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在社會裏，我們常聽說新聞廣告人員的惡毒努力，“宣傳”遭到很多好人的指責，被說成是現代魔鬼的一項成功發明，是一種既新奇又拙劣的方法，以讓人們注意某個人或某項事業為目的。但是，這種責備已經不新鮮了。一般認為“宣傳”是最近才發明的。但是，如果公正地看待過去的事件，就會發現事實卻截然相反。《舊約》中的大大小小預言家們都曾經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師。用新聞領域中的一句行話說，希臘和羅馬的曆史是一個長長的連續不斷的“宣傳噱頭”。體麵的宣傳雖有一些，但大多數宣傳都五花八門、粗俗卑劣。
像路德和加爾文這樣的改革者們對精心布置的廣告的巨大價值的認識十分清楚。我們不能怪他們。他們不能像隻求謙卑愉快地生長在路邊的紅菊那樣。他們很認真。他們想讓自己的觀點發揚光大。不吸引一大群追隨者怎麽能取得成功呢?
肯皮斯的一個托馬斯，整整80年一直在一個寺院的安靜角落生活。這種長期的自願流放，如果原原本本地及時做廣告，那麽產生的道德影響會是深遠的，那本關於他一生祈禱和思考結晶的書的銷路會很好，因為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人們會去閱讀。但是，如果阿西斯的某一個弗朗西斯或羅耀拉希望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那他們肯定要使用現在經常與馬戲團或電影新星聯係在一起的方法，而且要不惜一切代價。
基督教特別注重謙虛，對精神謙卑的人進行讚美。但由於當時宣揚這些美德時用了特定的方法，才使讚揚它們的布道成為街頭巷議的一個話題。
難怪那些人被教堂譴責為勢不兩立的敵人，他們在對抗西方世界的精神桎梏時，把《聖經》中的一頁撕了下來，同時采用的宣傳方法也相當奇特。
最偉大的學者伏爾泰善於做大量的宣傳，有時還不擇手段地利用人們思想上的空虛，因此經常遭到抨擊。或許他的手法有時不那麽高明，但被他救過的人可能不這麽看。基於這些原因，我提供了這個不值一提的解釋。
更進一步來講，就好比要通過品嚐來檢驗布丁一樣，評定伏爾泰這樣的人成功與否，也不是看他所喜歡的衣服、玩笑或糊牆紙，應該看他究竟為他的同胞們做了些什麽貢獻。
一天，這個怪人忽然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說：“沒有王權又有什麽關係，我有一支筆就夠了。”沒錯，他有一支筆。他有許多支筆。他是鵝的死對頭，因為20多個普通作家使用的鵝毛筆也沒有他使用過的多。他屬於文學巨人，孤身一人，在最可怕的環境中寫的文章數量也能趕上作家協會所有作家的總數。他曾在肮髒的鄉下客棧裏奮筆疾書，在這個冰冷的客房裏創作的六韻步詩歌不計其數。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上擺滿了稿紙。普魯士王家住宅的地毯上飛濺過他的墨水，印有巴士底獄監獄長名字的私人信箋也被他用過。小時候，他在巴黎玩滾鐵環和彈球遊戲時，尼農·德·蘭克羅曾送給他一筆數目不小的零用錢，讓他“買一些書”。80年後，伏爾泰還是在巴黎，我們聽說他要買一本大頁紙和散裝咖啡，以便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長眠到來之前再完成一部書。
在本書中，我們無須用整章的篇幅來評論他撰寫的悲劇、故事、詩歌、哲學以及物理論文。他的十四行詩並不比當時的幾十個詩人寫得好。作為曆史學家，他的資料乏味，而且並不可靠，他在科學領域的探險水平，也和我們在星期日的報紙上看到的那種差不多。
但是，愚蠢、狹隘、固執和殘忍是他的敵人，他的勇敢和堅強，對人們的影響一直持續到1914年的大戰之前。
伏爾泰生活在一個走極端的年代。一方麵，宗教、社會和經濟製度極端自私且腐敗過時；另一方麵，大批青年男女積極但又過於熱忱，他們想創造太平盛世，但隻是一個好的出發點，完全沒有實際基礎。他是個普通公證員的兒子，而且體弱多病。捉弄人的命運把他扔進了鯊魚和蝌蚪的大旋渦中，不想溺死就要遊出來，他想遊出來衝到岸上。長期以來，他同逆境鬥爭的方法總令人懷疑。在沒有版稅和成為文學巨人之前，他乞求、諂媚、充當小醜的角色。那麽，讓這個從來不靠粗製濫造作品混飯吃的作者扔出第一塊石頭吧!
