鄰縣的武陽就是現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地區去買茶葉。“烹茶盡具”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個角度是說烹茶待客的時候需要洗幹淨所有的器皿,另一角度是說烹茶的時候要器具齊全。無論哪種解釋,都能夠說明一個問題,就是那時候的人們已經開始有意識地用器具來專門侍弄茶葉了。西漢司馬相如《凡將篇》裏記錄了十幾味中藥:“烏啄,桔梗,芫華,款冬,貝母,木蘖,蔞,芩草,芍藥,桂,漏蘆,蜚廉,雚菌,荈詫,白斂,白芷,菖蒲,芒硝,莞椒,茱萸。”其中的荈詫就是茶,這是我國在漢代把茶作為藥物的最早的文字記錄。與董奉、張仲景並稱為“建安三神醫”的東漢華佗在《食論》裏說:“苦荼久食,益意思。”西晉孫楚《出歌》說:“薑桂荼荈出巴蜀,椒橘木蘭出高山。”明末清初思想家、經學家顧炎武有一本代表作《日知錄》,他把這部書比作“采銅於山”,自言“平生之誌與業皆在其中。”《日知錄》裏記道:“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清代郝懿行在《證俗文》中亦說:“茗飲之法,始見於漢末,而已萌芽於前漢。司馬相如《凡將篇》有:“荈詫,王褒僮約有武陽買茶。”

綜上可見,中國乃至世界的茶葉文化最初是在巴蜀發展起來的,《辭源》釋巴蜀:“巴郡和蜀郡的合稱。包括今四川省和重慶市全境。”巴蜀地區當時是我國重要的茶葉生產中心。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茶葉的生產逐漸從巴蜀地區向全國傳播,尤其是向東、南傳播日益顯著起來。其後長江中遊、中原地區逐漸取巴蜀在中國茶文化的地位而代之,這從成書不晚於東漢時期的《桐君錄》、西晉時期的《荊州土記》均可得到佐證。《桐君錄》記載:“西陽、武昌、廬江、晉陵,好茗。”《荊州土記》記載:“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及至唐代陸羽著《茶經》時,茶業產區已經廣泛分布到了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浙江、江蘇、陝西、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廣西、廣東、廣西等眾多地區。

漢代飲器玉、漆、銅材質耳杯

從文獻記載上看,白茶是六大茶類中最早出現的茶類。文獻上最早明確記載茶葉的蒸青製法是在唐代出現的。唐代孟詵《食療本草》(成書於713—741)寫道:“又茶主下氣,除好睡,消宿食,茶,當日成者良。蒸、搗經宿,用陳故者……”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有關蒸青綠茶製法的記錄。陸羽《茶經·三之造》(780年)也說:“晴,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幹矣。”所以在唐之前的幹茶或餅茶基本都屬於白茶,而無蒸青綠茶。另外有一種說法,在秦漢以前的巴蜀地區可能已經出現了原始炒青或蒸青綠茶。隻能說,這些工藝可能確實在上述區域出現了,但由於地理閉塞或其他原因未能傳而廣之。到目前為止,筆者還未看到有關於此的任何確鑿的文字記錄。

西周 祭祀青銅器一套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遠在周朝,政府就有分管茶葉的官員了。當時的茶葉主要是作為祭祀使用,可見,那時候祭祀用的東西隨時要取,隨時要用,那麽它必定是晾曬幹的東西,如果不是幹葉,必然不能隨時取用。實際那個時候的茶就是不揉不炒,自然晾曬而幹,已經似於現在的白茶了。《僮約》中所記“武陽買茶”,指的也是自然曬幹的茶葉,不可能是鮮葉。茶葉能集中到市場去賣,一定得曬幹才行,否則就會腐爛。武陽賣的茶應該類似白茶。

