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該提到一件事，這件事發生在前一年的秋天。當時，我招攬了很多有才能的朋友，組成了一個相互切磋討論的社團，我們叫它“君托社”，定於每周五晚上開會。我起草了一個章程，規定每一位社員必須提出一兩篇研討論文，可以是關於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學方麵的任何問題。我們在會上進行討論，然後每隔三個月提交一篇論文，由大家宣講，題目不限。辯論會由會長主持，目的是探求真理，而不是好勝爭辯。由了防止在辯論中出現情緒過激現象，無論讚成的一方還是反對的一方，都應該限製爭辯時間，違者罰款。
首批會員包括：
約瑟夫·布賴斯特納爾，公證事務的謄寫員，中年，為人善良，待人友好，說話通情達理；喜歡詩歌，見到詩非朗讀不可，自己也寫一些倒還可以的詩；平時擅長製作一些小玩意兒。
托馬斯·戈弗萊，一個自學成才的數學家，有很深的專業造詣。後來，他發明了一種儀器，現在被人們叫作“哈德裏象限儀”。不過，除了數學以外，他對其他領域知之甚少，而且不太擅長和人交往。像大多數數學家一樣，他要求人們對每個問題都做到絕對精確，對於瑣碎的事情，他隻會采取兩種態度，要麽永遠否定，要麽永遠區分，這常常幹擾了大家的討論。不久，他就離開了俱樂部。
尼古拉斯·斯卡爾，測量員，後來成為測量局局長。他熱愛讀書，有時也寫幾首詩。
威廉·派爾遜，是個鞋匠，卻十分愛讀書，掌握豐富的數學知識。他從占星學的角度研究數學，後來以此當作笑談。在這之後，他當上了測量局局長。
威廉·毛格裏治，工藝極其高超的工匠，做事腳踏實地，為人通情達理。
還有幾個人我在前麵已經提到過，他們是休·梅雷迪斯、斯蒂芬·波茨和喬治·韋布。
羅伯特·格雷斯，一位年輕的紳士，十分富有，樂善好施，性格活潑，說話機智俏皮，愛交朋友。
還有威廉·科爾曼，是某個商店的職員，年齡與我相仿。在我熟悉的人中，他的頭腦最冷靜、性格最熱情、人品最端正、心地最善良。後來成為備受矚目的成功商人和這個州的法官。在他有生之年，我們的友誼從未斷過，長達四十年之久。
我們的俱樂部持續了將近四十年，無論在哲學、道德還是政治研究方麵，都是這個州中最好的學術團體。我們打算討論的問題，大概在一個星期前就宣讀過，這樣有利於大家從多方麵進行深入思考，發言時也能做到有的放矢，不放過任何細節，同時也有利於培養我們良好的討論習慣。章程規定，任何問題的討論都是為了學習，以此避免彼此之間因意見不同而心生嫌隙。正因為如此，俱樂部才能長久地堅持下去。關於這個團體，我以後還會經常提到。
在這裏提到俱樂部的情況，是為了讓你知道我從中獲益匪淺。俱樂部的成員無一不盡心盡力為我招攬生意，尤其是布賴斯特納爾，他從教友會給我們拉來一單生意，即印刷該會的會史，篇幅有四十個印張，凱默爾則承印了其餘部分。這單生意要價很低，因此工作十分艱苦。成書要對開本，用四號字，標題要用大號長體字。我每天得排一大張，然後梅萊迪斯負責印刷。等印刷完畢後，還要拆版，為第二天的工作做準備，因此我常常忙到晚上十一點，有時還要更晚，因為中間不時會有朋友介紹來的一些零散活兒。盡管如此，我還是堅持每天完成對開一大張的排字工作。
