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音樂為職業的是少數音樂家，而與音樂有這樣或那樣聯係的是大多數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清晨去廣場觀禮升旗儀式，還是傍晚在家中收看新聞聯播；無論是出席國家的盛大慶典，還是參加個人的生日派對；無論是出席生者的婚禮，還是參加逝者的葬禮……音樂總是環繞在我們耳邊，激**在我們胸中。《婚禮進行曲》讓我們熱愛生活，《葬禮進行曲》使我們珍惜生命；斯美塔那的交響套曲《我的祖國》讓我們感動，西貝柳斯的交響詩《芬蘭頌》使我們振奮；一首《馬賽曲》讓我們想起法蘭西民族的曆史，透視出“自由引導人民”的壯闊曆史畫卷，一首《義勇軍進行曲》使我們想起中華民族的曆史，透視出中國人民從東南西北悲壯奮起的宏大曆史場麵……“沒有音樂，國家無法生存”（莫裏哀語）；“沒有音樂，人生是一個錯誤”（尼采語）。音樂使最深刻的情感和最嚴謹的思想這兩個極端結合在一起，給人以情感的鼓舞和思想的力量，從而“使人類的精神爆發出火花”（貝多芬語）。

音樂包括聲樂和器樂，一部音樂史，就是聲樂和器樂此起彼伏、相互影響以至於相互交融的曆史。從亨德爾的清唱劇、舒伯特的藝術歌曲，到莫紮特、威爾第、瓦格納的歌劇；從巴赫的協奏曲、貝多芬的交響曲，到德彪西的前奏曲、勳伯格的變奏曲；從帕勒斯特裏那創造複調合唱、蒙特威爾第創造管弦樂隊，到貝多芬創造聲樂與器樂高度融合的《第九交響曲》；從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音樂、伯恩斯坦的電影配樂，到施特勞斯根據尼采的哲學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創造的交響詩，再到戴留斯同樣根據尼采的哲學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創造的歌劇……音樂的不斷發展體現著音樂家對人的聲音與物的器樂如何在空氣中振動的不斷理解和創造，體現著音樂家對自然、社會和人本身的不斷發現和建樹。“每個人都在前人的基礎上建樹，卻又人人不同；每個人都是一個星座，又各有自己的天地。在音樂中，巴赫發現了永恒，亨德爾發現了光輝，海頓發現了自然，格魯克發現了英雄，莫紮特發現了天堂，貝多芬發現了悲痛和勝利。”（海涅語）

哲學家黑格爾斷定：“音樂是心情的藝術”，並認為“靈魂中一切深淺程度不同的歡樂、喜悅、諧趣、輕浮任性和興高采烈，一切深淺程度不同的焦躁、煩惱、憂愁、哀傷、痛苦和悵惘，等等，乃至敬畏崇拜和愛之類情緒都屬於音樂表現所特有的領域”。音樂是“心情的藝術”，與音樂家個人的“內心生活”密切相關，但音樂不僅僅是音樂家個人的“心情”，不僅僅是音樂家個人“內心生活”的體現，更不是僅僅出自音樂家個人內心的“純粹聲響”。從根本上說，音樂是主觀創造和客觀描摹的統一。音樂家個人“心情”的背後是社會“表情”，音樂家個人“內心生活”的背後是社會生活。無論是宗教音樂，還是世俗音樂；無論是尼德蘭音樂，還是巴洛克音樂；無論是印象派音樂，還是第二維也納派音樂；無論是古典音樂，還是新古典音樂；無論是浪漫主義音樂，還是後浪漫主義音樂……都是社會生活的一種特殊的反映和升華，體現的是人類的發展、社會的演變和時代的風雲變幻。