《廣雅》成書於三國魏明帝太和年間(227—232),張揖撰。《廣雅》記載:“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薑蔥芼之。”說明那時不單有散茶,還有用米湯摻和著茶葉一起做成的餅茶。喝時要把茶餅炙烤一下,搗成茶末後放入瓷碗中,然後衝入開水,再加上蔥、薑等調料一起飲用。為什麽要“成以米膏出之”呢?這就說明了那時候的茶,肯定不是蒸青的,它就是曬幹的茶。如果是蒸青的茶,經過熱氣熏蒸,茶葉中必然流出茶汁,果膠之類的黏性東西也會部分分離出來,這樣就可以把茶搞成團狀或者餅狀了。而這裏說“成以米膏出之”,通俗地講,是當時的人們把米膏當成了糨糊,把這些曬幹的茶葉粘在了一起,所以這些茶必然是曬幹的白茶。

“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薑蔥芼之”的吃茶風俗至今在個別地區仍然保留著,比如雲貴那邊少數民族的油茶、烤茶、竹筒茶,湖南安化的擂茶。做安化擂茶,要選用當地茶葉,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花生、芝麻、食鹽、生薑等食料放進陶缽裏,接著用茶樹粗枝做成的圓頭木棒加少量水研碎,磨成泥狀後倒進茶缽裏用開水衝調成湯,再分別舀進大碗,其後將炒熟了的米、綠豆投入碗內食用。

湖南安化洞市老街的擂茶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飲茶之事漸漸為豪門所青睞、文人所歌詠,同時帶動了飲茶習俗的傳播並使其逐漸進入百姓生活。《三國誌·吳誌·韋曜傳》記錄了一個孫皓賜茶代酒的故事,“孫皓每饗宴坐席,無不率以七勝為限。雖不盡入口,皆澆灌取盡,曜飲酒不過二升,皓初禮異,密賜茶荈以代酒。”由此可見,“以茶代酒”的飲器共用場景出現在了豪門的宴飲之上。

晉代對茶的記錄在文學史上出現了兩個首現,其一是張載的詩《登成都白菟樓》中首現讚茶文字,其二為杜育寫就的我國最早專門歌吟茶事的詩賦《荈賦》。張載,西晉中書侍郎,以文學著稱,有《登成都白菟樓》一詩傳世。《晉書》記載:“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公元280年,張載去探望在成都做蜀郡太守的父親,省親期間,他遊走於成都,對那裏的市井風貌、風土人情有了深入了解,《登成都白菟樓》就是張載此次成都之行的作品。白菟樓又稱“張儀樓”,為秦時張儀所建。詩詞描寫了白菟樓的雄偉氣勢跟當時成都商業的繁榮、物品的豐富,特別讚美了四川的香茶,這是中國文學讚茶詩句的首現。詩中寫道:“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樓……

茶園采摘

西瞻岷山嶺,嵯峨似荊巫……鼎食隨時進,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臨江釣春魚……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六清即指《周禮》的“六飲”,是供周天子食用的六種飲料,有水、漿、醴、涼、醫、酏。九區即九州,在晉代指當時全國區劃分的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後用“九州”泛指全中國。在張載的筆下,茶水的味美冠於周天子的六飲,茶水的芬芳流播九州。這就反映出當時作為飲料的茶已經為人們所日用且向四方傳播。

西晉末年,杜育所作《荈賦》是中國最早的專門描述茶的詩賦作品,全文如下:

靈山惟嶽,奇產所鍾,厥生荈草,彌穀被崗。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成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

茶史上,正是《荈賦》第一次係統地描述了茶葉的生長環境、秋茶的采摘情況、烹茶時水跟茶器的選擇、品茗鑒賞的全部過程。其中對於茶器,杜育明確指出舀茶湯的工具是《詩經·大雅·公劉》裏的“酌之用匏”,即用大自然裏葫蘆做成的匏;喝茶的器具是出自越州窯的陶碗。另外需要引起重視的是 “沫沉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一句,這一描述說明了所用茶末很細,等級很高,其時的飲茶已經在一部分人那裏脫離了茗粥、羹飲方式,過渡到了煎茶之法,否則 “沫沉華浮,煥如積雪、燁若春敷”的沫餑現象是不會出現的。《荈賦》的重要價值在於其不但總結記錄了彼時茶事、茶器,而且為唐代陸羽在其後著述中國乃至世界第一部茶學專著《茶經》奠定了基礎。宋代蘇軾在《寄周安孺茶》詩中曾寫道:“賦詠誰最先,厥傳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荈賦》為中國茶文化發展史繪下了濃重的一筆。