這並不是說，伏爾泰因幾塊多餘的磚塊發愁。他的一生漫長而繁忙，全部獻身於同愚蠢的鬥爭之中，經曆了無數次挫折和失敗，但他是個樂天派，不屈不撓，充滿希望，對被當眾打一頓或挨了人家扔來的香蕉皮這類小事並不在乎。假如他今天在皇帝的監獄裏虛度了光陰，可能明天在驅逐他的同一個宮廷裏就會獲得名聲顯赫的職位。如果說那些憤怒的鄉村牧師總罵他是基督教的敵人，有誰知道在碗櫥的某個角落裏，雖然塞滿了情書，可能還扔著教皇送給他的一枚漂亮的勳章，證明他既受到教會的非難，又受到教會的讚許。
這並不奇怪。
他盡情地領略人間的快樂，過著豐富多彩的奇怪生活，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在血統上，伏爾泰屬於中間階層。他父親的工作當時缺少一個恰當的名稱，可以說是開私立信托公司的。他給許多富豪貴族的心腹打雜，兼管他們的法律和財務利益，所以，亞魯艾(這是他的家姓)年輕時願意接觸比自己家境稍好的階層，這為伏爾泰在以後的生活中壓倒大多數文學對手創造了條件。他的母親德·奧瑪爾德小姐是個窮姑娘，沒有給丈夫帶來一分錢的嫁妝。但是因為她的姓前有一個小小的“德”字，所以法國中產階級和一般的歐洲人，特別是許多美國人，對此都肅然起敬，得到這樣的獎賞讓她的丈夫覺得相當幸運。被封為貴族的祖輩所帶來的榮耀，使她的兒子也沉浸其中。開始寫作時，他就把帶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瑪麗·亞魯艾改為更具有貴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瑪麗·伏爾泰，但他把自己的姓氏是如何更改的、在何地更改的，一直是個不解之謎。伏爾泰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他非常喜歡姐姐，母親去世後姐姐一直照料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忠實牧師，為人熱情正直，但伏爾泰討厭他，這是他盡量不在父親名下生活的原因之一。
父親亞魯艾並不傻，很快就看出小兒子是個不安分的人。為此，他把伏爾泰送到耶穌會，希望他能成為一個精通拉丁文六步韻詩和斯巴達式嚴於律己的人。虔誠的神父們全力以赴開導他，給這個下肢細長的學生進行紮實的語言訓練，這些語言有的正在使用，有的已經消亡。但同時他們也感到從一開始這孩子就與眾不同，他的某種“古怪”才能不可能根除。
伏爾泰16歲時，教士們都願意他離開耶穌會。年輕的弗朗西斯為了贏得父親的歡心，開始學習法律。但很不幸，人不可能整天閉目塞聽地讀書。晚上的空閑時間很多，為了打發時間，伏爾泰要麽為地方報紙撰寫一些滑稽風趣的小故事，要麽就在不遠的咖啡店朗讀他的文學新作給他的好朋友昕。這種生活，在200多年前一般被認為是要下地獄的。對兒子所冒的危險，父親亞魯艾也充分意識到了。他求助於一位頗有影響的朋友，在海牙的法國使館給兒子謀得一個秘書之職。當時，荷蘭的首都和現在一樣單調乏味。由於空閑無聊，伏爾泰開始和一個不特別漂亮的女孩談戀愛了。女孩的母親是一個社交界的記者，是個令人生畏的女人。她希望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更有前途的人，就急忙找到法國大使，要求他趁著這件醜聞還沒有傳揚出去，馬上趕走這個危險的“羅密歐”。為了明哲保身不招惹麻煩，大使匆忙把自己的秘書攆上了去巴黎的公共馬車。弗朗西斯沒了工作，再次回到了父親的統治之下。
