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費城不久後,新的鉛字就從倫敦運來了。我們和凱默好說好散,在他還沒聽到風聲前離開了。我們在市場附近找到了一間房子租了下來。為了減少租金(當時隻要二十四鎊一年,我聽說後來漲到了七十鎊),我們招了玻璃安裝工托馬斯·戈弗雷和他的家人合住,他們要負擔很大一部分租金,我們則在他家搭夥吃飯。我們剛剛拆開鉛字,把印刷機收拾停當,一個朋友喬治·豪斯就領來了一個他在街上遇到的鄉下人。此人當時正在打聽哪裏有印刷所。我們的現金都用來購置各種必需之物了,這個鄉下人付的五先令是我們的第一筆收入,它來得如此及時,帶給我們的快樂勝過我日後掙到的任何一個克朗[1]。而且因為對豪斯心懷感激,我總是願意幫助那些剛起步的年輕人,如果沒有這件事,我也不會這麽熱心。
任何地方都有悲觀主義者,他們總是預言此地即將毀滅。費城當時也有這麽一位,是位有名望的老者,看上去很聰明,講起話來非常嚴肅,大名叫塞繆爾·米克爾。這位老先生與我素昧平生,有一天卻在我門前駐足,問我是否就是那個最近開了間印刷所的年輕人。得到肯定的回答後,他說為我感到惋惜,因為開一間印刷所是要花很多錢的,可我最後會把這些錢都賠進去。他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費城這個地方正日漸沒落,人們都已接近或處於半破產狀態。盡管從表麵上看正好相反——新樓建成、地租上漲等等,但是依他看來這一切都是假象。事實上這些東西也正是毀滅我們的因素。接下來,他不厭其詳地向我講述了各種災難,有眼下存在的,也有即將發生的。他走後,我感到悶悶不樂,如果能早點認識他,我大概就不會開業了。後來這位先生繼續住在這個沒落的城市,不斷重彈他的悲觀論調:很多年都不肯在此購置房產,因為一切都將毀於一旦。最後我高興地看到他終於買了房子,價格是他最初大談悲觀論時的五倍。
有件事情我應該放在前麵講:前一年秋天,我把自己認識的大部分有識之士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社團,旨在相互切磋,共同進步,我們給它起名叫“秘社”(Junto)[2]。社團每星期五晚上聚會。我定了一套規矩,要求每個社員必須輪流提出至少一個關於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學的問題供大家討論;每三個月必須朗讀一篇自己寫的文章,題目自選。我們的辯論由一位社長主持,要懷抱求真之誌,杜絕好辯之風和爭勝之心。過了一段時間,為了防止與會者情緒過於激動,我們禁止了所有獨斷的表達或強硬的爭辯,違者將予以一小筆罰款。“秘社”最開始的社員如下:
約瑟夫·布賴因特納爾
公證人契約書的抄寫員。一個溫厚友善的中年人,非常熱愛詩歌,逢詩必讀,自己寫的詩也還過得去;心靈手巧,會做很多小玩意;談吐通達。
托馬斯·戈弗雷
一個自學成才的數學家,對本行非常精通,後來的哈德列象限儀就是他發明的。但在本行之外所知甚少,而且不太好相處。他像我見過的大部分數學家一樣,要求話一出口必須準確無誤,總是在一些細節問題上斤斤計較,讓所有談話都無法順利進行。不久他就離開了我們。
尼古拉斯·斯卡爾
勘測員,後來當了勘測局局長,熱愛讀書,偶爾寫幾句詩。
威廉·帕金森
學的是製鞋手藝,但熱愛讀書,頗通數學。他一開始是為了占星術而學數學,後來卻對占星術大加嘲笑。他也當過勘測局局長。
威廉·莫格裏奇
一個細木匠,手藝極為精湛,是個穩當可靠、通情達理的人。
羅伯特·格雷斯
一個家產殷實的年輕紳士。活潑機智,經常語出雙關,很受朋友們的喜愛。
威廉·科爾曼
當時是一名商店店員,年齡與我相仿。他幾乎是我見過的人裏頭腦最冷靜、心地最善良、品行最端正的了。後來他成為了一名很有名的大商人,還是本省的法官之一。我們的友誼持續了近四十年,一直到他去世。
還有我前麵已經講過的休·梅雷迪斯、斯蒂芬·波茨和喬治·韋布。
