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上台後沒幾年就下台了，到1198年，塞格尼公爵洛太裏奧當上了教皇，他就是英諾森三世。
在所有主宰拉特蘭宮的人中，他是最顯赫的。他繼位前，是巴黎大學和布倫大學的高才生，富有、聰明、精力旺盛，年僅37歲。他雄心勃勃，善於權術，“不僅管理了教會，而且還控製了全世界”，這句話他當之無愧。
他趕走了駐羅馬的帝國官吏，再次征服了由帝國軍隊控製的部分巴爾幹半島，最後，皇位繼承人被逐出教會，可憐的王子身不由己，乖乖放棄了阿爾卑斯山東麵的領地。這樣，意大利被洛太裏奧從日爾曼人手中解救了出來。
著名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就是由英諾森三世組織的，但他卻去了君士坦丁堡，根本沒去“聖地”。他血洗了君士坦丁堡，把金銀財寶洗劫一空，犯下了滔天罪行，以至於後來到希臘港口的軍士因害怕而整日憂心忡忡，他們怕被送上絞架。英諾森三世不讚成這樣做，因為這種悲慘行徑使少數很有威望的基督徒灰心失望。不過，他是個務實分子，很能隨機應變，他派一個威尼斯人去君士坦丁堡當主教，這招一舉兩得，既贏得了威尼斯共和國的好感，又使東正教再次落入羅馬的魔爪。從此，拜占廷領地被威尼斯共和國看成東方殖民地，任其擺布。
在精神控製方麵，這位教皇也是頗有造詣、很有手段的。
經過近千年的猶豫，教會終於決定，婚姻是一樁聖事，隻有在神父當眾祝福後方能生效，它不再隻是男女之間的民事契約。法國菲力浦·奧古斯特和萊昂的阿方索四世曾經任意妄為，按自己的喜惡治理國家，很快得到警告，讓他們不要忘了自己的職責。他們立即按教皇旨意行事了。
甚至在基督剛剛傳入北方高地時，人們對誰是真正的主人也有清醒的認識。同夥的海盜習慣稱哈康四世國王為“老哈康”，他剛剛征服了一個小帝國，除了他所在的挪威外，還有蘇格蘭的一部分、冰島、格陵蘭島、奧克尼群島和海布裏地群島。但在舊天主教堂加冕前，他必須把自己的身世向羅馬法庭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
一年又一年，教會的勢力根深蒂固。
保加利亞國王以屠殺希臘戰俘為樂趣，間或還折磨拜占廷的皇帝。他對宗教思想沒興趣，但還是長途跋涉來到羅馬，點頭哈腰地懇請教皇承認他是他的臣仆。在英格蘭，幾個男爵用一些條款來限製皇帝，教會就很不高興，宣布他們的憲章無效，理由是“它是靠武力取得的”，然後，又因為他們帶給世界的那份著名的《大憲章》，他們被逐出教會。
一切表明，那些對教會的法律提出質詢的樸實的紡織工和沒文化的牧羊人，英諾森三世沒有輕易放過他們。
但是畢竟還有一些有勇氣的人，他們做的事，我們會看到的。
“異端邪說”真是令人費解。
異教徒幾乎都是勞苦大眾，沒有搞宣傳的本事。有時，為了保護自己、打擊敵人，他們寫點東西闡明意見，但掌權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機敏鷹犬很快就抓住他們的小辮子，他們便大禍臨頭了。他們的敵人為了殺雞駭猴，欺世盜名，也寫文章“揭露”“新撒旦的反叛”。我們就是從這些文章和審判記錄中了解了“異端邪說”的一點情況。
對這些人的複雜形象，我們得到的印象通常是這樣的：他們披頭散發，衣裳襤褸，令人作嘔；他們三餐是粗茶淡飯，隻喝水，對崇高的基督食品沾也不沾；他們住在最破的貧民區的空地窖裏；他們對女人退避三舍，每天念念有詞，叨咕的全是救世主二次下凡的預言，他們謾罵教士的庸俗和邪惡，還惡意抨擊萬物的內在規律。
的確，很多異教徒讓人反感，這或許是自以為是的人的天命。
