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二月雪》三個字敲在文檔裏的時候，正是深冬時節。大概那天沒有太陽或者我起得太早的緣故，反正整個大地被一片鴿灰色籠罩著。我隻敲了這三個字再也繼續不下去了，腦子裏亂糟糟地像一團麻，我就呆呆地坐在那兒看屏保上的三維動畫。後來，眼睛酸得都要掉眼淚了，我才站起身來走到陽台。從十八樓的玻璃窗子望下去，路上已經有了稀稀拉拉或趕車或急行的人——我想，這些人中也會有和我一樣的人，活在重壓之下。寒風瑟瑟，小區門口賣早餐的商販們零星地散落在窩風處，也有買早餐的人，他們來去匆匆。冷風吹得關節疼，我又回到室內的沙發上坐著，死盯著一個地方出神。終於熬到了上班的時間，我撥了一個電話號碼。我說：“我已經開始寫《二月雪》了。有一天，你聽到我說，喝酒去！《二月雪》就寫完了——”其實，我打這個電話，是在給自己製造壓力。也就是說，已經有人知道我在寫長篇小說，我是個說話算數的人。電話會激勵我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都要完成《二月雪》的創作。我所說的困難不是創作上的困難。
那天，我艱難地隻寫了幾百字。
最擅長的是煮粥熬湯，我會根據不同的材料掌握時間和火候，熬煮出來的粥或湯不僅口感上乘營養也會保持得恰到好處。可這三年裏，我再也沒熬煮出像樣的粥或湯來。認真地總結，我從容的心態已然流失。寫作雖然不能和煮粥熬湯相提並論，但一樣都需要從容、需要平靜。可我卻像一頭困獸無時無刻不在掙紮，像一隻被鞭子抽打的冰尜，頂住頂不住，受了受不了，都要旋轉下去——我越走投無路，創作《二月雪》的想法越無法遏製地從石頭縫裏往出擠。生活都沒有著落，怎麽能寫作？雞窩鴨架都砌不好，怎麽能蓋好二層小樓？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我開始在心裏排斥寫作《二月雪》。
那階段我有意識地觀察形形色色的人，我想模仿別人的生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這一留心，看到了不少和我年齡相仿的人牽著小狗在樓區裏溜達，湊到一起喋喋不休地誇讚著愛犬，臉上洋溢著自得；從她們身邊走過去，我心虛；小區的石桌上，一群男男女女把麻將搓得嘩啦嘩啦地響，圍觀的人也七嘴八舌地指點，都上電梯了還在指責、埋怨；那是條回家的必經之路，我每天都像賊一樣溜過去；走廊裏咣當的聲音，是鄰居們迎來送往地開關門，大概在屋裏沒說夠，把家長裏短搬到了外麵大聲小氣地講。我大氣都不敢喘，一頭撲到**。我之所以緊張得臉通紅，是生怕聽到不該聽的話。我羨慕她們的同時非常憎恨自己。我焦慮、我痛苦、我狀態不佳——隻有聽到隔壁呂良達美的鋼琴聲，我才能安靜下來。我的血壓低到必須用丹參和生脈來維持，偏頭疼疼得徹夜失眠；如果我能擺正位置，融入到人群中，興許一切都好了！
各有個的命，各有個的生活。掙紮了十幾個日夜，我終於下定決心創作《二月雪》。現實生活讓我學會了壓抑欲望，隻有寫作的欲望我無法克製。我是在用像蝌蚪一樣的文字記載生命以及我生命裏重要的人和事，也就是說，不寫作我的生命蒼白無力。我的命，是離不開寫作的命。
於是，我和畢杏波的苦難扭扯與她的無奈廝打起來。我又陷入到另一種痛苦中！創作《二月雪》時，我哭過，以至於哭得不能繼續寫下去，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是為畢杏波哭，還是為現實生活中被困難擠壓得走投無路的自己而哭，說不清楚。那一個月，我和畢杏波日夜廝守，連十幾分鍾的吃飯時間都覺得是浪費，我全力投入到創作中。我知道，春暖的時候，我就要去與石頭和砂子打交道了，盡管我對它們知之甚少，盡管我十分清楚自己連一塊五加一塊五都得掰手指頭算，是一個笨得要命的人，可我沒有回頭的路。因為有一個人等著我去解救他走出水深火熱的苦難，還有一個人等著我吃飯、穿衣，完成學業——我無路可走。就像畢杏波明知道她和丁力軍之間別說崇高的“愛”了，連最基本的“情”都沒有，但為了肚子裏的孩子，為了三十歲就孀居含辛茹苦地養大兒女的母親，她別無選擇！我是清醒地麵對困難，為此，我的心傷痕累累——盡管這樣，我還樂觀地想，說不定哪天？袁濤會找到畢杏波，重新擁她入懷，因為袁濤尋找畢杏波的腳步始終沒停。畢杏波再沒有了愛情，命運太過分了。
寫到這裏，我又滿臉是淚！
小說能詮釋生命，小說也能解讀愛情。不信你去看小說的字裏行間包括她的標點符號，是撕心裂肺的思念；是責無旁貸的責任；是湧泉相報的感恩；是寬懷大度的堅韌。如果缺少一樣，親愛的讀者不可能認識畢杏波，因為孕育畢杏波的作者將會在這個世界上銷聲匿跡！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