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亂而治,治而亂,紛紛擾擾,使政治家幾家歡樂幾家愁。能在亂中取勝的政治家,必有其驚人之處,在治亂中失敗的政治家,必是容小人,近奸佞之臣。當我們重新翻開曆史,定能總結出眾多心得,對於今人無論創業還是經商做人都會有所幫助。

1.楚漢相爭論成敗

劉邦與項羽爭霸,項羽自刎烏江,劉邦喜登九五。其中勝敗緣由,兩千年來一直受人關注。其原因說穿了也很簡單:劉邦之前,統治者必然出身貴族豪門,血統的重要性勝於其他一切,投胎不巧,一點辦法也沒有,而從劉邦開始,中下階層的人們也有機會登上皇位,才智開始成為決定性因素。如此,劉勝項亡的原因才值得更多的人們關注了。

繼秦末農民大起義之後,項羽和劉邦之間為爭奪封建統治權力,又進行了長達四年多的楚漢戰爭。在楚漢戰爭過程中,項羽由強逐漸變弱,劉邦則由弱變強,最後終於戰勝了項羽。其中的成敗得失,很值得後人深思。

在秦末農民大起義過程中,陳勝、吳廣相繼犧牲後,劉邦集團和項羽集團成為反秦武裝的兩支主力。秦二世三年(前207),劉邦、項羽相繼率兵入關,推翻了秦王朝。按照原來楚懷王的約言“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劉邦先入鹹陽,理應王關中,但項羽自恃功高,企圖稱霸天下。當時,雙方兵力極為懸殊,沛公劉邦兵力十萬,號稱二十萬;項羽四十萬,號稱百萬。劉邦自知實力不敵項羽,隻好聽從張良的勸告,在鴻門宴上卑辭求和。項羽隨即陽尊懷王為義帝,徙於郴(今湖南郴州)。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分封十八路諸侯,以劉邦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今陝西漢中東)。

項羽進入鹹陽後,大肆燒殺搶掠,加上封章邯等秦降將為王,使他失去了關中秦民的支持;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也使他喪失了戰略上的有利地勢,特別是關東屢經戰亂,經濟殘破,使他日後不可能建立一個鞏固的後方;至於封王諸侯,更是他在政治上所犯的一個嚴重錯誤。他貶義帝於江南,遷劉邦於巴蜀,徙故王於惡地,王親信諸將於善地,以此挑動和加劇了各路諸侯之間的權力紛爭,迅速激化了他與劉邦之間的矛盾,而且使他在政治上、軍事上處於孤立無援、被動挨打的局麵。

項羽分封諸侯後即罷兵回歸彭城。不久,田榮起兵反楚;於漢元年(前206)五月迎擊田都,殺田市,自立為齊王;並以彭越為將軍。彭越於七月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並王三齊後,命彭越擊楚,又以兵援助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迎故趙王於代,複為趙王。齊、趙的起兵,對西楚的項羽構成了直接的威脅。為了製止事態的擴大,項羽先派蕭公角將兵迎擊彭越,結果大敗,不得不調遣主力擊齊,以穩定局勢。僻處巴蜀的漢王劉邦乘田榮起兵反楚、項羽無暇西顧的有利時機,聽從韓信等人的計議,決策東向,於同年八月出故道,擊降項羽分王的章邯、司馬欣和董翳,迅速還定三秦,由此揭開了楚漢戰爭的帷幕。

楚漢戰爭之始,項羽即在戰略上陷於兩線作戰的不利處境。他認定齊地的田榮為心腹之患,而張良也致書項羽說:“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複東。”又以齊反書遞交項羽說:“齊與趙欲並滅楚。”以此麻痹項羽,項羽信以為真,遂無意西向,專注東方,在戰略上作出了錯誤的決策。後來,項羽雖然擊殺田榮,複立田假為齊王,但由於他在齊地燒夷城廓房屋,擄掠老弱婦女,激起齊民的反抗,使田榮弟田橫得以收散卒數萬人,據守城陽,並以漢二年四月立榮子田廣為齊王,號令齊地百姓抗擊楚軍。楚軍主力遂困於齊地,無法脫身。劉邦以此得以乘隙擊降魏王豹,虜殷王印,並聲討項羽“放殺義帝”的罪行,然後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順利地進據彭城。

項羽得知彭城失陷的消息後,立即部署諸將擊齊,親率精兵三萬人回師彭城。而劉邦此時卻為輕易取得的大捷而陶醉,收其寶貨、美人,逐日置酒高會。在楚軍的突然反擊之下,漢軍五十六萬烏合之眾一敗塗地,士卒死傷過半,睢水為之不流。劉邦本人僅以身免,其父太公和妻呂雉卻作了楚軍的俘虜。

彭城之戰後,楚漢之間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劉邦敗退滎陽,諸侯皆背漢向楚,幸虧蕭何及時調發關中老弱未成年者補充兵力和韓信的有力增援,漢軍才得以重整旗鼓。項羽遂將戰略重點移至西線,但他始終未能擺脫兩線作戰的厄運,無法越過滎陽、成皋一線西進。從此,楚漢雙方進入了相持階段。從劉邦這方麵來說,這種相持是積極的。相持階段一開始,劉邦就著手組建了一支騎兵部隊,有效地阻擋了楚軍的進攻;與此同時,漢軍重新調整了戰略部署,一方麵堅守滎陽、成皋一線,一方麵在楚軍後方和側翼開辟新戰場。這一部署打擊了項羽的致命弱點,很快收到了成效。

