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亂而治，治而亂，紛紛擾擾，使政治家幾家歡樂幾家愁。能在亂中取勝的政治家，必有其驚人之處，在治亂中失敗的政治家，必是容小人，近奸佞之臣。當我們重新翻開曆史，定能總結出眾多心得，對於今人無論創業還是經商做人都會有所幫助。
1．楚漢相爭論成敗
劉邦與項羽爭霸，項羽自刎烏江，劉邦喜登九五。其中勝敗緣由，兩千年來一直受人關注。其原因說穿了也很簡單：劉邦之前，統治者必然出身貴族豪門，血統的重要性勝於其他一切，投胎不巧，一點辦法也沒有，而從劉邦開始，中下階層的人們也有機會登上皇位，才智開始成為決定性因素。如此，劉勝項亡的原因才值得更多的人們關注了。
繼秦末農民大起義之後，項羽和劉邦之間為爭奪封建統治權力，又進行了長達四年多的楚漢戰爭。在楚漢戰爭過程中，項羽由強逐漸變弱，劉邦則由弱變強，最後終於戰勝了項羽。其中的成敗得失，很值得後人深思。
在秦末農民大起義過程中，陳勝、吳廣相繼犧牲後，劉邦集團和項羽集團成為反秦武裝的兩支主力。秦二世三年（前207），劉邦、項羽相繼率兵入關，推翻了秦王朝。按照原來楚懷王的約言“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劉邦先入鹹陽，理應王關中，但項羽自恃功高，企圖稱霸天下。當時，雙方兵力極為懸殊，沛公劉邦兵力十萬，號稱二十萬；項羽四十萬，號稱百萬。劉邦自知實力不敵項羽，隻好聽從張良的勸告，在鴻門宴上卑辭求和。項羽隨即陽尊懷王為義帝，徙於郴（今湖南郴州）。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分封十八路諸侯，以劉邦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今陝西漢中東）。
項羽進入鹹陽後，大肆燒殺搶掠，加上封章邯等秦降將為王，使他失去了關中秦民的支持；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也使他喪失了戰略上的有利地勢，特別是關東屢經戰亂，經濟殘破，使他日後不可能建立一個鞏固的後方；至於封王諸侯，更是他在政治上所犯的一個嚴重錯誤。他貶義帝於江南，遷劉邦於巴蜀，徙故王於惡地，王親信諸將於善地，以此挑動和加劇了各路諸侯之間的權力紛爭，迅速激化了他與劉邦之間的矛盾，而且使他在政治上、軍事上處於孤立無援、被動挨打的局麵。
項羽分封諸侯後即罷兵回歸彭城。不久，田榮起兵反楚；於漢元年（前206）五月迎擊田都，殺田市，自立為齊王；並以彭越為將軍。彭越於七月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並王三齊後，命彭越擊楚，又以兵援助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迎故趙王於代，複為趙王。齊、趙的起兵，對西楚的項羽構成了直接的威脅。為了製止事態的擴大，項羽先派蕭公角將兵迎擊彭越，結果大敗，不得不調遣主力擊齊，以穩定局勢。僻處巴蜀的漢王劉邦乘田榮起兵反楚、項羽無暇西顧的有利時機，聽從韓信等人的計議，決策東向，於同年八月出故道，擊降項羽分王的章邯、司馬欣和董翳，迅速還定三秦，由此揭開了楚漢戰爭的帷幕。
楚漢戰爭之始，項羽即在戰略上陷於兩線作戰的不利處境。他認定齊地的田榮為心腹之患，而張良也致書項羽說：“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複東。”又以齊反書遞交項羽說：“齊與趙欲並滅楚。”以此麻痹項羽，項羽信以為真，遂無意西向，專注東方，在戰略上作出了錯誤的決策。後來，項羽雖然擊殺田榮，複立田假為齊王，但由於他在齊地燒夷城廓房屋，擄掠老弱婦女，激起齊民的反抗，使田榮弟田橫得以收散卒數萬人，據守城陽，並以漢二年四月立榮子田廣為齊王，號令齊地百姓抗擊楚軍。楚軍主力遂困於齊地，無法脫身。劉邦以此得以乘隙擊降魏王豹，虜殷王印，並聲討項羽“放殺義帝”的罪行，然後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順利地進據彭城。
項羽得知彭城失陷的消息後，立即部署諸將擊齊，親率精兵三萬人回師彭城。而劉邦此時卻為輕易取得的大捷而陶醉，收其寶貨、美人，逐日置酒高會。在楚軍的突然反擊之下，漢軍五十六萬烏合之眾一敗塗地，士卒死傷過半，睢水為之不流。劉邦本人僅以身免，其父太公和妻呂雉卻作了楚軍的俘虜。
彭城之戰後，楚漢之間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劉邦敗退滎陽，諸侯皆背漢向楚，幸虧蕭何及時調發關中老弱未成年者補充兵力和韓信的有力增援，漢軍才得以重整旗鼓。項羽遂將戰略重點移至西線，但他始終未能擺脫兩線作戰的厄運，無法越過滎陽、成皋一線西進。從此，楚漢雙方進入了相持階段。從劉邦這方麵來說，這種相持是積極的。相持階段一開始，劉邦就著手組建了一支騎兵部隊，有效地阻擋了楚軍的進攻；與此同時，漢軍重新調整了戰略部署，一方麵堅守滎陽、成皋一線，一方麵在楚軍後方和側翼開辟新戰場。這一部署打擊了項羽的致命弱點，很快收到了成效。
漢二年前八月至次年十月，韓信接連平定魏、代、趙、燕，矛頭直指齊地，逐漸形成包圍西楚的態勢。項羽主力雖在漢三年前四月、六月再度攻陷滎陽、成皋，但由於劉邦采取了“高壘深塹勿與戰”的戰術，不僅保存了漢軍的實力，而且牽製了楚軍的主力，使項羽更進一步陷入兩線作戰、首尾不能相顧的困境。特別是項羽不能用人，不但韓信、陳平等人棄楚投漢，連他的重要謀士範增也得不到信用。這更使他在政治上、軍事上連連失策，使劉邦得以調兵遣將完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漢三年前五月，劉邦命彭越率兵渡過睢水，襲殺楚將薛公，直接威脅彭城。八月，劉賈、盧綰將卒二萬渡河，進入楚地。彭越在漢軍協助下攻徇梁地，連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完全截斷了滎陽、成皋一線楚軍主力的後勤補給線。同年九月，項羽不得不命大司馬曹咎固守成皋，親自回師救援，一舉奪回了陳留、睢陽、外黃等十餘城。但與此同時，劉邦乘項羽回師之機誘使曹咎出擊，於是大破楚軍，收複成皋。東線的韓信也襲破齊曆下軍，進據臨淄，並消滅了楚將龍且率領的號稱二十萬的援軍，盡定齊地。項羽在正麵和側翼戰場上接連遭到重大失敗，有生力量喪失殆盡，腹背受敵，進退失據，陷於漢軍的戰略包圍之中。
