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遠去，並不會使與之相應的社會文化心理**然無存。當還沒有廣泛普遍的社會自主意識具備相應的能力進行抗衡時，新時期文學得以發展，就勢必要從這種意識存留中分離出體現個體色彩的人格主題，來突破這種被動心理的製約和束縛。我們看到，新時期的年輕創作者在用心強化個體心靈對社會現實內容的體解和把握，重在確立和完善自身的人格地位，並以這種人格意識來關照現實和現實中的精神活動。這是一個由被固化的社會意誌力量，轉化為個體人格化的“泛英雄”氣質的當代進程。在這一進程中，我們發現有一道敏銳而躁動的神經，塑造著新時期的文學麵貌，並影響著文學的發展。我們嚐試把這樣一種意識確定為“泛英雄”的人格主題。這一主題的萌發、展開，對新時期文學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對新的文學前景也富有啟示性。
我們同時看到，這一主題的萌發、呈現和轉化，與社會現實生活的豐富展開是同步相向的。我們有必要對這一主題在新時期文學中的表現和演進，做出進一步的觀察和分析。
一道敏銳而躁動的神經
一個時代的巨大陰影，無疑成為眾多思考的前提，並導致個體人格意識的萌動。文學表現上的功利圖解，由此而派生的“高大全”模式，全社會集中心力所塑造的碩大無朋的超個人、超現實的形象觀念及其危機，讓嚴峻的社會現實凸現在人們麵前，對以往的否定和反思、對現實狀況的不滿足和力求改善的願望，彰顯著“泛英雄”人格的個體覺醒。努力在人格意義上走出過去時代的陰影，創作者開始探入個體人格意識所能灌注的各個現實角落。這種濃厚和熱烈的超現實色彩，集中了年輕的躁動、憂患和熱情。
社會的開放精神，強化著創作者的個體人格意識。創作者頑強、執拗地堅守自己的領地，堅信自己眼光、視角的可靠和獨到。
這種執著、自主的精神有力地支持了麵對凝重的曆史身影、複雜的現實狀態所做出的文學表現和探索。它著力強調建立自己各自的感應世界，並發展成注重自己創作個性的普遍心理意識。
另一方麵，內省和反思成為這種人格努力的一種調節方式。
創作者深化對社會、自然、生命的認識，同時也深化著對自身的認識。這樣，他們一方麵在確立人格個性的存在價值，同時也在積極關注進行著的社會現實，努力保持一種清醒豁亮的目光和姿態去認識發展變化中的社會和人生。社會的現實狀態和人的生存狀況，通過創作者的傳達、表現，成為創作主體人格表現中的豐富內容。這種努力超越現實的個體人格意誌和創作主體對敘述本身的內在要求，就構成了“泛英雄”人格主題的思想特色。“泛英雄”被融入創作者的心靈和心靈中的現實，具有了空前的人格意義和主體精神。
我們還發現，創作者站在新時期文學的同一起跑線上，呈現為麵臨同一世界的各個心靈之間的關照呼應，體現出一種普泛的意識要求。興許隻有當這一主題由於構成要素的改變而產生散化和轉移時，我們才會發現一種新的眼光，將靈動地跨越一個時代的巨大身影給一代人留下的主觀印記，逐步確立與生活相向並行的狀態關係。這種建立和確定的意義之所在，即是全社會普遍自主的個性意識的強化和深入。
主題的萌發、呈現和轉化
“泛英雄”的人格主題，曆經了萌發、呈現和轉化的發展過程。
一、萌發（1979 年前後）：傾訴與困惑這是針對過去和進行中的現實所展開的直接而近迫的反映。
主題的覺醒者以代言人的姿態，對過去的曆史表示出異常強烈的碰撞意味，悲壯而又無辜的情緒基調，直接依附在對過去的批判、控訴和對現實的舉步維艱上。以“傷痕文學”和“朦朧詩”為代表的對過去時代的思考，使“揭露”和“控訴”成為文學的時風和潮流。一些產生轟動效應的文學作品，都在極力傾訴一位英雄、一位代言人、一位受難者的情緒心理。這種心理訴求在於，用文學的方式對社會發言，以破代立，“我”反對神化的超然力量，證明“我”就是英雄。“英雄”仿佛隻有在痛苦的呐喊和撕裂中方能得到毀滅後的快意，才能得以滿足個體內心的平衡。萌動中的人格化英雄氣質在這裏具有這樣的特征：他們理直氣壯、義無反顧地埋葬了過去，同時又無法建立新的支撐係統，體現出的是掩抑不住的思想鋒芒和內心乏力的精神困窘。