漢二年前八月至次年十月,韓信接連平定魏、代、趙、燕,矛頭直指齊地,逐漸形成包圍西楚的態勢。項羽主力雖在漢三年前四月、六月再度攻陷滎陽、成皋,但由於劉邦采取了“高壘深塹勿與戰”的戰術,不僅保存了漢軍的實力,而且牽製了楚軍的主力,使項羽更進一步陷入兩線作戰、首尾不能相顧的困境。特別是項羽不能用人,不但韓信、陳平等人棄楚投漢,連他的重要謀士範增也得不到信用。這更使他在政治上、軍事上連連失策,使劉邦得以調兵遣將完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漢三年前五月,劉邦命彭越率兵渡過睢水,襲殺楚將薛公,直接威脅彭城。八月,劉賈、盧綰將卒二萬渡河,進入楚地。彭越在漢軍協助下攻徇梁地,連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完全截斷了滎陽、成皋一線楚軍主力的後勤補給線。同年九月,項羽不得不命大司馬曹咎固守成皋,親自回師救援,一舉奪回了陳留、睢陽、外黃等十餘城。但與此同時,劉邦乘項羽回師之機誘使曹咎出擊,於是大破楚軍,收複成皋。東線的韓信也襲破齊曆下軍,進據臨淄,並消滅了楚將龍且率領的號稱二十萬的援軍,盡定齊地。項羽在正麵和側翼戰場上接連遭到重大失敗,有生力量喪失殆盡,腹背受敵,進退失據,陷於漢軍的戰略包圍之中。

成皋之戰後,楚漢戰爭進入最後階段。項羽日益孤立,糧秣得不到補充,韓信又繼續進兵西楚。漢四年前八月,項羽向劉邦提出議和,楚漢約定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正當項羽率兵東歸,劉邦卻采納張良、陳平的計策,乘機追擊楚軍於固陵,並且調令韓信、彭越等人率兵圍殲項羽,命劉賈渡淮河包圍壽春,誘使楚大司馬周殷畔楚。次年十二月,項羽被圍困於垓下,漢軍四麵唱起楚歌,楚軍士無鬥誌。項羽率少數騎兵突圍至烏江,自刎而死。楚漢戰爭最後以劉邦奪取天下,建立漢王朝而告終。

項羽驍勇善戰,幾乎每戰必勝,無疑是一個優秀的戰術指揮員。他在政治上所犯的錯誤直接導致了他在戰略決策上的連連失利。可是,項羽至死也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在烏江自刎前仍說:“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司馬遷在《史記》中批評他說到:“自矜功伐,奄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與項羽相反,劉邦卻從楚漢的成敗得失中總結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不過,就在當時,人們就已總結過其中的經驗教訓。韓信初拜大將時,當麵就問劉邦:勇、悍、仁、強,你比項羽如何?劉邦默然良久,曰:“不如也。”韓信就此分析項羽為人,有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強,實失天下心。劉邦在平定天下後,也有一次問眾臣己勝項敗的緣由,並自評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我不如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籌給養,我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我不如韓信。我能用此三人傑,項羽隻有一個範增尚不能用,這就是我勝項敗的原因。

劉邦雖然出身不是大姓望族,但他的見識遠在剛愎自用的項羽之上。項羽雖然豪氣過人,才智也非一般人可比,但其不能深謀遠慮,廣納人才,常居功自傲,源自百姓卻不敬百姓。又無權謀欺詐,最終四麵楚歌,烏江飲恨。

2.光武“柔道”複興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寬鬆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軟弱,剛柔相濟。為了鞏固漢王朝的統治,他總結前朝經驗教訓,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

光武帝劉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今湖北棗陽西南),漢高祖劉邦九世孫。劉秀生於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劉秀兄弟三人,長兄劉縯,次兄劉仲。劉秀9歲而孤,養於叔父劉良家。劉秀謹慎寬厚,勤於稼穡。王莽天風年間,至長安,師從中大夫許子威,受《尚書》,略通大義。

地皇三年(公元22年),時綠林、赤眉起義已先後爆發,新莽政權呈敗亡之兆。宛人李通宣揚圖讖:“劉氏複起,李氏為輔”,鼓動劉秀舉大事。十月,劉秀與兄劉縯及李通等起事於宛和舂陵。劉秀時年28歲。舂陵軍初戰不利,不久加入王匡、王鳳所領導的綠林軍。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王匡、王鳳立漢宗室劉玄為皇帝,國號“漢”,年號“更始”。

五月,王莽派重兵鎮壓起義軍,劉秀身先士卒,奮勇殺敵,王莽大敗。自此後,劉秀聲名大震。

同時,劉縯因功勞卓著,引來劉玄的嫉妒被殺。劉秀深知自己力不敵玄,於是以退為進,得到重用。劉秀到河北後,廢除王莽苛政,釋放囚徒,以恢複漢家製度為號召,取得了當地官僚地主的支持,並鎮壓和收編了銅馬等各路起義軍,力量迅速壯大。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劉秀即帝位於菜,國號“漢”,年號“建武”。十月定都洛陽。

此後經過11年的征戰,劉秀於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統一了全國。

光武帝複漢之初,社會經濟凋蔽,各地農民起義時伏時起,另外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社會動**不安。光武帝長於民間,親身參加了新莽末年的農民起義,深知苛政的惡果。所以他決定“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務用清靜”,恢複漢初的“無為而治”,以“黃老無為”作為他統治的指導思想。他說:“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光武帝的“柔道”就是減輕對人民的壓迫與剝削,與民休養生息。具體政策如下:

(一)安撫“盜賊”

東漢開國之初,許多百姓流亡在外,還有的則是占山為盜。光武帝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招流民還鄉,於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凡是參加赤眉等農民起義的,“自殊死以下皆赦之”。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因度田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豪強裹脅農民暴動的事件,光武帝下令,對參加暴動的群“盜”,可由他們自己糾察揭發,五人共斬一人,隻要以後不再舉事,其餘一律免罪;對那些組織暴動的“魁帥”,也不治罪,隻遷往它郡,給予田宅,使其安生業。這種安撫政策,旨在使流民還鄉,組織生產,各安其業。隨後,東漢社會出現了“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的景象,社會秩序安定,農業勞動力增加。