在這個緊要關頭，亞魯艾想了一個權宜之計，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國人常常采用這種方法。他弄到了一封“蓋有國王封印的信”，拿到兒子麵前，讓他要麽到管製空閑的監獄去，要麽寫一份申請書到法律學校用功讀書。伏爾泰選擇了後者，並承諾做到勤奮和用功的典範。他信守承諾，專心投入創作小冊子的幸福自由的生活。但整個鎮子對他這方麵的勤奮街頭巷議。當然，這違背了父親的初衷，因此他決定運用做父親的權利把兒子趕出尋歡作樂的塞納河，讓他到一位鄉下朋友的家裏住一年。
伏爾泰到了鄉下，包括星期日在內，整天都有空閑的時間，便開始認真地學習文學並創作出了他的第一個劇本。呼吸了一年的清新空氣和經過受益頗深的“單調”生活之後，他被準許回到首都這個花花世界。為了彌補失去的時間，他立刻寫了一係列諷刺攝政王的文章。其實，對於那個卑鄙的壞家夥，罵他什麽都不為過，但是伏爾泰的這種宣傳他一點也不喜歡。這些文章導致伏爾泰再次被流放，最後還不得不在巴士底獄度過一段時光。但是，當時為伏爾泰這樣在社會上頗有名望的年輕紳士準備的監獄，條件並不差。囚犯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隻是不可以擅自離開房間，而這些正是伏爾泰所需要的。巴黎中心的這所孤獨的牢房給他創造了認真工作的機會。被釋放時，他已經完成了好幾個非常成功的劇本，其中的一個劇本45個晚上連續上演，打破了18世紀的所有紀錄。
這使他在賺了一筆錢的同時(他非常需要錢)，也獲得了才子的美名。對於一個還得為前途奔波的年輕人來說，這是最不幸的，因為此後，他成了在林蔭大道上或咖啡館裏能博得人們幾小時歡迎的開玩笑的罪魁禍首。順便說一句，也正因為這樣，他才到英國學習自由黨政治家的研究生課程。
1725年，對古老而又無用的羅漢家族，伏爾泰開了(也可能沒開)幾句玩笑，羅漢的騎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傷害，誓報此仇。當然，古代統治者的後代不可能和一個公證員的兒子進行決鬥，複仇的事就由這位騎士交給了他的侍從們。
一天晚上，伏爾泰和父親的一個主顧蘇裏公爵正在吃飯，有人告訴他外麵有人找。他到了門口，就遭到了羅漢公爵侍從們的一頓毒打。次日，這件事在鎮子中傳揚開了。這時，即便是伏爾泰打扮得最體麵的時候，也活像漫畫上醜陋的小猴子，鼻青臉腫、滿頭繃帶的他成了人們評論的最佳話題。要挽救他，使他不在滑稽報紙上聲名狼藉，隻有采取一種果斷的措施。在肚子裏生牛排的鼓動下，見證人被伏爾泰先生送到羅漢騎士那裏，然後他開始緊張地練習擊劍，準備一場殊死的決鬥。
哎呀，大戰的那天早晨，伏爾泰再次被送進了監獄。羅漢這個純粹的無賴把這場決鬥交給了警察，因此伏爾泰這個決鬥的勇士被拘留了起來，釋放時他收到了一張去英國的車票。打發他起程到西北方向去，並且被告知，隻有收到陛下憲兵的邀請，他才能回到法國。
在倫敦及其附近，伏爾泰整整住了4個春秋。不列顛王國並不是個真正的天堂，但要與法國比起來，這裏還有點天國的樣子。
這塊土地被皇家斷頭台撒下了一道陰影。對所有身居要職的人來說，1649年1月30日是個難忘的日子。發生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的曆史也可能在任何膽敢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重演。至於國教，官方教堂當然要享受某種權力和優厚的待遇，喜歡在其他地方做禮拜的人也能安然無恙。和法國比起來，宗教神職人員對國家事務的直接影響是微乎其微的。自稱是無神論者和不信奉國教的人，偶爾會有機會到監獄裏逛一逛，但英國一般的生活狀況對於路易十五的臣民來講，還是完美的。
