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證檢查完畢後，審判長宣布法庭偵訊結束。他想快點從公事中脫身，也不讓大家休息一下，就請公訴人發言。他期望這個公訴人也是一個人，也要抽煙和吃飯，也會憐惜別人的。然而擔任公訴人的副檢察官卻既不憐惜自己，也不憐惜別人。這個副檢察官本來就天性粗暴，而更加不幸的是，在中學畢業時他得過金質獎章，在大學裏他寫了一篇關於羅馬法的文章，論述各種地役權，得過獎金，因而極端自信，唯我獨尊①，這麽一來，他的性格就變得極其專橫粗暴了。審判長讓他發言時，他慢騰騰地站起來，賣弄一下他那穿著繡花製服的優雅身材，雙手按住寫字台，微微低下頭，掃視一下法庭，視線避開被告人，開始發言。
“諸位陪審員先生，你們現在審理的案子，”他開始念自己趁宣讀各項檢查記錄時起草好的發言稿，“是一個典型的——如果可以這樣形容的話——犯罪案件。”
依他自己看來，一個副檢察官的發言應當具有社會影響，就像那些一舉成名的律師發表的著名的演說一樣。不錯，旁聽席上的聽眾寥寥無幾，隻有三個女人，即一個女裁縫，一個廚娘以及西蒙的姐妹，外加一個馬車夫。不過這也沒有關係，那些社會名流也是從這樣的小場麵開始的。副檢察官所要遵循的原則是要永遠站在自己立場的高度，深入探索犯罪的心理學意義，揭露導致社會潰瘍的禍根。
① 他在女人方麵的成功更助長了他的自負。
“諸位陪審員先生，你們發現，你們現在審理的案子是一個典型的——如果可以這樣形容的話——世紀末的罪行。這種罪行帶有一種可以說是可悲的腐敗現象的特征。在我們的時代，我們社會上的某些分子常常和這樣的腐敗現象相遭遇，而這些人就特別處在這種社會病變的可以說是灼熱的光線的照射之下……”
副檢察官口若懸河，洋洋灑灑地講下去，他一方麵要極力做到不把自己已經想好的那些聰明的警句落掉；另一方麵，也是主要的，他不能有所停頓，要使演說十分流暢地講上一小時零一刻鍾。他隻停頓了一次，咽了好久的唾液，但又立刻緩了過來，說得更加娓娓動聽，以彌補這個停頓。他時而采用柔和婉轉、曲意逢迎的語調，不停地調換著兩隻腳站著，眼睛盯住陪審員；時而使用低沉的公務上的鄭重口氣，瞧著自己的筆記本；時而采取高昂的揭露性的調子，眼睛一會兒看看旁聽者，一會兒看看陪審員，就是不看那三個被告，雖然他們都睜大眼睛望著他。他在演說裏引用了當時他們圈子裏很流行的種種最新學說，這些學說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也被認為是科學智慧的新理論。這裏有遺傳學、先天犯罪說、龍勃羅梭①、塔爾德②、進化論、生存競爭、催眠學、暗示說③、沙爾科④、頹廢論。
① 龍勃羅梭（1836—1909），意大利精神病學者，刑事人類學派的代表，認為犯罪是從有人類以來長期遺傳的結果，提出“先天犯罪說”；他否認犯罪的社會原因，認為犯罪是天生的、由繼承而來的品質，這種品質是具有某種心理和生理特征的人所固有的，按照龍勃羅梭的見解，這種人不論犯罪與否，都應當加以隔離和消滅。
② 塔爾德（1843—1904），法國社會學家，刑事學家。
③ 喚起某種情感的手段。
④ 沙爾科（1825—1893），法國神經病理學家，曾著書論述催眠學。
按照副檢察官的判斷，商人斯梅裏科夫是強壯、純貞、生性寬宏的俄羅斯人的典型血種，由於他過於輕信、豪爽慷慨到一擲千金毫無吝嗇的地步，以致淪為一夥道德敗壞、誨**誨盜的男女的犧牲品，落入他們的掌握中，任其擺布。