(二)釋奴赦囚

光武帝自即帝位第二年起,就著手解放奴婢,從建武二年(公元26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先後6次下詔,釋放官私奴婢,並製定了保護奴婢人身及生命的法律。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連下三次詔書,禁止殘害奴婢。光武帝還大批赦免囚徒,於建武五年(公元29年)下詔,全國的罪囚,除極惡的處死罪外,其他罪囚一律赦免為庶人。光武帝釋放奴婢、禁止殘害奴婢和赦免罪囚的詔令,對阻止變自耕農為奴婢,提高勞動者的身份地位,穩定社會秩序,推動生產的發展,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三)精兵簡政,輕徭薄賦

在進行統一戰爭期間,國家財政十分困難,光武帝在向人民征收“十一之稅”的同時,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組織士兵屯田。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下令精簡國家機構,裁縮官員,共裁並400多個縣。第二年,又大量裁減軍隊。建武六年(公元30年),國家財政好轉,恢複西漢舊製“三十稅一”。同年,漢王朝罷郡國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試,且一度廢除了更役製度。光武帝還提倡節儉,以身示範,並多次賑濟鰥寡孤獨及不能生活的貧民。光武帝實行一係列精兵簡政,輕徭薄賦的措施,減輕了人民的負擔,調動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光武帝也曾試圖解決土地兼並和豪強侵占人戶的問題,下召“度田”。此令一出即遭到了地主豪強們的反對。地方官吏與地主聯合,欺壓農民,反而激起了農民的武裝鬥爭,一些豪強地主還乘機興兵作亂。光武帝在發兵鎮壓無效的情況下,最後隻好作出讓步,度田不了了之。土地兼並問題雖未解決,但階級矛盾尚未激化。

以上諸“柔道”措施,使西漢末年及新莽時期遭到破壞的社會生產得以恢複並發展,土地得以開墾,人口大量增加。光武末年,載於戶籍的人口已達2100多萬。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寬鬆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軟弱,剛柔相濟。為了鞏固漢王朝的統治,他總結前朝經驗教訓,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

(一)退功臣,抑外戚,製宗室

在東漢王朝的建立中,跟隨光武帝打天下的將帥們,位高權重,成為漢室潛在的威脅。對這些開國的元勳,光武帝給予他們顯赫的榮譽,豐厚的待遇,而解除他們的實權,不授以執政的官職。功臣位尊無權,減少了對皇權的威脅,保持了上層統治集團的和諧穩定。

對外戚,光武帝禁止外戚幹預朝政,並規定凡後族、宮戚,都“不得封侯與政”。

對地方行政體製,光武帝也和西漢一樣,實行“郡國並行”製。但東漢的王國封區小,諸侯王隻有經濟上的食封權,無政治上的治民權。多數侯王久居京師,不就國。對待宗室,光武帝嚴加限製,重申舊製“阿附蕃王之法”。對外戚、宗室諸王的抑製,加強了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

(二)進文吏,虛三公,重台閣

光武帝在組建政權方麵,不用功高的勳臣,而選拔有治國安邦之才的文士為官,尤其器重那些有氣節,不仕王莽新朝的儒流名士。光武帝屢次下詔求“天下俊賢”、“天下義士”。重視儒家的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因此,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光武帝親自接待,授官任職。但是,對任職的官吏,特別是近臣、大臣,光武帝則以法理督責極嚴,對不稱職或失職者,嚴加懲罰;對於事涉刑律的大臣,更是決不寬貸;對於稟公執法的官吏,則予以獎勵。光武帝治國之術,寬以待民,嚴以責吏,確保了吏治清明,社會秩序的穩定。

為了加強皇權,光武帝削弱三公的權力,集權於尚書台。王莽時期為了削弱相權,將漢朝的丞相、禦史大夫、太尉改為大司徒、大司空和大司馬,稱為“三公”。東漢初期,一切典章製度皆複西漢舊製,唯三公之官不廢王莽之製。光武帝改三公為司徒、司空、太尉(因光武帝曾任劉玄的“行大司馬事”,故避諱而稱太尉)。三公職位雖高,徒有虛名,並無實權,而權力集中於直接聽命於皇帝的尚書台,加強尚書台的權力是從漢武帝開始的。至成帝時,尚書台的機構有所擴大。光武帝即位,進一步擴大尚書台機構,下設六曹。尚書台設尚書令、尚書仆射各一人,另有左、右丞各一人,佐令、仆之事。六曹各設尚書一人,主管本曹事。六曹為:三公朝,主管考課諸州郡事務;吏曹,主管選舉、祭祀;民曹,主管修繕功作,鹽池園苑事務;中都官曹,主管治安;二千石曹,主管訴訟;客曹,主管少數民族及對外事務。尚書台成了決策和發號施令的中樞機關。“三公備員而已”。尚書台的官員職位很低。尚書令秩千石,品級相當於大縣之令;尚書仆射和六曹尚書秩僅六百石。這樣一來,位高者無權,權重者位卑。尚書台官員官卑職小,皇帝可以隨意操縱。於是,皇帝集所有大權於一身,防止了大臣擅權。

(三)強監察,集軍權

光武帝為了加強對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控製,加強監察機構。光武帝將禦史大夫改為形同虛設的司空,以原隸屬於禦史大夫的禦史中丞主管禦史台(府)。禦史中丞不再隸屬於三公,改為隸屬於少府。禦史中丞秩千石,掌察舉官吏違法,接受公卿、郡吏奉事,權力僅次於尚書令。西漢武帝時曾設司隸校尉,成帝時廢除。東漢初期,光武帝複置司隸校尉,主管察舉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務。其監察權之大,“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在司隸校尉監察區以外,全國分為12州(部),每州設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屬郡國,考察長吏政績,年終奏於皇帝。三套監察機構的恢複和加強,使全國的各級官吏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光武帝在軍事上一再削弱地方軍權,加強中央的軍權。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下詔罷撤了地方常備軍,還取消了每年一次的都試(閱兵)製度。逐步擴大中央軍隊。