成皋之戰後，楚漢戰爭進入最後階段。項羽日益孤立，糧秣得不到補充，韓信又繼續進兵西楚。漢四年前八月，項羽向劉邦提出議和，楚漢約定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正當項羽率兵東歸，劉邦卻采納張良、陳平的計策，乘機追擊楚軍於固陵，並且調令韓信、彭越等人率兵圍殲項羽，命劉賈渡淮河包圍壽春，誘使楚大司馬周殷畔楚。次年十二月，項羽被圍困於垓下，漢軍四麵唱起楚歌，楚軍士無鬥誌。項羽率少數騎兵突圍至烏江，自刎而死。楚漢戰爭最後以劉邦奪取天下，建立漢王朝而告終。
項羽驍勇善戰，幾乎每戰必勝，無疑是一個優秀的戰術指揮員。他在政治上所犯的錯誤直接導致了他在戰略決策上的連連失利。可是，項羽至死也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在烏江自刎前仍說：“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司馬遷在《史記》中批評他說到：“自矜功伐，奄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與項羽相反，劉邦卻從楚漢的成敗得失中總結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不過，就在當時，人們就已總結過其中的經驗教訓。韓信初拜大將時，當麵就問劉邦：勇、悍、仁、強，你比項羽如何？劉邦默然良久，曰：“不如也。”韓信就此分析項羽為人，有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強，實失天下心。劉邦在平定天下後，也有一次問眾臣己勝項敗的緣由，並自評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我不如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籌給養，我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我不如韓信。我能用此三人傑，項羽隻有一個範增尚不能用，這就是我勝項敗的原因。
劉邦雖然出身不是大姓望族，但他的見識遠在剛愎自用的項羽之上。項羽雖然豪氣過人，才智也非一般人可比，但其不能深謀遠慮，廣納人才，常居功自傲，源自百姓卻不敬百姓。又無權謀欺詐，最終四麵楚歌，烏江飲恨。
2．光武“柔道”複興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寬鬆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軟弱，剛柔相濟。為了鞏固漢王朝的統治，他總結前朝經驗教訓，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
光武帝劉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今湖北棗陽西南），漢高祖劉邦九世孫。劉秀生於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劉秀兄弟三人，長兄劉縯，次兄劉仲。劉秀9歲而孤，養於叔父劉良家。劉秀謹慎寬厚，勤於稼穡。王莽天風年間，至長安，師從中大夫許子威，受《尚書》，略通大義。
地皇三年（公元22年），時綠林、赤眉起義已先後爆發，新莽政權呈敗亡之兆。宛人李通宣揚圖讖：“劉氏複起，李氏為輔”，鼓動劉秀舉大事。十月，劉秀與兄劉縯及李通等起事於宛和舂陵。劉秀時年28歲。舂陵軍初戰不利，不久加入王匡、王鳳所領導的綠林軍。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王匡、王鳳立漢宗室劉玄為皇帝，國號“漢”，年號“更始”。
五月，王莽派重兵鎮壓起義軍，劉秀身先士卒，奮勇殺敵，王莽大敗。自此後，劉秀聲名大震。
同時，劉縯因功勞卓著，引來劉玄的嫉妒被殺。劉秀深知自己力不敵玄，於是以退為進，得到重用。劉秀到河北後，廢除王莽苛政，釋放囚徒，以恢複漢家製度為號召，取得了當地官僚地主的支持，並鎮壓和收編了銅馬等各路起義軍，力量迅速壯大。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劉秀即帝位於菜，國號“漢”，年號“建武”。十月定都洛陽。
此後經過11年的征戰，劉秀於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統一了全國。
光武帝複漢之初，社會經濟凋蔽，各地農民起義時伏時起，另外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社會動**不安。光武帝長於民間，親身參加了新莽末年的農民起義，深知苛政的惡果。所以他決定“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務用清靜”，恢複漢初的“無為而治”，以“黃老無為”作為他統治的指導思想。他說：“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光武帝的“柔道”就是減輕對人民的壓迫與剝削，與民休養生息。具體政策如下：
（一）安撫“盜賊”