一天夜裏，當我裝版結束，認為當天的工作已經完成時，發現不小心弄亂了一個版麵，有兩頁的鉛字被打亂了。我當即拆散，重新排版，一直幹完了才睡覺。鄰居們看到我如此敬業和勤勞，都對我大加稱讚，這大大提高了我們的信譽。我還聽到有人這樣說：在商人的夜間俱樂部裏提到新開業的印刷店時，大家都認為會垮台，因為城裏已經有了凱默爾和布拉福德兩家印刷店了。隻有貝爾德博士（多年後，我跟你曾經在他的故鄉蘇格蘭的聖安德魯斯教堂見過他）不這麽認為，他說：“像富蘭克林那樣勤奮的人，在他的同行中我還沒見過。晚上我從俱樂部回家時，他還在工作；而當第二天街坊鄰居還在睡覺時，他已經在工作了。”這番話讓不少人深受觸動，不久之後就有一位商人找到我們，要我們為他代銷文具，但那時我還沒有開文具店的想法。
我這樣毫無顧忌地談論我的勤勞，似乎有點兒自吹自擂，但我的目的是激勵子孫後代——當他們讀到這本冊子時，我要讓他們知道正是勤勞推動了我的整個事業，那麽他們就會珍惜這種美好的品德了。
喬治·韋伯交了個女朋友，這個女人替他交了贖金，於是他便從凱默爾那裏離開了。現在他找到我，想到我這裏來工作。當時，我還不能雇用他，但我卻傻傻地告訴他一個秘密計劃，即不久之後，我打算辦一份報紙，等到那時我再雇用他。我還告訴他，我把成功的希望全押在那份報紙上了。當時，費城隻有布拉福德辦的一家報紙，是一份經營無方、毫無價值又枯燥乏味的報紙，但他居然也從中賺到了錢。因此，我想辦一份更好的報紙，肯定會受歡迎。我對韋伯千叮萬囑，讓他千萬不要將這個秘密泄露出去，不過他還是告訴了凱默爾。於是，凱默爾立即在我之前宣布了辦報紙的計劃，而韋伯就被他錄用了。我對此十分生氣，但那時還不具備辦報紙的能力，便在布拉福德的報紙上寫了幾篇消遣性的文章來反擊他們，標題為《愛管閑事的家夥》。後來，布蘭特內爾又將這一專題續辦了好幾個月。總之，這讓群眾的注意力全部轉移到這家報紙上了，而凱默爾的計劃則在我們的諷刺挖苦下無人問津。他還是辦起了報紙，但最多時也隻有九十個訂戶，勉強堅持一個季度之後，他就把那份毫無價值的報紙賣給了我。我那時已有所準備，立即接手了。事實證明，在以後的短短幾年內，我因這份報紙賺了不少錢。
我習慣用單數第一人稱說話，盡管此時我已經同梅萊迪斯成為合夥人，大概是因為整個業務其實全仰仗我一個人。他既不會排字，印刷水平又不高，而且很少有不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朋友們都在為我和他合夥感到惋惜，但我隻希望能把事情做好。
我們的第一份報紙出爐了，與此地其他報紙相比，顯然大有不同，我們的報紙字體清晰、印刷精美。當伯內特州長同馬薩諸塞州議會之間發生爭執時，我寫了幾篇言辭激烈的評論，觸動了一些重要人物，使得報紙和它的發行人成為人們議論紛紛的話題。不到幾個星期，他們全成了我們的訂戶。這些人帶動了更多的人，我們報紙的訂戶因而穩步上升，這全賴於我能寫文章。會寫文章的另一個好處是，那些大人物在得知是一個會寫文章的人創辦的報紙後，就會對他施加恩惠，予以鼓勵。
布拉福德仍然承印選票、法律文書和其他一些公家業務。不過，他在給州長印刷州議會的呈文時，質量粗劣不堪、錯誤百出，我們便將它重新印了出來，印得精美漂亮、準確無誤。我們把自己的作品給每個州議員寄了一份，相信他們不難比較出兩者的差別，這讓我們在州議會的朋友揚眉吐氣，於是投票贏得了第二年公家業務的承攬權。
