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的精神病學行話富有特色,例如,它把精神病說成一種不適,即適應過程中的社會性失敗或生物性失敗,歸咎於患者脫離現實、缺乏內省等等。然而,正如凡·登·伯格(van den Berg,1955)所說:此類行話,實屬“詆毀之詞”。至少就十九世紀的語境而言,它們暴露了道德感的缺乏。之所以如此,簡要來說,是因逃避自由、選擇和責任。不過,此類行話中,也包含了某種做人的標準,患者之所以成為患者,正是因為他們無法達到這種標準。其實我並沒有反對這些“詆毀之詞”的全部含義。但我認為,關於精神病的判斷,若要公正不倚,應有更真誠的態度。一旦我確定某人為精神病,我絕不模棱兩可:我看出他頭腦不正常,對自己、他人都很危險,所以需要到精神病院就醫,獲得照顧。然而,與此同時,我內心很清楚:某些人,社會視其精神正常,其實跟瘋子無異,一樣危險,隻是未扭送瘋人院而已;相反,在這樣的正常人之外,某位所謂妄想症患者,卻可能告訴我真理之所在。我這樣說,不是取巧,也非隱喻,而是希望認真表達我的態度:一位精神分裂患者可能敞開自己,讓光明進入痛苦而破碎的內心;《聖經》中的先知以西結[1],就是這樣一位接受光明的精神分裂患者(雅斯貝爾斯如是診斷)。不幸的是,眾多所謂正常人沒有這種可能,因為他們關閉了自己的內心。
至此,作為醫生,我必須坦承我個人的一個難題,它也是本書一個重要背景。在我所親曆交談的患者身上,除慢性精神分裂的情況,我幾乎找不到任何真正的精神病“病征和病症”(signs and symptoms)。最初我歸咎於自己不善捕捉各類幻覺、妄想等症狀。接下來的思考可以這樣來表達:關於精神病,教科書提供了標準的描述,這些描述卻不適用於我的個人經驗。如果教科書正確,我就錯了。然而,有沒有可能是教科書錯了呢?事實應該是這樣:
精神病學的標準教科書,其描述,是在一個行為場(behavioural field)內部展開,醫生跟患者一道,都包括在這個行為場中。這意味著,在標準教科書裏,某種程度上,患者行為是醫生行為的函數,標準患者則是標準醫生、標準醫院的函數。布洛伊勒[2]關於精神分裂患者的著名描述,就此給出了生動的案例;他說,研究結果發現,患者的心智,對他而言,比他家花園中的鳥兒更費解!
就我們所知,布洛伊勒與患者交往,並不把自己弄得像位職業的醫生,而是帶著尊重、禮貌、關心和科學的好奇心,努力親近患者。然而,實事求是地說,在內心,他還是首先把對方視為臨床病人;接下來,他觀察患者的病征,診斷患者的病情。這樣一種臨床方法,被視為不證自明、理所當然,眾多專家欣然接受。我的思想則與他們格格不入。不錯,今天的精神病學流派紛紜,但布洛伊勒仍屬主流,而且當然也在非醫學界流行。但我自始至終圍繞患者說話,怎樣說呢?就像人們說話給自己聽,不在乎別人。今日之時代,專家們宣稱已然獲得全新的觀點、眼光和態度,但在實踐中,他們依舊墨守成規。他們篤信的方法,竟然如此完美、寶貴而又安全,以至反倒令人懷疑:很可能,這完全不是我們所需要的職業精神,而且,某些時候,根本就是誤人子弟!我們這項事業自有其嚴格的訴求:須要透過患者的行為,體恤其思想情感,甚至,若患者陷入焦慮,我們也會血壓升高、脈搏加快,等等。要命的是,專家們審視“心”有如審視有機體,甚至把人當生物。既然如此,他們當然不會留意自己對患者的感受,這些感受是什麽性質,意味著什麽,等等,都與專家們不相幹,無關緊要;他們差不多隻保持標準職業化的眼光和態度。
事實上,克雷佩林[3]以來,傳統的臨床精神病學,其職業態度並無本質的變化。這個判斷,見證於今天隨便一本英國精神病學教科書,例如邁耶-格羅斯(Mayer-Gross)、斯萊特和羅斯(Slater and Roth),等等;比較這些教科書與克雷佩林下麵的描述,特別有助於領會我們的判斷。