我們的社團差不多持續了近四十年,它是當時本地區最好的科學、道德和政治學校。我們在討論前一周會先提出問題,所以我們在讀書時便將注意力放在幾個主題上,在討論時就更加有的放矢,而且我們在這個社團養成了良好的談話習慣——為了防止衝突,我們訂立了種種會規,一切研究都要遵循這些會規來進行,所以我們的社團才能長久存在,我在後麵還會經常提到它。但是,在此提到這個社團,是為了說明一些跟我有利害關係的事:社團裏的每個人都盡力為我的印刷所招攬生意。尤其是布賴因特納爾,他給我們介紹了為貴格會印製會史的生意,共四十個印張,剩下的部分由凱默承接。這筆生意我們做得非常辛苦,因為收費很低。這是一本大尺寸的對開本書籍,正文用十二點活字,注釋用十點活字。我每天排一個印張,然後梅雷迪斯把它印出來。因為時不時有其他朋友介紹的零活插進來,等我們印完將鉛字歸好位以備第二天使用時,往往已經是晚上十一點了,有時甚至更晚。但是我已經下定決心每天做完一個印張。有一天我裝好版,以為一天的工作已經結束時,卻不小心弄亂了一張版,有兩頁的鉛字混在了一起。我立刻拆版,重新排好後才上床睡覺。
我的勤奮在鄰裏間有目共睹,漸漸為我們帶來了名聲和信譽。我還聽說了這樣一件事:在商人的夜間俱樂部裏,有人提到了新開的印刷所,大家都認為肯定開不下去,因為本地已經有凱默和布拉德福德兩家了,但是貝爾德博士(多年後咱們曾經在他的故鄉蘇格蘭的聖安德魯地區見過他)卻提出了相反的看法:“那個富蘭克林的勤奮無人能及,我從俱樂部回家的時候看到他還在幹活,第二天鄰居們還沒起床他就已經開工了。”這番話打動了其他人,很快就有人主動提出給我們供應文具,讓我們代銷。不過我當時並不想開商店。
盡管有自吹自擂之嫌,但我卻毫不掩飾來強調自己的勤奮。我這樣做是為了讓我的子孫後代在讀到這本書,看到勤奮給我帶來的種種好處,能夠明白這項美德的可貴之處。
喬治·韋布從一位女性朋友那裏借了一筆錢,交給凱默,贖回了自由之身。他跑到我這裏來謀求一個熟練工的位子,我當時沒法雇他,卻愚蠢地透露給他一個秘密:我打算辦一份報紙,到時候可能會有工作給他做。我告訴他這份報紙很有希望成功,因為本地唯一的報紙是布拉德福德辦的,他辦得很不好,報紙毫無價值,枯燥乏味,卻給他帶來了不少收益。所以我想一份好報紙肯定能受到歡迎和支持。我要求韋布替我保密,可他竟然告訴了凱默。為了搶奪先機,凱默立刻宣布自己打算辦報,而且要雇傭韋布做這件事。我非常憤怒,想給他們搗亂,可我現在還沒法辦報,便給布拉德福德的報紙寫了幾篇有趣的文章,題目是《愛管閑事的人》,後來布賴因特納爾又繼續寫了幾個月。就這樣,大家的注意力被我們吸引了過來,而凱默的計劃被我們奚落了一番後,已經沒人在意了。不過凱默還是辦了報,在支撐了三個季度之後,最多也隻有九十個訂戶。他想把報紙以低價賣給我,我也早已做好了接手的準備,於是立刻把它買了下來,幾年後,這份報紙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收益。
我發現盡管我和梅雷迪斯的合夥關係還在繼續,我卻總是使用單數人稱“我”(I),這可能是因為所有的經營工作其實都落在我一個人身上。梅雷迪斯不會排字,印刷也做不好,而且總是醉醺醺的。我的朋友們都對我和他合作感到惋惜,但是我決定做好自己的本分,隨遇而安。
我們的第一份報紙發行了,與本省其他報紙的麵貌迥然不同,鉛字更清晰,印製也更精美。當時伯內特總督和馬薩諸塞省議會之間正有一場爭端,我發表了一些言辭激烈的評論,驚動了一些要人,這份報紙和辦報人成了他們的話題,幾個星期後他們都成了我們的訂戶。人們紛紛跟風,我們的訂戶數量與日俱增。這是我學會寫小文章後的最初的收獲之一,再有就是,這些大人物看到報紙掌握在一個會搖筆杆子的人手裏,覺得要給我一些恩惠和鼓勵。布拉德福德依然在承印選票、法律文件和其他公家生意。但他把一份議會給總督的呈文印得質量粗劣、錯誤百出,我們把它重新印得精美準確,給每位議員人手一份,使他們意識到雙方的差距,於是議會中我們友方的力量大大增強了。經過投票,我們被選為第二年的承印商。
在議會的朋友中間,我絕不會忘記的是之前提過的漢密爾頓先生,他此時已經從英國歸來,當上了議員。在上麵提到的這件事中,他給了我很大的支持——他終生在很多事情上都對我照顧有加。