東漢開國之初，許多百姓流亡在外，還有的則是占山為盜。光武帝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招流民還鄉，於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凡是參加赤眉等農民起義的，“自殊死以下皆赦之”。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因度田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豪強裹脅農民暴動的事件，光武帝下令，對參加暴動的群“盜”，可由他們自己糾察揭發，五人共斬一人，隻要以後不再舉事，其餘一律免罪；對那些組織暴動的“魁帥”，也不治罪，隻遷往它郡，給予田宅，使其安生業。這種安撫政策，旨在使流民還鄉，組織生產，各安其業。隨後，東漢社會出現了“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的景象，社會秩序安定，農業勞動力增加。
（二）釋奴赦囚
光武帝自即帝位第二年起，就著手解放奴婢，從建武二年（公元26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先後6次下詔，釋放官私奴婢，並製定了保護奴婢人身及生命的法律。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連下三次詔書，禁止殘害奴婢。光武帝還大批赦免囚徒，於建武五年（公元29年）下詔，全國的罪囚，除極惡的處死罪外，其他罪囚一律赦免為庶人。光武帝釋放奴婢、禁止殘害奴婢和赦免罪囚的詔令，對阻止變自耕農為奴婢，提高勞動者的身份地位，穩定社會秩序，推動生產的發展，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三）精兵簡政，輕徭薄賦
在進行統一戰爭期間，國家財政十分困難，光武帝在向人民征收“十一之稅”的同時，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組織士兵屯田。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下令精簡國家機構，裁縮官員，共裁並400多個縣。第二年，又大量裁減軍隊。建武六年（公元30年），國家財政好轉，恢複西漢舊製“三十稅一”。同年，漢王朝罷郡國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試，且一度廢除了更役製度。光武帝還提倡節儉，以身示範，並多次賑濟鰥寡孤獨及不能生活的貧民。光武帝實行一係列精兵簡政，輕徭薄賦的措施，減輕了人民的負擔，調動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光武帝也曾試圖解決土地兼並和豪強侵占人戶的問題，下召“度田”。此令一出即遭到了地主豪強們的反對。地方官吏與地主聯合，欺壓農民，反而激起了農民的武裝鬥爭，一些豪強地主還乘機興兵作亂。光武帝在發兵鎮壓無效的情況下，最後隻好作出讓步，度田不了了之。土地兼並問題雖未解決，但階級矛盾尚未激化。
以上諸“柔道”措施，使西漢末年及新莽時期遭到破壞的社會生產得以恢複並發展，土地得以開墾，人口大量增加。光武末年，載於戶籍的人口已達2100多萬。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寬鬆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軟弱，剛柔相濟。為了鞏固漢王朝的統治，他總結前朝經驗教訓，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
（一）退功臣，抑外戚，製宗室
在東漢王朝的建立中，跟隨光武帝打天下的將帥們，位高權重，成為漢室潛在的威脅。對這些開國的元勳，光武帝給予他們顯赫的榮譽，豐厚的待遇，而解除他們的實權，不授以執政的官職。功臣位尊無權，減少了對皇權的威脅，保持了上層統治集團的和諧穩定。
對外戚，光武帝禁止外戚幹預朝政，並規定凡後族、宮戚，都“不得封侯與政”。
對地方行政體製，光武帝也和西漢一樣，實行“郡國並行”製。但東漢的王國封區小，諸侯王隻有經濟上的食封權，無政治上的治民權。多數侯王久居京師，不就國。對待宗室，光武帝嚴加限製，重申舊製“阿附蕃王之法”。對外戚、宗室諸王的抑製，加強了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
（二）進文吏，虛三公，重台閣
光武帝在組建政權方麵，不用功高的勳臣，而選拔有治國安邦之才的文士為官，尤其器重那些有氣節，不仕王莽新朝的儒流名士。光武帝屢次下詔求“天下俊賢”、“天下義士”。重視儒家的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因此，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光武帝親自接待，授官任職。但是，對任職的官吏，特別是近臣、大臣，光武帝則以法理督責極嚴，對不稱職或失職者，嚴加懲罰；對於事涉刑律的大臣，更是決不寬貸；對於稟公執法的官吏，則予以獎勵。光武帝治國之術，寬以待民，嚴以責吏，確保了吏治清明，社會秩序的穩定。