西蒙·卡爾津金是農奴身份的祖型再現的產物，一生備受壓迫卻沒有反抗的膽量，從未受過教育，不遵守做人的基本原則，甚至不信宗教。葉甫菲米雅是他的情婦，是生物遺傳性的受害者，在她身上可以看出道德墮落者的種種特征。但作惡犯罪的主要動力是瑪絲洛娃，她是文化墮落現象的最惡劣代表。
“這個女人，”副檢察官陳述道，但眼睛不看她，“可不尋常，我們剛才在這個法庭裏聽到她的女主人的證詞，知道她是受過教育的。她不僅會讀會寫，還懂法語，她是一個孤兒，也許在胚胎裏就帶有犯罪的基因，可她是在一個有知識的貴族家庭裏長大的，本來可以靠誠實的勞動生活的啊；然而她拋棄了她的恩人，放縱情欲。
為了滿足這種情欲而進入了妓院。在妓院裏，她靠賣弄自己的學識，比別人更走紅，不過她成為紅牌妓女的主要的秘密在於，諸位陪審員先生，正如你們剛才聽到她的女主人說的，她會用一種神秘的特異功能來影響、控製嫖客。這種神秘的特異功能近來已由科學，特別是沙爾科學派研究出來，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暗示法’，一種通過授意和開導影響別人的方法。她就是用這種特異功能控製了那個俄羅斯的勇士，那個寬厚善良的輕信別人的家財豪富不下於薩特闊①的客人，利用他的信任，先是竊取他的錢財，然後殘忍地殺死了他。”
“嗬，看樣子，他簡直胡扯起來了。”審判長微笑著，側身對那個嚴厲的法官說。
“十足的自以為是的大老粗。”嚴厲的法官說。
① 俄羅斯一首民間勇士歌裏的主人公。
“諸位陪審員先生，”副檢察官這時優雅地扭扭他的細腰，繼續往下說，“這些人的命運就掌握在你們的手裏，而且全社會的命運也或多或少操縱在你們的手裏，因為你們的判決將影響全社會。你們要深入考慮這種罪行的影響，洞察瑪絲洛娃之流——可以說是病態人物——對社會所構成的危險性，使社會免受其毒害，使這個社會中純潔、健康的分子免受毒害，不至於常常受傳染而遭到不幸。”
副檢察官顯然因自己的演說而深深陶醉，頗有點飄飄然，不過又似乎被即將要宣判的莊嚴氣氛所鎮住似的，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他的發言的意思，如果剝去華麗的辭藻，無非是說，瑪絲洛娃使這位商人屈從於她的美色，騙取了他的信任，拿著他的鑰匙坐車來到他開的旅館房間裏取錢，本想將他錢包內所有的錢都攫為己有，但被西蒙和葉甫菲米雅撞見，隻好共同分贓。這以後，為了掩蓋犯罪痕跡，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館，在那裏把他毒死。
繼副檢察官發言之後，一位律師從椅子上起身發言，這是一個中等年紀的人，身著燕尾服，露出漿硬的襯衫的寬大的半圓形的白色胸襯，他口齒伶俐，振振有詞，為卡爾津金和包奇科娃辯護。這是他們花了三百盧布雇來的辯護律師。他將他們兩人的罪行推得幹幹淨淨，全部罪責都落在瑪絲洛娃一人身上。
他認為瑪絲洛娃的供詞是不能接受的，她供稱，她偷竊錢財時，包奇科娃和卡爾津金在場，但他堅決主張，既然她已經被揭露為放毒殺人犯，那麽，她的這份供詞就一點價值也沒有了。這位律師說，那兩千五百盧布（起訴書上是一千八百盧布），很可能是這兩個勤勞忠厚的人長年積攢下來的，他們往往一天就可從客人那兒收到三到五個盧布的小費。商人的那筆錢是被瑪絲洛娃偷去了，她又轉交給誰了，或者甚至遺失了，因為她當時不是處在神誌清醒的狀態中。而下毒殺人，則全是瑪絲洛娃一人幹的。
