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對年輕人來說這種單人牢房真是可怕!”姨媽說著搖搖頭,也點上一支煙。

隨後,聶赫留朵夫和舒斯托娃的姨媽在一起談論了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還有各種和革命活動有關的事情,他們倆在思想上有共鳴。最後,他們又談到了沙皇迫害進步人士的牢房。

“我想,這種單人牢房對所有的人都是很苦楚的。”聶赫留朵夫說。

“不,不是對所有人坐牢都是很苦,”姨媽回答說,“人家對我說過,對真正的革命者來說,這卻是一種休息、一種解脫。地下工作者永遠生活在恐慌之中,物質生活也極其困難,終日為自己、為別人、為事業擔驚受怕,而一旦被捕了,這一切也就結束了,全部責任也解除了,你就坐下來休息吧。人家對我說,他們被捕時還感到高興呢。可是對於年輕人,無罪的人——像莉吉婭那樣無罪的人總是首先被捕的——對於這些人來說,第一次的打擊是很可怕的。這倒不是因為被剝奪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對待,吃得很壞,空氣汙濁。這一切艱難困苦都算不了什麽,隻要沒有像初次被捕時的那種精神上的打擊,那麽,即使是再加兩倍的苦難,也容易挺得過來。”

“難道您也有這樣的經曆?”聶赫留朵夫問道。

“我嗎?坐過兩次牢,”姨媽憂傷而動人地笑著說,“在第一次被捕——無緣無故地被捕時,”她接著說,“我才二十二歲,我有一個小孩,而且又懷了孕。盡管我失掉了自由,離開了孩子和丈夫,感到很痛苦,但是,比起我明白我不再是一個人而成了一件任人擺布的東西時的感覺來,這一切又都算得了什麽。我想同女兒告別,他們卻逼我快去上馬車;我問他們把我帶到什麽地方去,他們回答說,等我到了就知道了;我問他們我犯了什麽罪,他們不理會我,我受審以後,他們就要我脫掉原來的衣服,換上帶編號的囚衣,把我領到彼得保羅要塞的拱門下麵的走廊上,打開門,把我推進去,再把門鎖上,他們就走了,隻留下一個帶槍的哨兵。哨兵默默地走來走去,時而從門縫裏張望一下。我痛苦極了,我記得,當時有一件事特別使我驚訝。有一個憲兵軍官在審問我的時候,遞給我一支煙。可見,他知道人是喜歡吸煙的,那麽他也應該知道,人喜歡自由和光明,知道母親愛孩子和孩子愛母親。而他們又為什麽要無情地把我同我所珍愛的一切拆開,把我當野獸一樣鎖起來呢?一個人經過這樣的遭遇後是不會沒有反應的。即使是一個相信上帝和相信人、相信人們彼此相親相愛的人,在經曆了這一切後,他也就不再相信了。我從那時起,再也不相信人了,心腸變硬了。”她說完後笑一笑。

莉吉婭的母親從莉吉婭出去的那個門口走進來,說莉吉婭很不舒服,不再來了。

“為什麽要毀掉這樣一個年輕的生命呢?”姨媽說,“使我特別難過的是,我不由自主地成了這件事的罪魁禍首。”

“求上帝保佑,她吸一下鄉間的空氣會複原的,”母親說,“我們就要把她送到她父親那兒去了。”

“是啊,要不是您出力的話,她就完全斷送了,”姨母說,“謝謝您。不過我打算跟您見麵,卻是為了托您把一封信轉交薇拉·葉甫列莫芙娜。”她說著從衣袋裏取去一封信來。“這封信沒有封口,您可以把信上的話看一遍,然後您把它撕毀也成,把它轉交也成,總之,這要看您覺得怎樣做才比較符合您的信念,”她說,“這封信上沒有什麽損壞人的名譽的話。”

聶赫留朵夫接過信來,答應轉交這封信,然後他站起來告辭,走出去,來到街上。

他沒有看那封信的內容,把信口封上,決定按照委托,把這封信交給薇拉·葉甫列莫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