為了加強皇權，光武帝削弱三公的權力，集權於尚書台。王莽時期為了削弱相權，將漢朝的丞相、禦史大夫、太尉改為大司徒、大司空和大司馬，稱為“三公”。東漢初期，一切典章製度皆複西漢舊製，唯三公之官不廢王莽之製。光武帝改三公為司徒、司空、太尉（因光武帝曾任劉玄的“行大司馬事”，故避諱而稱太尉）。三公職位雖高，徒有虛名，並無實權，而權力集中於直接聽命於皇帝的尚書台，加強尚書台的權力是從漢武帝開始的。至成帝時，尚書台的機構有所擴大。光武帝即位，進一步擴大尚書台機構，下設六曹。尚書台設尚書令、尚書仆射各一人，另有左、右丞各一人，佐令、仆之事。六曹各設尚書一人，主管本曹事。六曹為：三公朝，主管考課諸州郡事務；吏曹，主管選舉、祭祀；民曹，主管修繕功作，鹽池園苑事務；中都官曹，主管治安；二千石曹，主管訴訟；客曹，主管少數民族及對外事務。尚書台成了決策和發號施令的中樞機關。“三公備員而已”。尚書台的官員職位很低。尚書令秩千石，品級相當於大縣之令；尚書仆射和六曹尚書秩僅六百石。這樣一來，位高者無權，權重者位卑。尚書台官員官卑職小，皇帝可以隨意操縱。於是，皇帝集所有大權於一身，防止了大臣擅權。
（三）強監察，集軍權
光武帝為了加強對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控製，加強監察機構。光武帝將禦史大夫改為形同虛設的司空，以原隸屬於禦史大夫的禦史中丞主管禦史台（府）。禦史中丞不再隸屬於三公，改為隸屬於少府。禦史中丞秩千石，掌察舉官吏違法，接受公卿、郡吏奉事，權力僅次於尚書令。西漢武帝時曾設司隸校尉，成帝時廢除。東漢初期，光武帝複置司隸校尉，主管察舉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務。其監察權之大，“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在司隸校尉監察區以外，全國分為12州（部），每州設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屬郡國，考察長吏政績，年終奏於皇帝。三套監察機構的恢複和加強，使全國的各級官吏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光武帝在軍事上一再削弱地方軍權，加強中央的軍權。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下詔罷撤了地方常備軍，還取消了每年一次的都試（閱兵）製度。逐步擴大中央軍隊。
光武帝是在西漢自成、哀、新莽以來社會積弊日深、天下大亂的基礎上重建漢王朝統治的。所以他在位的33年中，“量時度力，舉無過事”，不求赫赫之功，唯求恢複、穩定，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以增強國家的實力。他所建立的國家，雖然聲稱是承襲西漢舊製，但實際上，無論是在統治機構方麵還是在統治政策措施方麵，都比西漢更加完備、有力，為東漢王朝奠定了近200年的統治基礎。
3．文治武功權掌三朝
治國需要雄才，安邦需要智慧。
耶律楚材是具有遠見卓識、雄才大略的人才，出山之前他並沒有什麽驕人的業績。但被重用後，授予權柄，在政治舞台上卻導演出了一幕幕有聲有色的“話劇”，以驕人的業績，卓著的功勳，獲得提拔重用，給世人留下了稱道的口碑。
耶律楚材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在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的一個世宦人家，其父耶律履，本是金代的學者，因其品學兼優，官至尚書右丞，是有很大權力的宰相。
耶律楚材成長在動亂的社會中。當時，整個中國正處在元朝大統一之前的列國紛爭階段，大金國為最強，其占據中原，統治著北中國。但時過境迂，它的全盛時期已過，國勢乃一年不如一年了。南宋王朝雖是偏於江左，但時刻也沒忘記北上收複失地，不時地向北方挑戰。立國甘陝的西夏，也對稱霸中國懷有野心，趁機與南宋交結，在西北方向侵擾。真是諸強對峙，戰事頻生。此時，金國西北部的附庸蒙古族也乘機崛起，鐵木真自被本部族推舉為首領後，經過連年的征戰，統一了蒙古。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成為全蒙古的“汗”（皇帝），尊稱成吉思汗，是為元太祖。這個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方不斷地向金國發動進攻。金國對其咄咄逼人之勢難於應付。
成吉思汗的蒙古軍事政權確立後，靠著其強大的軍事實力，開始向四鄰征戰。為了免於受到西夏的牽製，成吉思汗決定在攻金之前，先用兵西夏。1205至1209年間，成吉思汗對西夏攻伐三次，大大地削弱了西夏的力量，使之沒有出外征戰的能力了。接著，經過周密部署後，從1211年起，成吉思汗便大舉進兵金國。已走下坡路卻一意圖謀威服南宋的金國，哪裏是成吉思汗的對手，蒙軍“所至都邑，皆一鼓而下”、“凡破九十餘郡”，直到兵臨金國中都燕京城下。
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五月，圍攻燕京年餘的蒙軍，一舉攻克燕京，右丞相完顏承暉自盡殉國，耶律楚材眼看金朝的大勢已去，於是，在城陷之後，便“將功名之心束之高閣”，空懷經天緯地的才智絕跡於世，棄俗投佛，在萬鬆老人（行秀）門下鑽研佛理，一去三年。艱難的時世，磨練了耶律楚材，他等待著時局的發展，等待著實現壯誌的機會。
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年），機會終於來了，成吉思汗既定燕地，他逐漸感到人才的重要，這時，他聽說了耶律楚材是位難得的人才，而且又是被金國所滅、與金國有世仇的原遼國宗室後裔，便遣人求之，詢問治國大計。耶律楚材雖然修身養性，過著隱居的生活，然而，他時刻也沒忘掉幹戈擾攘、生靈塗炭的神州大地，極想倚傍靠山，伸出雙手去拯救水火中的芸芸眾生。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見他，感到是一個圖謀進取的好機會，他二話沒說，即刻應召前往，以便使自己的蓋世才華得以施展。有一首自詠的詩可以表明他此時心跡：
聖主得中原，明詔求王佐。
胡然北海遊，不得南陽臥。