很多人肮髒不堪，臭氣衝天，以非神聖的熱情追求神聖的生活。鄉村平靜安逸的生活，被那些關於真正基督存在的怪異思想攪得雞犬不寧。
但是，他們的勇氣、誠實、淳樸，還是令人欽佩的。
他們耗盡了一切，卻幾乎一無所獲。
長此以往，他們一事無成。
但是，世界的一切都逐漸組織化了。為了有所作為，就連堅決不相信組織的人也成立了一個“無組織促進協會”。喜愛神話、沉湎於感情中的中世紀異教徒同樣如此。他們有一種危機感，謀生的天性使他們團結在一起，並在自己神聖的教旨外麵包上神秘的禮儀外衣作掩護。
但是，基督教的信徒卻不能把這些教派區別開來。在他們眼中，異教徒都一樣，他們都被叫著“肮髒的摩尼教徒”或其他更為難聽的名字，認為這樣就可以搞定一切。
這樣，中世紀的摩尼教徒成了當時的布爾什維克，當然，這並不是說摩尼教徒是一個綱領明確的政黨，像蘇聯的統治力量那樣。而是指一種含混不清的謾罵，就像房東因為開電梯的小夥計沒有把電梯停在適當位置，就向他要房租，小夥計詛咒房東一樣。摩尼教徒在當時上等基督徒眼中是最令人討厭的，而基督徒對此又沒有真憑實據，就根據聽來的隻言片語對他們加以誹謗。在私下聚會中，這個方法倒很有成效，比一般的法庭審判速度還快，但準確率很低，製造了很多冤假錯案。
摩尼教的創始人是摩尼，3世紀前葉他出生於一個名叫艾克巴塔娜的小鎮子，他的父親叫帕塔克，是影響很大的財主。而摩尼是寬厚和仁慈的化身，就因為這個，可憐的摩尼教徒的情況越來越糟。
摩尼在底格裏斯河畔受過教育，青年時代所處的環境就像今天的紐約一樣，人們說著各種語言，他們道貌岸然、不信上帝，熱衷於功利並充滿幻想。他們從四麵八方擁入美索不達米亞大商業中心，其中，有各種異端、宗教和教派的支持者。摩尼傾聽著各種說教和預言，他把佛教、基督教、猶太教和古巴比倫迷信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哲學。
摩尼教徒有時把教義扯向極端，假如不考慮這一點，摩尼隻是古代波斯神話中的好、壞上帝的複蘇。壞上帝總是和人的靈魂作對，摩尼把《舊約》中的耶和華看成萬惡之神一樣的魔鬼，把從《馬太福音》中的“天父”看成萬福之神。而且，(可以讓我們聯想到佛教)在摩尼看來，人的身體是邪惡的、齷齪的，人都應該不斷磨礪體膚，困乏其身，以摒除凡心，逃脫萬惡之神的魔掌，不被地獄之火燒為灰燼。他還恢複了許多禁忌，約束人的飲食，追隨者的食物隻是涼水、幹草和死魚。這一項條令可能讓我們很吃驚，他們認為冷血生物比陸地的熱血親族強，對人的靈魂損傷小些，所以這些人寧死不肯吃一塊牛排，而吃起魚來卻毫無忌諱，津津有味。
摩尼輕視婦女，所以他一定是個東方人。他不準信徒結婚，主張逐步滅絕人類。
洗禮是猶太派的創立者約翰發起的一種儀式，摩尼對這些儀式深惡痛絕。因此。即將就職的聖職人員隻需行按手禮，而不必將身子浸入水中。
摩尼向全人類宣傳他的思想時隻有25歲。他先到了印度和中國，傳教工作相當成功。接著返回家鄉，他給自己的鄰國帶去教義的祝福。
教義的成功傳播使波斯教士失去了大量秘密收入，對這一點，教士們已有所察覺。於是，他們開始反對摩尼，要求處死他。保護摩尼的老國王死後，新國王不喜歡宗教事務，便把摩尼交給教士裁決。教士們把摩尼釘在城牆下的十字架上，還剝皮示眾，以對這個預言家異端邪說的支持者進行警告。
摩尼教會和領導人物的衝突越來越激烈，它本身也趨於分化瓦解。像眾多的精神流星一樣，預言家的零碎思想在歐洲和亞洲的大地廣泛傳播，以後的日子裏，在樸實無華的民眾中引起巨大反響，民眾不自覺地拾起了摩尼的思想，再三審視，發現它很適合自己的口味。
我不知道摩尼教是在什麽時候用什麽方法和途徑進入歐洲的。
