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國民製憲議會宣布它對內克和被解職的大臣們懷有“敬意和挽惜之情”，並宣布現任大臣們應對當前的局麵負責。然而，國民製憲議會在武力的威脅麵前仍處於束手待斃的境地。
與此同時，一個新的政權正在形成。7月10日，第三等級的選舉人再一次在巴黎市政廳集會，表示了“盡早使巴黎城建立起一支資產階級自衛軍”的意願。在12日晚一次新的會議上，他們通過了一項決議，並於13日清晨發布。該決議的第3條提出建立一個“常設委員會”；第5條提出了一項設想：“各區製定一份包括200名知名的和能夠使用武器的公民名單。這些人將組成一支‘巴黎民兵’部隊，保護公共安全。”這實際是一支“資產階級”民兵，用來保衛一切有產者，使之不僅能抵禦王權及其軍隊的逞凶，而且能防止那些被視為危險因素的社會階層的威脅。7月14日上午，巴黎的代表在國民議會上宣稱：“資產階級民兵的建立和昨天采取的措施使全城一夜平靜無事。資產階級民兵曾連續解除了一些自行武裝者的武器，並使他們遵紀守法。”
7月13日白天，動亂再度興起。人們成群結隊在巴黎四處穿行，尋找武器，並威脅要搜查貴族們的府第。他們還開溝挖壕，修築街壘。蹄鐵鋪的工人們從清晨就開始鍛造槍矛。然而人們所需要的是火器。人群曾向巴黎行政官索取，但一無所獲。下午，受命撤出巴黎的法蘭西保安軍拒絕服從命令，並轉到市府帳下聽候調遣。
7月14日，人們要求全麵武裝。為了得到武器，人群湧向殘廢軍人院，在那裏奪取了3.2萬支槍，而後又直奔巴士底獄。巴士底獄的圍牆高30米，護城河寬25米。盡管守衛它的隻有30名瑞士雇傭兵和他們帶領的80名老弱殘兵，人民的進攻卻對它奈何不得。市郊聖安托萬的手工業者得到了法蘭西保安軍和相當數量資產階級民兵的增援。資產階級民兵拉來了5門大炮，其中3門對準城堡的大門轟擊。這一決定性的行動迫使要塞司令洛內投降，他下令放下吊橋，人民一擁而入。
在凡爾賽的國民製憲議會一直焦慮不安地關注著巴黎的事態。14日這一天，有兩個代表團被派去要求國王作出些讓步。不久便傳來了巴士底獄被攻克的消息。路易十六將何去何從呢？壓服巴黎必須要經過艱苦的巷戰。包括利昂庫爾公爵在內的一些自由派大領主勸說國王：為了王權本身的利益把軍隊調開。路易十六決定等待時機，遂於7月15日親赴國民製憲議會宣布撤離軍隊。
巴黎的資產階級借助人民的勝利奪取了首都的行政權力。市政廳的“常設委員會”改名為巴黎“市府”，國民製憲議會代表巴伊當選為市長。拉法夷特被任命為資產階級民兵即不久後稱為“國民自衛軍”的司令。國王不僅於7月16日同意重新召回內克，而且還在17日來到了巴黎，從而實現了進一步的退卻。國王以親赴巴黎的舉動對7月14日起義的結果加以認可。在市政廳，他受到巴伊的歡迎。巴伊向他呈交了象征“君主與人民之間莊嚴、永恒聯盟”的三色帽徽。路易十六神情激動，費勁地講出這樣的話：“我的人民可以永遠信賴我對他們的愛戴。”
貴族深感君主的大勢已去，其首領寧可流亡國外也不願再與作出如此讓步的王權休戚與共。阿爾圖瓦伯爵於7月17日清晨攜同子女和仆從出走荷蘭；孔代親王以及全家不久也步他後塵；波利尼亞克公爵夫婦去了瑞士；布羅格利元帥投奔了盧森堡。流亡運動開始了。
1789年7月的這幾天過後，王權被大大削弱了，而巴黎的資產階級卻強盛起來。它成功地在首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迫使國王承認它的至高無上。7月14日固然是資產階級真正的勝利，但它更是自由的象征。這一天不僅標誌著一個新興階級掌握了政權，也標誌著以巴士底獄為代表的舊製度徹底崩潰了。從這個意義上講，7月14日這一天為所有被壓迫人民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2.城市的暴動（1789年7月）