大約在這個時候,先生提起了我欠他的那筆錢,但沒有催我。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將情況坦言相告,請他再寬限一段時間,他答應了。後來我有能力償還時,立刻連本帶息全部還清,並且表達了我的感謝之情,總算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錯誤。
但在此時,我遇到了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困難。按照約定,梅雷迪斯的父親本應為我們付清印刷所的開銷,此時才知道他隻能付一百鎊。他付了這筆錢,但是我們還欠商人一百鎊,對方失去了耐心,把我們幾個都告上了法庭。我們繳了保釋金,但看來如果我們不能及時籌到錢,案子很快就會判決執行,到時候我們就完了,大好前程將毀於一旦,因為印刷機和鉛字將會被變賣抵債,而且很可能是半價出售。
在這危難之際,兩位真正的朋友伸出了援手,我對他們的恩情感銘於心。在我沒有張口求助的情況下,他們不約而同地分別找到了我。兩個人都說如果我能獨立開業,願為我墊付所需的全部款項,他們不希望我繼續和梅雷迪斯合作,說經常看到他在大街上喝得醉醺醺的,或在酒館裏玩些下流遊戲,實在有損我們的聲譽。這兩位朋友是威廉·科爾曼和羅伯特·格雷斯。我告訴他們,隻要梅雷迪斯父子還有可能履行我們的約定,我就不能主動提出散夥,因為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如果有能力將來也會做下去,我欠他們很大的人情;不過如果他們最後沒能履行約定,我們的合夥關係被迫結束,那時我就能心安理得地接受朋友們的資助了。
這件事就這樣擱置了一段時間,後來我對我的合夥人說:“也許你父親對你在生意裏承擔的角色不滿意,所以不願意為咱倆墊資,隻願意為你一個人墊資。如果真是這樣,請告訴我,我會把生意全都交給你,自己再去找事情做。” 他說:“不是的,父親真的很失望,他確實無能為力,我也不願意再拖累他了。我現在明白了,我不適合幹這行,本來是個農民,三十歲了還要跑到城裏來當學徒,學新手藝,實在是太蠢了。我們很多威爾士人要去北卡羅來納定居,那裏的土地便宜,我想跟他們一起去,做回我的本行。你也可以找朋友來幫你。如果你願意承擔公司的債務,歸還我父親墊付的一百鎊,幫我還一小筆私人欠款,再給我三十鎊和一副新馬鞍,我就放棄合夥關係,全部生意都歸你。”我同意了,立刻寫好一份協議,簽字蓋章,給了他想要的東西。他很快就去了北卡羅來納,第二年從那裏給我寫來了兩封長信,講述了該地的氣候、土地、農業等等,在這些方麵他非常懂行。這兩封信是我所見過的對於那個地區最好的敘述,我把它們登在了報上,讀者們感到非常滿意。
梅雷迪斯走後,我立刻去找了那兩位朋友。我不願表現得傾向於任何一方,於是從兩人那裏各自接受了我所需要的半數,償清了公司的債務,開始以我自己的名義經營。我在報上發表聲明,宣布之前的合作關係已經解除,我記得這是在1729年前後。
大約就在這段時期,人們開始呼籲發行更多紙幣。當時本省的紙幣儲備隻有一萬五千鎊,而且很快會進一步減少。有錢人反對增加發行量,因為他們反對一切紙幣,害怕一旦像在新英格蘭那樣發生紙幣貶值,所有債權人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我們的“秘社”也討論了這個問題,我讚成發行更多紙幣,因為我相信1723年第一次少量發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增加了本省的貿易、就業和居民人數。現在所有的老房子裏都住著人,還有很多新房子正在建設,可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我第一次吃著麵包卷在費城的街道上閑逛時,看到第二大街和前街中間的胡桃街上,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著出租的廣告,板栗街和其他街巷也是如此。當時我覺得這座城市的居民正在紛紛棄城而去。