它很可能是經過小亞細亞、黑海和多瑙河流域傳過來的。然後它越過阿爾卑斯山，很快在德國和法國享有盛譽。“凱瑟利”、“過純潔生活的人”是新教義的追隨者給自己起的東方名字。苦惱的情緒迅速蔓延到整個西歐，這個詞與“異端邪說”不相上下了。
如果認為“凱瑟利”因此形成了一個固定教派，那是錯誤的，根本沒人要另立新教派。摩尼教的形式很特殊，一方麵它的思想對很多人產生了巨大影響；另一方麵這些人卻又堅持自己隻是基督教會的虔誠兒子，這難以察覺，特別危險。
如果一些病菌在省級衛生部門的顯微鏡下就能看見，那麽，由這些病菌引起的疾病，即使讓最普通醫生診斷也不是很難的事。
一些小生物在超紫外線照射下仍然能隱藏形跡，天神庇護我們不受它們的侵害，它們還要繼承世界。
基督教的看法是：摩尼教是最危險的社會瘟病，它讓高級人物的頭腦充滿恐懼，隻有在各種精神苦惱到來時才會覺察到。
這種話是不能公開說的，但早期基督信仰最忠實的支持者的確表現出了這種病的症狀。比如十字軍的傑出勇士聖·奧古斯丁，他曾經身先士卒地把異教的最後堡壘摧毀，而據說他心裏卻偏向摩尼教。
385年，傾向摩尼教的西班牙主教普裏西林被燒死了，他成了《反對異教法》的第一個試刀鬼。
漸漸地，可怕的波斯教義連基督教會的頭麵人物也征服了。
他們開始對讀《舊約》的不懂神學的人加以勸阻，並在12世紀宣布了著名的條令，規定所有神職人員都不許結婚。這些精神變革的頭麵人物身上很快留下了波斯理想的深刻烙印，最受人愛戴的艾西斯的弗朗西斯製定的新修道院條令，也具有嚴格的摩尼式純潔的色彩，這為他贏得了“西方釋迦牟尼”的美譽。
一件早已注定的事情發生了，正值自願貧窮和謙卑的高尚理想已逐漸深入人心的時候，皇帝和教皇的戰爭正蓄勢待發的時候，為爭奪地中海珍貴的彈丸之地，扛著鑲有十字架和蒼鷹旗幟的外國軍隊拚得你死我活的時候，帶著從朋友和敵人那裏掠奪的不義之財的十字軍蜂擁回國的時候，修道院的一群阿諛之徒深居在豪華的宮殿裏的時候，乘馬車橫衝直撞地穿過熙攘的人群的教士正去飽享狩獵早餐的時候。
法國的一個地方首先產生了對基督教現狀的不滿。這一點也不奇怪，雖然那裏的古羅馬文化傳統維持時間最長，卻始終沒有把野蠻融化在文明之中。
在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由地中海、隆河、阿爾卑斯山組成的三角形的地方，這是普羅旺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馬賽一直是它的重要港口，這裏的鄉鎮和村落大多比較富裕，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陽光雨露。
普羅旺斯的民間歌手和詩人，在當時歐洲別的地方還沉溺於長發英雄條頓的野蠻故事時，就已經發明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就是現代小說。由於普羅旺斯人與鄰國西班牙和西西裏都有密切的商業往來，所以他們能及時看到最新的科學圖書，而這種書在歐洲北部卻少得可憐。
在11世紀的前10年，普羅旺斯再現的早期基督教運動就已開始明朗化。
但不管怎樣，這些都不能成為公開反叛的理由。一些小村落裏有人委婉地指出，教士應像教民一樣樸素——他們拒絕隨爵士征戰沙場(古代的犧牲者，多麽令人懷念啊)；他們為了便於閱讀福音書，要學一點拉丁文；他們公然宣稱不讚成死刑；他們否認“煉獄”的存在，而在耶穌死後，它就被官方視為基督天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們向教會分文不交。