借助代表們的書信聯係，外省也同首都一樣以焦慮的心情關注著第三等級與特權等級鬥爭的進展。內克被解職在外省激起了與巴黎同樣的波動。攻陷巴士底獄的消息自近而遠，從16日至19日傳遍全國，激發起高昂的熱情，並使自7月初以來在某些城市出現的運動加速發展起來。
“市政革命”實際持續了一個月。7月初，在魯昂出現了由糧食短缺引起的**，繼而發生市政革命。到8月，奧施和布爾日也實現了市政革命。在第戎，市政革命的爆發是由內克被解職的消息引起的。蒙托邦的市政革命則是由攻陷巴士底獄的消息激發起來的。
市政革命的徹底程度因地區而異，它們的特點也不盡相同。一些城市的革命很徹底：有的舊市政府被暴力推翻（如在斯特拉斯堡）；有的城市雖然保留了舊市政府的職能，但把它置於一個委員會中，使它處於少數地位（如在第戎和帕米埃）；還有的城市把市政府的權能壓縮為“一般警察”，由一個委員會負責革命事務（如在波爾多）或對行政進行經常性幹預（如在昂熱和雷恩）。另一些城市的革命是不徹底的，舊政權與革命政權同時並存。例如在諾曼底的某些城市，瞻前顧後的態度很突出。有時，這種二元現象反映了不同因素之間的對立，任何一方也不能完全戰勝對方。這種對立在麥茨和南錫表現為社會對抗，在蒙托邦和尼姆則表現為社會對抗加新舊教徒之間的宗教敵對，在利莫日表現為個人之間的對立。還有一些城市的市政革命之所以不徹底是由於隻取得了一時勝利，例如在裏昂和特魯瓦。那裏的愛國者在7月份獲勝後又被舊製度的反攻所打敗。最後，還有部分城市始終沒發生過市政革命。這或是由於舊市政府得到了愛國者的信任（如在圖盧茲），或是由於舊市政府擁有軍隊和法院的支持（如在埃克斯）。市政革命的不同表現與舊製度下多樣化的市政結構以及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對抗作用有關係。在弗朗德勒地區，運動的規模很小。資產階級提出的要求具有政治性；人民提出的要求具有社會性。這兩種要求提出的時間不相吻合。總的看來，市政革命在北部和南部表現得不很顯著。這些地區的城市往往以資產階級為主導，或是設置執政官之地。另外，城市公社傳統比較牢固。在塔布和圖盧茲，舊市政人員基本能夠代表市民的各個階層，因而愛國者們無需排除他們。在波爾多和蒙托邦卻相反。在那裏，君主製早已把公社自治消滅殆盡。因此，沒有任何代表性的市政官員被一掃而光。
隨著市政革命而產生的國民自衛軍同樣具有多樣性。最常見的是：新的市政委員會仿效巴黎的做法，急忙組織起資產階級自衛軍，以便維持秩序。有的城市（如昂熱），國民自衛軍是由舊市政府創建的，而後由這個更具有愛國傾向的自衛軍施加壓力，促成市政委員會的建立。在圖盧茲，沒有經過市政革命就組成了一支國民自衛軍。在阿爾比，自衛軍則隻是舊製度下早已存在的民兵的變種而已。
無論這場市政革命的形式如何，其後果在各地都是同樣的：王權消逝，中央集權不複存在，幾乎所有監察官都棄職而去，捐稅的征收暫告停止。當時有一個人寫道：“國王沒有了，高等法院沒有了，軍隊、警察都沒有了。”各新市府接管了政權。長期飽受專製主義刁難的地方自治得到了自由發展，城市生活重新活躍起來。整個法國都市營化了。