伏爾泰於1729年回到法國，雖然被準許在巴黎生活，但這種特權他很少利用。像一隻驚弓之鳥，他願意從朋友手裏接過一塊白糖，卻又戰戰兢兢，有些風吹草動就會逃之夭夭。他努力工作，創作了大量作品，自己選定題目後，根本不考慮時間和事實，從羅馬和秘魯講到俄國和莫斯科，寫了一係列的曆史劇、悲劇和喜劇，這些作品都知識淵博、通俗易懂。到他49歲時，已經是當時名噪一時的文學家了。
伏爾泰通過另一件事接觸到了一種異樣的文明。
在遙遠的普魯士一個土裏土氣的院子裏，善良的弗雷德裏克國王大聲地打著哈欠，在一群土包子的簇擁下，想找到幾個能使他快活的人做伴。他很羨慕伏爾泰，長期以來，總想把伏爾泰請到柏林來。但是在1750年，這樣的移居對法國人來說，就等於搬到了渺無人煙的維吉尼亞，伏爾泰在弗雷德裏克不斷提高款項的情況下，才接受了邀請。
伏爾泰到達柏林的同時，矛盾也就產生了。這個法國劇作家和普魯士國王都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不可能心平氣和地在一個屋頂下和睦相處。龍爭虎鬥持續了兩年，伏爾泰終於被一場無足輕重的爭吵趕走了，回到了他自認為“文明”的地方。
但是，伏爾泰吸取了一個良好的教訓。或許他說得對，普魯士國王寫的法國詩歌確實很差勁，但國王陛下比歐洲任何君主更加可貴的地方是，他對宗教自由的態度簡直無可挑剔。
伏爾泰即將進入花甲之年時，回到了自己的故鄉，他沒有心情去接受嚴酷的判決，而當地的法庭維護秩序正是依靠這種判決，任何嚴厲的反抗詞句都被禁止。使伏爾泰一生都為之惱火的是，上帝在創世紀的第六天就賦予了他最偉大的產品以神聖的智慧之光，而人類卻不願意利用它。他痛恨各種各樣的愚蠢，把大部分憤恨都發泄在那些“邪惡的敵人”身上，就好比古羅馬的政治家一樣，總是威脅要摧毀它。而這個“邪惡的敵人”不是別人，就是“大家”。這些人隻要有了吃喝，有了休息的地方，就拒絕思考。
從小時候起，伏爾泰就感到有一架巨大的機器驅趕著自己，這架機器好像是通過一種毫無生氣的力量把殘酷和固執結合在了一起。到了老年，把這個東西摧毀或至少推翻成了他的遐想。對伏爾泰這個特殊的魔鬼，法國政府並沒有虧待他，在法律上製造了一大堆的醜聞，這一著給伏爾泰幫了大忙。
1761年發生了第一件事。
一個名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是個新教徒，住在法國南部的土魯斯城裏。土魯斯是個永遠虔誠的城市，那裏的新教徒嚴禁擔任公職，也不能當醫生、律師、書商或是助產士。天主教的家庭裏任用的用人不許是新教徒。每年的明23日和24日兩天，為紀念殺戮新教徒的聖巴塞洛梅大慘案，全體居民要舉行隆重的讚美盛宴和感恩儀式。
雖然環境不太好，卡拉斯一生和鄰居們相處得還是很融洽。一個兒子改信了天主教，他仍然對兒子很好，還對別人講，他完全可以讓孩子們選擇自己喜愛的宗教。
但是，在吉恩家發生了一件不可外揚的醜事。他的大兒子麥克·安東尼是個倒黴的人，想當一名律師，但這個職業不允許新教徒參加，而他作為虔誠的加爾文主義者，還要堅持自己的信條。思想上的鬥爭使他得了憂鬱症，最後，這位年輕人的思想被病魔深深地摧殘了。他長時間獨自散步，還為父母背誦哈姆雷特的著名獨白，並經常向朋友們講自殺的好處。