隻要一有機會，帶頭反對牧師權威的人就被揪出來，如果死不悔改，還會被暗地裏驅逐出教。
但是，邪惡繼續蔓延。最後普羅旺斯的主教不得不集會，商量阻止這場煽動性**的辦法。而到1056年，他們的爭執才停止。
事實證明，像逐出教會這種一般性的懲罰是毫無作用的。隻要能在監獄鐵窗裏表現基督仁慈和寬厚的信條，這些樸實的鄉民就高興不已，如果有幸被判處死刑，他們就會像羔羊一樣順從地走向火刑柱。況且，一個犧牲者倒下去，馬上有十幾個心懷聖念的人站起來。
教會的代表要用更殘酷的方法加以鎮壓，而地方貴族和牧師由於了解百姓的本意，拒絕執行羅馬的命令。他們說暴力隻能使異教徒堅定反叛的決心，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這樣的爭吵持續了整整1個世紀。
這場運動在12世紀末期得到了來自北方的支持。
有一位叫彼得·沃爾多的商人，住在與普羅旺斯隔隆河相望的裏昂小鎮裏。嚴肅持重、心地善良、寬宏慷慨的他一心想追隨救世主，都有些癡迷了。耶穌曾說過，讓富有的年輕人進天堂比讓駱駝鑽進針眼還要難。耶穌說這話時的真正含意，30代基督徒絞盡腦汁也沒有弄明白。彼得·沃爾多沒有多想，讀了這句話便深信不疑。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分給窮人，然後退出商界，永遠不再經商。
約翰寫道：“我們需要自己尋找《聖經》。”
20個教皇對這句話加以評論，並小心地定出條條框框，規定一個凡人不經教士指點自己研究聖書需要什麽條件。
彼得·沃爾多不同意這種看法。
既然約翰說：“我們需要自己尋找《聖經》。”那好吧，他就要自己找找看。
他發現一些東西與聖傑羅姆的結論並不一致，便重譯《新約》，並把譯稿散發到普羅旺斯各地。
他的活動在開始時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他渴望貧窮好像沒有危險，他很可能被說服，願意為過艱苦生活的人建立一種新型禁欲條令，況且他還指責現存的修道院太奢侈太舒服了。
羅馬很會尋找一個適當的場所，供信仰過盛而常常鬧出亂子的人來發泄。
但一切都要照章辦事。這樣，普羅旺斯的“純潔人”和裏昂的“窮人”真令人棘手。他們不但沒有把自己的做法告訴教皇，甚至還宣稱沒有職業教士的指點他們也能成為完美的基督徒。在自己的司法權力之外，羅馬主教沒有權力告誡人們應該做什麽和信仰什麽，就像培爾塔利的大公爵或巴格達的哈裏發沒有這種權力一樣。
此時，教會進退兩難，說句實在話，它猶豫了相當長的時間，最後終於決定對這些“異端邪說”采用武力。
如果—個組織認為，隻有一種思想和生活方式是正確的，那麽，當它的權威受到質疑時，就一定會采取極端的措施。
如果教會做不到這一點，就有毀滅的危險。這強迫羅馬立刻采取行動，製定出一係列懲罰條例，讓以後的異教徒都心驚膽戰。
阿爾比城是新教義的發源地，以它命名的異教徒阿爾比和沃爾多教徒(因其創始人彼得·沃爾多得名)在國家中沒有較高的政治地位，他們不能很好地保護自己，因此被選中做第一批犧牲品。
普羅旺斯被一個教皇的代表統治了好幾年，那裏被他當做征服的領土。他作威作福，因此被人殺了。英諾森三世以此為借口來幹涉。
為討伐阿爾比教徒和沃爾多教徒，他召集了一支正規的十字軍。
這是一支攻打異教徒的遠征軍，在40天內誌願加入隊伍的人可以得到這些恩惠：欠債免交利錢，赦免過去和將來的一切罪惡，在一段時間內不受一般法庭的審判。這些可觀的恩惠，北歐人正求之若渴。
攻打普羅旺斯的富足的城市可以得到精神和物質上的回報，不遠千裏到東方的巴勒斯坦打仗得到的好處和榮譽也就如此而已，北歐人當然會選擇路程較短的地方去從軍。