市政革命在許多地區的社會表現值得重視，它是由貧困和生活必需品昂貴所引起的。城市人民期待廢除間接稅和對糧食貿易實行嚴格管理。在雷恩，新市府上任後馬上擔負起尋找小麥儲備的職責。在岡城，為了平息眾怒，市政官員下令降低麵包價格。然而他們也組織起資產階級自衛軍以防不測。在蓬圖瓦茲，一場因糧食引起的起義被從巴黎撤回的一團軍隊所製止。在普瓦西，一個被懷疑搞囤積居奇的人成為人民**的眾矢之的，多虧一個國民議會代表出麵才使他得以活命。在聖日耳曼昂萊有一個麵粉場主被人殺死。另外，弗朗德勒地區的關卡辦公處被洗劫一空。7月26日，凡爾登的起義人民焚燒了入市稅征收處的圍欄，並使一些被懷疑儲藏糧食的房舍受到威脅。軍區長官懇請資產階級組成城鎮民兵以恢複秩序，然而他也不能不作出讓步，降低麵包價格。在流亡路上的布羅格利元帥恰巧落入這場急風暴雨的包圍。多虧衛戍部隊的幫助，他才從人民的狂怒中逃脫出來。
對貴族陰謀的擔心確實加重了外省的緊張氣氛。任何風吹草動都顯得可疑。運輸受到監視，馬拉客車遭到盤查，外出或流亡半路的大人物被扣留起來。在邊界一帶流傳著外國入侵的消息：皮埃蒙特人準備進犯多菲內！英國人就要占據布雷斯特了！全國上下都在焦慮地等待。不久，大恐懼發生了。
3.農村的暴動：大恐懼（1789年7月底）
在選舉過程中，農民曾經曆過一個慷慨激昂的時期。當各等級間的衝突進行時，他們多少有些焦急地等待著人們對自己所傾訴的苦衷作出答複。資產階級已經通過一場騷亂奪取了政權。農村的人民難道還要再等待下去嗎？他們的要求還沒有一條得到滿足，封建製度依舊存在著。同在城市中一樣，“貴族的陰謀”這種提法也在農村傳播開來。
經濟危機使不滿情緒更加強烈。饑荒令人不堪忍受，許多農民的收成不足糊口。工業危機波及到那些鄉村工業普遍的地區，失業大大增加。失業與饑荒使乞丐和流浪者數量猛增。春天，這些人成群結幫地出現。“對強盜的恐懼”加劇了對貴族陰謀的擔心。經濟危機使受苦人的數量增多，使農村更加不安全。同時，它也激發起農民的憤怒，促使他們把矛頭對準領主。
土地暴動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整個春天，在普羅旺斯、康布萊齊、庇卡底、甚至巴黎和凡爾賽近郊等地區都發生過**。7月14日的事件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在諾曼底的博卡日、在諾爾省的斯卡普河附近至桑布爾以南，以及在弗朗什-孔泰和馬孔總共發生了4起暴動。這些土地暴動首先是針對貴族階級的，農民們要求廢除封建捐稅。為達此目的，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把城堡連同貴族的檔案文書一起焚毀。
1789年7月底，“大恐懼”使這種反抗運動形成不可抗拒的浪潮。自7月初起，從巴黎和凡爾賽傳來的消息被歪曲和無限誇大。並且，它越是沿村廣泛流傳越是不斷產生新的反響。土地暴動、經濟危機、貴族的陰謀、對強盜的懼怕，所有這些現象的後果匯集到一起，造成一種恐慌的氣氛。流言蜚語在驚恐萬狀的人們中不脛而走：匪幫在漸漸逼近，他們割走未成熟的麥子，燒毀整個村莊。為了應付這些想象中的災禍，農民們用長柄鐮刀、木叉、獵槍等武裝起來。報警的鍾聲使險情越來越近，恐慌的波及麵則越來越廣。
國民製憲議會、巴黎和報界對此感到震驚。米拉波在第21期《普羅旺斯郵報》上撰文，懷疑傳播這些假警報是自由的敵人所為，並建議人們保持鎮定與謹慎：
“在這危難時刻，篤信和誇大凶險新聞成為一種普遍習性。沒有什麽比這更使觀察家感到震驚。仿佛邏輯本身已不在於計算可能性的程度，而在於把最不著邊際的傳言當作真實性。於是，這些傳言便編造出行凶事件，以陰暗的恐怖刺激人們的想象。我們宛如一群孺子，越是可怕的故事越是認真去聽……”
最初的恐慌發生在6個地區：農民暴動之後的弗朗什-孔泰、香檳、博韋齊、曼恩、南特地區和呂費克地區。從7月20日到8月6日，這種恐慌迅速蔓延，很快發展到法國大部分地區，隻有布列塔尼、洛林與阿爾薩斯以及埃諾未遭波及。
