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絲洛娃可能隨第一批犯人遣送出去,因此聶赫留朵夫積極做著動身前的準備工作。但要做的事太多,他覺得無論有多少時間都來不及。現在的情形,同以前完全相反了。以前他得考慮應該做什麽事,而且他所做的事情的利益,永遠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集中在德米特裏·伊萬諾維奇·聶赫留朵夫身上。不過盡管那時候他的生活的全部利益集中在德米特裏·伊萬諾維奇一個人身上,可是所有那些事情都枯燥無味。現在一切事情都關聯到別人,而不是關聯到德米特裏·伊萬諾維奇,一切倒都變得有趣味,吸引人了,而且這類事情是多得數不清的。
再者,以前專為德米特裏·伊萬諾維奇辦事,卻老是在他的心裏引起煩惱和氣憤。現在這些外人的事情倒大多在他的心裏引起歡暢的心情。
聶赫留朵夫現在要做的事可分三類。他按他一貫的學究作風,這樣分了類,並據此把相應的文件分別放入三個皮包裏。
第一類事是為了瑪絲洛娃和幫助她解決困難。這方麵主要就是為告禦狀奔走,爭取支持,以及為西伯利亞之行做好準備。
第二類事是處理地產。在巴諾沃,土地已交給農民,由他們繳付地租,作為農民的公益金。但為了使這件事在法律上生效,必須立下契約和遺囑,並且在上麵簽字。在庫茲明斯科耶,事情仍像他原先安排的那樣,就是他得收地租,得規定交租期限,並且確定從這筆錢中提取多少作為生活費,留下多少給農民做福利。他還不知道西伯利亞之行需要花多少錢,因此這筆收入還不敢全部放棄,隻是減去了一半。
第三類事是幫助囚犯,因為來求他的人越來越多了。
剛開始接觸向他求助的犯人的時候,他立即為他們到處奔走,盡力減輕他們的不幸遭遇;可是後來求助的犯人實在太多,他感到無法幫助他們每一個人,於是他又不由自主地擔負起第四類事情,這一類事情近來使他傾注了更多注意力。
第四類事情就是要解答這樣一個問題:所謂刑事法庭這種奇怪的機關究竟是什麽東西?有什麽必要存在?以及它是怎麽產生的。
有了這種機關,也就產生了他同一部分囚犯在其中相識的監獄,以及從彼得保羅要塞起到薩哈林島止的種種監獄,而成千上萬的人由於有了這麽一部莫名其妙的刑法正在那裏受盡磨難。
聶赫留朵夫通過他同囚徒的私人關係,通過他同律師、監獄牧師和典獄長的談話,以及了解被監禁人的經曆,他把囚徒,也就是所謂的罪犯,歸納為五種人。
第一種人是完全無罪的,是法庭錯判的受害者。例如被誣告的縱火犯明肖夫,又如瑪絲洛娃和其他人。這種人不很多,據神父估計,大約占百分之七,但他們的遭遇特別引人同情。
第二種人是在狂怒、嫉妒、酗酒等特殊情況下做了什麽事而被判刑的。那些審判他們的人,要是處在同樣的情況下,多半也會做出這樣的事來。這種人,據聶赫留朵夫估計,大概超過全體罪犯的半數。
第三種人被懲處的原因是他們做了自認為極其普通,甚至是好的事情,可是這些事情,按照那些和他們持有不同觀點的製定法律的人看來,就是犯罪。屬於這一種的有販賣私酒,有走私的,有在地主和公家大樹林裏割草打柴的。還有盜竊成性的山民、不信教的和打劫教堂的也屬於這一種。①
第四種人被列入罪犯的原因,不過是由於他們的道德品質高於社會的一般水平。這種人有教派信徒,有為獨立而暴動的波蘭人②、契爾克斯人③,還有政治犯——因反對政府當局而被判刑的社會主義者④和罷工者。這種社會優秀分子的比例,據聶赫留朵夫估計,是相當大的。
最後,第五種人,是這樣的一些人:社會對他們所犯的罪要比他們對社會所犯的罪大得多。他們都是被拋棄的人,在不斷的壓迫和**下變得精神麻木,就像那個偷粗地毯的男孩一樣。像這樣的人,聶赫留朵夫在監獄內外還見過幾百個,他們的生活似乎一步步逼得他們不能不做出所謂犯罪的事情來。有很多盜賊和凶手,據聶赫留朵夫觀察,就屬於這種人,他在這段時期裏同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有過接觸。至於那些道德敗壞、腐化墮落的,聶赫留朵夫通過深入了解,認為也可歸到這一種。然而犯罪學的新學派①卻稱之為“犯罪型”,認為他們在社會上的存在就是刑法和懲罰之所以必不可少的主要證據。但照聶赫留朵夫看來,社會對這些人所犯的罪,其實超過他們對社會所犯的罪,不過,社會不是對他們本人犯了罪,而是以前對他們的父母和祖先犯了罪。
① 此處盜竊成性的山民特有所指,據本書俄文本編者說,乃指高加索山區的少數民族,本書作者托爾斯泰在那一帶做軍官的時候在一封信上寫道:高加索的山民把盜竊看得同唱歌和酗酒一樣平常,認為善於盜竊是勇敢的表現。另外,本書英譯者莫德夫人和她的丈夫同托爾斯泰關係密切,她在此處加注說,可能是指高加索當地人,雖然他們的國家早已被征服,他們仍舊打劫大隊的客商,盡量搶劫俄國人的大群牛羊,並且以此為榮。
② 當時波蘭被俄、奧、普三國瓜分。
