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選擇，常常帶有偶然性。
1984年，對於中國的航天界來說，既令人躁動不安，又叫人欣喜若狂。
年初，有關部門宣布：對外招標，購買國外衛星。
於是，美國、法國、英國、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紛紛投標。
有關部門由此決定，從這四個國家中，購買一顆中國所需的通信廣播衛星。
但衛星買回來後，請誰來替中國發射呢？
後經反複調研，決定選用法國的“阿裏亞娜”火箭和美國的航天飛機。緊接著，中國就向法國和美國預訂了4個座位，並向法國和美國分別預交了10萬和20萬美元的發射訂座費。
中國有自己的火箭，也有自己的衛星研製隊伍，還有自己的發射隊伍，卻要花重金去購買外國衛星，而且還要用法國的火箭和美國的航天飛機來發射，這不免讓一些人大為光火，甚至十分震怒！
但話又說回來，不這麽做又怎麽辦呢？當時的中國，正值改革的初期，全中國都在等著要用通信廣播衛星！有關部門之所以要這麽做，也是無奈之舉，被迫為之——誰叫搞航天的人自己沒這個本事呢！
說來也巧，就在這時，即1984年4月8日，中國的“長征三號”運載火箭在西昌一聲“怒吼”，一家夥就把中國的第一顆同步通信衛星送上了太空！
中國震動！
世界震動！
當時所有對中國火箭的發射能力持懷疑和觀望態度的人，也目瞪口呆。
更有意思的是，曆史老人偏偏在這個時候又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1984年4月30日這天，當國務院、中央軍委領導和中國的航天精英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慶祝中國通信衛星發射成功的大會時，《參考消息》卻登出了這樣一條新聞——中國有關部門，與美國和法國簽訂了購買通信衛星的合同！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有關部門根據當時現狀，出於不同角度的考慮，購買外國衛星並請外國發射，無可非議，更無過錯。此事恰恰說明了一個問題，即當時的中國，對自身的運載火箭究竟有多大能耐，是缺乏清醒和統一認識的；更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原本需要請美國發射衛星的中國，短短幾年後居然會反過來為美國發射衛星。
當時，有一個事實確定無疑，這就是，“長征三號”火箭把中國第一顆同步通信衛星發射上天後，全世界都多少感到了中國的分量。
於是，中國航天界一批大智大勇者，便悄悄地開始有了自己的夢想：中國的“長征三號”火箭，能不能打入國際商業市場，去發射外國的衛星呢？
上官渾身都是金
北京。黃寺大街。
夜，很深了，國防科工委大樓的一間小屋裏，還透出一束橘黃色的光亮。台燈下，一位中年男子正在麵壁苦思。
這是1984年初夏的一個夜晚。四周很靜，隻有星星伴著月亮在天上散步。中年男子身材不高，卻顯得儀表堂堂，臉上總是掛著些許不易被人覺察的微笑。他給人的總體感覺是，溫文爾雅，氣度非凡，既有學者的派頭，又有外交家的風度。特別是寬寬的額頭下，那雙充滿著東方男子漢智慧與膽略的眼睛，隻要留心看上一眼，便很難再從記憶中抹掉。
這位中年男子，名叫上官世盤。
上官世盤是中國衛星發射測控係統部副主任。他最大的特點是：人人都承認他身上有一種男子漢的魅力，但又誰都說不清這種魅力究竟是什麽。
國務委員宋健，對上官世盤曾有這樣一句評價：“上官渾身都是金！”
上官世盤的部下王建蒙先生則對我說：“上官就是一部長篇。他思維敏捷，遠見卓識。就像下棋，你剛剛還在想第一步，他已經想到第四步、第五步了。”
“上官善於在夾縫中求生存，善於在沒有條件把事情辦成的情況下把事情辦成。”翻譯許建國先生也這樣對我說，“他簡直就像牆上的一隻壁虎，沒有任何依靠，也能攀上去，而且能穩穩當當地貼在那兒，絕不隨風偏倒。”
據說，上官世盤還有一個特點：特能抗困！晚上加班熬夜，每當困得實在不行時，他便往牆角一站，兩拳緊握，雙目怒睜，十分鍾內絕不眨眼，很快便額頭冒汗，困意全無。他說，幹事業，這是基本功，得練！
這個晚上，上官世盤麵壁苦思：中國的“長征三號”運載火箭怎麽才能打入國際商業市場？
這個問題在6年後的今天看來，既合情又合理，可當時在有的人眼裏，卻是天方夜譚。
上官世盤1936年生於福建，1958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物理係。大學畢業後，他去了戈壁酒泉衛星發射基地，一直從事航區的測控工作。其間，他曾擔任過高級技校的教師，如今這能說善辯的口才，自然與那段當教師的經曆有關。
