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很多作家一樣，凡一平有過在農村的生活經曆。與很多作家不同，凡一平的創作從未涉足過農村題材。直到遠離故土多年，在寫出大量與鄉土無關的小說和影視作品之後，凡一平才開始用4 年的時間，不聲不響、平心靜氣地完成《上嶺村的謀殺》（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 年7 月版）這部10 多萬字的農村題材長篇小說。多少年過去了，凡一平方才想到把筆觸探進農村，農村生活對凡一平到底有著怎樣的意味，他會寫出什麽樣的農村生活？而且凡一平用自己生活過的小村莊“上嶺村”來給自己的小說命名，又是什麽讓凡一平如此情感糾結，如此欲罷不能？
我們知道，經過30 多年的社會變革，中國農村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如何看待目前的農村現實，如何表現當下的農村生態，對任何一個作家都富有難度和挑戰性。凡一平發現，中國農村發生的變化，因應了中國社會發展這一強大背景。農村基本力量的出走和流失，瓦解了中國農村既有的人員構成，鬆動了農村的自然生態和人倫環境，導致了農村“空心化”“空殼化”現狀的產生和加深加重；同時，由於人口的流動、眼界的開闊、信息的流播刺激著人們的生活願望，動搖著人們的生活觀念，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倫理，導致了中國農村物質生活、道德倫理和社會秩序的重大變遷。凡一平感同身受著這些潛移默化的改變。而這一切又刺激著他觀察、思考與以往完全不一樣的當今農村。這是凡一平為什麽終於落筆農村，而且甘冒風險、自領難度去描寫當下農村的直接動因。
凡一平果然是不同凡響。他走出的第一步是，把“上嶺村”
作為觀察和思考的支點。緊接著，他別出心裁地用一起案件來進行切入。《上嶺村的謀殺》寫的就是發生在“上嶺村”的一起謀殺案的案發過程和偵破過程。案件中的當事人叫韋三得。春節前的某一天，這位身強力壯、悍勇多謀的人物上吊自殺了。韋三得的死亡，讓一向既不敢怒更不敢言的村民們歡呼雀躍。但是很快人們就意識到，這麽一位橫行鄉裏、欺男霸女之人，不可能自裁，隻能他殺。那麽，在他眾多的仇人裏，又是誰、出於什麽樣的動機要結束他的生命，將要承擔什麽樣的後果，從而涉及哪些與個人和社會層麵相關的話題呢？小說就在這樣的懸疑中開始下筆。
一起撲朔迷離的案件，足以吊起讀者的胃口。更何況，作者對人物、情節，乃至讀者的閱讀心理都把控自如。無疑，《上嶺村的謀殺》是一部非常好讀的作品。凡一平在暗夜裏開著手電筒，我們心無旁騖地追隨著他指引的光亮亦步亦趨，直到燈火闌珊處。
然而，這種表象的閱讀，隻是作者的一種敘事策略。在這一策略的背後，我們要領略的是“空殼化”“空心化”的農村在人性和道德上的困境，在道德規範和社會管理上的窘境，以及作者做出這種表述的難度和深度。這才是這部長篇小說的價值核心。
首先，作品為我們提供了韋三得這樣一個有一定理解難度的人物。青少年時代的韋三得好學上進，但參軍被人頂替的經曆，改寫了他的內心和前途。他為此偷挖老支書的祖墳，想在精神信念上斷送老支書後人的前程；他趁村裏青壯年常年在外打工之機，誘奸寡守在家的婦女，美其名曰滿足她們的身心要求；他也愛幫人，“路上遇到老人挑水，他會把擔子接到自己肩上。見路塌了，他也會搬來石頭，重新砌好”；他在村裏“最懂法律”，能鑽法律的空子，進了無數次派出所，總是查無實據被很快放出。韋三得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潑皮無賴，從他的成長過程和作惡軌跡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人由善向惡、惡中有善的複雜動因和多重人格，也可看出在當下農村道德規範和社會管理的困境和危境。
其次，《上嶺村的謀殺》充分提示了上嶺村對付韋三得這樣一個人物的現有難度。村支書明知祖宗的遺骨被韋三得盜挖卻束手無策，隻能用請吃請喝換來韋三得的將計就計；治保主任黃寶央為了自己難兄難弟的妻子不受侵犯，被韋三得打瘸腿；臨上重點高中的唐豔被韋三得強暴，隻能遠走他鄉，忍受人生的變故；連被韋三得和自己的妻子合謀下毒差點兒送命的韋茂雙也隻能忍氣吞聲……這些受到韋三得傷害的人，都戰勝不了韋三得這樣一個惡人。當村支書說出“好人怕惡狗”的話時，其他的村民更隻能忍辱負重，息事寧人。如此看來，懲惡揚善就隻有倚靠與上嶺村相關的外在力量了。小說選擇了一個特定的時間窗口——春節前夕。也隻有春節期間，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們才能回村，在外工作的人要回來探親。當這些在外的人流，共同感受到韋三得的橫行霸道使每一個人的家庭、家族都深受其害時，合謀才有了可能。
韋三得死定了！問題是，這些人想的是為民除害，但也得為自己的以惡除惡付出代價。村支書的長子一人大義凜然地擔起了謀殺韋三得的罪名。我們這裏先且不談如何正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話題。
再次，在案件似乎塵埃落定的時候，小說把視點轉向了一個更為重要的人物，一個讓我們一言難盡的人物。他是村治保主任的兒子、村裏唯一的大學生黃康賢。他大學畢業後參加公考考上了警察，在家鄉的派出所有口皆碑。他的前程應該是一片光明。
但他又是謀殺韋三得的合謀。他策劃、組織、參與了謀殺。他與韋三得有直接的仇恨：他的父親被韋三得打瘸了腿，他的初戀女同學被韋三得強暴。他要為民除害，為己除恨。但他最終還是因受人要挾，選擇了自殺。黃康賢的悲劇性遠勝於他人。一個有正義感、有個人理想和人生追求的人，在社會生活秩序失衡的鄉村環境裏，以悲劇了結了自己。小說的最後一章，從父親的眼光裏追溯了黃康賢的成長過程。年幼的黃康賢為了學業，把自己心愛的陀螺放在了香樟樹的鳥巢裏，從此一路奮進。當黃康賢的父親從鳥巢裏掏出黃康賢幼年的玩具時，我們充滿了對黃康賢的憐惜、悲憫和同情，還有對人生的無限酸楚。黃康賢的悲劇，讓我們想到了實現個人人生價值的艱辛和不易。
“上嶺村”曾經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在那裏有著我們的親情和血緣，有著我們最初萌發的感情和思想，有著我們刻骨的記憶和難忘的懷念。而回到這裏的，是黃康賢，又似乎不應該是這個讓人感慨的黃康賢。那應該是誰呢？
同樣，小說中的“上嶺村”，自然不是現實中的上嶺村。作者把它作為一個符號、一種表征，來傳達自己對當下農村生存狀況的觀察和思考。中國社會變革帶來的巨大變化，正在悄然改變著中國最基礎、最廣泛的現實農村。這是最基礎、最廣泛的改變，我們必須正視這種改變。這是在社會發展的最原始根基上的改變。
如何重建新的農村生存秩序，強化道德倫理和社會管理，實現社會的正義、公平和全麵發展，這是《上嶺村的謀殺》警醒我們的。
同時，“上嶺村”又不僅僅是中國大地上一個自然的村落。它是一個文學的支點，讓我們在一個更為開闊、深邃的背景下了解社會，觀察人性。這更是《上嶺村的謀殺》提供給我們的。
寫於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