光武帝是在西漢自成、哀、新莽以來社會積弊日深、天下大亂的基礎上重建漢王朝統治的。所以他在位的33年中,“量時度力,舉無過事”,不求赫赫之功,唯求恢複、穩定,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以增強國家的實力。他所建立的國家,雖然聲稱是承襲西漢舊製,但實際上,無論是在統治機構方麵還是在統治政策措施方麵,都比西漢更加完備、有力,為東漢王朝奠定了近200年的統治基礎。

3.文治武功權掌三朝

治國需要雄才,安邦需要智慧。

耶律楚材是具有遠見卓識、雄才大略的人才,出山之前他並沒有什麽驕人的業績。但被重用後,授予權柄,在政治舞台上卻導演出了一幕幕有聲有色的“話劇”,以驕人的業績,卓著的功勳,獲得提拔重用,給世人留下了稱道的口碑。

耶律楚材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在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的一個世宦人家,其父耶律履,本是金代的學者,因其品學兼優,官至尚書右丞,是有很大權力的宰相。

耶律楚材成長在動亂的社會中。當時,整個中國正處在元朝大統一之前的列國紛爭階段,大金國為最強,其占據中原,統治著北中國。但時過境迂,它的全盛時期已過,國勢乃一年不如一年了。南宋王朝雖是偏於江左,但時刻也沒忘記北上收複失地,不時地向北方挑戰。立國甘陝的西夏,也對稱霸中國懷有野心,趁機與南宋交結,在西北方向侵擾。真是諸強對峙,戰事頻生。此時,金國西北部的附庸蒙古族也乘機崛起,鐵木真自被本部族推舉為首領後,經過連年的征戰,統一了蒙古。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成為全蒙古的“汗”(皇帝),尊稱成吉思汗,是為元太祖。這個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方不斷地向金國發動進攻。金國對其咄咄逼人之勢難於應付。

成吉思汗的蒙古軍事政權確立後,靠著其強大的軍事實力,開始向四鄰征戰。為了免於受到西夏的牽製,成吉思汗決定在攻金之前,先用兵西夏。1205至1209年間,成吉思汗對西夏攻伐三次,大大地削弱了西夏的力量,使之沒有出外征戰的能力了。接著,經過周密部署後,從1211年起,成吉思汗便大舉進兵金國。已走下坡路卻一意圖謀威服南宋的金國,哪裏是成吉思汗的對手,蒙軍“所至都邑,皆一鼓而下”、“凡破九十餘郡”,直到兵臨金國中都燕京城下。

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五月,圍攻燕京年餘的蒙軍,一舉攻克燕京,右丞相完顏承暉自盡殉國,耶律楚材眼看金朝的大勢已去,於是,在城陷之後,便“將功名之心束之高閣”,空懷經天緯地的才智絕跡於世,棄俗投佛,在萬鬆老人(行秀)門下鑽研佛理,一去三年。艱難的時世,磨練了耶律楚材,他等待著時局的發展,等待著實現壯誌的機會。

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年),機會終於來了,成吉思汗既定燕地,他逐漸感到人才的重要,這時,他聽說了耶律楚材是位難得的人才,而且又是被金國所滅、與金國有世仇的原遼國宗室後裔,便遣人求之,詢問治國大計。耶律楚材雖然修身養性,過著隱居的生活,然而,他時刻也沒忘掉幹戈擾攘、生靈塗炭的神州大地,極想倚傍靠山,伸出雙手去拯救水火中的芸芸眾生。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見他,感到是一個圖謀進取的好機會,他二話沒說,即刻應召前往,以便使自己的蓋世才華得以施展。有一首自詠的詩可以表明他此時心跡:

聖主得中原,明詔求王佐。

胡然北海遊,不得南陽臥。

耶律楚材身材高魁,髯長鬢美,極其英武。回答成吉思汗的詢問,更是聲音洪亮而流暢。成吉思汗說到:“遼金世仇,我要為你洗雪國仇家恨。”耶律楚材的回答十分得體:“那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祖父已經入侍金朝,既然作了臣下,怎敢和君主為仇呢?”成吉思汗對他的回答十分滿意,認為這人重君臣之情,又恪守信義,是值得信任的。便把他留在身邊,以備顧問;正因為耶律楚材的學識淵博,受到成吉思汗的寵信,並親切地稱他“長胡子”。耶律楚材此時想的是,曆史上董仲舒輔佐漢武帝以“文治”,使得漢家氣象恢宏。如今,他也找到了這樣的機會。

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的軍隊,在對自己的宗主國金國實施了一連串痛擊之後,在軍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動,於是,除了僅用小股兵勇繼續對中原金地蠶食鯨吞外,集中精銳之師,進行了著名的西征,攻打花刺子模國。

在進軍花刺子模國過程中,耶律楚材曾力主並主持在塔刺思城(在西遼都城虎思窩魯朵西)屯田。這個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且土地肥饒,經濟繁榮。這一恢複發展後方的社會經濟之舉,對於隻知道打仗,掠奪財富的蒙古軍事貴族來說,從軍事活動轉變到恢複發展社會經濟,意義重大。蒙古軍也正是以此為基地繼續西進的。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的冬天,成吉思汗病逝。依照蒙古國的慣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獲得其父的直接領地,即斡難河及客魯連河流域一帶蒙古本部地方,並且代理國政,是為元睿宗。

1229年,睿宗拖雷已監國兩年,按照成吉思汗的遺命,帝位應繼傳太祖其三子窩闊台,蒙古進入了太宗時代。

蒙古帝國在成吉思汗時代,才進入奴隸製社會,窩闊台即位以後,其管理的國域,多為已經進入封建社會的北中國,所以,使這位少主在治理國家上顯得力不從心,加上應興應革的事太多,真是一時摸不到頭緒。此時,全靠耶律楚材盡心竭力,定國策,立製度,出台了一係列當務之急的法令,加速了這一民族的封建化進程。