從1958年至1990年，上官世盤在發射場摸爬滾打，一晃便是32年。32年來，上官世盤曾參加過中國第一枚導彈、第一顆人造衛星、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第一顆同步通信衛星等發射試驗任務，同時還參加組織過“154”跟蹤測量工程的研製工作和“遠望號”測量船的研製、論證工作。
毫無疑問，積數十年發射場之經驗，上官世盤對中國的航天技術水平以及發射隊伍的現狀是非常熟悉的，對這支隊伍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也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
在采訪過程中，當我問上官世盤，當時國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為什麽會想到要把中國火箭打入國際商業市場時，他坦率地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第一，我覺得航天事業就應該有所開拓有所創新，而不能因循守舊，隻走老路。當時，國防科工委的領導和我們不僅想到了這個問題的艱難，甚至還準備為此付出犧牲的代價。但中國的出路在於改革開放。一個人，一個部門，如何在自己的行業裏體現這一國策，是問題的根本。中國有一支過硬的航天技術隊伍，已經具備了數套完整的發射、測控設施，並且又有‘長征’係列火箭。因此，如果我們能將中國的航天技術打入國際商業市場，豈不正是改革開放的最好體現？雖然肯定是困難重重，但我們認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第二，國防科工委在全國有幾個承擔著不同試驗任務的基地，總的來看，每個基地的任務都不是很重。有的最多一年打兩顆衛星，這就使得幾萬人待在大戈壁或者大山溝，常年沒有多少緊迫的事情要幹。同時，航天部有一大批專家年紀都不小了，而年輕一代一時又還未接上茬，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那老一輩專家所開創的航天事業，很可能就再也無法生存發展下去了，甚至還有斷送的可能。
“因此，中國的航天發射就必然麵臨兩種選擇：一是精簡隊伍，砍掉一些基地，因為中國的航天隊伍全靠國家財力支撐。如果不砍，國家很窮，像國防科工委這樣一支龐大的科技隊伍，若照此長久下去，靠什麽來養活？但如果砍，隨之帶來的問題是，航天發射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從我國當前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來看，哪一個基地也少不了。將來一有新的發射任務，技術力量沒有保留下來，怎麽辦？另一條路，就是打出去！利用我們航天技術的優勢和餘力，承攬國外發射任務，這樣，既可以造福於人類，為國家賺取外匯，又可以自己補充自己，還可以保存、鍛煉、提高技術隊伍，使中國的航天事業不斷發展、壯大下去。
“第三，國務院、中央軍委一再提出要軍轉民，但國防科工委的發射隊伍如何軍轉民？生產產品，對各基地來說，又不是根本的出路。如果光搞生產經營，小打小鬧，急功近利，不僅沒有出路，長久下去，還會削弱技術力量，甚至會拖垮這支隊伍。但如果我們把航天技術打入國際市場，從這裏殺出一條血路，便能從根本上實現軍轉民的問題。否則，火箭故鄉的子孫們永遠直不起腰杆。”
上官世盤說著，竟按捺不住地站了起來，在屋裏踱起了步子。
望著上官世盤那一副憂國憂民的麵孔，我突然想起法國大作家雨果先生的話：“世界上最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廣闊的是海洋，比海洋廣闊的是人的胸懷。”
是的，曆史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究竟靠什麽來重塑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這個問題如同肚子餓了就要吃飯一樣，早就擺在了十億中華兒女的麵前。
中國曾以“四大發明”聞名天下，也以“火箭的故鄉”著稱於世，但這些老本早被吃光了。中國的形象，無疑需要今天的火箭子孫們重新塑造。既然中國有了可以造福於人類的“長征”係列火箭，當然應該讓它走向世界。不然，總不能讓它永遠留在本國塵封的宮殿，去做祭奠“四大發明”的供品吧。
記得波尼亞托夫斯基在《變幻莫測的未來世界》一書中說過：“生活的唯一答案，就是生存下去。所謂生存，就是思考和行動。”