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一天晚上，這個可憐的孩子在家人正招待一個朋友時悄然離去，跑到父親的儲藏室裏，用一根打包的繩子在門柱上懸梁自盡了。
幾小時後，父親發現了他，放在鞋子上的罩衣和襯衣都疊得整整齊齊。
家裏人絕望了。當時，自殺的人要被拖著臉朝下赤身**地穿過城裏的街道，然後綁在門外的絞刑架上，讓鳥把屍體吃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不甘心蒙受如此奇恥大辱。他們站成一圈，商量著應該做什麽和準備做什麽，就在這時，這場混亂被一個鄰居聽到了，他報警了。醜聞迅速傳開了，憤怒的人群馬上擠滿了這條街，他們高呼要求處死老卡拉斯，因為他殺死了自己的兒子，隻為了不讓兒子成為天主教徒。
在小城市裏無奇不有，況且在18世紀法國的鄉下，空虛無聊沉重地壓在人們的身上，就像一個黑色的送葬棺材，所以，最荒誕離奇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們能使人們如釋重負地鬆口氣。
卡拉斯全家、客人、用人及最近去過或接近過卡拉斯家的人立即被捕了，因為在這種可疑的情況下，高級官員完全清楚自己應該做什麽。犯人被他們送到鎮公所，戴上鐐銬，被扔到地牢裏，這地牢是專門關押怙惡不悛的敵人的。第二天，他們對犯人進行了審查。所有人的話都一樣：麥克·安東尼怎樣不動聲色地進了家門，怎樣離開了房間，他們以為他散步去了，等等。
但是，土魯斯城的教士們這時也參與了進來，在他們的幫助下，恐怖的消息不脛而走：這個胡格諾派教徒嗜血成性，他要樹立真正的信念，但兒子卻要轉回到真正的信仰，所以他殺害了自己的兒子。
了解現代偵破方法的人會認為，當天對謀殺現場的調查結果一定會受到官方注意。眾所周知，麥克·安東尼身強體壯，正值20歲的年華，而他父親已經60歲。他父親實在不可能不經過任何搏鬥或不費吹灰之力地就能把他掛到門柱上吊死。但是，沒有一個鎮議會議員去思考這不值一提的細節，他們忙著收拾受害者的屍體。屍體在禮堂裏停放了3周，然後，身穿白服的懺悔者們按最隆重的儀式把他埋葬了，因為，他的自殺現在被認為應當受到殉教者的待遇。由於某些不可思議的原因，這個已經死去的加爾文主義者被他們看做自己組織的成員，屍體被塗抹上防腐藥料，隆重地送到大教堂，而這通常是為主教或當地最富有的資助人才用的形式。
在這3個星期中，城裏每個布道壇都再三督促土魯斯虔誠的人們，催促他們提供反對吉恩·卡拉斯和他們家的證據，最後，這個案件被大眾報刊徹底拋出了，馬克自殺5個月後，審判開始了。
當時，一個審判官靈機一動，提出應該到這位老人的鋪子裏去，看看他所描述的自殺是否可能，但是，他的建議被12票壓倒了，卡拉斯被判處用車輪撕裂的酷刑。
卡拉斯被他們帶到刑訊室吊起來，他的腳離地有一米高，他們使勁拽他的四肢，據官方報道，一直到“脫臼為止”。因為他堅決否認自己根本沒犯過罪行，所以他們又把他放了下來，給他灌了很多水，一會兒他的身體就增大了一倍。他還是不承認，於是又被抬上死囚車送到劊子手那裏，他們要把他的胳膊和腿撕開。在接下來的兩小時裏，他躺在鐵砧上，萬念俱灰，地方官和教士還總是無休止地用問題來打擾他，老人用非凡的勇氣繼續為自己申辯，說明自己無罪。這種固執的謊話讓首席執行官惱羞成怒，於是他放棄了對這個沒指望的案子的審理，命令把他絞死。
他的家人沒有被處死，因為這時人們的怒火已經平息了。卡拉斯的妻子的財產被剝奪了，她得到隱居的許可，在忠心不二的用人的陪伴下，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殺的時候正在尼姆讀書，他非常明智地跑到了日內瓦，其餘的孩子們全都被送到修道院去了。