在頒發法令之前,首先規定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對那些因法律不明,而誤觸禁網,按當時的老規矩必殺無赦的百姓們,不追究頒發政策前的法律責任,或給予從輕發落。這是抑製蒙古一向濫殺,因獲某種罪過而死者不計其數的最有效辦法。同閣的一些臣僚譏笑他,說此舉實過迂闊。耶律楚材不為所動,力排眾議,反複而耐心地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講給太宗聽,終得聖準。此項政策的實施,安定了人心。

接著,耶律楚材便製定頒發了十八項法令,成為官民遵照執行的準繩。包括官吏設置、軍民分治、賦役征收、財政管理、刑法執行等。這些采摭中原先進製度,列為蒙古國策的法令,可以說是曆史性的決策,對後來正式確立的元代政治製度奠定了基礎。如實行軍民分治後,軍職不得幹預民事,軍隊由國家直接掌管,這樣,不僅遏製了軍官的驕橫不法,同時也打擊了分裂割據的勢力,保證了國家政治上的鞏固和統一。此項法令,一直作為元朝的一項基本國策。

蒙古貴族崇尚武功,根本沒有稅製觀念,他們看不到這樣發展下去會兵強而國蹙。以近臣別迭為代表的人主張,以牧業為主來保證國用,認為“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極力反對這種將燕京農業地區變成牧場的倒退措施,他深知如今的蒙古國已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應行漢法,大力發展農業,如果保守地強調畜牧,是狹隘的、不合國情的落後政策,他直截了當地給太宗算了一筆賬:“陛下馬上要南征金國,軍需從何而來?僅靠畜牧是遠遠不夠的。假使發展燕趙的生產,以地稅、商稅,及鹽、酒、冶鐵、山澤中可以獲利50萬兩銀,8萬匹帛,40萬石糧食,足以供給南征,這不遠勝於變農為牧嗎?”窩闊台經過認真考慮,認為頗有道理,便命耶律楚材全權籌劃,立行征稅製度。耶律楚材領旨後,即刻在河北一帶建立十路征收稅使,遴選漢或女真中有德才的士人,如陳時可、趙晌等名儒充任。1231年秋天,窩闊台在雲中行宮中,麵對十路課稅使陳列在朝廷之上的金、銀、帛、粟等稅物,十分欣喜,這時他才真正懂得了耶律楚材力求行漢法的好處。他高興地對耶律楚材說:“你雖然沒離我左右,卻能使國用充足,南國的臣僚中,有誰能比得上你嗎?”耶律楚材自謙地答道:“南國的臣僚比我強的人很多。”窩闊台嘉其功勞,賜以美酒。當即下令任命他為中書令(宰相),把典頒、庶務的大權交給他。且吩咐朝臣,政事不分大小,都要稟報他。他自己也是有事必與耶律楚材商酌,以進一步權衡得失。

隨著法製的健全和實施,國家日益興旺起來。

窩闊台六年(1234年),蒙古滅金,金國在中國北方統治前後約120年,至此結束。

蒙古滅金之後,結束了三權鼎立的局麵,形成了長江以北的蒙古和長江以南的南宋對峙的態勢。

1257年,南宋政權終於在蒙軍的鐵蹄下宣告滅亡。

蒙古滅宋,統一了中國,後來蒙古軍還遠征歐洲,使其成為全世界矚目的軍事大國。其間,耶律楚材的智謀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從耶律楚材從仕成吉思汗始,“以儒治國”的思想,就顯露在他的言行中,如在成吉思汗時期對於單純崇武思想所進行的批駁;太宗登基按君君臣臣的思想確定尊君抑臣的朝儀;逐步革除屠城殺掠的舊習;對百姓施以仁政等等。耶律楚材的這一政治主張逐漸得到了推廣和實施。好在窩闊台是比較開明的,他對耶律楚材所進行的政治改革,多數是給予肯定的,這使耶律楚材在戰火平熄之時,加快了自己的以儒治國主張的步伐。

耶律楚材崇奉儒術,力倡教化,當務之急便是網羅人才,積極宣傳。他遣人尋得孔子五十一世孫孔元措,奏請襲封為“衍聖公”,下令收集舊禮樂人員,設置太常禮樂吏官。召集名儒梁陟、王萬慶等人,到東宮講釋儒學,使大臣子孫受讀。另外,還在燕京等地建立編修所、經籍所,宣傳孔孟之道,從事文化教育活動。耶律楚材收集到周、程、張、朱等理學書籍後,在燕京建立了“太極書院”,傳授理學。耶律楚材推行這些政治措施,卓見成效,使儒學成為維護蒙古國統治的官方哲學,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稱頌。

窩闊台汗九年(1237年),太宗聽罷耶律楚材“製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恐未易成”的啟奏後,當即宣布“我可任儒者為官”的旨令。耶律楚材接旨後,具體製定了分為經義、詞賦、論三科的校試辦法,命宣課使劉中、楊奐等人到各地選試儒生,這一年使得士子四千餘人。由於大批的儒生人仕理國,加上耶律楚材反複的倡興,不但大大地改變了官員的文化結構,而且有力地促進了由武功向文治的轉變。

儒家學說為統治階級提供的一整套攻心禦人的統治術,耶律楚材在“隻識彎弓射大雕”的蒙古帝國積極倡導和實施,對於完善統一後的元朝國家機製,統一全國的思想意識和蒙古民族的發展,都有著相當大的作用。

耶律楚材不僅在政治、軍事活動中富有遠見卓識,而且在改革經濟、理財富國方麵,也處處表現了高人一籌的謀略思想。

耶律楚材極力主張輕徭薄賦,以減輕百姓的負擔,從根本上強大國家、鞏固政權。並奏請製訂輕稅製。有人認為稅率太輕,影響收入,於國家不利。耶律楚材說:“曆史的經驗證明,許多稅法最初定得輕,後來都變重了,如果開始就定得很重,後來的人民就無法活了。”這種輕稅的思想,足見作為一代謀臣目光的長遠,對恢複發展生產是有好處的。