大恐懼助長了農民暴動。這些恐怖的誇張性實際上很快就暴露無遺了。然而農民仍然保持著武裝。他們不再去追尋想象中的強盜，而是湧向領主的城堡，用威脅手段讓他們交出那些登記著令人痛恨的封建權利的古老證書，以及那些很久以前使征收捐稅合法化的契據，並把這些文件在村子的廣場上付之一炬。有的領主拒絕交出文件，農民們便焚毀城堡，把城堡的主人絞死。比較常見的做法是讓當地的公證人出麵，以證明封建權利是按照規定手續自動放棄的。長期剝削造成的苦難、貧困和生活費用昂貴，饑餓引起的不安，一陣陣誇大其辭的傳言，對“盜匪”的恐懼以及對擺脫封建壓迫的向往，所有這些因素促成了大恐懼的氣氛。大恐懼之後的農村改變了麵貌。土地暴動和農民起義把封建製度打翻在地。農民委員會、鄉村民兵紛紛建立起來。如同巴黎的資產階級武裝起來奪取市行政權一樣，農民們也把武裝和地方政權抓在自己手中。
但是，資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敵對很快就出現了。和貴族一樣，城市資產階級也是地產主。他們甚至擁有領地，並以此名義向農民征收通常的捐稅。他們感到，恐慌之後出現的農民起義對其既得利益構成了威脅。在當局陷於癱瘓，權威廢除殆盡的情況下，他們便起來自己保衛自己。各新市政府的常設委員會和國民自衛軍擔負起在農村保衛貴族和資產階級地產主權利的職責。對農民的鎮壓往往是血腥殘酷的。在馬孔，農民團夥與資產階級民兵之間發生了戰鬥。在社會革命的威脅麵前，資產階級和貴族這些有產階級的聯盟開始形成，其矛頭針對那些為爭取土地自由而鬥爭的農民。階級鬥爭的這種表現在多菲內尤為明顯。那裏的資產階級支持貴族，而人民的同情心卻向著起義農民。但是，對農民的鎮壓並沒能改變大恐懼的主要結果。經過1789年7月的農民起義，封建製度再也沒能保存下來。
國民製憲議會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但它既無能為力又心慌意亂。它的大多數成員都是資產階級產業主。他們將承認農村新局麵的合法化呢，還是拒絕任何讓步，不惜在資產階級與農民之間劃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呢？
Ⅲ.人民革命的後果（1789年8—10月）
1. 8月4日之夜和人權宣言
對於農村發生的暴動，國民製憲議會一度想要組織鎮壓。8月3日，它討論了報告起草委員會提出的一份法令草案。法令草案指出：“國民製憲議會了解到有人拒不繳納地租、什一稅、年貢、領主捐和其他捐稅。有人手持武器，施行暴力，構成犯罪。他們闖入城堡，奪取契約文書，並在庭院中焚燒……故此，國民製憲議會宣布：在國民製憲議會對各項捐稅正式作出決定之前，無論以何理由停繳租稅和其他貢賦均屬非法。”
但是，國民製憲議會認識到鎮壓政策的危險性。把統率鎮壓力量的權力交給王家政府，這對國民製憲議會沒有任何益處。政府很可能利用這種力量從事反對國民代表的勾當。盡管立憲派資產階級對組織鎮壓猶豫不決，但它又不可能看著貴族被剝奪而不擔心自己的財產。於是，它同意作出某些妥協。它承認封建權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所有權，往往是強取豪奪來的，因此對土地捐稅的契約文書進行審查是合法的。然而巧妙之處在於：把這項工作交給了一名自由派貴族——全國最大的地產主之一埃吉榮公爵負責。他的幹預使特權等級陷於一片恐慌，同時也刺激了自由派貴族的好勝心。這樣，革命的資產階級領袖便迫使國民製憲議會從個人既得利益中解脫出來。