那時“聖地”已被遺忘，為了躲避地方長官的掠奪，法國北部、英國南部、奧地利、薩克森和波蘭貴族紳士中的敗類帶著所有錢財紛紛逃到南方，把一切災難都推給了富裕的普羅旺斯人身上。
到底有多少人被十字軍絞死、燒死、斬首或大卸八塊?我也不清楚。各地在正式執行大規模死刑後很少提供具體數字，一般來說在兩千和兩萬人之間，視城鎮大小而定。
十字軍占領貝濟埃城後，士兵分辨不清誰是異教徒，誰不是，很為難。他們把這個問題送到隨軍的教皇代表精神顧問那裏。
“孩子們，殺吧，把他們全部殺死，主知道誰是良民。”這家夥說。
有一個叫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英國人，他久經沙場，殘暴無比，是個嗜血狂，其殺戮掠奪的招法層出不窮。他的“功績”得到的回報是大片剛被他搶掠過的土地，他的部下也都因“功”受賞。
隻有幾個沃爾多教徒幸免於難，他們慌忙逃入渺無人煙的庇耶德蒙山穀，在那裏建立起自己的教會，一直到16世紀的基督教改革運動。
還有比這更糟的，那就是阿爾庇教徒。他們經受了100年的折磨和殺戮，最終從宗教法庭的報告中消失了。但300年後，一個叫馬丁·路德的撒克遜教士，把他們的教義稍做修改又卷土重來，掀起了一場宗教改革，打破了教廷1500年來的壟斷曆史。
當然，這一切都騙過了英諾森三世機敏的眼睛，他原以為困難已經結束，絕對服從的信條已經確立。《路加福音》中記載著一條著名的命令，說在一個晚會上，主人發現還有幾個客人沒有來，便對用人說：“去到大街上把他們拉進來。”現在這條命令又一次用上了。
他們(異教徒)被拉了進來。
現在教會首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留住他們，這個問題直到多年以後才得到解決。
因為地方法庭不能完成使命，比如阿爾庇教徒第一次造反時，歐洲其他首都陸續建立起特別調查法庭，專門負責審判所有異端邪說，所以後來人們幹脆稱之為“宗教法庭”。
即使現在宗教法庭早已失去了作用，我們聽到這個名字仍會心有餘悸。我們好像看見哈瓦那的黑牢，裏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的鐵鍋和烙人的刑具，黃色的兜帽和黑色的麵紗，無數的囚犯慢慢走向絞架，而一個下額寬大的國王正麵無表情地注視著他們。
這些令人發指的野蠻行徑，被寫入19世紀後期的通俗小說裏，我們可以認為四分之一是作者的想象，四分之一是異教徒的偏見。即使這樣，剩餘的恐怖也足以證明，秘密法庭是文明世界不會容忍的魔鬼。
亨利·查理嘔心瀝血寫成的8卷書講敘了宗教法庭的活動。在這裏我把它縮減成兩三頁，這當然不能精辟解釋中世紀最複雜的問題，因為沒有一個宗教法庭能和現在的最高法院或國際仲裁法庭相比。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宗教法庭，不同的宗教法庭有不同的使命。
其中，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羅馬的聖宗教法庭最著名。而前者具有局限性，負責監督伊比利亞半島和美洲殖民地的異教徒。
羅馬的聖宗教法庭向歐洲各地伸出它的魔爪，在大陸的南北兩麵分別燒死了喬達諾·布魯諾和聖女貞德。
準確地說，宗教法庭真的沒有殺過一個人。
異教罪犯被宗教法庭宣判之後，便送到宗教之外的當局手裏，他們可以用各種方式處置他。假如當局饒他不死，便會惹禍上身，甚至被逐出教會或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罪犯逃離了此難，沒有被送到地方當局(這種事也發生過)，那麽他的磨難會更大，他會在宗教法庭的孤獨牢房裏苟延殘喘。
