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聶赫留朵夫仍舊來到法庭,履行陪審員的義務。在走廊裏,他遇見那位民事執行吏,他詳細向他打聽法庭裏被判了刑的犯人關在那裏,要同他們見麵得找誰批準。民事執行吏告訴他,這些犯人關在不同的地方,在沒有最後宣判之前,探望必須得到檢察官的批準。
“等審訊結束後,我來告訴您,並親自陪您去,檢察官現在還沒有來,等審訊結束後再說吧。現在請您先出庭陪審,馬上就要開庭了。”
聶赫留朵夫覺得這個民事執行吏今天的模樣特別可憐。他向他道了謝,就往陪審員議事室走去。
他剛走到陪審員議事室,陪審員們已紛紛從議事室出來,到法庭上去。那位商人還像昨天一樣快活,同樣已吃過東西喝過酒了,並且一見到聶赫留朵夫,就像老朋友一樣打招呼。彼得·格拉西莫維奇的不拘禮貌的態度和哈哈笑聲,今天也沒有引起聶赫留朵夫的任何不快之感。
聶赫留朵夫想把自己同昨天那個女被告的關係告訴所有的陪審員。“按理,”他想道,“在昨天開庭的時候我就應該站出來,當眾宣布自己的罪狀。”可是,當他和陪審員們一起走進法庭時,昨天的那種程序又開始了:又是一聲吆喝:“開庭。”又是那三個有領章的法官登上高台,又是一片肅靜,又是陪審員們在高背椅上坐下,又是那幾個憲兵,又是沙皇畫像,又是那個司祭,這時候,聶赫留朵夫才感到,雖然他有責任這樣做,但今天也和昨天一樣,他無力打破這種莊嚴的法庭氣氛。
開庭前的準備工作也和昨天一樣,隻是陪審員宣誓和審判長對陪審員的講話免去了。
接著,法庭開庭審案,審理的是一樁盜竊案,被告是一個二十歲的小學徒,因生活所迫,入室偷竊,就要被判刑。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聶赫留朵夫對這樣的審判十分反感,很同情這被告。
被告由兩名手持出鞘軍刀的憲兵押著,身材瘦削,臉色蒼白,穿著灰囚衣。他單獨坐在被告席上,眉頭緊皺,打量著走進法庭的人們。這個小學徒被控同一個夥伴一起撬開了一個堆房的鎖,從那裏麵偷出幾條粗地毯,一共價值三盧布六十七戈比。起訴書上寫明,這個小學徒跟他的同伴一起扛著地毯走時,被警察截獲了。小學徒和他的同伴當時就認了罪,於是雙雙入獄。小學徒的夥伴是個鉗工,已經在監獄裏死掉。所以今天隻有小學徒一個人受審。那幾條舊地毯就放在物證桌上。
審訊工作跟昨天一樣,有各種證據、有罪證、有證人,有證人宣誓、有審問、有鑒定人,有盤根究底的訊問,總之,各種花樣無不齊備。那個做證人的警察在回答審判長、公訴人、辯護人的問題時,總是有氣無力地說一句“是,大人”,或者“不知道,大人”,然後又是“是,大人”……不過,盡管他表現出當兵的那種傻頭傻腦的樣子,說著簡單刻板的話,但還是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同情小學徒的,不大願意細說逮捕他時的情況。
另一個證人是失主,一個小老頭,也就是那房子和舊地毯的所有者,他顯然是個肝火旺盛的人。法庭上有人問他那地毯是不是他的,他勉強回答是他的。當副檢察官問他,這些舊地毯有什麽用,他是不是很需要這些地毯時,他很惱火,回答說:“見他媽的鬼去吧,這些破地毯,我根本用不著。要是早知道它們會惹出這許多麻煩來,我非但不會去找它們,還情願倒貼一張紅票子,貼兩張也行,隻是不要把我拉來受審就行。我坐馬車來就差不多花去五個盧布了。我身體又不好,有疝氣病,還有風濕痛。”
證人們就說了這樣一些話。而被告本人則全部招認,就像一條被逮住的小野獸,茫然地左顧右盼,同時斷斷續續地把作案的過程從實講出來。
案情已經很清楚。可是副檢察官仍像昨天一樣,聳起肩膀,提出一些古怪的、意在引誘狡猾的犯人上鉤的問題來。
他在發言中證實,這個盜竊案是在有人住的房子裏發生的,並且撬了鎖,因此小夥子應受到最重的懲罰。
法庭指定的辯護人卻證實,這個盜竊案並不是在住人的房子裏犯的,因此,罪行固然不能否認,但罪犯畢竟不是像副檢察官所斷言的那樣對社會構成嚴重危害。
審判長也像昨天那樣,表現出不偏不倚、主持公道的樣子,向陪審員詳細解釋和重申一些他們已經知道而且不可能不知道的規矩。同昨天一樣,審訊也有幾次休會,大家去抽煙,然後民事執行吏又是一聲吆喝:“開庭!”於是那兩個憲兵又極力克製著睡意,持著出鞘的軍刀坐在那裏,嚇唬犯人。
通過審訊,人們可以清楚地知道,這個青年本來由父親送到一個卷煙廠當學徒,在那裏待了五年。今年,工廠主和工人發生一次糾紛後,他被廠主解雇了。他找不到活幹,便在城裏遊**,把最後的一分錢也喝酒喝光了。在小飯館他結識了那個比他更早失業、酗酒很厲害的鉗工。一天晚上,他們兩人一起喝醉了酒,便去一處門戶撬鎖,從那裏偷走了舊地毯。結果他們被捕了。他們照實招認了罪行,被關進牢裏。鉗工在開審前瘐死獄中。現在這個小學徒正被作為一個社會上必須加以防備的危險人物受到審判。
“要說他是個危險人物,那也同昨天那個女犯人差不多,”聶赫留朵夫聽著法庭上人們所說的這些話,一邊想,“他們是危險人物,我們就不危險嗎?……我自己就是個荒**好色之徒,是個騙子手,可是所有知道我底細的人不但不藐視我,反而尊敬我,難道我們這班人就不危險嗎?再者,就算這個小學徒是這個法庭在座的全體人員中對社會最危險的人,那麽現在他被捕了,按常理該怎麽處理呢?