耶律楚材還著手製定了有關手工業、商業和借貸等項製度。

窩闊台汗八年(1236年),耶律楚材下令,對官辦的手工業,進行普遍考核,對用工用料、製作時日及其報酬均作出具體、詳盡的規定,從而避免了工匠們侵吞國家的資財。

在借貸方麵,耶律楚材抑製了高利貸勢力。隨著國家區域的擴大,商賈的活躍,高利貸十分盛行,農民和手工業者為了維持生活和交納賦稅,有時被迫向“斡脫”(當時由中亞貴族出資交商人們經營的商業高利貸組織)借債,“斡脫”錢當年本利相等,第二年把本利合起來生息,因此被稱為“羊羔兒利”,負債者至期無力償還者,經常被逼得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斡脫”們不僅可以私設公堂,甚至“恃勢於宮府,直來坐廳事。”1237年,耶律楚材規定了借貸政策,即:凡借貸者,以本息相等作為極限。民間負債而實無力償還者,官府代其償還。此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緩解了因債務關係而引起的矛盾。

在商業方麵,耶律楚材還在“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等方麵,製定了不少規章製度,都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得力措施。

在耶律楚材的努力下,蒙古統治者較快地適應了中原地區高度發展的封建製度,恢複了戰亂的破壞創傷,把封建經濟推向了正常發展的軌道。

耶律楚材曆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窩闊台三朝,長達三十年餘,一直是君臣相得,耶律楚材從政治國有一句名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事無巨細,隻要與國與民有利,對君王他都或極諍或巧諫,運用自己的智慧和謀略,力爭得以實現。即便是涉及到君王個人,也概不例外。

對於太宗窩闊台,史書上稱他有“寬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牛馬成群,旅不齎糧,時稱治平”的政績。這裏也許有言過其實之處。無可置疑的是,這和耶律楚材的智慧謀略和精心輔佐是絕對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忠臣能臣,明君再明也難以取得輝煌的成就,耶律楚材事三朝,並在每朝都做出了很大貢獻,難能可貴。

4.古代的經濟謀略家

劉晏(716—780),字士安,唐曹州南華(今河南東明縣東南)人,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功績卓著的經濟謀略家。

劉晏生於開元盛世,自幼天資聰敏,勤奮好學。年方8歲,適值玄宗到泰山舉行祭天地大典,他寫了一篇歌頌唐皇文治武功的《東封書》,特從家鄉曹州南華,趕到玄宗行宮,獻上頌文。玄宗聽說他小小年紀,竟寫出如此文采橫溢的文章,十分驚奇。負責主持這次大典的,是聞名當世、譽為文章大手筆的宰相張說。玄宗遂讓張說當麵測試劉晏,以察虛實。劉晏年紀雖小,可麵對高官,毫不膽怯,所問必答,暢流無詰。張說考試完畢,回複玄宗說:“神童獻文,真是國家的祥瑞!”玄宗大喜,即刻任命他為太子正字。

天寶年間(742—755),劉晏已是壯年,他離開京城,出任夏縣(今山西夏縣)縣令。他為官廉潔公正,為民謀利,深受百姓擁護和愛戴。離任時,百姓為他刻石頌功。

唐代宗李豫即位後,十分器重劉晏,任命劉晏為京兆尹、戶部侍郎,統屬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後因好友程元振得罪而受株連,被降為太子賓客。

不久又晉升為禦史大夫,統屬東都(洛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

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暴發的安史之亂,給黃河兩岸人民造成巨大災難。居無尺椽,百業荒廢,人煙斷絕,千裏蕭條,使唐朝的經濟、政治都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

關中地區,尤其京城長安,急需調運江淮富庶地區的糧食來接濟。過去,是通過隋朝開鑿的大運河將江淮物資運到洛陽、長安的。由於戰爭的破壞,水運早已停止,致使京城米價暴漲,鬥米千錢,連宮廷中也上頓不接下頓,城郊的農民甚至捋下穀穗送往城裏,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統屬江淮轉運使的劉晏目睹這種困窘之狀,心中十分焦急,決定親赴各地考察。他從淮河、泗水坐船到汴河,又從汴河到黃河。向西行至底柱山、硤石縣(在今河南三門峽市南),觀看了三門(即底柱山,黃河水在此處形成三股急流,故稱三門)的漕運遺跡;到達河陰(在今河南榮陽縣北)、洛口(在今河南鞏縣附近),看了隋朝水利工程專家宇文愷修建的梁公堰——分黃河入通濟渠的水道,又視察了本朝李傑所築的新堤。至此,他把恢複水運的難與利了解得清清楚楚。正確的決策,產生於周密的調查與思考。他認為隻有盡快解決南北水運,才能解決關中地區缺糧的燃眉之急,且可減輕這個地區人民賦稅、徭役負擔的一半;又可使東都洛陽地區的居民遷回故地,農耕、商市恢複常態;又可使軍儲充足,威懾藩鎮勢力和外族騷擾;可使黃河上下,大江南北,百業複興,再現當年貞觀、永徽的盛世。但要治理南北水運,劉晏也清醒地看到麵臨的困難。他怕受人牽製,不能放開手腳辦事,就寫信給宰相元載,陳說恢複南北水運給國家帶來的利益,以及治理漕運的困難。這時,元載正獨攬朝廷大權,無暇外顧,就把此事全權交給劉晏辦理。

劉晏受權後,雷厲風行。首先疏浚汴河河道。汴河水道,自安史之亂以來,始終沒有疏浚修整,河岸崩塌,護堤樹木毀壞,泥沙淤積,河道阻塞。他首先組織民工兵丁,除淤通塞,使汴、淮暢通無阻。

從汴河入黃河,上溯至三門峽,這裏水流湍險,是漕運的險要之處。過去漕糧經過這裏,往往損失十分之二以上。為使運船安全通過三門峽,重新組織了船隻和人力。首先解決行船的穩定性,把10隻船編為一綱,以禁住急流的衝擊,每綱配備篙工50人,纖夫300人。又從巴蜀(今四川)、襄漢(今湖北)調運大批竹、麻,製成結實的纖繩,避免穿越險流時,因繩斷而船毀人亡,使漕船順利通過三峽險隘。