耶律楚材身材高魁，髯長鬢美，極其英武。回答成吉思汗的詢問，更是聲音洪亮而流暢。成吉思汗說到：“遼金世仇，我要為你洗雪國仇家恨。”耶律楚材的回答十分得體：“那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祖父已經入侍金朝，既然作了臣下，怎敢和君主為仇呢？”成吉思汗對他的回答十分滿意，認為這人重君臣之情，又恪守信義，是值得信任的。便把他留在身邊，以備顧問；正因為耶律楚材的學識淵博，受到成吉思汗的寵信，並親切地稱他“長胡子”。耶律楚材此時想的是，曆史上董仲舒輔佐漢武帝以“文治”，使得漢家氣象恢宏。如今，他也找到了這樣的機會。
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的軍隊，在對自己的宗主國金國實施了一連串痛擊之後，在軍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動，於是，除了僅用小股兵勇繼續對中原金地蠶食鯨吞外，集中精銳之師，進行了著名的西征，攻打花刺子模國。
在進軍花刺子模國過程中，耶律楚材曾力主並主持在塔刺思城（在西遼都城虎思窩魯朵西）屯田。這個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且土地肥饒，經濟繁榮。這一恢複發展後方的社會經濟之舉，對於隻知道打仗，掠奪財富的蒙古軍事貴族來說，從軍事活動轉變到恢複發展社會經濟，意義重大。蒙古軍也正是以此為基地繼續西進的。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的冬天，成吉思汗病逝。依照蒙古國的慣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獲得其父的直接領地，即斡難河及客魯連河流域一帶蒙古本部地方，並且代理國政，是為元睿宗。
1229年，睿宗拖雷已監國兩年，按照成吉思汗的遺命，帝位應繼傳太祖其三子窩闊台，蒙古進入了太宗時代。
蒙古帝國在成吉思汗時代，才進入奴隸製社會，窩闊台即位以後，其管理的國域，多為已經進入封建社會的北中國，所以，使這位少主在治理國家上顯得力不從心，加上應興應革的事太多，真是一時摸不到頭緒。此時，全靠耶律楚材盡心竭力，定國策，立製度，出台了一係列當務之急的法令，加速了這一民族的封建化進程。
在頒發法令之前，首先規定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對那些因法律不明，而誤觸禁網，按當時的老規矩必殺無赦的百姓們，不追究頒發政策前的法律責任，或給予從輕發落。這是抑製蒙古一向濫殺，因獲某種罪過而死者不計其數的最有效辦法。同閣的一些臣僚譏笑他，說此舉實過迂闊。耶律楚材不為所動，力排眾議，反複而耐心地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講給太宗聽，終得聖準。此項政策的實施，安定了人心。
接著，耶律楚材便製定頒發了十八項法令，成為官民遵照執行的準繩。包括官吏設置、軍民分治、賦役征收、財政管理、刑法執行等。這些采摭中原先進製度，列為蒙古國策的法令，可以說是曆史性的決策，對後來正式確立的元代政治製度奠定了基礎。如實行軍民分治後，軍職不得幹預民事，軍隊由國家直接掌管，這樣，不僅遏製了軍官的驕橫不法，同時也打擊了分裂割據的勢力，保證了國家政治上的鞏固和統一。此項法令，一直作為元朝的一項基本國策。
蒙古貴族崇尚武功，根本沒有稅製觀念，他們看不到這樣發展下去會兵強而國蹙。以近臣別迭為代表的人主張，以牧業為主來保證國用，認為“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極力反對這種將燕京農業地區變成牧場的倒退措施，他深知如今的蒙古國已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應行漢法，大力發展農業，如果保守地強調畜牧，是狹隘的、不合國情的落後政策，他直截了當地給太宗算了一筆賬：“陛下馬上要南征金國，軍需從何而來？僅靠畜牧是遠遠不夠的。假使發展燕趙的生產，以地稅、商稅，及鹽、酒、冶鐵、山澤中可以獲利50萬兩銀，8萬匹帛，40萬石糧食，足以供給南征，這不遠勝於變農為牧嗎？”窩闊台經過認真考慮，認為頗有道理，便命耶律楚材全權籌劃，立行征稅製度。耶律楚材領旨後，即刻在河北一帶建立十路征收稅使，遴選漢或女真中有德才的士人，如陳時可、趙晌等名儒充任。1231年秋天，窩闊台在雲中行宮中，麵對十路課稅使陳列在朝廷之上的金、銀、帛、粟等稅物，十分欣喜，這時他才真正懂得了耶律楚材力求行漢法的好處。他高興地對耶律楚材說：“你雖然沒離我左右，卻能使國用充足，南國的臣僚中，有誰能比得上你嗎？”耶律楚材自謙地答道：“南國的臣僚比我強的人很多。”窩闊台嘉其功勞，賜以美酒。當即下令任命他為中書令（宰相），把典頒、庶務的大權交給他。且吩咐朝臣，政事不分大小，都要稟報他。他自己也是有事必與耶律楚材商酌，以進一步權衡得失。
隨著法製的健全和實施，國家日益興旺起來。
窩闊台六年（1234年），蒙古滅金，金國在中國北方統治前後約120年，至此結束。
蒙古滅金之後，結束了三權鼎立的局麵，形成了長江以北的蒙古和長江以南的南宋對峙的態勢。
1257年，南宋政權終於在蒙軍的鐵蹄下宣告滅亡。
蒙古滅宋，統一了中國，後來蒙古軍還遠征歐洲，使其成為全世界矚目的軍事大國。其間，耶律楚材的智謀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從耶律楚材從仕成吉思汗始，“以儒治國”的思想，就顯露在他的言行中，如在成吉思汗時期對於單純崇武思想所進行的批駁；太宗登基按君君臣臣的思想確定尊君抑臣的朝儀；逐步革除屠城殺掠的舊習；對百姓施以仁政等等。耶律楚材的這一政治主張逐漸得到了推廣和實施。好在窩闊台是比較開明的，他對耶律楚材所進行的政治改革，多數是給予肯定的，這使耶律楚材在戰火平熄之時，加快了自己的以儒治國主張的步伐。