這起案子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伏爾泰居住在離瑞士邊界不遠的隻需幾分鍾路程的費內城堡裏，自然也聽到了這個案子。不過，剛開始他拒絕追根究底。他始終與瑞士的加爾文主義的牧師們不和。他們自己的城裏矗立著一個小小的私人戲院，他們把它視為公開的挑釁，是惡魔的建築。所以，伏爾泰在目空一切的心境下寫道，他對這個所謂的新教殉難者並沒有一點熱情，因為如果天主教不好的話，那麽胡格諾教徒一意孤行，不接受他的戲劇就更壞!而且，在他看來(許多人也有這種看法)，那12位法官好像頗受尊敬，他們不可能無緣無故地處死一個無辜的人。
住在費內的聖人伏爾泰很好客，來者不拒。卡拉斯事件結束幾天後，從馬塞來了一個商人，審判期間他正好在土魯斯。他把一些第一手的資料提供給了伏爾泰。伏爾泰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是怎樣的可怕，自此，這個問題，他再也放不下了。
勇氣有很多種，但隻有那些獨一無二的人們才有資格得到一等功勳。麵對整個社會，他們敢於孤軍奮戰，在最高法庭的宣判及審判被整個社會認為是合法、公正的時候，他們敢於大聲疾呼，維護真正的正義。
如果伏爾泰敢於控告土魯斯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決，大風暴就會降臨，這一點他很清楚，他像一個職業律師那樣，為了自己的訴訟精心準備。他訪問了卡拉斯家跑到瑞士的孩子；他寫信給每個可能知道內情的人；為了避免自己由於滿腔怒火和義憤而喪失理智，他還雇用了辯護人來檢查和修改他的結論。等到他自己的根據有了把握，戰鬥開始了。
首先，在法國有影響的人，伏爾泰認識大多數，他動員他們每個人給國務大臣寫信，要求修正卡拉斯案件。之後，他開始尋找卡拉斯的遺孀，找到她以後，他慷慨解囊，把她帶到巴黎，雇用了一個最著名的律師照看她。這個女人已經精神崩潰了，她呆呆地祈禱，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死前能把女兒們從修道院裏領出來。
卡拉斯的兒子信奉天主教，伏爾泰隨後又和他取得了聯係，並幫助他逃出學校。最後，他以《關於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為題把所有的事實印成小冊子，並且出版了，這個小冊子是由幸存者們的書信組成的，絲毫沒有涉及伏爾泰。
在後來對這個案件的修正過程中，伏爾泰還是謹慎地躲在幕後。可是，這場宣傳戰是他成功策劃的，不久以後，歐洲所有的家庭都關心起卡拉斯家的訴訟，各地為幫助被告而捐款的人成千上萬，其中還有英格蘭國王和俄國沙皇。
最後，伏爾泰打了平生最艱苦的一仗，並獲得了勝利。
當時，法國王位被名聲不好的路易十五占據著。好在他的情婦對耶穌會和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深惡痛絕，和伏爾泰站在了一起。但人們對一個死了的無名小卒的新教徒喋喋不休，使享樂至上的國王非常惱火。當然，隻要國王不簽署新的判決，大臣就不敢輕舉妄動，那麽土魯斯法庭就平安無事。為防止伏爾泰和律師接近判決的原始文件，妄自尊大的他們采用高壓手段。