許多無辜的囚犯大包大攬地承認一切罪名，是期望被判處異端邪說罪而早日脫離苦海，他們不想在岩石城堡的黑洞裏緩慢發瘋而死，那比在火刑柱上了卻殘生更恐懼、更難受。
談論這個題目很難不帶偏見。
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整整5個多世紀裏，世界各地，僅僅由於多嘴的鄰居道聽途說而深更半夜被從**拖起來的人就有成千上萬。他們長年累月地被關在汙濁的地牢裏，眼巴巴等待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審判。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和被指控的內容，也不知道證人是誰，不許聯係親屬，更不準請律師。如果他們一再堅持自己無罪，就會受盡折磨直至四肢盡斷，別的異教徒可以揭發控告他們，但是替他們說好話是沒人聽的。最後，他們會稀裏糊塗不明不白地被處死。
更令人費解的是，已經死了五六十年的人也難逃厄運，他們被人從墳墓中挖出來“缺席”判罪。雖然已經死了半個世紀，但被這樣定了罪的人的後裔還是會被剝奪財產。
這是事實，因為宗教審判官正是靠沒收來的物品中飽私囊的。因此這種荒唐的事絕不罕見，像因時隔兩代的祖父孫子們被洗劫一空之類的事是屢見不鮮的。
什麽是暗探?讀過20年前沙皇俄國全盛時期的報紙的人都知道。這種暗探總是以引人注目的個性和“悲傷”的樣子出現，扮成地道的小偷或改邪歸正的賭徒，故弄玄虛地讓人知道他是因為創痛才參加革命的，常博得真心反對帝國政府的人的信任。當他探到新朋友的秘密時，就會向警察局告密，拿到報酬後，又轉到另一個城市繼續肮髒的交易。
在13世紀至15世紀中，南歐和西歐這些居心叵測的私人暗探到處都有。
他們靠告發那些據說抨擊了教會或懷疑教義中的某些內容的人來謀生。
如果周圍沒有異端邪說，他們就要捏造幾個。
他們心裏清楚，不管被告多清白無辜，嚴刑拷打下也會屈打成招。他們不會有任何風險，可以永遠從事這種職業。
很多國家都有一種製度，人們可以匿名告發別人心懷不軌，這讓人們感到恐怖。最後，連最親近的朋友也不敢相信，心存戒心，即使一家人也不例外。
暗探造成的恐懼被掌管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缽僧人充分利用，他們在200年中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
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是這些盛氣淩人的寄生蟲已經使民眾深惡痛絕了，他們披著虔誠的外衣，闖入本分人的家裏，睡最好的床，吃最好的飯，嘴裏還喋喋不休，說他們是上賓，應當受到優待。而他們唯一的本領就是嚇唬人，說如果沒有得到奢侈的享受，就把他們告上宗教法庭。
當然，教會可以這樣答複，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起到思想健康檢查的作用，防止群眾受到錯誤思想的侵蝕。它還舉例說明對受蒙蔽而誤入歧途的異教徒既往不咎，甚至宣稱除背教者和屢教不改者被處以極刑，沒有其他人被處死過。
但這又能怎麽樣呢?
詭計可以把善民變為死囚，也可以使他披上悔過自新的虛偽外衣。
暗探和偽造者一直形影不離。
幾封偽造的文件，對於奸細來說又有什麽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