看來，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正是“思考”和“行動”。
蒙古大漢與陳老板
英雄所見略同。
幾乎在同一個夜晚，國家科委（現改名為“科學技術部”）主任宋健坐在燈下，扶著眼鏡，認認真真地讀著一封來自航天部的信。
這封來信說：
利用“長征三號”運載火箭搞商業發射，把中國的航天技術打入國際商業市場，我們認為完全可能。
其理由是……
宋健後來說，那天晚上他看完信後，心情久久難以平靜。
宋健曾是航天部副部長，讓中國的火箭走向世界，也是他多年的夢想。因此，他看完信後，想了想，又拿起信來看了看，而後才將信慢慢展開，拿起筆來，在信的天頭批道：
我完全同意這個建議。希望你們為中國的火箭走向世界而努力奮鬥！
寫這封建議信的人，便是如今中國長城工業公司的兩位副總經理：烏可力和陳壽椿。
中國長城工業公司，是一家全國性的具有法人資格、獨立經營權的工貿結合、技貿結合的進出口貿易公司。自中國宣布進入國際商業發射市場起，長城工業公司便成為中國政府批準的經營運載火箭發射服務、衛星合作業務的唯一機構。長城工業公司自成立以來，已同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公司、經濟組織有著廣泛的貿易合作關係。特別是中國“長征”係列火箭進入國際市場以來，長城工業公司已先後同五大洲幾十家公司建立了業務聯係，並先後簽訂了多項衛星發射及衛星搭載訂座協議的合同，積極發展了與各國公司之間的經濟貿易與友好合作，受到客戶的讚譽。
1990年夏季一個炎熱的上午，我在中國長城公司見到了烏可力先生。
烏可力的父親，便是鼎鼎大名的烏蘭夫。
烏可力原名“烏斌”。這是他剛剛來到這個世界時，父親特意為他取下的名字。但當他後來考入哈軍工即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後，便自作主張，將“烏斌”改成了“烏可力”。“烏可力”在蒙語中，就是“牛”的意思。
烏可力的確像頭牛。高大的個子，粗壯的腰板，寬闊的胸脯如同一堵厚實的牆。我倆會麵這天，他穿一件花格子短襯衫，滿頭白發，兩眼有神，乍一望去，頗像一位來自歐洲的大商人。尤其是嘴唇上方那撮賀龍式小胡子，既瀟灑漂亮，又顯出幾分剛毅與傲氣。
1940年，烏可力告別內蒙古大草原，隨父親去了延安，並在延安度過了半軍事化的少年時代。在延安上小學時，烏可力就是有名的“烏大膽”。
烏可力天資聰穎，加之後天環境的影響，剛滿13歲，便被選去當了電報員和騎兵通信員。在哈軍工學習期間，他和科研小組的同學一起，成功研究了人工降雨火箭；他研製的耐高溫材料，還獲得了國家專利。大學畢業後，他去國防科技大學深造了五年的空氣動力學，接著就搞起了飛機設計。
1967年，烏可力因父親問題受到牽連，鋃鐺入獄。
1982年，他調到航天部擔任科技預研局副局長。其間，他對中國和世界航天工業的局勢，做了透徹的分析和科學的預測。所以當1984年4月8日“長征三號”火箭發射成功後，他和陳壽椿、黃作義等人，很快便想到了如何將“長征三號”運載火箭打入國際商業市場的問題。
陳壽椿是這次發射“亞星”的新聞人物。他的同事和部下們都稱他為“陳老總”；外國朋友和港商們，則習慣叫他“陳老板”。
我在西昌衛星發射場見到了陳老板。陳老板很忙，忙得一塌糊塗。凡是去了西昌發射場的記者都想找他，但幾乎都沒找到他。
一天傍晚，我乘他剛剛放下碗筷的時候堵住了他。這是一位用一個腦袋可以同時思考幾個問題的人物。一進他的房間，他用下巴夾住電話筒，一邊給北京打著電話，一邊複印著文件，一邊不時看看複印的效果；同時怕冷落了我，還總是抓住點滴間隙，與我天南海北，侃侃而談。
陳老板戴一副眼鏡，穿一件棕色夾克衫，說話辦事，都是“短平快”，一看便是一位爽快利落的人。不用多問，一聽口音，便可斷定他是個地道的廣東人。
陳老板生於1934年。1960年畢業於蘇聯莫斯科機械工程學院。回國後，曾擔任過“長征一號”火箭的主任設計師，在航天部總體設計部整整幹了兩個7年。陳老板胸懷大誌，加上南方人天生就有一個會做生意的腦袋，所以他最終還是舍棄了設計師的位置，當上了推銷中國火箭的大老板。
烏可力和陳壽椿等人的建議，得到了航天部領導的大力支持。
1984年4月下旬的某個晚上，航天部部長李緒鄂和劉紀原副部長專門召集烏可力等人談話，具體討論了中國的航天技術打入國際市場的有關問題，並指示烏可力全力以赴，負責開展“長征三號”火箭打入國際市場的工作。
接著，航天部撥款20萬元人民幣，組織成立了以烏可力、陳壽椿、黃作義為首的“航天開發十人小組”，開始了中國空間技術走向世界的早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