在這恐怖的9個月裏，伏爾泰始終不懈地做鼓動工作，最後，在1765年3月，大法官要求土魯斯法庭把有關卡拉斯案件的記錄全部交出來，並提議進行新的判決。這項決定公布於眾時，吉恩·卡拉斯的遺孀和最終回到她身邊的兩個女兒都來到了凡爾賽。一年以後，奉命調查這個上訴案件的特別法庭判決吉恩·卡拉斯是無罪被處死的。經過艱苦的努力，人們總算說服國王賜給卡拉斯的遺孀和孩子們一點錢。另外，處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們都被撤職了，這件事很含蓄地向土魯斯人民暗示，這種事情不許再發生了。
對這件事，法國政府可以采取委婉的態度，但是，法國人民卻義憤填膺。伏爾泰突然意識到這樁錯案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像卡拉斯那樣清白卻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很多很多。
1760年，土魯斯附近的一個新教徒鄉紳在家裏盛情款待了一個前來參觀的加爾文主義牧師。這個罪行是聳人聽聞的，他被剝奪了財產並被處罰做劃船苦工。13年後，他居然還沒死，可見他是個非常健壯的人。有人把他的處境告訴了伏爾泰。伏爾泰又著手於這項工作，從船上把這個可憐的人救走，送到瑞士。他的妻兒也在那裏靠政府施舍度日，他們全家一直得到伏爾泰的照料，直到政府把沒收一部分的財產退還給他們，並允許他們回到荒廢的家宅為止。
下一個案件是關於紹蒙的，在新教徒的露天會上，這個不幸的人被抓了，因為這個罪名，他被遣送到船上做無期的劃船苦工，可是，後來在伏爾泰的多方調解下，他被釋放了。
然而相對下麵的案子來說，這些都不算什麽。
在法國連遭踐踏的朗格多克、阿爾比和沃爾多異教徒絕跡後，剩下的是無知和偏見的荒野。
一位深受人們尊敬的名叫瑟文的老新教徒住在土魯斯附近的一個村子裏，他靠鑽研中世紀的法律度日，當時的封建司法製度已經變得錯綜複雜，連一張普通的租契都像所得稅申報單一樣能賺大錢。
瑟文有3個女兒，最小的是個什麽事都不懂專門愛瞎琢磨的傻子。1764年3月她離家出走，父母到處尋找，卻杳無音信，幾天後，地區的主教告訴瑟文說，他的女兒拜訪了他，她想當尼姑，現在在—個女修道院裏。
法國這個地方的新教徒的精神因為長達幾百年的迫害已經完全崩潰了。瑟文恭恭敬敬地回答說，在這個糟糕的世界裏，每件事都會有好報，並且順從地接受了無法改變的命運。可是，在修道院的不平常的氣氛裏，這個可憐孩子的最後一點理智也喪失了，等她開始令人生厭時，被送回了家。那時，她的精神異常消極，好像四周總是有嚇人的聲音和魔鬼，她的生命很讓父母擔心。不久，她又失蹤了，兩個禮拜後，人們從一口舊井中把她打撈了上來。
當時，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審，對新教徒的誣蔑和誹謗人們都深信不疑。發生在無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讓瑟文一家知道，決定不能重蹈覆轍，於是他們倉皇出逃，他的一個小孫子凍死在穿過阿爾卑斯山的可怕的旅途中，最後，他們到了瑞士。但是，他們走得晚了一點。幾個月後，通過缺席審判，父母被判處犯有殺害自己孩子的罪，處以絞刑，女兒們被判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後一生流放。
這件案子被盧梭的一個朋友告訴了伏爾泰，處理完卡拉斯一事，伏爾泰馬上就轉到訴訟瑟文的案件上。這時瑟文的妻子已經死了，剩下的任務是為瑟文辯護。這項工作耗費了伏爾泰整整7年的時間。土魯斯法庭又一次拒絕提供任何資料證據，伏爾泰不得不再次宣傳，他請求普魯士的弗雷德裏克、俄國的凱瑟琳、波蘭的波尼亞陀斯基捐款，直到國王被迫詢問這件事為止。最後，在他始終不懈的上訴的第8年，當伏爾泰78歲的時候，瑟文被無罪開釋，幸存的人可以重返家園了。