付高價,造好船。為了不至因船隻破毀而損失漕糧,在揚州建立十個造船廠,選拔廉潔精於的官員督辦,寧可付給高出市價一倍的價錢,造了兩幹艘堅固耐用的船隻。有人提出這樣耗資太多。劉晏認為辦事眼光要長遠,付高價,造船工人不愁衣食,方能造出經久耐用的好船。

改直運為分段接運。以前的漕運,是每年2月船隊集於揚州,入黃河時,正遇夏末秋初黃河水漲,要等到中秋後水落才啟船上行。這樣漕運,耗時太多,況且南方船工又不甚適應沿途河道和北方氣候,致使糧食在中途損失很大。改為分段接運,自揚州至清口(古泅水人淮處)為一段,自清口至河陰(汴水入黃河處)為一段,自河陰至渭口(渭水人黃河處)為一段,自渭口至長安為一段。在揚州、河陰、渭口三地設立倉庫,江南糧物運至揚州,即卸船入庫,再由揚州裝船,運至清口卸船入庫,就這樣段段接運,以至長安。接運途中,多次裝卸,難免損矢。劉晏又把從前的散裝運載改袋裝運載。這樣,即方便裝卸,又避免損耗。

派官督運,兵甲押護。這時期,自東垣(今河南新安縣東)、底柱山到澠池、北河(指洛陽西一段黃河)之間的600裏內,已久無駐軍和哨所,沿河兩岸,盜賊搶劫,十分猖獗;自淮陰(今江蘇淮陰縣南)至蒲阪之間,綿延3000裏,其間布滿了軍隊,營壘棋布,他們常常叫嚷著吃不飽,穿不暖,漕糧到此,馬上會被截留,作為軍用。針對這種情況,劉晏將從前的州縣富戶督辦漕運,改為國家包辦督運,沿途設置護運隊,分段由官吏督運,兵甲押護,防止中途遭截留和搶掠。

經過劉晏精心而周密的治理,南北漕運暢通,江南糧食,物資,終於源源不斷運到京城。唐皇得報,不勝歡喜,派衛士帶著樂隊,到東渭橋去迎接劉晏,又派使臣慰勞說:“你真是我的蕭何!”自此以後,一年可運到京城400萬石糧食,關中即使遇到水旱災害,糧價也不致於騰貴了。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朝廷采納鹽鐵使第五琦的建議,在產鹽區設置監院,統購“亭戶”生產的鹽,在州縣設鹽官專賣,把每鬥鹽價由10文提高到110文。雖然國家鹽稅收人有所增加,但因鹽官遍布州縣,層層敲詐勒索,百姓深受其苦。劉晏任鹽鐵使後,考察了現行鹽政,確定了改革的措施。

首先,精簡鹽政機構。劉晏認為官多必擾民。所以撤銷原來非產鹽區的州縣鹽官,隻在出產鹽的州縣設置鹽官。在產鹽地設置四處鹽場(漣水、湖州、越州、杭州4處),10處設鹽監(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處),負責管理食鹽生產,並收購各地食鹽,集中於鹽場;13處設巡院(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13處),負責鹽價管理和緝查走私活動。

然後,改革專賣製度。改變原來官收官銷的製度,為官收商賣,即隻須產鹽區設置的鹽監收購亭戶生產的鹽,集中於鹽場,之後加價賣給商人,由商人運到各地自由出售。鹽稅即在加價之中。官府在吳、越、揚、楚等地建置數千個鹽倉,積存2萬餘石食鹽,以備意外急需。還在邊遠偏僻的非產鹽區設“常平鹽”,一是在商人不到的情況下,減價賣給百姓,保證百姓有鹽吃;二是控製商人借機抬高鹽價,牟取暴利。同時劉晏還奏請朝廷,取消州縣加收的鹽稅,禁止江河堤塞征收通過稅。

這種新法的實施,即使國家通過壟斷貨源而取得利潤,又使官府減輕運銷負擔,節省人力、財力,又能平衡鹽價,保證百姓的需求,又可刺激生產者和銷售者的積極性。真是一舉多得的良策。

新鹽法剛施行時,每年鹽稅收入是60萬貫,到代宗大曆末年,增加到600萬貫。全國每年的財政收入是1200萬貫,鹽稅占其中的大半。

唐朝在交通要衝設有常平倉,穀賤時收購存儲,以調節糧價,防備荒年。後也兼存其他物資,如布帛絲麻。劉晏兼領常平使,把平穩全國的物價,作為治理弊端叢生的國民經濟、穩定政治局麵的重要措施。

劉晏首先建立情報係統。在諸道設巡院,各置知院官。巡院官在各地調查生產情況、物價漲落以及經濟上的種種問題,由以高俸雇用的腿腳飛快的通訊員,通過沿途設立的座座驛站,接連向前傳遞,即使是遙遠的地方,沒幾天,四方物價即在劉晏的掌握之中。他依據各地的情報,來調節物價的高下,使得各地的差價不太懸殊,可以大致保持平衡。

利用常平倉平穩糧價。各地的常平倉,在豐收年月,糧價較低時,以略高於市場價格,大量收購儲存。遇到災害歉收時,又以略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常平倉的糧食,使百姓沒有糧價甚高甚低之憂。平常年景,常平倉也收購一部分糧食,補充儲備,以備饑荒。以前,各地糧食的收購數量,收購價格,統由官府主管官員確定。先須各地上報,由官府批複,方可收購。劉晏認為這種辦法繁瑣、誤時,便先製定出一個原則,各地不必上報,就按照原則的規定,自定購價和數量。這個原則是:他把幾十年來糧食收購的價格和收購的數量進行綜合,然後將價格和數量分別分成五個等級。第一等價格為最高,第五等價格為最低;第一等數量為最多,第五等數量為最少。如果糧食價格高時,為第一等,就按第五等數量收購;糧價低時,為第五等,就按第一等數量收購。餘皆類推。糧價過低,在第五等以下時,則適當加價收購,以鼓勵農民積極性。

