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是吸收了中國唐、

宋的禪茶思想及茶禮,

部分兼收了儒家的和與敬,

突出了禪宗的苦與寂,

又結合日本本民族宗教、

美學等諸多文化元素後逐漸形成的。

徑山風光

茶文化史上,“茶道”一詞最早是由身在釋門,心融儒道的唐代詩僧皎然大師提出的,皎然為中國茶道的開山之人。在其《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一詩中,皎然首次提出了“茶道”這一概念,並且高度肯定了道人丹丘子識得茶之真諦進而得葆素全真之果:“此物清高世莫知。”“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丹丘即陸羽《茶經》轉錄《神異記》中所載叫作丹丘子的道人:“餘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乞相遺也。’因立奠祀,後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在《飲茶歌送鄭容》中皎然接著說:“丹丘羽人輕玉食,采茶飲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雲宮人不識。”這個故事體現了道家對自然之趣的追求,亦即老子《道德經》所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天人合一的哲思。與李商隱齊名,時稱“溫李”的唐代著名詩人溫庭筠於《西陵道士茶歌》中言:“仙翁白扇霜鳥翎,拂壇夜讀黃庭經。疏香皓齒有餘味,更覺鶴心通杳冥。”可見,中國的茶道在誕生之初即契合了本土道教清靜無為、返璞歸真之理念。

宋 龍泉窯青瓷鬥笠盞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皎然對丹丘子的肯定是建立在自己“一飲滌昏寐,情來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這三碗神思相連的茶飲基礎之上的,即已然明心見性、禪茶一味的基礎之上的。皎然亦首次將“去痰熱、止渴、利小便,消食下氣,清神少睡”的農產品茶飲帶入了滋養性靈的精神世界,這也直接促使了晚唐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一詩中最精彩部分“七碗茶歌”的誕生。七碗茶環環相扣,把飲茶的精神世界作了完美動人的詮釋。日本人對盧仝推崇備至,常常將之與“茶聖”陸羽相提並論。

讓唐代“茶道大行”的陸羽三歲被僧人收養,長於佛寺,對佛事耳濡目染,後離寺入伶門,終了從士。陸羽為人重友誼,《新唐書》記載:“(陸羽)聞人善,若在己;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陸羽一生交友無數,除“與吳興釋皎然為緇素忘年之交”,與顏真卿、黃甫冉、張誌和等官員、隱者往來密切外,還與著名的女道士李秀蘭熟識。陸羽的思想由儒釋道三家並匯而偏儒。在《陸文學自傳》中,陸羽曾說:“始三歲……育於大師積公之禪院……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予答曰:‘終鮮兄弟,無複後嗣,染衣削發,號為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為孝乎?羽將校孔氏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為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予執儒典不屈。”安史之亂時,山河破碎,人民流離,陸羽“行哭涕泗”,於悲憤中寫就了忠君憂民的《四悲詩》:“欲悲天失綱,胡塵蔽上蒼;欲悲地失常,烽煙縱虎狼;欲悲民失所,被驅若犬羊;悲盈五湖山失色,夢魂和淚繞西江。”在《茶經》中,陸羽更多地表達出了儒家的人格思想,《茶經·一之源》即開宗明義地提出茶之“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這與儒家看重君子的品德修養高度一致。

黑色油滴盞

公元607年,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出使中國,並受到了隋煬帝的接見,由是拉開了中日官方文化交流的大幕。其後大唐滅隋建國,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先後向唐朝派出二十多次遣唐使團,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實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舉。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遣唐使團內的很多成員各自擔任不同的工作,通過對各自領域地學習,為日本回輸了唐朝律法、製度、曆法、習俗,及漢文、詩賦、書法、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藝術門類,經消化改造後融於日本民族文化,對日本的政治、經濟諸多方麵產生了深遠影響。公元780年陸羽《茶經》問世後,茶文化開始在唐代社會風行,茶自然也為來華的日本人所接觸。在這些人當中有一部分人很特殊,即日本的留學僧人,正是他們起到了把大唐飲茶之風帶回日本的作用,由此中國的飲茶文化走上了東渡之路。