在州議會的朋友中，最令人難忘的是漢密爾頓先生。先前我提到過他，而此時他已經從英國回來，並成了州議會的議員。他在這件事上對我鼎力相助，以後的日子裏，他同樣對我關照有加。維龍先生正是在這個時候才跟我提起了那筆欠款，但他並沒有催我還。我還是給他寫了一封信，坦率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懇請他再寬延一段日子，他答應了。後來，我一有足夠的錢就連本帶利全都還給了他，同時向他致謝。可以說，我以自己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自己的過錯。
不過就在此時，發生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梅萊迪斯的父親曾承諾要為我們的印刷店提供費用，他果然做到了，不過隻提供了一百鎊，但他欠另外一個商人的錢甚至超出了一百鎊。那個商人等得不耐煩了，就把我們告到了法院。我們雖交了保證金，但如果到期仍不能償還債務的話，法院很快就會判決並沒收印刷機和鉛字而後拍賣，而且是半價拍賣。到了那時，別說是我們宏偉的事業藍圖了，連同我們自身都會毀於一旦。
就在這緊急關頭，兩個真正的朋友出現在我的生命中，雖然他們彼此互不相識，卻給予了我同樣的善良和友誼，這讓我終生難忘，哪怕我隻能記住一件事，也不會忘記他們。我從來沒有請求過他們，但他們卻主動為我提供資助，這些錢能讓我完全獨立經營了。他們勸我不要再跟梅萊迪斯繼續合作下去，因為他整天就知道醉醺醺地走在大街上，或在啤酒館裏玩低級遊戲，這有損我的聲譽。這兩位朋友分別是威廉·科爾曼和羅伯特·格雷斯。我對他們說隻要梅萊迪斯父子能夠履行協議，我就不能提出散夥。因為他們的確幫過我不少的忙，隻要他們盡力，我就有義務跟他們繼續合作下去。但如果他們最終無法履行合夥協議的話，我就隻能散夥了，到那時我就可以毫無顧忌地接受朋友們的幫助了。
這事姑且拖了一段時日。有一天，我對合夥人說：“你父親大概不希望我們兩個共同經營業務，所以才不願為我們墊付款項，假如你一人經營的話，他肯定會為你墊付的。如果這是真的，就告訴我，我立刻退出，東西全歸你，咱們從此分道揚鑣。”他說：“不是這樣的，我父親倒是真的為此感到失望，他的確無力墊付款項，我也不想再讓他傷心，我看我不適合幹這行。我從小務農，三十歲進城才做學徒幹起這個行當，這可能完全是錯的。很多威爾士人準備到北卡羅來納去，聽說那裏的地價很便宜，我也準備隨他們去那裏，重操舊業。你可以找其他朋友幫助你了。假如你肯將債務歸於你的名下，願意為我父親償還一百鎊，再為我個人償還一些債務，再給我三十鎊和一副新馬鞍的話，我就退出合夥，這兒的一切全都歸你。”我立馬同意了這個建議，書寫成文，簽字蓋章，然後給了他想要的。他很快就去了北卡羅來納。第二年，他從那裏給我寄來了兩封信，信中描繪了他在那片新天地所享受到的一切美好，比如氣候宜人，土壤肥沃，還有他的耕作，他本來在這方麵就是內行。我將這兩封信登在報紙上，吸引了不少讀者。
他一走，我就找到那兩位朋友，向他們尋求幫助。為了不偏袒任何一方，我從他們為我提供的援助中各拿了一半，償還了所有債務，並以我的名義開始獨立經營這家印刷店，然後登報公布我們的合夥已經解散。這大概是一七二九年前後的事。大約在這個時候，公眾發出了要求增加紙幣的呼籲，因為本州隻印了一萬五千鎊的紙幣用於流通，而且紙幣的數量正在不斷地減少。富人們則反對增加紙幣流通，擔心會像新英格蘭那樣造成貨幣貶值，損害他們作為債權人的利益。我們在君托社將這問題拿出來進行討論，我讚同多發行紙幣，因為一七二三年那次少量增加貨幣的政策確實給社會帶來了良好的效果——增加了貿易、就業和移民的數量。而現在，我們滿眼所見的是，所有的老房子都住滿了人，許多新房子正在建設中；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年我啃著麵包，第一次在費城的大街上閑逛時，胡桃街、第二、第三街的房子等，許多地方都張貼著“待租”的條子，板栗街也是這樣，這讓我覺得費城的居民好像都在向外搬遷。