經過這樣的準備，8月4日夜晚的會議一開始，諾阿耶子爵便首先發言。作為沒有財產的幼子，他建議廢除一切納稅特權，取消徭役、永久管業權和其他人身奴役，對物權實行贖買。埃吉榮公爵對他表示熱烈支持。這些建議由於大都是讓貴族作出象征性而不是實際的犧牲，所以在一派**中被通過了。此頭一開，所有等級特權、省和城市的特權都相繼被獻到祖國的祭壇上作為犧牲了。狩獵權、養兔權、養鴿權、領主司法權、賣官鬻爵製統統被宣布廢除。在一個貴族的建議下，僧侶等級放棄了什一稅。第二天淩晨2點鍾左右，在這場輝煌宏大的、與過去決裂的儀式結束時，大會宣布路易十六為“法蘭西自由的重建者”。專製王權未能實現的國家行政與政治統一現已大功告成。舊製度從此一去不複返了。
實際上，8月4日作出的犧牲主要是迫於形勢壓力所作的讓步，並非自願地滿足農民要求。首先要在外省恢複秩序，平息動亂。米拉波在《普羅旺斯郵報》第26期（8月10日）上寫道：“國民議會8月4日以後的一切工作都旨在恢複王國內的法律權威，向人民擔保幸福，使其立即享受到自由帶來的最初好處，以便緩和他們的不安情緒。”
8月4日之夜的決議已經通過，隻差形成文件。當需要把這些決議具體化時，國民製憲議會則力圖在實踐中削弱那些在人民暴動推動下所采取的措施的影響。曾一時沉浸在**之中的反對派們也開始恢複了鎮靜，尤其是僧侶，它試圖收回取消什一稅的決定。“國民製憲議會完全廢除了封建製度。”但是，在最終的法令裏卻塞進了一些特殊的限製。強加於人身的權利被廢除了，但依附於土地的權利被宣布可以贖買。這意味著承認征收封建捐稅是以領主和租地農民之間以前所訂契約為依據的。農民得到了解放，但他們的土地並沒有被解放，他們不久便察覺到這些特殊的限製。在完全贖清土地之前，他們仍須繳納地租。
國民製憲議會在規定贖買方式時條件限製更苛刻。它不要求領主出示其土地權利的任何證明，也不要求他們出示其祖輩與農民訂立的任何契約憑據。這樣，農民或是由於過於貧窮而不能贖買封建權利和解放其土地，或是由於限製條件太苛刻，即便他們較富裕也不能贖買。於是，封建製度雖然在理論上被廢除了，但其主要部分依然保留著。農民群眾大失所望，不止一個地方組織起了反抗活動。農民達成某種默契，拒絕繳納捐稅，**再一次出現。國民製憲議會的目的並不因此而動搖，它堅持把自己的階級立法貫徹到底。隻是待到立法議會和國民公會的表決之後，農民們才得以看到8月4日之夜和廢除封建製法令的真正結果。
盡管如此，8月4日之夜的結果（由8月5—11日的一係列法令所確認）仍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國民製憲議會摧毀了舊製度，等級差別、特權、地方主義被一掃而光。從此以後，所有法國人都享有同樣的權利，承擔同樣的義務，可以從事任何職業，繳納同樣的捐稅。國土實現了統一，舊法國重疊的框架被拆毀，地方習慣法和省、市特權也不複存在了。國民製憲議會完成了破舊工作，下一步的問題是立新了。
從8月初起，國民製憲議會將此作為主要任務。在7月9日的會議上，穆尼埃以製憲委員會的名義說明了新憲法應該遵循的原則，並聲明有必要在新憲法前麵加上一項權利宣言：“一部好的憲法應該建立在人權的基礎上並保護人權，應該承認自然正義所賦予每個人的權利，應該重申形成各種社會基礎的一切原則。憲法的每一條款都應成為一項原則的結論……這項宣言應該簡短、易懂、明確。”