論及唐代茶文化向日本的傳播,不得不提的是最澄、空海、永忠三位僧人。先從最澄和尚談起,公元804年,日本天台宗的開創者最澄來華。第二年最澄返回日本,在把大量佛經帶回日本的同時也帶去了中國天台山的茶種,並把它們植於京都的日吉神社,這是日本最早的茶園。跟最澄同船來唐的還有一位高僧叫空海,他是日本真言宗的創立者。空海在長安學習佛法,並學會了中國的製茶及飲茶方法。公元806年,空海歸國,除了帶回經書、法器等物亦帶回了中國的茶籽,並將之獻給了嵯峨天皇。其後空海與茶相伴度過了自己的餘生,在此期間他大力向周圍的友人及官員推薦茶飲。永忠和尚是在公元775年來到唐朝學習的,他在長安西明寺一住就是30年,於公元805年回到日本。回國後永忠除管理佛事外,還自行植茶、製茶。815年,在其掌管的寺院中,永忠循唐法親手為嵯峨天皇煎茶。天皇的支持加上這些著名僧侶的推廣,中國的茶葉及飲茶方法在弘仁年間植根於日本,並在其時形成了一股“弘仁茶風”。

其後的近二百年間,中日兩國減少了交流往來,茶事交流活動亦基本停滯,此狀況一直持續到南宋時日本榮西和尚來華。榮西為研究禪法,兩度入宋學法,於1191年回到日本。這次回國,榮西將南宋的禪法及飲茶文化帶回日本,開創了日本臨濟宗,並植茶於平戶。七十四歲時,榮西著日本第一部茶書《吃茶養生記》。《吃茶養生記》的重點不是講述禪茶與茶道,而是著重在論述茶的藥理性能,主旨是養生,但這不妨礙其成為日本茶道形成發展過程中的一座裏程碑。日本人接觸和飲用茶是從實用這一前提開始,才逐漸發展出今天的茶道。日本鐮倉幕府官修的編年體史書《吾妻鏡》記述,大將軍源實朝飲酒過度身體不適,家人吏仆方法用盡一籌莫展。適逢榮西到來,榮西見狀立即命人取茶,親自為將軍點茶一碗。將軍飲後酒意全消,吃驚於此為何物,榮西答此物為茶。隨後榮西獻上《吃茶養生記》,並向將軍曆數吃茶的諸多益處。將軍大喜,遂力舉茶飲於朝。自此《吃茶養生記》與南宋飲茶之法在日本得以普及,茶風日盛。榮西在日本被尊為“茶祖”。

宋代 “喫茶去”茶碗婁底婁星區文物管理所藏

前文我們已經提及在唐代禪寺飲茶之風即已盛行。如泰山靈岩寺的“降魔師”煎茶,趙州從諗禪師的“吃茶去”,尤其百丈懷海設立的《百丈清規》倡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思想將僧人植茶、製茶納入農禪內容,將僧人飲茶納入寺院茶禮,如此製度下茶飲在寺院進一步普及開來,並逐漸發展出鑒水、選茶、煮茶、飲茶之技藝以及對飲茶環境的講究。進入宋代,此風日盛,飲茶已經成為寺院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景德傳燈錄》記載:“晨朝起來,洗手麵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和尚主事處問訊了,僧堂裏行益;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吃粥;上堂吃粥了,歸下處打睡;歸下處打睡了,起來洗手麵盥漱;起來洗手麵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齋時僧堂裏行益;齋時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吃飯;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北宋黃山穀有詩戲僧:“不與一甌茶,眼前黑如漆。”宋時的《禪苑清規》更是細化了叢林茶禮,從禪僧入院掛搭、離院,念誦到四節茶會都離不開茶禮。南宋時徑山寺名聲大噪,徑山茶禮使茶成為體正禪法、接待雲水的助緣,並以修行賦予了茶“三千威儀”的攝受力。其後徑山茶禮傳至日本,成為日本茶道的源頭。

徑山寺

徑山位於杭州城西北五十公裏,是天目山脈的東北峰,因徑通天目故而得名。北宋蘇東坡這樣描繪徑山:“眾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徑山之上有始建於唐代的徑山寺,唐天寶年間,僧人法欽在此開山結庵,成為徑山寺的開山鼻祖。徑山在唐代便開始植栽茶樹、製作茶葉,以鳩坑群體種為原料的我國傳統名茶——徑山茶即產自此。徑山寺在宋代被列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在中日佛教乃至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徑山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榮西之後還有兩個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們就是南宋時來華學法並把對日本茶道予以深遠影響、代表中國禪茶文化的徑山茶禮傳回日本的圓爾辨圓與南浦紹明。