透過“格裏高利聖詠”、帕勒斯特裏那的《教皇瑪切爾彌撒曲》、蒙特威爾第的《奧菲歐》，我們可以體會到宗教的威嚴及其強大的滲透力，可以看到中世紀演變的脈絡；透過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我們可以聽到法蘭西民族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驚心動魄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摧枯拉朽、無所畏懼；透過呂其明的《紅旗頌》，我們可以聽到中華民族粗獷的呼吸，可以看到波瀾壯闊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前仆後繼、赴湯蹈火；在柴科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中，我們不僅能體會出他個人的悲涼的心情，而且能領悟出那個時代的痛苦的呻吟，領悟出俄羅斯最黑暗年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悶和內心掙紮；在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曲》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蘇聯衛國戰爭的慘烈、悲壯、崇高，不僅能看到肖斯塔科維奇個人的“孤魂”，而且能看到戰爭中的“所有亡魂”，不僅能體會出肖斯塔科維奇個人的悲傷之情，而且能體會出整個蘇聯人民的燃燒的**……“音樂展示給我們的，是在表麵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續，是在世界的廢墟之中一種永恒精神的綻放。”（羅曼·羅蘭語）如果說哲學是為曆史留下的理論的反思，那麽，音樂就是為曆史留下的聲音的注解。在我看來，音樂是人類的“心情”，是社會的“表情”和曆史的回聲。

從表麵上看，哲學與音樂互不相幹，實際上，二者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哲學“使人作為人能夠成為人”（馮友蘭語），而“隻有對音樂傾倒的人才可完全稱作人”（歌德語）；哲學的目標是使人追求並“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黑格爾語），而音樂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來”（亨德爾語）。“德國人是一個哲學民族”（馬克思語），如果說社會變革在英國首先表現為經濟運動，在法國首先表現為政治運動，那麽，在德國則首先表現為哲學運動，而“音樂是德國的語言”，“德國的最高表現，也許隻有通過音樂才能鮮明地表達出來”（雨果語）。

曆史上，黑格爾用哲學為法國大革命搖旗呐喊，貝多芬用音樂為法國大革命熱情謳歌。黑格爾專門研究過音樂的性質和“特殊定性”，其哲學思想不僅具有“巨大的曆史感”，而且具有“最深刻的親切情感”，貝多芬專門到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其交響樂不僅具有“最深刻的親切情感”，而且具有抽象的哲學意義；不僅體現著貝多芬的“樂思”，而且體現著他的“反思”。如果說舒伯特是“音樂的詩人”，那麽，貝多芬則是“音樂的哲人”。

在現代，施特勞斯根據尼采深奧的“超人”哲學創造出交響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力圖運用音樂這種藝術形式去演繹抽象的哲學形式；克爾凱郭爾在莫紮特的音樂中發現了“本真的自我”，所以，克爾凱郭爾關心莫紮特的“榮耀”甚於他自己的“幸福”，關心莫紮特的“不朽”甚於他自己的“存在”；布洛赫根據對音樂的研究寫出了《音樂哲學》，力圖在音樂這種藝術形式中發現超時空的精神；阿多諾則根據對勳伯格音樂的研究寫下了《新音樂哲學》，從音樂的社會內涵和思想傾向中發現了音樂的社會責任和政治功能，如此等等。

我的職業、專業和事業都是哲學。哲學的本義就是“愛智慧”，我當然“愛智慧”，但我也“愛樂”。我沒有實現母親的願景——成為一個音樂家，但我也成為一名愛樂者。一首手風琴獨奏曲《馬刀舞》，不僅使我感受到手風琴的“風采”，而且體會出哈薩克民族的奔放；一首小提琴獨奏曲《新疆之春》，不僅使我感受到小提琴的“華麗”，而且領略到天山景色的美麗；一首大提琴協奏曲《走西口》，不僅使我感受到大提琴的“深沉”，而且領略到陝北風光的蒼涼；莫紮特的奏鳴曲使我享受安寧，貝多芬的交響樂使我感受**；在莫紮特的音樂中，苦難已經被揉碎，融化為一種“天使般的撫慰”（傅雷語），升華為美麗的“天堂”，在貝多芬的音樂中，苦難已經被碾碎，轉化為一種鋼鐵般的意誌，升華為崇高的境界。“誰能理解我的音樂的意義，誰就能超脫尋常人無以根拔的苦難。”（貝多芬語）……如果說哲學給了我智慧和信念，那麽，音樂則給了我意誌和信心。