8月1日，國民製憲議會重新舉行討論。由於對起草權利宣言的必要性問題意見不一，在這個具體問題上開展了辯論。幾個發言人懷疑搞這樣一個宣言是否合適。一些溫和派，如馬盧埃被動亂嚇怕了，他認為製定宣言毫無用處，甚至是危險的。其他人，如格雷古瓦修士希望在權利宣言之外再補充一個義務宣言。8月4日早上，國民製憲議會做出決議：將在憲法前麵加上一項權利宣言。宣言的討論進展緩慢。草案中有關思想自由和尊重公眾宗教信仰的條款經過了長時間反複辯論。僧侶代表堅持要求國民製憲議會確認一種國教。米拉波對此表示強烈抗議，他主張信仰和宗教自由。1789年8月26日，國民製憲議會通過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宣言對特權社會和君主製的弊端進行了不明言的宣判。故此，它成為“舊製度的死亡證書”。同時，它也吸收了哲學家們的理論，表達出資產階級的理想，奠定了—個新的社會秩序的基礎。這種新秩序似乎不僅僅對於法國，而且對於全人類都是可行的。
2. 9月的危機：“顯貴革命”的失敗
在幾個星期裏，國民製憲議會承認了人民暴動的結果，它以8月4日之夜的那些決定摧毀了舊製度，以人權宣言開始重建大業。然而，1789年9月的危機卻表明：法國的新生並非輕而易舉。
財政困難依舊未解決。在凱旋氣氛中重任大臣的內克也一籌莫展。捐稅征收不上來，一項數額為3 000萬鋰的公債被拋出後，20天中隻有200萬被認購。內克徹底失去了民心。
政治困難也加重了。國王對國民製憲議會實行消極抵抗，他雖然在起義麵前投降了，但他並不打算批準各項法令；“我永遠不能同意剝奪我的僧侶和我的貴族。”8月5—11日的法令、人權宣言都沒有得到批準：製度的改造仍然懸而未決。除了一場新的人民運動，什麽也不能迫使國王批準法令和人權宣言。
製憲過程中的困難使國王在反抗中受到鼓舞。人權宣言通過後馬上開始討論憲法，人權宣言成為憲法的序言。在討論中分裂加深了，變得無法彌補。人民起義及其結果使一部分愛國黨人深感不安，他們打算從此製止革命發展，加強國王和貴族的權力。製憲委員會的報告人穆尼埃和拉利-托朗達爾建議仿照英國，創立一個由國王任命並可以世襲的上院，它將成為特權階級的堡壘。他們主張國王擁有絕對“否決權”，能取消立法部門的決議。主張建立上院和國王絕對否決權的代表被稱作“王政派”或“崇英派”，他們的願望同“顯貴的革命”趨於一致。
一些愛國派代表強烈反對這種建議。西埃耶斯表示不讚成任何形式的“否決權”：
“一個人的意誌不應壓倒普遍的意誌。如果國王能夠阻止法律形成，他個人的意誌就會壓倒普遍的意誌。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立法權應該獨立於行政權。絕對的或擱置的否決權不過是反對普遍意誌的密劄而已。”
在巴黎，輿論警覺起來了。常去魯瓦亞爾宮的人們曾試圖向凡爾賽進發，以左右國民製憲議會的決議。他們表決了一項提案：“否決權不應屬於一個人，而應屬於2 500萬人。”8月31日，他們派出一個代表團來到市政廳，受命要求召開由各縣參加的大會，“以便作出如下決議：在各縣以至各省的代表發表意見之前，國民製憲議會應中止關於否決權的討論。”
以巴納夫、迪波爾、亞曆山大和夏爾·德·拉梅特為首的大多數愛國黨人反對設立上院。9月10日，建立兩院製的提案以849票對89票遭到否決，右翼投了棄權票。愛國黨在國王的否決權問題上稍微靈活些。巴納夫建議授予國王擱置的否決權，以兩屆立法議會為有效期。9月11日，擱置的否決權以575票對325票被通過。愛國黨領袖們做出這種讓步是打算使路易十六批準8月的各項法令。然而國王堅持己見，這使愛國黨人漸漸感到：有必要再發動一次人民運動。