西晉.青瓷雞首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此際還有一首西晉文學家左思所作的《嬌女詩》,作者精心描繪了自己的兩個小女兒在日常生活中天真稚氣、活潑可愛的性格。其中有一幕吹鼎煮茶的生活場景——“心為荼荈據,吹噓對鼎?”,刻畫了兩個小姑娘心裏為煎湯不熟而著急,因此對著燒水的器具不停地吹氣催火之生動場景。可見,飲茶習俗已經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了。

與左思同時代的西晉惠帝,有一段飲茶之事被陸羽記入了《茶經》:“晉四王起事,惠帝蒙塵。還洛陽,黃門以瓦盂盛荼上至尊。”唐代虞世南《北堂書鈔》也記載了這件事,隻是文字略有不同,虞記載:“惠帝自荊還洛,有一人持瓦盂盛荼,夜暮上至尊,飲以為佳。”晉代臣子叛亂,晉惠帝司馬衷逃離京城避難。晉惠帝就是在曆史上被當作白癡來描述的那位皇帝,麵對百姓無粟米充饑,他有句“善良”的名言叫“何不食肉糜?”叛亂過後重返洛陽時,臣下依然對他行帝王禮儀,黃門侍郎用瓦盂盛茶湯獻給他喝,以表敬意。從他狼狽回城下屬為他獻茶的器具變成瓦盂這個細節來看,之前宮廷應該有皇帝專用的飲器,無奈亂世下找不到符合天子禮儀的器皿了,隻能用瓦盂來替代。

北朝至隋 青釉貼塑人物紋鳳首龍柄壺 故宮博物院藏

西晉弘君舉《食檄》有:“寒溫既畢,應下霜華之茗。三爵而終,應下諸蔗、木瓜、元李、楊梅……”主、客寒暄之後,主人應該用鮮美的茶湯來敬客,並且要喝完三爵。這裏記述的飲茶器皿是爵,爵本來是古代盛放或者飲酒用的禮器,說明其時酒器與茶器還存在共用現象,或者可以說茶飲與酒這時候已經可以分庭抗禮了。

西晉時,司隸校尉傅鹹在教示裏說:“聞南市有蜀嫗作茶粥賣,為廉事打破其器具,後又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蜀姥,何哉!”傅鹹說:“聽說南市有個四川老婦人做茶粥在街頭賣,巡視的官吏把她盛放茶粥的器具打破了,後來老婦人又到市場上去賣茶餅,為什麽要為難這個老婦人禁止她賣茶粥呢!”東晉元帝時也有一個賣茶老婦的故事為《廣陵耆老傳》所記載:“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旁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州法曹縶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一個是市坊實事,一個是民間的神話傳說,但通過這兩個例子能夠看出兩晉時期,茶作為一種零售飲品已經在河南洛陽、江蘇江都的市場上存在了,且有專門蓄茶之器。

南朝 青瓷托盞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南北朝時,南朝的風俗是飲茶,北人的風俗是食奶酪。有一些南朝人歸服北朝後,為北地帶來了飲茶之風,自此茶由南方地區傳入北方草原地區,這也為後來遊牧民族的飲茶風俗奠定了基礎。《洛陽伽藍記》記載:“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鬥,號為漏卮。”王肅初到魏國,不吃酪漿跟羊肉等食品,常常用鯽魚羹下飯,渴了就喝茶,京師的士人說王肅一次能飲一鬥茶,所以贈給了他一個“漏卮”的外號。