在生活中，“愛智慧”，使我“看破”人的感性世界；“愛樂”，使我“看透”人的感情世界。盡管在人的感性世界中存在著“天生”般的矛盾，在人的感情世界中充滿著“天問”般的苦楚，但在我的生活世界中已無驚心動魄的震**，我已是“波瀾不驚”、“榮辱不驚”。我深知，在感性世界，人們往往“身不由己”；在感情世界，人們常常“心不由己”。哲學和音樂已經融入我的生命活動之中，滲透到我的血液之中。離開哲學和音樂，我既不知如何生存，也不知如何生活。如果說哲學是我“安身立命”之根，那麽，音樂就是我“安心立命”之本。

無論是“愛”智慧，還是“愛”樂，“愛”都需要培養。“隻有音樂才能激起人的音樂感；對於沒有音樂感的耳朵說來，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馬克思語）因此，我們向讀者獻上這套《京師愛樂叢書》。

從這些隨筆的作者看，他們都是曆經數十年“愛樂”歲月積澱的“行家裏手”，都是至今仍活躍於音樂界、媒體界和出版界的“賞樂高手”。這裏，既有西方主流樂評界的資深主筆，也有見證香港古典音樂近半個世紀曆史的“活化石”；既有資深的音樂媒體人、卓有成就的海外藝術大師，也有“愛樂”愛到深處的經濟學家、企業經理人、劇院管理者、國家公務員。這是一個具有深厚的音樂造詣、值得信任的作者群。

從這些隨筆的內容看，這是中西的音樂學者、愛樂者對音樂的深度思考，或側重於樂史鉤沉，解讀經典；或沿著音樂發展的軌跡周遊列國，寄情音樂的山水故園；或駐足沉思，書齋神遊，與大師對話，寄語音樂的精神家園……從而以不同的行文風格、迥異的音樂趣味、獨一無二的賞樂感受，為我們全方位並立體化地呈現音樂的寬幅畫卷及其無窮魅力。其意義不僅在於梳理和解讀音樂經典，更在於能夠將作者的情真意切、鍥而不舍的愛樂情感、經驗、知識傳遞出去，撒播開來，使越來越多的人走入愛樂者的行列。

讀著這些隨筆，我們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巴赫、海頓、莫紮特、貝多芬、舒伯特、舒曼、肖邦、瓦格納、威爾第、勃拉姆斯、馬勒、布魯克納、勳伯格、肖斯塔科維奇、布裏頓、德彪西……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勃蘭登堡協奏曲》、《哈利路亞大合唱》、《費加羅的婚禮》、《唐璜》、《朱庇特交響曲》、《英雄交響曲》、《命運交響曲》、《田園交響曲》、《歡樂頌交響曲》、《自由射手》、《幻想交響曲》、《理想交響詩》、《仲夏夜之夢》、《尼伯龍根的指環》、《卡門》、《茶花女》、《悲愴交響曲》、《自新大陸交響曲》、《牧神午後》……這是一個斑斕五彩的畫麵，它的斑斕五彩不能不在這一方麵或那一點上促發起你愛樂的**。深度的音樂欣賞需要高度的理性修養，從而形成一種“理性的**”；當你具有這種“理性的**”時，你就會感到音樂是為你而奏響，因你而動聽。

“愛樂”使我結識了《京師愛樂叢書》的主編劉雪楓先生；也正是因為“愛樂”，使我自不量力，又情不自禁地接受了劉雪楓先生的邀請，為《京師愛樂叢書》寫下了這篇序言。

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董事長

2013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