耶律楚材崇奉儒術，力倡教化，當務之急便是網羅人才，積極宣傳。他遣人尋得孔子五十一世孫孔元措，奏請襲封為“衍聖公”，下令收集舊禮樂人員，設置太常禮樂吏官。召集名儒梁陟、王萬慶等人，到東宮講釋儒學，使大臣子孫受讀。另外，還在燕京等地建立編修所、經籍所，宣傳孔孟之道，從事文化教育活動。耶律楚材收集到周、程、張、朱等理學書籍後，在燕京建立了“太極書院”，傳授理學。耶律楚材推行這些政治措施，卓見成效，使儒學成為維護蒙古國統治的官方哲學，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稱頌。
窩闊台汗九年（1237年），太宗聽罷耶律楚材“製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恐未易成”的啟奏後，當即宣布“我可任儒者為官”的旨令。耶律楚材接旨後，具體製定了分為經義、詞賦、論三科的校試辦法，命宣課使劉中、楊奐等人到各地選試儒生，這一年使得士子四千餘人。由於大批的儒生人仕理國，加上耶律楚材反複的倡興，不但大大地改變了官員的文化結構，而且有力地促進了由武功向文治的轉變。
儒家學說為統治階級提供的一整套攻心禦人的統治術，耶律楚材在“隻識彎弓射大雕”的蒙古帝國積極倡導和實施，對於完善統一後的元朝國家機製，統一全國的思想意識和蒙古民族的發展，都有著相當大的作用。
耶律楚材不僅在政治、軍事活動中富有遠見卓識，而且在改革經濟、理財富國方麵，也處處表現了高人一籌的謀略思想。
耶律楚材極力主張輕徭薄賦，以減輕百姓的負擔，從根本上強大國家、鞏固政權。並奏請製訂輕稅製。有人認為稅率太輕，影響收入，於國家不利。耶律楚材說：“曆史的經驗證明，許多稅法最初定得輕，後來都變重了，如果開始就定得很重，後來的人民就無法活了。”這種輕稅的思想，足見作為一代謀臣目光的長遠，對恢複發展生產是有好處的。
耶律楚材還著手製定了有關手工業、商業和借貸等項製度。
窩闊台汗八年（1236年），耶律楚材下令，對官辦的手工業，進行普遍考核，對用工用料、製作時日及其報酬均作出具體、詳盡的規定，從而避免了工匠們侵吞國家的資財。
在借貸方麵，耶律楚材抑製了高利貸勢力。隨著國家區域的擴大，商賈的活躍，高利貸十分盛行，農民和手工業者為了維持生活和交納賦稅，有時被迫向“斡脫”（當時由中亞貴族出資交商人們經營的商業高利貸組織）借債，“斡脫”錢當年本利相等，第二年把本利合起來生息，因此被稱為“羊羔兒利”，負債者至期無力償還者，經常被逼得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斡脫”們不僅可以私設公堂，甚至“恃勢於宮府，直來坐廳事。”1237年，耶律楚材規定了借貸政策，即：凡借貸者，以本息相等作為極限。民間負債而實無力償還者，官府代其償還。此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緩解了因債務關係而引起的矛盾。
在商業方麵，耶律楚材還在“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等方麵，製定了不少規章製度，都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得力措施。
在耶律楚材的努力下，蒙古統治者較快地適應了中原地區高度發展的封建製度，恢複了戰亂的破壞創傷，把封建經濟推向了正常發展的軌道。
耶律楚材曆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窩闊台三朝，長達三十年餘，一直是君臣相得，耶律楚材從政治國有一句名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事無巨細，隻要與國與民有利，對君王他都或極諍或巧諫，運用自己的智慧和謀略，力爭得以實現。即便是涉及到君王個人，也概不例外。
對於太宗窩闊台，史書上稱他有“寬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牛馬成群，旅不齎糧，時稱治平”的政績。這裏也許有言過其實之處。無可置疑的是，這和耶律楚材的智慧謀略和精心輔佐是絕對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忠臣能臣，明君再明也難以取得輝煌的成就，耶律楚材事三朝，並在每朝都做出了很大貢獻，難能可貴。
4．古代的經濟謀略家
劉晏（716—780），字士安，唐曹州南華（今河南東明縣東南）人，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功績卓著的經濟謀略家。
劉晏生於開元盛世，自幼天資聰敏，勤奮好學。年方8歲，適值玄宗到泰山舉行祭天地大典，他寫了一篇歌頌唐皇文治武功的《東封書》，特從家鄉曹州南華，趕到玄宗行宮，獻上頌文。玄宗聽說他小小年紀，竟寫出如此文采橫溢的文章，十分驚奇。負責主持這次大典的，是聞名當世、譽為文章大手筆的宰相張說。玄宗遂讓張說當麵測試劉晏，以察虛實。劉晏年紀雖小，可麵對高官，毫不膽怯，所問必答，暢流無詰。張說考試完畢，回複玄宗說：“神童獻文，真是國家的祥瑞！”玄宗大喜，即刻任命他為太子正字。
天寶年間（742—755），劉晏已是壯年，他離開京城，出任夏縣（今山西夏縣）縣令。他為官廉潔公正，為民謀利，深受百姓擁護和愛戴。離任時，百姓為他刻石頌功。
唐代宗李豫即位後，十分器重劉晏，任命劉晏為京兆尹、戶部侍郎，統屬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後因好友程元振得罪而受株連，被降為太子賓客。
不久又晉升為禦史大夫，統屬東都（洛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
