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赫留朵夫來到律師的住所,律師沒有按照次序,提前接見了他,並且立刻談到明肖夫母子一案,他看過案卷,對控告他們缺乏根據表示憤慨。

“這個案子真叫人氣憤!”他說,“火很可能是房東自己放的,目的是要撈到一筆保險費。我查對了案卷,發現明肖夫母子一案完全是冤案,連一點罪證也沒有。這都是偵訊官過分賣力,副檢察官粗心大意弄出來的。這個案子隻要在本市審訊,不轉到縣裏去,我願為他們辯護,擔保會贏,而且分文不取。”

律師還談到了費多霞的案子,說這也是一樁冤案,他已經替費多霞寫了一份呈給皇帝的訴狀。他囑咐聶赫留朵夫說:“如果您到彼得堡去,您就自己把這份訴狀帶去,親自往上遞,再托一下人情。

要不然他們隨便問一下司法部,那邊敷衍了事,一下子把它推了出來,也就是把訴狀駁回,弄得事情一無結果。您要設法托一托地位最高的人才行。”

“去見皇上嗎?”聶赫留朵夫問。

律師笑了笑說:“那可是最高一級,高到無可再高了。我說的‘最高’指的是上訴委員會的秘書或主任。那麽,沒有別的事了吧?”

“有,我這裏還有某教派信徒寫給我的信,”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說,“要是他們寫的都是事實,那可真是怪事了。我今天一定要同他們見個麵,了解一下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我看您已經變成一個漏鬥或者瓶口,監獄裏的冤案都要通過您一個一個流出來了,”律師笑嘻嘻地說,“實在太多了,您應付不了的。”

“不,這可真是一樁令人吃驚的事情。”聶赫留朵夫說,接著就簡要地講了講案情。有一個村子,老百姓聚在一起讀《福音書》。長官走來,把他們驅散。下一個禮拜日他們又聚在一起。長官就喚來了管事的低級警官,寫了個公文,把他們送交法院。法院偵訊官審問他們,副檢察官擬好起訴書,高等法院批準起訴,他們就被送進法庭審判。副檢察官宣讀起訴書,桌上放著物證—— 《福音書》,他們就被判處流放。“這真是駭人聽聞。”聶赫留朵夫說,“難道真有這樣的事嗎?”

(因聚在一起讀《福音書》就被判流放,可能和東正教合並派有關,這些被判流刑的百姓可能是合並派教徒,合並派主張東正教和天主教合並,承認羅馬教皇的最高權力和天主教會的基本教義。俄國自稱是第三羅馬,乃古羅馬的正統,其宗教也是正教,而天主教則是邪教。但1596年波蘭立陶宛王國合並俄國西部地區後,實行了俄國東正教和波蘭天主教的合並。在波蘭統治下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地區的東正教信徒都必須成為合並派教徒。但1839年,波蘭被瓜分,俄國獲得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地區,便在這些地區廢止教會合並,重新建立東正教,強迫合並派的信徒改信東正教。但直到本書描寫的十九世紀末,俄國仍有堅守合並派教義的信徒,他們繼續承認羅馬教皇的權力,藐視俄國東正教大主教的威權。俄國當局對這些教徒嚴加打擊,懲治手段是流放,甚至將他們的家庭拆散,令其父母子女天各一方,這樣他們就不會以家庭的形式傳教,難成氣候。)律師聽到教派案,以不屑一顧的神情說:“這有什麽好奇怪的?”

聶赫留朵夫說:“一切都很怪。我理解警察,他是奉命捕人,可是副檢察官擬好起訴書,他總是受過教育的吧?”

“錯誤就在這裏:我們總是習慣地認為檢察官和一般司法人員都是些新自由派。他們過去是這種人,可是現在完全是另一種人了。

這是一批官僚,隻關心每月二十號①。他們領薪水,並想領得更多些。他們的全部信念就在於這一點,也僅限於這一點。他們想控告誰就控告誰,想審判誰就審判誰,想定誰的罪就定誰的罪。”

“一個人隻是因為同別人一塊讀了福音書就被判流放。難道真有這樣的法律嗎?”

① 官府每月發薪的日子。

“隻要能夠證明這種人讀福音書的時候敢於不按照規定向別人講解《福音書》,因而違背了教會的解釋,那就不但可以把他流放到不那麽遠的地方去,而且可以把他送去服苦役刑①。當眾詆毀東正教的信仰,按照第一百九十六條,就要判處流刑,而且在流放地永久落戶。”

“這不可能。”

“我跟您說的是實話。我平素總是對那些法官老爺們說,”律師接著講下去,“我一見到他們就不能不感激涕零,因為如果我,您,我們大家,沒有被關進監牢裏去,那都多虧他們仁慈。要褫奪我們每一個人的特權,流放到不那麽遠的地方去,那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

“但如果是這樣,而且一切都取決於檢察官和那些可以運用或不運用法律的人的隨心所欲,那麽還要法院幹什麽?”

律師快活地哈哈大笑起來。

“瞧您提的是什麽問題!喂,老兄,這已經是哲學了。當然,就是哲學問題也可以談一談。就請您禮拜六來吧。您會在我家裏遇見一些學者、文學家、藝術家。到那時我們也可以談談各種具有普世價值的嚴肅問題。”律師在說“各種具有普世價值的嚴肅問題”時,帶有某種譏諷的口吻。“你已經認識我的妻子。你來吧!”

“好,我將盡量想法抽時間來。”聶赫留朵夫回答說。他覺得自己說的不是真心話,而他內心裏的真實想法是,他隻能想法子不去參加律師家裏的晚會,不同聚集在他家裏的那一些徒擁虛名的學者、文學家和藝術家周旋。

①“不那麽遠的地方”指西伯利亞以外的地方。服苦役通常是在西伯利亞和更遠的地方。

每當聶赫留朵夫義正詞嚴地發表意見說,如果司法人員可以隨心所欲地運用或者不運用法律,那麽法院就沒有意義了時,律師就對他的見解報以鄙夷不屑的嗤笑聲,而在律師談及“哲學”和“諸具有普世價值的嚴肅問題”時,他一直帶著那種大不敬的口吻,這一切都向聶赫留朵夫表明,他同律師對事物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至於律師的那班朋友們,則更不用說了。而且他覺得,盡管他現在跟申博克一類的舊朋友已經有了距離,但他跟律師和律師圈子裏的人的距離更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