下麵就是克雷佩林描述的情節,主角是一位緊張症患者,被帶進教室,麵對一屋子的醫學生。當時,這位患者表現出緊張症的亢奮病征:
此處我要介紹的患者,當時,幾乎是被強行架進教室裏來的;他用腳掌外緣使勁撐住身子,屈腿抵抗;與此同時,他踢掉拖鞋,大聲哼唱,並(用英語)喊了兩遍:“我爹,我親爹!”患者十八歲,就讀於奧伯裏爾希勒(Oberrealschule)高年級現代分校,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但麵容蒼白,不時浮現紅暈,又很快消散。患者坐下來,閉眼拒絕周圍環境。即便他張口說話,也始終閉著眼睛;一開始聲音低沉,逐漸演變成尖叫,越來越響。問他“你在哪兒”,他說:“你也想知道這個?讓我告訴你誰正受審訊,誰受了審訊,誰將受審訊。我全知道,也可以告訴你,但我不願意。”問及他的姓名,他尖聲回答:“你的姓名?他閉上什麽?他閉上眼睛。他聽見什麽?他不明白。他什麽也不明白。怎樣?誰?何時?何地?他想說什麽?我叫他看,他卻不配合。喂,你,你看呀!那是什麽?那是怎樣?留意!注意!你們瞧,他不注意。我再問你一遍,那是什麽?為什麽不回答?你又想亂來?你怎麽如此亂來?讓我來!我來教你怎樣做!別戲耍我。別以為你聰明!你是個亂來的家夥,沒見過你這麽亂來的家夥。他又要亂來嗎?你什麽都不懂,完全不懂。瞧,他完全不懂。你願意照我的話做嗎?他不,他不願意。你還想亂來?你還要亂來?瞧他們多留意,他們的確很留意……”患者叫罵不停,直至語不成聲。
就此,透過諸多現象,克雷佩林注意到了患者的“不可接近性”:
患者明白一切問題,但他並未提供絲毫有用的信息。他的話……隻是一串不連貫的句子,完全不可理喻。(1905,第79—80頁)
沒錯,這位緊張症患者,其亢奮“病征”一目了然。然而,這些“病征”意味著什麽,取決於我們從哪個角度理解患者。感謝克雷佩林生動的記敘、重現,穿過他的書頁,越過五十年時光,患者如在眼前。他內心在想什麽?他想幹什麽?事實上,他正在自導自演一場對話,一方是他模仿的審訊者克雷佩林,另一方是內心在奮力反抗的他自己。
“你也想知道這個?讓我告訴你誰正受審訊,誰受了審訊,誰將受審訊。我全知道,也可以告訴你,但我不願意。”這些話,此刻看來,意思再清楚不過了。不難推測,患者極端怨恨這樣一種教學形式,無異於當著全班醫學生審訊他。他因此痛苦不堪,卻惶然無措。然而,對於克雷佩林,這裏麵缺乏“有用的信息”,無非進一步的“病征”,如此而已。
接下來,克雷佩林追問患者的姓名,患者突然爆發,語調憤怒而激烈,恰好映射克雷佩林對他的態度:“……你的姓名?他閉上什麽?他閉上眼睛。……為什麽不回答?你又想亂來?……別耍弄我(他覺得克雷佩林要他當著全班醫學生丟醜受辱)……沒見過你這麽亂來的家夥……”
事情的真相是:這位患者的行為,至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闡釋,恰如前麵那幅“兩可圖”:可以看作一隻杯子,也可以看作兩張麵孔。患者的行為可以看作“病征”,也可理解為他對自身生存的表達。生存現象學的闡釋,是對於他人之感覺和行為方式的推測和理解。上麵那位患者經曆了什麽?顯然,他感到痛苦和絕望。他通過自己的語言和行動想要達到什麽目的?他反抗被審訊。他希望被傾聽。
闡釋:醫患關係的函數
精神病醫生力圖“科學”或“客觀”,麵對臨床患者,總是希望盡可能自我限製,忠於“客觀的”可觀察行為。然而,這根本不可能。事實上,無人可以客觀、中立地觀察“病征”,正如無人會客觀、中立地觀察微笑,然後將其描述成“肌肉的收縮”(梅洛-龐蒂[4],1953年)。隻要我們與他人共存於某種相互關係,這一相互關係就決定了我們認識該人的一個角度;不同的相互關係決定了不同的認識角度,以此為基礎,依據此時“他的”行為,才有可能得出相應的建構與闡釋。即使在消極的情況下,患者未能做出互動的反應,讓我們覺得他不存在,情況也是如此。這反而凸顯了問題核心之所在。