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暴發的安史之亂，給黃河兩岸人民造成巨大災難。居無尺椽，百業荒廢，人煙斷絕，千裏蕭條，使唐朝的經濟、政治都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
關中地區，尤其京城長安，急需調運江淮富庶地區的糧食來接濟。過去，是通過隋朝開鑿的大運河將江淮物資運到洛陽、長安的。由於戰爭的破壞，水運早已停止，致使京城米價暴漲，鬥米千錢，連宮廷中也上頓不接下頓，城郊的農民甚至捋下穀穗送往城裏，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統屬江淮轉運使的劉晏目睹這種困窘之狀，心中十分焦急，決定親赴各地考察。他從淮河、泗水坐船到汴河，又從汴河到黃河。向西行至底柱山、硤石縣（在今河南三門峽市南），觀看了三門（即底柱山，黃河水在此處形成三股急流，故稱三門）的漕運遺跡；到達河陰（在今河南榮陽縣北）、洛口（在今河南鞏縣附近），看了隋朝水利工程專家宇文愷修建的梁公堰——分黃河入通濟渠的水道，又視察了本朝李傑所築的新堤。至此，他把恢複水運的難與利了解得清清楚楚。正確的決策，產生於周密的調查與思考。他認為隻有盡快解決南北水運，才能解決關中地區缺糧的燃眉之急，且可減輕這個地區人民賦稅、徭役負擔的一半；又可使東都洛陽地區的居民遷回故地，農耕、商市恢複常態；又可使軍儲充足，威懾藩鎮勢力和外族騷擾；可使黃河上下，大江南北，百業複興，再現當年貞觀、永徽的盛世。但要治理南北水運，劉晏也清醒地看到麵臨的困難。他怕受人牽製，不能放開手腳辦事，就寫信給宰相元載，陳說恢複南北水運給國家帶來的利益，以及治理漕運的困難。這時，元載正獨攬朝廷大權，無暇外顧，就把此事全權交給劉晏辦理。
劉晏受權後，雷厲風行。首先疏浚汴河河道。汴河水道，自安史之亂以來，始終沒有疏浚修整，河岸崩塌，護堤樹木毀壞，泥沙淤積，河道阻塞。他首先組織民工兵丁，除淤通塞，使汴、淮暢通無阻。
從汴河入黃河，上溯至三門峽，這裏水流湍險，是漕運的險要之處。過去漕糧經過這裏，往往損失十分之二以上。為使運船安全通過三門峽，重新組織了船隻和人力。首先解決行船的穩定性，把10隻船編為一綱，以禁住急流的衝擊，每綱配備篙工50人，纖夫300人。又從巴蜀（今四川）、襄漢（今湖北）調運大批竹、麻，製成結實的纖繩，避免穿越險流時，因繩斷而船毀人亡，使漕船順利通過三峽險隘。
付高價，造好船。為了不至因船隻破毀而損失漕糧，在揚州建立十個造船廠，選拔廉潔精於的官員督辦，寧可付給高出市價一倍的價錢，造了兩幹艘堅固耐用的船隻。有人提出這樣耗資太多。劉晏認為辦事眼光要長遠，付高價，造船工人不愁衣食，方能造出經久耐用的好船。
改直運為分段接運。以前的漕運，是每年2月船隊集於揚州，入黃河時，正遇夏末秋初黃河水漲，要等到中秋後水落才啟船上行。這樣漕運，耗時太多，況且南方船工又不甚適應沿途河道和北方氣候，致使糧食在中途損失很大。改為分段接運，自揚州至清口（古泅水人淮處）為一段，自清口至河陰（汴水入黃河處）為一段，自河陰至渭口（渭水人黃河處）為一段，自渭口至長安為一段。在揚州、河陰、渭口三地設立倉庫，江南糧物運至揚州，即卸船入庫，再由揚州裝船，運至清口卸船入庫，就這樣段段接運，以至長安。接運途中，多次裝卸，難免損矢。劉晏又把從前的散裝運載改袋裝運載。這樣，即方便裝卸，又避免損耗。
派官督運，兵甲押護。這時期，自東垣（今河南新安縣東）、底柱山到澠池、北河（指洛陽西一段黃河）之間的600裏內，已久無駐軍和哨所，沿河兩岸，盜賊搶劫，十分猖獗；自淮陰（今江蘇淮陰縣南）至蒲阪之間，綿延3000裏，其間布滿了軍隊，營壘棋布，他們常常叫嚷著吃不飽，穿不暖，漕糧到此，馬上會被截留，作為軍用。針對這種情況，劉晏將從前的州縣富戶督辦漕運，改為國家包辦督運，沿途設置護運隊，分段由官吏督運，兵甲押護，防止中途遭截留和搶掠。
經過劉晏精心而周密的治理，南北漕運暢通，江南糧食，物資，終於源源不斷運到京城。唐皇得報，不勝歡喜，派衛士帶著樂隊，到東渭橋去迎接劉晏，又派使臣慰勞說：“你真是我的蕭何！”自此以後，一年可運到京城400萬石糧食，關中即使遇到水旱災害，糧價也不致於騰貴了。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朝廷采納鹽鐵使第五琦的建議，在產鹽區設置監院，統購“亭戶”生產的鹽，在州縣設鹽官專賣，把每鬥鹽價由10文提高到110文。雖然國家鹽稅收人有所增加，但因鹽官遍布州縣，層層敲詐勒索，百姓深受其苦。劉晏任鹽鐵使後，考察了現行鹽政，確定了改革的措施。
首先，精簡鹽政機構。劉晏認為官多必擾民。所以撤銷原來非產鹽區的州縣鹽官，隻在出產鹽的州縣設置鹽官。在產鹽地設置四處鹽場（漣水、湖州、越州、杭州4處），10處設鹽監（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處），負責管理食鹽生產，並收購各地食鹽，集中於鹽場；13處設巡院（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13處），負責鹽價管理和緝查走私活動。
然後，改革專賣製度。改變原來官收官銷的製度，為官收商賣，即隻須產鹽區設置的鹽監收購亭戶生產的鹽，集中於鹽場，之後加價賣給商人，由商人運到各地自由出售。鹽稅即在加價之中。官府在吳、越、揚、楚等地建置數千個鹽倉，積存2萬餘石食鹽，以備意外急需。還在邊遠偏僻的非產鹽區設“常平鹽”，一是在商人不到的情況下，減價賣給百姓，保證百姓有鹽吃；二是控製商人借機抬高鹽價，牟取暴利。同時劉晏還奏請朝廷，取消州縣加收的鹽稅，禁止江河堤塞征收通過稅。
這種新法的實施，即使國家通過壟斷貨源而取得利潤，又使官府減輕運銷負擔，節省人力、財力，又能平衡鹽價，保證百姓的需求，又可刺激生產者和銷售者的積極性。真是一舉多得的良策。
新鹽法剛施行時，每年鹽稅收入是60萬貫，到代宗大曆末年，增加到600萬貫。全國每年的財政收入是1200萬貫，鹽稅占其中的大半。