徑山鳩坑群體種茶青

圓爾辨圓、南浦紹明是日本靜岡同鄉,二人先後赴宋,在徑山寺分別師從無準師範、虛堂智愚法師學習。圓爾辨圓在1241年、南浦紹明在1267年先後回國。圓爾辨圓帶回了徑山茶的種子,將其種在了他的老家靜岡,並且教會了那裏的人們種茶、製茶,生產出了高檔次的日本抹茶。他在東福寺製定了《東福寺清規》,其中就有效仿徑山茶宴儀式的茶禮。這套茶禮一傳就是700多年,直到現今。

南浦紹明帶回七部茶典及點茶器具一套,《本朝高僧傳》記載:“南浦紹明由宋歸國,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帶到崇福寺。”《類聚名物考》記載:“茶道之起在正元中……崇福寺開山南浦紹明由宋傳入。”與此同時,很多到徑山寺學法的日本僧侶回國時,都把中國燒造的黑色釉盞帶回來。這些茶盞在當時點茶之風大興的日本被奉為珍寶,人們爭相收藏。由於徑山寺地處天目山,亦稱天目山徑山寺,所以這些被帶回國的黑色茶盞就自然被日本人稱作天目盞。自此,“徑山茶宴”暨中國禪院茶禮係統地傳入日本,並逐漸演化為日本茶道,成為日本幕府、高層社會的儀節。其後,日本茶道在村田珠光、武野紹鷗、千利休手中相繼傳承,至千利休,日本的草庵茶道全麵形成。

於茶事來講,一些缺乏專業知識的人因看到日本茶道中尚留有中國很少見到的唐宋茶道遺風,就大肆散布“中國茶道早已斷代”“中國茶道在日本”這類荒唐之論。殊不知,唐代的煎茶道與宋代的點茶道,隻是中國茶道的起始與初展,隻是中國茶文化曆史進程中的兩段風景,不過是自明代起趨於式微而逐漸自然消亡罷了。這些中國古已有之的東西在當今社會飲茶生活中之所以基本見不到,不是因為茶文化的斷代,而是因為茶在沿著刪繁就簡、趨於自然、科學合理這一曆史車轍前進的必然結果。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唐煎宋點的飲茶模式下,就不會有元代的揉撚工藝、明代的散茶瀹泡,更不會有清代白、綠、黃、青、紅、黑六大茶類的繽紛綻放。

日本茶道是吸收了中國唐宋的禪茶思想及茶禮,部分兼收了儒家的和與敬,突出了禪宗的苦與寂,又結合日本本民族宗教、美學等諸多文化元素後逐漸形成的。日本茶道需用嚴格詳細的行茶方式與禮儀規範通“道”,偏重方法器具與儀軌程式,茶在其中充當的隻是一種修行媒介。在日本,技或術的東西都可以稱之為“道”,如花道、柔道,這與中國茶道的內涵是大不相同的。明代文人高漉在《四時幽賞錄》中說.“每春當高臥山中,沉酣新茗一月。”中國人之浸於茶中,如山水造化,適意隨性,無牢不可破之程式。藉茶,人可神遊宇宙,清思亙古。

在中國,茶道是物質與自然的統一,是社會倫理觀念的體現,是茶與人的自然交融。中國茶道兼容並蓄了儒、道、佛之思想,儒家的“無所為而為”讓我們拿得起,道家的“無為而無不為”讓我們放得下,佛家的“禪茶一味”讓我們看得開。於此道中,令人領略的是“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情來朗爽滿天地”“更覺鶴心通杳冥”之人與自然和諧相契的絕妙感受。我老早前始終沒想明白日本的茶文化有儒有佛,為何單單沒學去中國的道家精神?多年後的某天豁然開朗,位於地震帶上的海島國家,隻能勤奮入世與天抗爭,怎麽領會得了中國本土道家“退一步海闊天空”之意境呢。

山中茶會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粗茶淡飯皆得樂,你騎寶馬我騎驢。

心地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