此處,我們麵對的困難,類似於破譯象形文字(弗洛伊德喜歡探討兩者的相似性),但還要困難一些。闡釋、破譯象形文字或其他古代文獻,其理論早有長足的進展,到十九世紀末,在狄爾泰[5]的手中更趨完善。相比之下,我們的理論——闡釋精神病人的“象形”語言和行動——尚待成熟。不過,前者可幫助我們認清自己的現狀與使命,為此可比較兩者各自的難題,前者可參狄爾泰。[6]兩者的核心任務都是:闡釋。
借助於形式結構、語言特征、語法風格等,可對古代文獻做出形式化分析。臨床精神病學呢,對於患者的言行,也希望做出這樣的形式分析。然而,這樣一種形式主義,無論對於曆史研究還是臨床研究都局限明顯。因此,我們需要突破形式化分析。我們知道,文獻產生於社會-曆史諸條件的綜合(nexus),借由我們對這一綜合的知識,文獻的意義可能得以闡明。臨床研究與此相似,對於孤立出來的臨床“病征”,我們希望突破形式化的靜態分析,使之盡可能拓展,覆蓋患者的個人生活史,以便理解“病征”在其中的地位和意義。此中已然涉及動態發生學[7]的觀照:隻要我們同情連理,或者,用一個更強烈的詞,隻要我們感同身受,那麽,古代文獻或精神患者的曆史信息,其本身,足以幫助我們深刻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命運。
這正是狄爾泰的關切之所在。狄爾泰“強調古代文獻作者和破譯者的關係,視為理解文本的條件因子(conditioning factor);事實上,他已經定義了,所有的闡釋都要以理解為基礎”(引自布爾特曼)。
解釋(explain)是純粹理性的過程(狄爾泰寫道),然而,闡釋(comprehension)與解釋不同,在闡釋中,我們心智所能、所及,無不合一做工;唯有這樣的闡釋,可以帶來理解。我們的起點是對象所屬的鮮活整體,包括整體中所有的內在聯係;而我們的理解,是用過去自身的方式去闡釋過去。
在闡釋中,我們盡自身所能,去理解他人,努力的程度,決定我們理解的程度。這意味著,我們需要以他人為取向,朝各種可能性敞開自己。我們希望觀察、理解他人的存在,由此決定了我們與他人的同在,並形成他人當下的切身情境。他人感受他的這一情境,也表達相應的行為,我們則需要找到兩者之間的聯係。以此為前提,我們才有可能理解他存在的各個層麵,闡明他存在於自身世界的真切方式。這是一門藝術:借其過往,理解其當下;反之亦然,借其當下,理解其過往。當然,也會有不利的情況,其時,他人顯然不希望與我們產生聯係,拒絕我們的同在,例如,讓我們覺得他罔顧我們,或虛擬我們如他之所願或他之所慮。然而,即便這樣的情況,我們理解的藝術仍然有效,因我們並未先入為主、主觀臆斷他人行為。相反的路線如前所述,強加一己之見,視患者言行為“病征”,其結果,正像患者看待我們,不幸如出一轍。同樣不幸的是,我們自以為能夠“解釋”患者的現在,視為他“過去”的機械繼續,乃至誤人子弟。
事實上,上述先入為主的路線,幾乎完全無法理解患者的訴求或願望。再舉上述聽人講話為例。現在,假設我對你講話,你或許采取以下三種方式加以理解:第一,從中發現反常之處;第二,想象我腦細胞的新陳代謝,據此理解我的講話;第三,借助我的生活史和社會-經濟背景,揣測我此刻為何如是說。然而,顯然,三種方式都無法讓你真實了解我的意思。
真正不幸的是:我們可能充分了解躁-鬱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的遺傳、家庭因素;我們也可能辨認類精神分裂個體的“自我(ego)扭曲”、精神分裂患者的自我缺陷;我們也可能知曉各種精神障礙,如思維障礙、記憶障礙、知覺障礙等;事實就是這樣,我們可能掌握全套的精神分裂病理學,卻無法真正理解任何一名精神分裂患者!如果把患者當成物體,試圖“客觀地”觀察“病征”,這種錯誤的方式,根本不可能理解患者。除非我們把他當作人,關注、傾聽他真實的命運!有如第一章那幅“兩可圖”,有人看到杯子,有人看到麵孔,兩種態度的差異,生死攸關。