這番辯論使我特別關注這個題目,就寫了一本小冊子匿名出版,題目是《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小冊子在老百姓中間受到了普遍好評,卻為富人們所憎惡,因為它使增加紙幣發行量的呼聲變得更高了,而富人中間又沒有會寫東西的人,無法予以回應。於是他們反對的聲音漸漸弱下去了,提議在議會中以多數讚成獲得通過。我在議會裏的朋友認為我有些功勞,就讓我來承印這些紙幣作為對我的褒獎,這筆生意利潤豐厚,對我大有助益。就這樣,會寫文章再次給我帶來了好處。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們的切身體驗,紙幣的益處變得越來越明顯,後來就沒有什麽爭議了。很快,本省紙幣增加到了五萬五千英鎊,1739年增加到了八萬英鎊,到了戰爭期間已經達到了三十五萬英鎊,貿易、建築和居民人數也一直在增長。不過現在我認為紙幣數量也該有個限度,超過之後可能就會帶來危害了。
不久後,我又通過我的朋友漢密爾頓接下了印刷紐卡斯爾紙幣的生意,當時我覺得又能大賺一筆了——因為當時格局小,小生意也像大買賣。這幾筆生意也確實使我獲益匪淺,因為它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漢密爾頓還幫我獲得了該地政府法律文件和選票的印刷生意,在我從事印刷業的那些年,這些業務一直是我的。
這時候,我開了一間小文具店,出售各式各樣的空白單據,多虧了我的朋友布賴因特納爾的幫助,這些單據是市麵上迄今為止最正規的。店裏還出售紙張、羊皮紙和書攤上賣的小書等等。我在倫敦時認識了一個叫懷特曼什的排字工,技藝十分出色,這時他來到我這裏幹活,一直勤勤懇懇。我還收了一名學徒,是阿奎拉·羅斯的兒子。
我開始一點點地償還印刷所的債務。為了保護我作為一名生意人的信用和品格,我處處留意,不僅在本質上做到勤儉,而且盡量避免在表麵上有相反的表現。我衣著樸素,從不在消遣娛樂場所露麵,也不出去釣魚打獵。我承認讀書有時候會讓我荒廢工作,但我隻是偶爾私下為之,不會惹來人們的閑話。為了表現自己不忘本分,我有時會用手推車推著在商店買的紙張,穿街過巷運回家中,人們都認為我是個勤奮有為的年輕人。我買東西按時付賬,進口文具商歡迎我常常惠顧,還有人提出要給我供書代銷,我的事業進展順利,蒸蒸日上。與此同時,凱默的信譽和生意每況愈下,最後不得不變賣印刷所還債。後來他去了巴巴多斯,在那裏過了幾年非常淒慘落魄的日子。
一個叫大衛·哈利的人曾是凱默的學徒,過去曾受過我的指導,此時買下了凱默的設備在費城自立門戶。我一開始擔心哈利會是個勁敵,因為他有一些有錢有勢的朋友,所以我就提出要和他合夥經營。他不屑一顧地拒絕了我。後來看這真是一件幸事。此人非常傲慢,打扮得像個紳士,生活奢侈,常常外出玩樂,債台高築,不理正事。最後,他弄得再也沒有生意上門,又找不到事情做,隻得步凱默後塵去了巴巴多斯,把印刷所也遷了過去。有意思的是,這位學徒居然在那邊雇傭了從前的老板凱默當夥計,兩人還不斷吵架。後來,哈利一直債務纏身,最後不得不賣掉鉛字回到賓夕法尼亞幹起了務農的老本行。凱默被那個買下鉛字的人雇傭當排字工,但是沒過幾年就去世了。
現在,除了我的老對手布拉德福德,費城已經無人與我競爭了。布拉德福德生活富足安逸,不時雇零工幹一點印刷的散活,對生意並不十分上心。但是因為他開辦郵局,人們以為他獲得消息的機會比我多,刊登廣告的傳播效果比我好,所以找他登廣告的人比我多得多——這讓他賺了不少錢,對我很不利。盡管我也是通過郵局收發報紙,可是大家卻不這麽認為,因為布拉德福德很不厚道地禁止郵差給我送報。我隻能賄賂郵差,讓他們暗地裏幫我送報。布拉德福德的做法讓我非常憤怒,也讓我瞧不起他,所以當我日後處於他的位置時,我很注意不要步他的後塵。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在戈弗雷家搭夥吃飯,他帶著妻兒租住房子的一部分,還租了我的一側的店麵做裝玻璃的生意,不過他總是沉迷於數學,很少工作。