所以他要求陪審員們裁定卡爾津金和包奇科娃在偷竊案中是清白無罪的；假如陪審員裁定他們犯了偷竊罪，那麽，至少他們沒有參與放毒殺人，也沒有事先策劃犯罪的意圖。
律師在發言的結尾為難副檢察員說，副檢察員先生的有關遺傳性的宏論固然能解釋遺傳科學的問題，但在此案中並不適用，因為包奇科娃是不明身份的父母的女兒。
副檢察員受到冒犯，十分生氣，在一張紙上記了些什麽，露出輕蔑又略帶驚訝的神氣，聳聳肩膀。
接著瑪絲洛娃的律師站起來，他顯然有點膽怯，結結巴巴地宣讀自己的辯護詞。他不否認瑪絲洛娃曾參與偷竊，僅僅堅持說她沒有毒死斯梅裏科夫的意圖，在酒中撒藥粉給他喝隻是為了讓他熟睡。他想施展一下口才，對瑪絲洛娃的人生經曆進行一番概述，說她曾經受一個男人的引誘，和她通奸，她失身後，才逐漸走上了放縱****的不歸路的，可那個最初讓她失身的男人至今逍遙法外，與此同時，她卻不得不承受因墮落而造成的惡果。可是他這番進行心理分析的題外話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以致在場的人聽了，都因為他的拙劣的口才而替他害臊。他說話又慢，又不清楚，講述什麽男人凶惡殘暴啦，女人軟弱無助啦，囉唆個沒完，以致審判長插話幫他打圓場，勸他發言要把握住案情的要領。
這個辯護人發言完畢後，副檢察官又站起來，為自己申述的遺傳學原理進行辯解，他批駁第一個辯護人說，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遺傳學說的正確性也絲毫不受損害，因為遺傳學的規律已為科學充分證實，以至我們不僅可以通過遺傳因素探討犯罪的原因，也可以逆向探本求源，從犯罪的情節推斷出遺傳的因素。至於另一個辯護人的憑空推測，說什麽瑪絲洛娃是受一個虛構的①的男人的引誘才墮落的，那麽眼前的一切事實卻毋寧說明她才是一個引誘者，她本是禍水，許許多多男人都被她勾引，落在她的手裏，成為無辜的犧牲品。他說完這話，得意揚揚地坐下。
① 他用特別惡毒的口氣說了“虛構的”幾個字。
之後，法庭讓被告自己辯護。
葉甫菲米雅·包奇科娃一再說自己什麽都不知道，什麽事也沒參與，一口咬定是瑪絲洛娃一人幹的。西蒙隻是反複說：“你們要怎麽辦就怎麽辦，反正我沒罪，我是冤枉的。”
瑪絲洛娃什麽也沒有說。當審判長示意她可以為自己辯護時，她隻是抬起眼睛看了看他，然後環顧四周，好像一頭被追捕的野獸，並馬上垂下眼睛，哭了起來，大聲嗚咽不止。
“您怎麽啦？”坐在聶赫留朵夫旁邊的那個商人，聽見聶赫留朵夫突然嘴裏發出古怪的聲音，問道。這種聲音是勉強忍住的抽泣。
聶赫留朵夫一時還沒有醒悟到他目前落入的處境的全部意義和影響，因而把強自克製的抽泣和奪眶而出的淚水看作自己神經脆弱的表現。為了掩飾眼中的淚水，他戴上夾鼻眼鏡，接著掏出手絹，動手擤掉鼻涕。
假如這兒的一切人，這座法庭裏的所有法官和法警，都知道了他的罪行，那他的臉麵就真沒有地方放了，對可能蒙受的恥辱的恐懼窒息了他內心中開展的思想鬥爭，在最初的時間裏，這種恐懼比什麽都要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