南朝梁劉孝綽在給晉安王的謝啟中說:“李孟孫宣教旨,垂賜米、酒、瓜、筍、菹、脯、酢、茗八種……”可見其時宮廷已經有了賜茶的禮儀,且這一習慣一直延續至清代。

清代 皇家賜茶用的玉質茶碗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此時茶也開始與佛、道二教結緣,茶以悟道,以茶修身。《宋錄》裏記載,南朝的曇濟道人在安徽壽縣八公山東山寺設茶招待宋孝武帝的兩個兒子劉子尚、劉子鸞。劉子尚品茶後高興地說:“這是甘露呀,怎麽能說是茶呢?”信仰佛教的南齊世祖武皇帝蕭頤在他的遺詔裏說:“我靈座上,慎勿以牲為祭,但設餅果、茶飲、幹飯、酒脯而已。”

綜上文獻,說明在這段曆史時期與茶有關的器皿包括了炊器鼎,“搗末置瓷器中”的瓷器(合理推測,實際就是大號的瓷罐或陶罐),酒器爵,葫蘆做的瓢,陶碗,瓦盂,壺。看得出,此時茶器與炊器、食器、酒器還沒有嚴格的分野,而是處在混用狀態,當然更談不到對茶器的審美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飲茶從“渾以烹之”的原始方式開始朝精細、儀軌方向發展,這也決定了在接下來的曆史進程中茶器必然會有新的演變。

我們再來看看本章所述曆史時期內,包括茶器在內的生活器皿的材質又有了哪些重要的發展。瓷器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重要發明之一,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東漢中晚期真正的瓷器——青瓷誕生了。考古工作者對浙江上虞縣小仙壇東漢窯址的考證發現,那裏的窯製品有些是在1260多度的高溫下燒成的,其三氧化二鐵的含量為1.64%,二氧化鈦的含量為0.97%,胎釉結合緊密,吸水率極低,瓷質光澤,透光性好,看上去如一池清水。這就證明在東漢我國已經能夠燒造出基本符合現代標準的瓷器了。從原始瓷發展到東漢青瓷,是陶瓷史上的又一次飛躍,它為後來瓷器品種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人類文明史寫下了輝煌的一頁,由此揭開了瓷器的新篇章。

浙江湖州博物館現藏有一個東漢青瓷罍,1990年出土於湖州西郊弁南羅家浜村窯墩頭磚室墓。這個罍的腹部有模印套菱紋和菱形填線紋的組合紋路,醬褐色胎質,周身施青黃色釉但不及底。該器是早期德清窯成熟瓷器的精品,在當時是一種儲物容器,肩部刻劃有字符,有學者認為是隸書的“茶”或“荼”字,為早期用於儲茶的器具。

東漢 青瓷罍 湖州博物館藏

東晉 德清窯黑釉雙係盤口雞首壺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之後在浙江的一些東漢窯口又相繼發現了黑釉瓷器。黑釉瓷器為東漢首創,其胎骨不及青瓷細膩,氧化鐵含量達到了4%—5%,所以外表呈色深褐或釉黑如漆。黑瓷的出現雖然跟成熟的青瓷無法比肩,但是它反映出我國的瓷器在東漢已經出現了多種麵目。

在南方,因為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燒瓷技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青瓷、黑瓷在南方逐漸產生、成熟。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時候是以青瓷為中心,向著白瓷和黑瓷兩個方麵的釉色純化發展。白瓷出現的時間相對較晚,1971年在河南安陽的北齊範粹墓中出土了七件白釉器物。研究顯示,這些白瓷含鐵量已經下到了1%以下,這是目前已知的我國最早的白瓷。白瓷的出現對茶器來講是一個巨大的利好,瓷壁色白能正確反映出茶湯的顏色。胎體通透素雅,更為後來彩瓷出現作了基礎物質準備。唐代瓷業形成的“南青北白”的局麵實際在南北朝已經初露端倪。

青銅器發展到三國兩晉的時候已經漸漸式微,很多銅器被鐵器取代。銅主要用於鑄錢以供貨幣流通。日常生活中,瓷器比銅、鐵分量輕,易用,並且也沒有滲水現象,所以瓷器逐漸在南北方普及開來。

如果說陶器的燒成、彩陶的繪製孕育出了自然親和的中國早期文明,那麽其後“成造化之功”的東漢青瓷的燒成,黑瓷、白瓷的出現更是讓我們進入了新的文明。

隋 白釉杯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唐 白釉執壺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