狄爾泰說得好,古代文獻的破譯者有權假定:他與原作者陰陽相隔,其間橫亙著漫長的曆史年代,世界觀也相去甚遠,但生存情境和經驗並無本質差異。雙方都生存於同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在時空中延續至今。但是這個假定本身不能簡單套用於精神病患者,與理解去世了幾千年的文獻作者相比,理解我們麵前的精神病患者可能有更大的困難。幸而,從根本上說,兩種情況並無本質區別。沙利文[8]說得好,跟我們一樣,精神病患者也是“地地道道的人”。醫-患雙方,其人格彼此關聯,並不對立;相反,雙方之間對話、理解均有可能。隻是,醫生麵對患者,就像破譯者麵對古代文獻,他必須從善如流,才能進入陌生甚至倒錯的世界,投身各種可能的分析和描述,與此同時,時刻保持獨立與清醒。舍此無法理解患者的生存處境。
此處我所謂“理解”,並非單純的智力活動。要談理解,就必須談到愛;然而,如今沒有哪個詞比“愛”更遭玷汙。為了理解患者,需要理解患者如何感受自身和世界,我們必須具備這個能力,它雖非充分,卻實屬必須。不能理解患者,就難以付出真正的“愛”。《聖經》教導我們愛鄰如己[9],然而,若不知道鄰人是誰,愛鄰如己就是空談,相當於愛抽象的人性。誰可以愛上一組“精神分裂病征”呢?誰都曉得,沒有人會像患感冒一樣得精神分裂。患者並非“得了”精神分裂,他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們必須把他當作一個整體、一個活生生的人,以此為前提來愛他、幫助他;最終,他自己也可以麵對地平線上的希望。因此,我們的愛與恨,對於患者生死攸關。我們怎樣看待患者及其行為,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患者怎樣看待我們。標準教科書列舉了眾多精神分裂“病征”,然而,這些標準“病征”,因醫院不同而表現不同,看來出於不同醫院的不同護理。事實上,有醫生觀察到很多“病征”,也有醫生隻觀察到很少的“病征”。
所以我認為,下麵弗裏達·弗洛姆-賴希曼(Frieda Fromm-Reichmann)所說,雖令人不安,卻道出了真相:
……今天,精神病醫生可視此為當然:建設性的醫-患關係,原則上可與患者一同創造。如果做不到,應屬醫生人格問題,與患者的精神病理無關。(1952,第91頁)
借此回到克雷佩林的案例,讓我們以那位年輕的緊張症患者為例,他對醫生的反應和感受,部分依據醫生的自居,部分依據他自己對醫生是誰的幻覺。設想我們努力引導他,讓他明白,他的反應和感受中包含著某種幻覺,是他很可能沒有充分意識到的(即處於無意識狀態)。然而,這樣一種引導若要有效,他的幻覺仍是必要的前提。
設想兩個正常人相處的情況,此時,甲對乙的認可程度,大體上相當於乙自我認可的程度,反之亦然。人對自己都有一個認知,並希望大體上得到認可,而不被視為假冒、偽善、虛謊等。[10]然而,即便雙方精神正常,仍會存在各種各樣的衝突、誤會、偏見等。因為,在自我認可(為己之存在)和他人認可(為他之存在)之間,存在著分裂。反過來說也一樣:一方麵是我對他的看法,另一方麵是他對自己的看法,兩者之間也存在著分裂。最後,一方麵,人可以想象自己的形象、自己對自己的態度和意向,另一方麵,人在實際上認知的自我形象、對自己的態度和意向,兩者之間也存在著分裂;人對他人,亦然。
這就意味著,如果雙方精神正常,就會發生相互的認可,其中包含兩個基本要素:
第一,我根據他的自我認可去認可他。
第二,他根據我的自我認可來認可我。