③ 在俄國高加索的阿第蓋和契爾克斯克居住的一個部族,在19世紀上半葉他們的國家被俄國征服和吞並。
④ 主要指俄國民粹派的成員。
在這些人中間,慣竊犯奧霍京特別吸引聶赫留朵夫的注意。奧霍京是妓女的私生子,從小在夜店裏長大,活到三十歲也沒有見過一個道德比警察更高尚的人。他從小就混跡於盜賊、扒手中間,卻又天生有滑稽和幽默的才能,招人喜愛。他向聶赫留朵夫求助,同時卻又嘲笑自己,嘲笑法官們,嘲笑監獄,而且嘲笑一切法律,不但嘲笑刑法,甚至嘲笑上帝的戒律。另一個人是費多羅夫,相貌英俊,帶領一夥人劫掠一個年老的官吏,並且把他打死。費多羅夫原是農民,父親的房屋被人完全非法地霸占了,後來他自己當了兵,在軍隊裏因為愛上一個軍官的情婦而吃了很多的苦頭。這人具有招人喜歡的活潑熱情的天性,結交狐朋狗友,到處尋歡作樂。在他的心目中,天下沒有一個人會克製欲望,放棄享樂。他也從來不知道,人生在世除了享樂還有其他目的。聶赫留朵夫明白,這兩個人的才智是很出色的,隻是像無人照管的植物一樣,畸形生長,變得不成器了。他還看見了一個流浪漢和一個女犯人,他們的麻木遲鈍和表麵的殘忍使人望而生畏,可是他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們就是意大利學派②所說的犯罪型,隻認為他們是一些他個人所厭惡的人,就跟他在監獄外麵見過的一些穿著禮服、戴著肩章的男人和裝飾著花邊的女人也感到厭惡一樣。
① 指意大利刑事人類學派的代表龍勃羅梭,他認為犯罪是從有人類以來長期遺傳的結果,提出“先天犯罪說”。
② 指以龍勃羅梭為代表的“先天犯罪說”派,他們否認犯罪的社會原因,認為犯罪是天生的。
因此,研究上述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為什麽關在監獄裏,而另外那些一模一樣的人為什麽行動自由以至審判前麵那些人的問題,就成為聶赫留朵夫那時很感興趣的第四類工作。
起初聶赫留朵夫希望在書本裏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把一切涉及這個題目的書都買來。他買來了龍勃羅梭、嘉羅法洛、費利、李斯特、摩德斯萊、塔爾德①的著作,用心閱讀,但越讀越失望。有些人研究學問,目的不是在學術方麵做點什麽事,例如寫作、辯論、教書等等,而是在尋找一些簡單的生活問題的答案,但結果往往失望。聶赫留朵夫現在碰到的就是這樣的情況:學術給他解答了成百上千個同刑法相關的極其深奧的問題,可是獨獨沒有解答他要尋求答案的那個問題。他所提的問題是很簡單的。他問:為什麽有些人可以把另一些人關押起來,加以虐待、鞭撻、流放、殺害,而他們自己其實是跟他們所虐待、鞭撻、殺害的人完全一樣的人?他們憑什麽可以這樣胡作非為?然而回答他的卻是各種議論:人究竟有沒有意誌的自由?能不能利用測量頭蓋骨之類的方法判明人是犯罪型?遺傳在犯罪當中起什麽作用?有沒有天生的道德敗壞的人?
究竟什麽是道德?什麽是瘋狂?什麽是退化?什麽是氣質?氣候、食物、愚昧、模仿、催眠、情欲對犯罪有什麽影響?什麽是社會?
社會有哪些責任?等等。
這些議論使聶赫留朵夫想起一個放學回家的男孩曾怎樣回答他的問題。聶赫留朵夫問男孩,是否學會了拚寫。“學會了。”男孩回答說。“那好,請拚一下:爪子。”“什麽爪子——狗爪子嗎?”男孩一臉狡黠地回答。聶赫留朵夫從那些學術著作中為他的那個根本性的問題找到的,就是類似這樣的反問式的答案。
① 龍勃羅梭(1836—1909),意大利精神病學者,刑事人類學派的代表;嘉羅法洛,生於1852年,他和費利都是意大利犯罪學家,龍勃羅梭的信徒,並且是龍勃羅梭所創建的“意大利犯罪學派”的代表;李斯特(1789—1846),德國經濟學家;摩德斯萊(1835—1918),英國心理學家;塔爾德(1843—1904),法國社會學家,刑事學家。
這些著作中有許許多多精辟、深奧和有趣的內容,然而卻沒有解答最根本的問題:憑什麽權利一些人可以懲罰另一些人?不僅僅沒有對此做出解答,而且所有的議論都歸結為一點,那就是替懲罰做辯解,認為懲罰必不可少,這是天經地義、顛撲不破的公理。聶赫留朵夫看了很多書,但時斷時續,這樣他就把找不到答案歸咎於鑽研不足,希望以後能找到答案。
當然,前麵已經說過,近段時間來,對於這個問題,他自己有一個答案,而且這個答案越來越頻繁地盤旋在頭腦裏,這就是:所有這些人被捕,被關或者被流放,絕對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麽不義行為,或者犯法行為,而隻是因為他們妨礙官僚和富人據有他們從人民頭上搜刮來的財富。但因為他又讀了許多書,所以他還不能肯定這個答案是準確無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