這一以傾訴和困窘為主要特征的時代情緒，呈現出人格精神和思想視野的初步輪廓。“泛英雄”的人格主題在否定和疑惑中逐步顯現，步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二、呈現（1983 年前後）：躁動與沉思社會的轉機，心智的開啟，毫無疑問使創作者意識到展示自己內心世界的必要。同前一階段與社會現實的強烈碰撞相比，新近的寫作者更切身體會到，一味的傾訴並不能代替現實的改觀，更不能顯出內心的強大。不再像前一時期那麽理直氣壯、直抒胸臆，相反，他們認為，建立文學的個體人格世界，更能證明自身的思想深度和精神厚度。我們看到，強烈而濃重的主觀意識在急切地迎候、捕捉著社會變革中流露的新的光彩，文學的超前意識在這裏體現為一種期待。在這樣的尋找、期待中，伴隨著疑惑、孤獨和躁動，“泛英雄”的主題攜帶著創作者本身的沉重負荷，艱難地向前邁進，還不時回頭張望過去經曆中的萬般滋味。對過往曆史的回瞻和強有力的主觀參與，似乎使創作者洞穿了自己所有的感受和經曆，達到了某種沉靜中的感悟和理性上的覺察。然後他們便以一種自信而又自得的神情向人們示意：這是“我”親身感受過的，並被“我”所塑造的世界。這個世界有著這樣的特征：人格精神的力度和深度，建立在對生活的體驗、對現實的把握和理解的基礎之上，進而極具主觀意味地強化自己對社會現實的個性化的思考，並融合為主體人格的精神內容。至此，“泛英雄”的文學人格主題得以清晰呈現。
這一時期的張承誌，認定自己與土地、與人民、與自然的血緣關係，努力升騰起一種沉重而有青春熱望、深厚而有突破力、孤寂而又溫暖的思考和想望。作者的一係列作品始終貫穿著一種個性的眼光、一種人格精神的力量，成為得助於曆史、土地、人民的滋養，同時又升華著自己的心靈向往。這種躁動、急切的生命情緒、人道精神和理想色彩，在其他年輕作者的筆下，得到了不同側麵、不同程度的體現。他們重視的不是土地和人民的實際遭遇，而是受到土地博大生命力的精神慰藉，從這種現實感觸中生發出的自己的內心世界。等到他們察覺隻是在輕盈而匆忙地確立自己的人格價值時，發現這塊給他們以感觸的土地並沒有回應而更多是表示出一種沉默，他們還會再進一步深入下去。到那個時候，有一個口號就叫作“尋根”。
力圖把傳統文化意味引進新時期文學的阿城，顯得十分沉靜和淡定，他把自己對生存狀態和現實遭遇的體解平白道出，同時又十分著意傳統文化意識對現實人生的滲透和作用。從他的取舍選擇、整體把握和文化姿態上，不難看出他塑造自我主體情懷在悠遠、廣博、精深上的用心。也正因為他的持重，作品所具有的人文色彩對現實生活境遇的透視，體現出在現階段難能可貴的重要文化特征。
梁曉聲、韓少功、王安憶、史鐵生、賈平凹、張辛欣等人，也各從自己的實感和意念出發，努力建立一個在精神氣質、表現方式、人格力量上與社會的現實狀況相對舉的主觀世界。隨著這一世界的展開，我們讀到了《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本次列車終點》《黑駿馬》《北方的河》《棋王》等優秀作品。
“泛英雄”的文學人格主題，在超拔高邁中昂首挺進，散發出英雄般的思想風采和人格魅力。《北方的河》在未來、現在、過去上升騰出的情緒意誌，確乎把這一人格主題推向了一個製高點。
同時，我們發現，作品在傳遞實際感受中明顯缺少更多的現實理解因素。以至在作者另一篇小說《山之巔》裏，我們看到了人格意誌越過一定高峰時所目睹到的“蒼白”“貧瘠”的現實。
可以這樣理解，當社會的變革正鼓動著全體人民的自主創造精神得到全麵發揮時，“泛英雄”的個體人格在高歌猛進之後，出現散化和淡化，將是大勢所趨。