雙方都有自主的身份感(sense of identity)和自我認知。我期望你認可我,期望看到:你對我的看法,與我自己的看法大體上一致。此處需要強調的是,之所以說“大體上”,是因為顯然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問題就在於:如果雙方差異足夠嚴重,且最終無法調和,那麽隻能認為,兩人之間必有一人精神異常。例如,隻要發生下列情況之一,我就不難視他為精神病:
他說他是拿破侖,而我認為他不是;
或者,他說我是拿破侖,而我認為我不是;
或者,他認為我想**他,而我認為,我並未提供任何依據,讓他產生這樣的想法;
或者,他認為我怕他謀殺我,而我並不害怕,而且並未提供任何依據,讓他產生這樣的想法;
等等。
就此總結如下:精神正常或錯亂,取決於兩人之間聯係或分裂的程度。這兩人之中,有一人被公認為精神正常。
也就是說,判斷一位患者是精神病,其關鍵在於,判斷和被判斷雙方之間存在分裂,缺乏協調。
一旦他人與我們的關係產生特殊的破裂,我們就叫他“精神病”。僅僅因為人際關係的破裂,我們就著手對他人進行尿檢,從他的腦電圖中尋找反常曲線。
那麽,精神正常和精神錯亂之間的界線(或分裂),其本質是什麽,在此有必要略作深入的探討。
假如某人告訴我們說,他是“一個不真實的人”,假如他既未說謊,又非玩笑,也不是奇思怪想、故弄玄虛,那麽,他無疑會被視為妄想症。然而,他的妄想症意味著什麽?這是生存論所要回答的問題。在生存論看來,他真不是玩笑,也沒有撒謊;相反,他在坦露心聲:自己多年來一直假裝真實,時至今日,再也無法繼續自欺欺人了。
揭露自己和隱瞞自己,兩種欲望一直在折磨他,撕裂他的整個生活。仔細想來,這本來也是我們的問題,隻是比較而言,我們各自找到了大同小異的解答。事實上,我們一樣隱藏著各自的秘密和欲望。回憶童年,我們或許記得,父母最初可以看穿我們的心思,所以我們不敢不誠實;然而,有一天,我們終於撒謊了。我們恐懼不安,在相關問題上孤獨無助,無可彌補;不過,與此同時,我們有了自己孤獨的領地,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人知道這領地的秘密。這是真正的私密,它允許我們建立真正的關係。但是,有些人未能充分實現這樣的狀態,他們正是所謂“類精神分裂”個體。他們比我們恐懼暴露,比我們脆弱孤獨。同樣的道理,精神分裂患者會說,他是玻璃人,透明,易碎,無力承受他人的目光,這目光會穿透他、粉碎他。可以說,所謂“不真實的人”,就是這樣感受自己的。
我們將看到,正是這種極度的脆弱,讓“不真實的人”不得不自我隱瞞。他因為高興而哭喊,因為傷心而微笑,因為同意而皺眉,因為不快而讚許。他內心的聲音說:“你們看到的都不是我。”問題在於,一方麵,隻有通過我們實際看到的一切,他才可能是(現實的)人;另一方麵,如果他無法表現真實的自己,他就的確不是真實的人,而是全然的符號和虛擬,是純粹的虛構、不實和想象,是“神秘”人,完全不是“真的”。如果他不再假裝,還自己本來麵目,他就會像基督,也可能像魔鬼,但不會像人。他的生存與他的身體(body)無關,正因為如此,他是無人(no-body)。
他在活出(lived out)自己“生存狀態”的“真理”。他把“生存的”真,活得像是“真實的”真。
無疑,對大多數人而言,所謂“真實的”真,隻存在於自然界或語法中。一個人明明是活在我們眼前,卻偏要說自己已經死了,這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然而,“我已經死了”,正是這位活人自己的“真理”。或許,日常的(即公眾的)語言規範隻允許他這樣表達自己,而他真正的意思是:他“真的”死了,“名副其實地”死了;他並不想說自己隻是象征上死了、“某種意義上”死了、“好像”死了雲雲!這擅改了我們的公共真理:真的死亡,隻能是生理上的死亡。如此冒犯公共真理,他必須付出代價,“成為”瘋子!