“顯然,這個小學徒並不是一個特別的壞蛋,而是很平常的人,這一點大家都很清楚。他之所以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無非是由於他處在會產生這種人的環境裏。因此,看來問題很清楚,要小夥子不至於變成這種人,就必須努力消除造成這種不幸的人的環境。
“可是我們又是怎麽做的呢?我們抓住這樣一個偶然落到我們手裏的小學徒,明明知道,還有成千上萬這樣的人逍遙在社會上,我們卻把他關進監獄,使他終日無所事事,或者是做些有害無益、毫無意義的勞動,交結一些同他一樣的軟弱無能而且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的人,然後由國庫出錢把他們同一些最墮落的人混在一起,從莫斯科省流放到西伯利亞東部的伊爾庫茨克省去。
“我們不僅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消除產生這種人的環境,反而一味助長製造這種人的機構。這些機構是眾所周知的,也就是工廠、工場、作坊、小飯館、酒店、妓院。我們不但不去消滅這些機構,反而認為它們是必要的,從而去資助它們,振興它們。
“我們用這種方式培養出來的人不是一個,而是千百萬個。然後我們逮住一個,就以為做了一件大事,就可以一勞永逸,高枕無憂,再也不用做什麽事了,因為我們已把他從莫斯科省發配到伊爾庫茨克省去了,”聶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邊的椅子上,聽著辯護人、檢察官和審判長的各種不同語調,看著他們自以為是的各種姿態,異常激動地思考著,“要知道,搞這一套虛假的名堂,要耗費多少極其緊張的精力啊。”聶赫留朵夫繼續思索著,向這個大廳環顧了一眼,看著那些畫像、燈盞、圈椅、軍服,以及厚牆和窗戶,想到這座宏偉的建築物,還有那些更宏偉的機構以及由官僚、文書、看守、役差等組成的龐大的隊伍。這類隊伍不僅在這裏有,而且在全俄羅斯各地都有。他們由於表演這種誰也不需要的鬧劇而領取高額的薪金。“如果我們拿這些力量的百分之一用於幫助那些被拋棄的人,那將會是一種怎樣的局麵啊?而如今我們卻隻把他們看作是為我們的安寧和舒適服務所必需的幫手和勞動力而已。其實,當時這小夥子由於貧困從農村來到城市時,要是有一個人可憐他,幫他一把就好了,”聶赫留朵夫瞧著那個病態的恐懼的小學徒的臉,想道,“或者當他在城裏、在工廠工作了十二小時之後,被年紀比他大的人拉到小酒館去時,有一個人能對他說一聲:‘萬尼亞,別去,這不好。’那麽,這個小學徒也許就不會去了,更不會一時頭腦發熱,去做什麽壞事了。
“然而,自從他在城裏過著牛馬般的學徒生活,為避免長虱子而把腦袋剃光,為師傅們跑腿買東西以來,卻從來沒有一個人可憐他,相反,自從他在城裏住下後,他從師傅們、夥伴們嘴裏聽到的無非都是‘誰會騙人、誰會喝酒、誰會打架、誰會逛窯子,誰就是好漢’之類的話。
“而當有礙健康的繁重勞動、酗酒、**害得他身殘誌衰後,他就變得傻頭傻腦、神誌不清、失魂落魄,漫無目的地在城裏漂泊流浪,又一時糊塗,鑽進人家的堆房裏,從那裏拿走了幾條誰也不需要的粗地毯,而我們這班生活富裕、家裏有錢、受過教育的人不僅不去設法消除造成這個小學徒今天墮落的原因,還要懲罰他,想以此來糾正這類事情。
“真可怕!這種情形主要是由於殘酷還是荒謬,誰也說不清楚。
不過,看來,不論是由於殘酷還是荒謬,情況已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聶赫留朵夫思考著這一切,已不再聽法庭上的審問了。他的思想是如此激烈,連他自己也大吃一驚。他感到奇怪,這一切他以前怎麽就看不到,其他人居然也沒有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