實際上，經濟困難促進了巴黎人民的再次動員。流亡者們攜走了一切能帶的金錢，因而流亡運動使大量貨幣流出法國。不僅如此，流亡運動還影響了巴黎的奢侈品工業和貿易活動。失業增加而麵包仍然昂貴：每磅3個蘇以上。收割的穀物還沒有打完。到9月份，麵包商門前出現了長龍，工人們開始示威遊行，要求增加工資或得到工作。鞋鋪夥計們也在香榭麗舍大街上集合，他們確定工資額，推舉一個委員會負責照顧他們的利益，並籌集份子錢接濟失業的同行。國民製憲議會在解決糧食流通的問題上軟弱無能，巴黎市政廳對首都的生計和供應漫不經心。這些都促進了形勢的惡化。馬拉在《人民之友報》第2期上指出了市府給養委員會的責任：
“今天（9月16日，星期三），饑荒引起的恐怖再次出現。人民缺少麵包，麵包商的店鋪處於人們的包圍之中。在獲得了最好的收成之後，甚至在富足的環境中，我們卻處於餓死的邊緣。不用懷疑，我們已被那些千方百計要消滅我們的叛徒團團包圍了。我們之所以遭此災難不正是由於民眾公敵的瘋狂、壟斷者的貪婪、行政官吏的無能與不忠嗎？”
經濟危機造成的後果使政治動亂不斷擴大。在巴黎，60個區議會管理著各區，並形成各區的人民俱樂部。魯瓦亞爾宮成了政治活動分子的總部。愛國者的報刊也發展起來。從7月份以來，定期印行的有戈爾薩的《從巴黎到凡爾賽郵報》、盧斯塔洛的《巴黎的革命》、布裏索的《法蘭西愛國者》。9月，馬拉創立了《人民之友報》。愛國者的政論家們以出版小冊子和檄文向人民揭露貴族階級扼殺自由的計劃，說明必須把高級教士和貴族從議會中清除出去。因為他們原是舊製度下各自等級的代表，已沒有資格代表國民了。卡米耶·德穆蘭發表了《路燈對巴黎人的講話》。他把沙灘廣場上的路燈擬人化，賦予語言的天稟。7月裏，在這個路燈的鐵支架上曾從速執行了幾次死刑。匿名的檄文與日俱增，表達了普遍的不滿情緒。其中有一篇很有意味，題為《1789年9月的為什麽》。
9月底，革命再一次處於危急之中。國王始終拒絕批準八月法令。他開始了進攻的準備，重新把軍隊集結於凡爾賽。巴黎人民的幹預第二次挽救了國民製憲議會和新生的自由。實際上，從9月起，當感到革命與舊製度之間一場激烈衝突已勢不可免時，議會左翼代表、巴黎記者、區活動分子等愛國者便準備粉碎國王和王政派的頑固反抗了。他們籌劃再發動一次起義，讓巴黎人民重新表達自己的意誌。馬拉在10月2日的《人民之友報》上籲請巴黎人趕在冬天給他們增加痛苦之前采取行動。一份在9月創刊的愛國小報《國民之鞭》在第3期上發表的文章更為激烈：
“巴黎人，睜開雙眼吧！醒來吧，從你們的睡夢中醒來吧！ 貴族階級已把你們團團包圍，它企圖給你們套上鎖鏈，而你們卻還在沉睡！假如不趕快把它消滅，你們就將遭受奴役、苦難與**。清醒吧！再說一遍：清醒吧！”
在愛國者們的思想中醞釀出一個設想：如果國王來到他善良的巴黎人民中間，周圍陪伴著國民的代表，他就會排除貴族階級的影響，革命的命運將會得到保障。當人民處於警覺狀態時，一個小事端也足以引起**。
3. 1789年10月的日子
關於10月的日子，其深刻原因在於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的後果的相互交織。但引起它爆發的確實是一個偶然的事端：禦林軍的宴會。1789年10月1日，禦林軍軍官在凡爾賽宮舉行宴會，歡迎弗朗德勒軍團的軍官。當國王一家到場時，樂隊奏起了“嗬，理查，嗬，我的國王，世人都離棄了你”的樂曲。賓客們借酒逞威，把三色帽徽扔在腳下踐踏，戴上白色帽徽和象征王後的黑色帽徽。
兩天以後，消息傳到巴黎，人民被激怒了。10月4日星期天，街上聚集了不少人群。在無比激昂的氣氛中，魯瓦亞爾宮表決了一項接一項的提案。愛國派記者們對貴族的這種新陰謀予以嚴厲譴責。在《國民之鞭》上刊有這樣的段落：“從星期一以來，善良的巴黎人想盡辦法也搞不到麵包了。隻有‘路燈先生’才能給他們弄到麵包。然而他們卻對這位善良的愛國者不屑一顧。”饑餓再一次成了人民行動的決定因素。