精神分裂患者身陷絕境,了無希望。沒有一位患者告訴我說,他曾經被愛過,像人一樣被聖父、聖母或其他人所愛;所以,他要麽是上帝,要麽是魔鬼,要麽是遠離上帝的地獄之人。他用極端的語言表達自身存在的經驗,說自己是“不真實的人”,鄭重其事宣告自己**裸的真理:他已經死了。這,就是所謂精神失常。
我們能做什麽?理解他?不幸的是,精神分裂患者自我經驗的內核,對我們來說不可理喻,隻要我們精神正常而他精神失常,我們就始終感到不可理喻。我們囿於自己所謂的正常世界,用自己的理論體係去接近、揣測、判斷、把握,試圖理解他。麵對我們這一套,他必然不符合標準,所以,他既不希望,也不需要這樣的理解。而我們所能做的,隻有徹底承認他的獨特和差異,承認他的分離、孤獨和絕望。
[1]以西結(約公元前六世紀初),古代以色列先知和祭司,《聖經·以西結書》主角及作者。對於猶太教和基督教教義有重大貢獻。——譯注
[2]布洛伊勒(Paul Eugen Bleuler,1857—1939),瑞士著名精神病學家,開創精神分裂研究,首倡“精神分裂”一詞,在此領域享有盛名。他認為早期精神分裂並非絕對不可治愈。——譯注
[3]克雷佩林(Kraepelin,1856—1926),德國著名精神病學家,其精神病分類法,在二十世紀初頗具影響。他認為精神分裂屬於內源性疾病,病因乃大腦的器質性病變,因而無法治愈。——譯注
[4]梅洛-龐蒂(Merleau-Ponty,1908—1961),法國著名現象學家、生存論哲學家,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譯注
[5]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國著名哲學家、曆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麵對自然科學的強勢,捍衛人文科學,對於人文科學自身的方法論做出獨特貢獻,在哲學、曆史、文化、文學諸領域影響甚巨。——譯注
[6]以下所引狄爾泰的論述,參見布爾特曼(R. Bultmann,1884—1976,德國新教神學家):《聖經闡釋問題》(見《論文集》,1955,第234—261頁)。——原注
[7]此處的“動態發生學”,也稱發生學或係統發生學,視研究對象為相對獨立的係統,以此為前提,關注對象的起源和發展,著重聚焦於過程中各相關因素的相互關係和作用機製。——譯注
[8]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美國著名精神病學家,其重要貢獻見於臨床精神病學,尤見於精神分裂的心理治療。他認為無論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何反常,隻要保持充分接觸,就可能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譯注
[9]參“摩西十誡”、《聖經·馬太福音》19章19節、22章39節等處,按原文,和合本所譯“愛人如己”本為“愛鄰如己”之意。——譯注
[10]據稱,一位患者接受檢測,測謊儀問患者是否拿破侖,患者回答“不是”,測謊儀顯示患者在說謊。——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