唐朝在交通要衝設有常平倉，穀賤時收購存儲，以調節糧價，防備荒年。後也兼存其他物資，如布帛絲麻。劉晏兼領常平使，把平穩全國的物價，作為治理弊端叢生的國民經濟、穩定政治局麵的重要措施。
劉晏首先建立情報係統。在諸道設巡院，各置知院官。巡院官在各地調查生產情況、物價漲落以及經濟上的種種問題，由以高俸雇用的腿腳飛快的通訊員，通過沿途設立的座座驛站，接連向前傳遞，即使是遙遠的地方，沒幾天，四方物價即在劉晏的掌握之中。他依據各地的情報，來調節物價的高下，使得各地的差價不太懸殊，可以大致保持平衡。
利用常平倉平穩糧價。各地的常平倉，在豐收年月，糧價較低時，以略高於市場價格，大量收購儲存。遇到災害歉收時，又以略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常平倉的糧食，使百姓沒有糧價甚高甚低之憂。平常年景，常平倉也收購一部分糧食，補充儲備，以備饑荒。以前，各地糧食的收購數量，收購價格，統由官府主管官員確定。先須各地上報，由官府批複，方可收購。劉晏認為這種辦法繁瑣、誤時，便先製定出一個原則，各地不必上報，就按照原則的規定，自定購價和數量。這個原則是：他把幾十年來糧食收購的價格和收購的數量進行綜合，然後將價格和數量分別分成五個等級。第一等價格為最高，第五等價格為最低；第一等數量為最多，第五等數量為最少。如果糧食價格高時，為第一等，就按第五等數量收購；糧價低時，為第五等，就按第一等數量收購。餘皆類推。糧價過低，在第五等以下時，則適當加價收購，以鼓勵農民積極性。
經過劉晏的精心籌策，常平倉成為平穩各地糧價的可靠後盾，國家又在一買一賣中獲得了較大的利潤，增加了國庫收入。
安史之亂中，唐朝為了應付巨大軍費開支，不得不巧立名目，征收苛捐雜稅。地主、豪族以種種借口逃避賦稅和徭役。這樣一切賦役的負擔都落到了農民身上，加上權臣豪吏勾搭成奸，對農民敲詐盤剝，百姓沒有生路，隻得背井離鄉，到處逃亡。唐肅宗寶應元年（762年），任租庸使的元載，競向江淮人民追征天寶末年以來積欠8年的賦稅，不問民戶有無欠負，也不管資產的多少，見物就搶，強取豪奪。有不服的，更用嚴刑威逼。於是江淮人民逃向山林澤藪，揭竿而起，反抗官府。
劉晏理財，以愛民為先。他認為愛民不在於恩賜，而應當給百姓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正常地耕種、紡織，安居樂業，平年不加稅，荒年減免稅，盡力減輕他們的負擔。他認為民戶增多，耕種土地麵積擴大，賦稅的來源自然就會多了。因此劉晏任度支使後，首先免除了無名的苛捐雜稅，並命各道知院官每旬每月上報當地雨雪豐欠情況，對各地農情了如指掌。每當州縣的荒歉現象剛露苗頭，他就預先下令說：“免除某稅賦，資助某一戶。”並向朝廷申奏：到某月需若幹免除，某月需若幹救助。未等地方申報，他的奏章就已經被朝廷批發下來了。應民之急，未曾失時，未等百姓困窘、逃亡、餓死，救助已經到來。這就是他救災要救於未困的主張。
劉晏用常平法，豐年用較高的價格收糧存儲，荒年用賤價出售，以賑濟災民。有人批評劉晏，說他不直賑濟災荒，而是常把糧食賤價出售，屬於間接賑濟百姓，於百姓不利。劉晏認為善於治病的醫生，不讓病人達到危險的地步再去治療；善於救災的人，不讓災情發展到需要發放賑濟物資的程度再去賑濟。因為發放的東西少，就救活不了多少人；救濟的人多，又影響國家的用度；用度不足，勢必還要增加賦稅，向百姓身上榨取。這是一害。同時，放賑的方法容易助長人們僥幸依賴的心理，下級官吏也往往借機舞弊，致使民戶中強者多得，弱者少得，即使用嚴刑來威嚇，也無濟於事。這是二害。
劉晏主張生產自救。認為受災地區，所缺少的隻是糧食罷了，其他的生產品依然存在。國家拿出賤價的糧食換取災民的雜貨，利用百姓的勞動力，把這些雜貨轉運到豐收的地區出售，或者官府留作自用，那麽國家的財政就不會感到困窘。這是一利。豐年時，國家多儲存一些糧食，遇災荒時，以平價發放出去，聽憑百姓及商人購買轉運，這些糧食就能深入民間，分散到村戶。貧苦的農民忙於耕種，無暇入市，這樣就可輾轉沾潤到一些實惠，自然會兔去官吏從中梗阻而造成饑餓。這種辦法，即方便災民，又堵塞了弊端。這是二利。
害、利兩相比較，劉晏智謀之周密高妙，不言自明。
唐朝後期，吏治敗壞。奸吏橫行，侵奪百姓，欺上瞞下，營私舞弊，賄賂公行，曲媚求進。劉晏清醒地認識到，要搞好治理天下之財的重任，必得摒除這種敗壞風氣的幹擾。
劉晏主管幾個道的租庸事物時，分設各道（監察區）租庸使，十分慎重地選拔中央政府裏有德才的官吏來充任。當時國庫經費不足，停止了全國的代理、試用官員，獨有租庸使可以委任調補，而且達到幾百人，選用的都是年輕有為、通達事理、眼光敏銳、精明強悍、廉潔奉公，勤於職守的優秀人才，如任戶部侍郎，判度支的韓洄、任尚書右丞，判度支事的元誘、以兵部侍郎判度支事的裴腆、任汴東兩稅使的包佶、任浙東、西觀察使和諸道鹽鐵使的李若初等，都是劉晏薦舉和選拔的，因在理財方麵頗有成績而聞名當世。
朝中權貴都想通過劉晏的關係，替自己親戚朋友，在理財部門安插一個職位。劉晏不敢得罪權貴，因而並不拒絕，滿足他們對官職和俸祿的要求，給予官位；但吏治絕不能敗壞，因而不用這些人管事，隻用厚俸養著他們。這樣做，既不得罪權貴，又避免了敗壞的吏風對理財的幹擾；
劉晏把他選用的人分為兩類：一是士，一是吏。他曾說：“士人多清廉，潔身自好，求名重於求利；佐吏雖然廉潔奉公，終究沒有什麽前途，求利重於求名。”劉晏根據這兩種官員的不同素質，分別予以使用。把錢物稽核出納的事務交給士人掌管，把奉命辦理文書的事務交給佐吏掌管，不讓他們負重要的責任。這樣做的目的是調動官員的積極性，防止貪汙腐敗。
劉晏所任用的人，即使遠在幾千裏之外，執行政令，就像在他的眼前，就連吃飯、睡覺、說話、做事，也絲毫不敢隱瞞。正因為如此，劉晏的理財主張和措施才能貫徹到底，並取得巨大成就。
唐朝幾近崩潰的經濟，經過足智多謀、克己奉公的劉晏近20年的治理整頓，國庫收入大大增加，人民生活得以安定，農、工生產得到恢複和發展。劉晏真可謂唐朝後期的救世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