10月5日，一群群從聖安托萬區和中央菜市場區來的婦女集合在市政廳前，要求得到麵包。然後，她們在門房文書馬亞爾的帶領下，決定去凡爾賽。其隊伍共有六七千人。馬亞爾是“巴士底獄誌願軍”的統領之一，這支誌願軍是由7月14日的戰士們按軍隊編製組成的。中午前後，警鍾敲響了，各區都集合起來。國民自衛軍湧向沙灘廣場，高喊著：“到凡爾賽去！”拉法夷特被迫擔任了總指揮。在5個小時裏，有近2萬男子也走上了去凡爾賽的路。此時，巴黎的婦女已到達凡爾賽，並派一個代表團去國民製憲議會，然後去見國王。國民製憲議會和國王都允諾給她們小麥和麵包。國民自衛軍10點鍾後趕到了凡爾賽。國王為了使反對者平息下來，便正式通知國民製憲議會他同意批準各項法令。於是，人民運動保證了愛國黨的成功。
10月6日清晨，一群示威者闖入凡爾賽宮，一直深入到王後住所的候見廳。人群和禦林軍之間發生了一場鬥毆。國民自衛軍不慌不忙地前來製止，讓人們撤出王宮。在王後和太子的陪同下，國王同意和拉法夷特一起在廊台上露麵。人群起初猶豫不決，後來便向他們歡呼起來，但同時也喊道：“到巴黎去！”路易十六讓步了。國民製憲議會在被征求意見時聲稱，它與國王本人是不可兩分的。1點鍾，在隆隆的禮炮聲中，國民自衛軍在前頭開路，婦女們護送著裝載麥子、麵粉的車輛，排成龐大的行列緊跟其後。然後是部隊，再往後則是國王及其全家乘坐的馬車，拉法夷特策馬於車門左右。在國王後邊是100名左右議會代表所乘的車輛，其後又是由人群和國民自衛軍組成的行列。晚上10點鍾，國王進入了杜伊勒利宮。路易十六到達巴黎後，國民製憲議會也毫不拖延地隨他遷來。12日，它暫時進入總主教府辦公。專為它保留的馬內日大廳正在整修。
1789年10月的人民行動日使各黨派的處境發生了變化。王政派作為從8月份以來的反對黨成了最大的失敗者。他們明白自己的處境並撤出了戰鬥。穆尼埃、馬盧埃等人加入了第二批流亡者的潮流。他們是“顯貴革命”的擁護者，當他們認為革命威脅到有產階級的利益時就企圖製止革命運動。直到執政府的穩定時期，他們才得以看到自己理想中的製度建立起來。
對於許多愛國者來說，正如卡米耶·德穆蘭在《法國和布拉邦特的革命》第1期中所表示的，現在的問題隻是全體公民與他們的國王同心同德地完成國家複興大業了。隻有少數有識之士沒有陷入過分的樂觀之中，例如馬拉。他在《人民之友報》第7期中寫道：
“對於善良的巴黎人來說，終於掌握了他們的國王，這是值得慶祝的：國王在場可以使局麵迅速改變，可憐的人民將不會死於饑餓。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在憲法完全確立下來前使國王全家生活在我們之中，那麽這種幸福將隻能是一場黃粱美夢。《人民之友報》與它親愛的同胞共享歡樂，但是它決不自我陶醉。”
1789年7月到10月的事件以及國民製憲議會在重建國家中所遵循的精神實際上都證明愛國者們的警惕是有根據的。
人民的起義保障了資產階級的勝利。7月和10月的事件導致了反革命陰謀的破產。國民製憲議會隻是在巴黎人民的幫助下才戰勝了君主製度。但它擔心被人民所支配，便開始對民主和專製抱同樣的提防態度。大多數資產階級想保住優勢地位，避免貴族階級的反攻倒算，他們便致力於最大限度地削弱君主製度。同時，他們害怕人民各階層投入政治生活和國家事務管理。所以，他們對人權宣言莊嚴肯定的原則應導致何種結果避而不談。在君主製遭到削弱，人民受到監護的條件下，國民製憲議會在1789年底開始著手對法國的製度進行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