三、轉化（1985 年前後）：封閉與開放這一階段出現了一些讓人注目的新人：莫言、劉索拉、徐星、馬原……他們似乎更在意對現實生活的文學表現，他們所表現的領域更帶有個人的感覺和色彩。他們不再圍繞公眾話題展開文學思考，而是潛入自己個人的獨特生活領域，往往是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在呈現方式上極盡誇張、變形之能事，突出個人感覺的奇異和感受的獨到。果然，他們一出現，就讓文壇有了異樣的光彩，標新立異，追新求異，更有了個體寫作實踐的實際支撐，並成為後來者想要走上文壇的不二法門。他們不再像前兩個階段的創作者直抒胸臆，堅稱自己是代言人、思想者，代時代和社會發言、抒懷，而是在用心證明自己的文學思考如何與眾不同。“泛英雄”的人格主題，散化、轉化為既少“英雄”氣概、也少“泛英雄”氣質的與生活對應的心靈觀照和普遍自主的個性意識。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種情形：與現實並行不悖的每一個體所呈現的藝術世界的較為完整、獨立，決定了它對其他係統隻是采取一種折射、參照的方式，形成各自為陣或“各人頭上一重天”的文學場景。這一場景表明，文學從社會化的效果實現，在向個人的文學表述轉化，從文學影響社會內化為用文學證明自身。
我們還看到，張辛欣、桑曄的《北京人》等作品，完成同社會不同心理的交流，平列出現實的態貌，把自己的主觀意識潛存於人群之中，不動聲色地摹畫出社會的世態心理。韓少功的《爸爸爸》《歸去來》、張承誌的《黃泥小屋》等“尋根”作品再一次把觸角探入過去熟悉的領域，以確立對集體無意識的群體精神的挖掘，達到現實狀態上的警醒和領悟。
而對1985 年部分新作者作品的莫衷一是，也似乎恰恰是“泛英雄”的人格訴求轉向個體意識時，在觀念上的必然反應。這些作品正是體現了“泛英雄”氣質的散化和轉移。在《你別無選擇》裏出現的是一群“精神貴族”——作曲係學生。但作者並不像前兩個階段，以“泛英雄”的主體人格氣質強有力地占據、統攝視野之下的現實生活。它隻是在描述一特定人群的精神狀態，希望社會理解他們，同時希望這種精神狀態能夠和我們的現實狀態有一種共通、呼應的關係。《無主題變奏》在這一個時期問世，正是在呈現追求人格意識的獨立和實際生活處境的矛盾。現實生活對超人的“泛英雄”氣質的擠壓，讓作者流露出苦惱的情緒，尋找主體人格意識在現實生活中的可能性存在，讓《無主題變奏》引人注目。這一時期，人格意誌轉化為個體意識，不再顯出一種居高臨下、理直氣壯的優越感。而這一現狀表明，文學創作開始從它在現實的精神高地上的駐足，向平實的現實生活處境貼近。
如果說先前時代有一個社會意誌化的“英雄”氣概，新時期之初呈現出一種“泛英雄”的個人氣質，那麽1985 年以後，我們看到的是主體與主體、主體與現實之間的複雜而綿密的關聯和糾結，思想和精神的飛升，回到了文學的現實土壤之中。關注創作者各自眼中的現實處境和人生遭遇，成為文學的創作重心。
從“泛英雄”人格主題的流變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出，文學作品中所流露的情緒意誌在逐步由激憤、躁動轉化為清醒和理性。
如果說創作者起初是用心情感受來逼視現實，體現文學的社會表達，那麽愈到後來愈是注重用自己的心靈方式來麵對客觀的現實，建立自我的認知世界。文學與現實的關係隨著人格主題的演化，從強烈轉向通融，從單一走向複合，從清晰轉向蒼茫，從主體人格意識的確立轉向人與現實世界的糾纏和交集。“泛英雄”的人格主題經過萌發、呈現到正在散化的現狀，體現出逐步走向對個體心靈世界的自覺把握和對人與現實世界關係的清醒認識。我們看到，圍繞著人類的生存狀態和社會的現實狀態建立起來的心靈化的藝術世界，正與現實世界的無限內容同頻並振。“泛英雄”人格主題的散化和轉化，說明從個體上“以過分的重量攪亂人類命運的平衡”的可能性正在減弱。我們麵對的終究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中的世界，是一個交織著矛盾和衝突，同時又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充滿無限生機的存在。毫無疑問，這是社會發展變化的強大作用。