戈弗雷太太想給我介紹一門親事,對方是她親戚的女兒。她總是找機會讓我倆見麵,後來我也動了真格,因為那個女孩真的很值得追求。她家的長輩們都很支持,經常邀請我去吃飯,還製造機會讓我們單獨相處。最後到了該挑明的時候,談條件是通過戈弗雷太太進行的。我告訴她,希望對方的陪嫁能夠償清我印刷所的債務(我記得當時還剩下不到一百鎊)。她帶回話說對方拿不出那麽多錢,我說他們可以把房子抵押給典當行。過了幾天,對方又回話說他們不讚成這樁婚事,他們向布拉德福德打聽了,印刷生意根本不賺錢,鉛字磨損很快,總需要添新的,還說凱默和哈利相繼破產,我很快也會步他們的後塵。就這樣,我被禁止再次登門,女孩也被關在了家裏。
我不知道他們是真的改變了想法,還是隻是耍手腕,認為我們倆用情深篤,難舍難分,一定會秘密結婚,那樣就可以隨意決定給多少陪嫁了。我懷疑是後者,便感到非常氣憤,再不登門。後來戈弗雷太太又說對方的態度有所緩和,想勸我回心轉意,但我非常堅定地告訴她,我不會再和那家人有任何往來了。這件事惹惱了戈弗雷一家,我們漸漸不合。最後他們搬走了,留下我住著一棟大房子,我決定再也不招人合住了。
但這件事讓我開始考慮婚事了。我開始留意身邊,也在其他地方主動結交了一些人,但很快發現人們普遍認為印刷生意不賺錢,所以除非是娶一個不如意的女子,我別指望娶妻能帶來豐厚的陪嫁。與此同時,難以控製的年少**驅使我與一些偶然相遇的下流女人胡混,既花費錢財,又招惹麻煩,還生怕染上什麽病——好在我運氣好逃過了這一劫。
作為鄰裏、老相識,我和裏德小姐一家一直保持往來。從我在她家寄宿時起,他們就一直很器重我,常常請我去家裏,和我商量他們的一些事情,我有時候也能幫上一點忙。我很同情裏德小姐的不幸遭遇,她總是悶悶不樂,很少展露歡顏,也不願和人來往。我認為自己在倫敦時的輕率失信,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她的不幸。可是她母親心地非常善良,認為更多錯在自己而不在我,因為她阻止了我們在我去倫敦前結婚,又在我離開期間勸裏德小姐另嫁他人。我和裏德小姐之間漸漸舊情複燃,可此時我們的結合卻遭到了很大的反對。她的婚姻確實應該被視為無效,因為據說那個男人之前已經娶過妻,現在生活在英國,但是距離遙遠,此事並不容易證實;還有傳聞說他已經死了,可是也並不確鑿;就算屬實,他生前負債累累,繼任者可能會被債主要求替他償還。盡管如此,我們依然決心去麵對一切困難。
我在1730年9月1日娶裏德小姐為妻,擔心的事情一件都沒發生。她是一個善良忠誠的賢內助,幫我打理店鋪。我們的日子越過越好,兩個人都努力讓對方幸福快樂。就這樣,我總算盡量彌補了之前的錯誤。
大約在這段時間,我們的社團不再在酒館裏見麵,格雷斯先生在家中專門騰出了一間聚會的屋子。我提議說,既然大家研究問題時常需要引用書籍,那把這些書集中放在聚會的場所豈不方便?這樣可以用這些書組成一個公共藏書室,我們需要時可以隨時查閱,每人都可以使用其他成員的書,大家都能受益。這個提議得到了一致讚同,我們每人拿出一些富餘的書放在房間的一頭。不過書的數量沒有預想的那麽多,而且雖然作用不小,由於缺少管理也引起了一些不便之處。大約一年後,這些書就又被分散,各歸原主了。
這時候,我開始著手進行我的第一個公共事業——建立一個會員製圖書館。我草擬了方案,請我們的契約起草人布羅格登先生把它修改成正規格式。在“秘社”友人的幫助下,圖書館有了第一批五十名會員,每人先繳四十先令入會費,以後每年繳十先令會費,共繳五十年,也就是這個社團能夠存續的年限。後來我們取得了特許執照,會員增加到了一百人,成為了北美會員圖書館的鼻祖。現在,這類圖書館已經蔚為大觀,成為了一樁偉大的事業,而且還在不斷發展。這些圖書館提高了美洲人的日常語言水平,使普通的商人和農民也變得像其他國家的紳士那樣聰明,而且或許對殖民地人民為自己的權利奮鬥做出了一定貢獻。
[1]一克朗等於五先令。
[2]來自西班牙語Junta,意為“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