經過劉晏的精心籌策,常平倉成為平穩各地糧價的可靠後盾,國家又在一買一賣中獲得了較大的利潤,增加了國庫收入。

安史之亂中,唐朝為了應付巨大軍費開支,不得不巧立名目,征收苛捐雜稅。地主、豪族以種種借口逃避賦稅和徭役。這樣一切賦役的負擔都落到了農民身上,加上權臣豪吏勾搭成奸,對農民敲詐盤剝,百姓沒有生路,隻得背井離鄉,到處逃亡。唐肅宗寶應元年(762年),任租庸使的元載,競向江淮人民追征天寶末年以來積欠8年的賦稅,不問民戶有無欠負,也不管資產的多少,見物就搶,強取豪奪。有不服的,更用嚴刑威逼。於是江淮人民逃向山林澤藪,揭竿而起,反抗官府。

劉晏理財,以愛民為先。他認為愛民不在於恩賜,而應當給百姓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正常地耕種、紡織,安居樂業,平年不加稅,荒年減免稅,盡力減輕他們的負擔。他認為民戶增多,耕種土地麵積擴大,賦稅的來源自然就會多了。因此劉晏任度支使後,首先免除了無名的苛捐雜稅,並命各道知院官每旬每月上報當地雨雪豐欠情況,對各地農情了如指掌。每當州縣的荒歉現象剛露苗頭,他就預先下令說:“免除某稅賦,資助某一戶。”並向朝廷申奏:到某月需若幹免除,某月需若幹救助。未等地方申報,他的奏章就已經被朝廷批發下來了。應民之急,未曾失時,未等百姓困窘、逃亡、餓死,救助已經到來。這就是他救災要救於未困的主張。

劉晏用常平法,豐年用較高的價格收糧存儲,荒年用賤價出售,以賑濟災民。有人批評劉晏,說他不直賑濟災荒,而是常把糧食賤價出售,屬於間接賑濟百姓,於百姓不利。劉晏認為善於治病的醫生,不讓病人達到危險的地步再去治療;善於救災的人,不讓災情發展到需要發放賑濟物資的程度再去賑濟。因為發放的東西少,就救活不了多少人;救濟的人多,又影響國家的用度;用度不足,勢必還要增加賦稅,向百姓身上榨取。這是一害。同時,放賑的方法容易助長人們僥幸依賴的心理,下級官吏也往往借機舞弊,致使民戶中強者多得,弱者少得,即使用嚴刑來威嚇,也無濟於事。這是二害。

劉晏主張生產自救。認為受災地區,所缺少的隻是糧食罷了,其他的生產品依然存在。國家拿出賤價的糧食換取災民的雜貨,利用百姓的勞動力,把這些雜貨轉運到豐收的地區出售,或者官府留作自用,那麽國家的財政就不會感到困窘。這是一利。豐年時,國家多儲存一些糧食,遇災荒時,以平價發放出去,聽憑百姓及商人購買轉運,這些糧食就能深入民間,分散到村戶。貧苦的農民忙於耕種,無暇入市,這樣就可輾轉沾潤到一些實惠,自然會兔去官吏從中梗阻而造成饑餓。這種辦法,即方便災民,又堵塞了弊端。這是二利。

害、利兩相比較,劉晏智謀之周密高妙,不言自明。

唐朝後期,吏治敗壞。奸吏橫行,侵奪百姓,欺上瞞下,營私舞弊,賄賂公行,曲媚求進。劉晏清醒地認識到,要搞好治理天下之財的重任,必得摒除這種敗壞風氣的幹擾。

劉晏主管幾個道的租庸事物時,分設各道(監察區)租庸使,十分慎重地選拔中央政府裏有德才的官吏來充任。當時國庫經費不足,停止了全國的代理、試用官員,獨有租庸使可以委任調補,而且達到幾百人,選用的都是年輕有為、通達事理、眼光敏銳、精明強悍、廉潔奉公,勤於職守的優秀人才,如任戶部侍郎,判度支的韓洄、任尚書右丞,判度支事的元誘、以兵部侍郎判度支事的裴腆、任汴東兩稅使的包佶、任浙東、西觀察使和諸道鹽鐵使的李若初等,都是劉晏薦舉和選拔的,因在理財方麵頗有成績而聞名當世。

朝中權貴都想通過劉晏的關係,替自己親戚朋友,在理財部門安插一個職位。劉晏不敢得罪權貴,因而並不拒絕,滿足他們對官職和俸祿的要求,給予官位;但吏治絕不能敗壞,因而不用這些人管事,隻用厚俸養著他們。這樣做,既不得罪權貴,又避免了敗壞的吏風對理財的幹擾;

劉晏把他選用的人分為兩類:一是士,一是吏。他曾說:“士人多清廉,潔身自好,求名重於求利;佐吏雖然廉潔奉公,終究沒有什麽前途,求利重於求名。”劉晏根據這兩種官員的不同素質,分別予以使用。把錢物稽核出納的事務交給士人掌管,把奉命辦理文書的事務交給佐吏掌管,不讓他們負重要的責任。這樣做的目的是調動官員的積極性,防止貪汙腐敗。

劉晏所任用的人,即使遠在幾千裏之外,執行政令,就像在他的眼前,就連吃飯、睡覺、說話、做事,也絲毫不敢隱瞞。正因為如此,劉晏的理財主張和措施才能貫徹到底,並取得巨大成就。

唐朝幾近崩潰的經濟,經過足智多謀、克己奉公的劉晏近20年的治理整頓,國庫收入大大增加,人民生活得以安定,農、工生產得到恢複和發展。劉晏真可謂唐朝後期的救世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