就這樣，第二個案件結束了。
緊接著是第三個案子。
1765年8月，在亞眠附近的阿布維爾鎮子裏，不知是誰把兩個矗立在路邊的十字架給折斷了。3個男孩被懷疑犯了瀆聖罪，於是下令抓他們，有2個被抓住了，另一個逃到了普魯士。被捕的2個人中，稍大的叫巴爾騎士，他被人們懷疑是無神論者。因為在他的書堆裏，人們發現了一本《哲學辭典》，裏麵匯集了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師，這一點就很可疑。法官們決定調查這個年輕人的曆史，他們尋找證據，尋找能把他和阿布維爾案件聯係在一起的證據。有一次，宗教隊伍路過時，他不是沒下跪、沒脫帽敬禮嗎?
巴爾回答說確有其事，不過他不是有意要冒犯，他那時正忙著趕乘一輛公共馬車。
法官就拷打他，因為年輕，他不能像老卡拉斯那樣忍受痛苦，承認其中的一個十字架是他毀壞的，這樣他因“不虔誠，在聖靈前故意不下跪，不脫帽，唱褻瀆的歌，讚許瀆神的書”等類似於不尊敬的罪行，被判處了死刑。
判決很殘忍，用燒得通紅的鐵塊撕下他的舌頭，砍掉他的右手，慢慢燒死他，這就是150年前發生的事!它激起了民憤。即便是犯了所有列舉在起訴書上的罪行，也不能用這種滅絕人性的方法來屠殺一個少年!人們向國王請願，請求緩刑的呼聲包圍了大臣們。但是，國家動**不安，必須殺一儆百，受盡了和卡拉斯同樣的折磨後，巴爾被送上斷頭台斬首了，這還是對他格外開恩。他的屍體、他的《哲學辭典》和我們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書，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劊子手付之一炬。
有些人對索茲尼、斯賓諾莎和笛卡爾日益增長的影響非常害怕，對他們來說這一天倒是賞心悅目。它表明，那些誤人歧途的年輕人，如果偏離正確與錯誤之間這條窄狹的道路而去追隨一小撮激進的哲學家，這個後果是不可挽回的。
聽說這件事後，快過80歲生日的伏爾泰還是接受了挑戰，他懷著過去的熱情和充滿正直的怒火投入到了這個案件中。
巴爾因“褻瀆”而被處死了。人們犯了假設的罪就能夠被處死，伏爾泰首先要找出是否存在這樣一條法律。但是他沒有找到，接著他又向律師朋友進行詢問，這樣的法律他們也找不到。慢慢地，人們明白了，為了殺死犯人，法官們用他們的邪惡狂熱“發明”了這樣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處決巴爾的時候，四處的謠言不堪入耳。現在，法官們在這場風暴的逼迫下隻得審時度勢，對第三個年輕犯人的審判遲遲不能得出結論。至於巴爾，一直含冤未雪。案件的複審拖了許多年，到伏爾泰去世的時候還沒有結果。但是，他打出的這一擊已經初見成效，就算不是為了寬容，至少也是反對不寬容。
愛搬弄是非的老婦人的煽動和腐敗的法庭的判決而做出的種種可怕的行徑到此告終了。
懷有宗教企圖的法庭要取得成功隻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法庭是抵擋不住伏爾泰這種進攻的。
伏爾泰把所有的燈都打開了，雇用龐大的樂隊，邀請大家參與其中，把敵人逼得進退兩難。
結果，敵人一籌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