主題的意義及其轉化中的前景
在“泛英雄”的人格主題萌發、呈現和轉化的過程中，對曆史和傳統進行文學意義上的社會價值評判，對社會現實的心理探究和情緒超越，以及對自然與人相互觀照的注重，對人類生存和生命意義的索求，構成了“泛英雄”人格主題的豐厚內容，使新時期文學有了更為寬廣的表現視野。
“泛英雄”這一主題所呈現的主體意識，作為個體人格的力量體現，以一種獨到、深邃的目光，燭照了文學新的發展。當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現實之上時，我們對目前的文學現狀更加關注。
文學與現實建立起同步相應的聯係，這是當前文學創作對“泛英雄”人格主題新的覺悟，它在預示一個更為持續的文學前景。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泛英雄”的人格意誌與所能得到的現實理解因素之間，存在著不可回避的差異性。原因在於，文學的功用已不再具有以往灼人燎心的社會目光，而更多是在文學的審美觀照中波瀾起伏。當創作者過於看重自己的能力，對社會生活內容產生一種自我神話般的個體表現時，很可能是名噪一時而後續乏力。
這種主體與客體、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係問題，在轉化中尤其明顯。文學創作上主體如何進入客體，體現具有客體意義的主體意識，這是“泛英雄”的人格主題轉化為普遍自主的個性意識後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回過頭來，再重新審視“泛英雄”人格主題的意義和價值，就不難發現它集中體現在“超越”之上，即從社會層麵的思考上樹立個體人格形象標識，從個體的文學思考中逐步意識到個人藝術世界的價值和可能性，體現出人格意義上的主觀深入。而在目前，這種人格的超越，已逐步演變為文學個性上的自主自立。
文學必須超越和自立，必須建立與現實世界錯動、矛盾、分異、協調的個性化的藝術世界。這理應是一種張力和能量上的體現，任何一廂情願的超越和自立，如果缺乏相對的容量和力度，隻會導致文學生命力的蒼白和貧乏。我們看到“泛英雄”人格主題的實績，正是在於它從一種艱難的躁動中，升騰出了人格化的文學力量；同時這種力量更多是局限在個體的人格化上，重在證明自己。而目前的情形是僅在關照各人頭上的一塊天空或腳下的一片地域，而缺少包容和通透。
關鍵在於，“泛英雄”氣質的“超越”曾經是一種人格上的審美考慮，而不是作為生活和實踐的本體的呈現。也就是說，“泛英雄”氣質看重的是人格的內在心理模式，而不是把自己融化在群體中，從生活的原生狀態上做出一種容量和力度上的呈現。
“泛英雄”的人格主題對新時期文學的演進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深刻作用。它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在層層遞進，不斷向文學的本體深入。這一主題的散化和轉移，正是因為創作主體的個性意識在不斷加強，與現實生活的進展同構呼應。這種相向並行的趨勢，展現出文學發展的廣闊前景。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作為實踐本體的超越和自立，而不單單是人格化的現實超越和個性意識上的自我分立，以求得到創作者們的重視。
寫於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