我們的爭論讓我對這一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此，我寫了一篇匿名的文章，並將它印成了小冊子，題目是《紙幣的性質及其必要性》，受到大眾的歡迎，卻遭到富人們的排斥，因為它讓加印紙幣的呼聲更高，而他們當中卻無人能寫出一篇文章來予以反駁。就這樣，增加紙幣的議案在議會中通過了。我在議會的朋友們認為我對這一議案的通過有一定的貢獻，於是將增印紙幣的業務給了我作為回報。這可是筆不小的利潤，對我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助。這是我會寫文章所得到的另一大好處。
經過時間和實踐的檢驗，證明增加紙幣的決議是正確的，於是人們再也不為這個話題爭論不休了。很快，紙幣的發行追增到了五萬五千鎊，到了一七二九年達到八萬鎊，因為戰爭又激增至三十五萬鎊。貿易、建築和移民同時也在增加，不過我倒是認為紙幣增加的數量應該有個限度，否則過猶不及。
通過朋友漢密爾頓的介紹，我很快便獲得了承印紐卡斯爾紙幣的生意，這單生意又將帶給我很大的收益，至少在我眼裏是。生活在下層的人就是這樣，一點點成就看起來也會很了不起，這些生意對我來說確實很有益，讓我頗受鼓舞。他還為我介紹了紐卡斯爾市的法律文本和選票的印刷業務，後來這項業務始終歸我承印。
我又開了一家小文具店，出售各種空白單據，這是市麵上印刷得最精確無誤的一種單據，這完全得益於朋友布蘭特內爾的幫助。除此之外，我的店還出售紙張、羊皮紙和小販們用的賬簿等。我在倫敦認識的一個叫懷特瑪什的排字工，現在到我這裏工作了，手藝堪稱一流，對工作既有恒心又勤奮。我還收了一個學徒，是阿奎那·羅斯的兒子。
我開始慢慢償還創業時所欠的債務。為了贏得作為一個商人應有的信譽和聲望，我恪守本分，勤儉節約，努力克製自己以免誤入歧途。因此，我衣著樸素，從不在娛樂場所消遣，從不出去釣魚打獵，唯有讀書才能占用我的工作時間，而且盡少占用，以免讓人說三道四。為了顯示我的腳踏實地和兢兢業業，有時我會把購買來的紙張放在小推車上，沿著大街一路推回家。這讓我贏得了別人的尊重，認為我是個勤儉刻苦的好青年。
我進貨從來都是貨款兩清，從不賒賬拖欠，那些進口文具商都願意做我的生意，還有一些商人要我做他們的書籍代銷商。漸漸地，我的事業蒸蒸日上。與此同時，凱默爾的信用和業務則每況愈下，最後被迫賣掉了印刷店來償還債務。之後，他去了巴巴多斯，在那裏生活了多年，窮困潦倒。凱默爾的徒弟戴維·哈裏買下了他的器材，繼續在費城營業。我在凱默爾那裏工作時曾指導過他，一開始，我還以為他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為他手下有不少能幹和有勢力的朋友。我提出跟他合夥的方案，而他對此不屑一顧，後來當我看到他的所作所為時反倒十分慶幸。因為他驕傲自大，整天穿得像個富豪紳士，生活奢侈浪費，經常外出尋歡作樂，以至於債務纏身，也從不關心業務上的事。慢慢地，所有的客戶都不再跟他來往，當他沒有生意可做時，便學師傅也去了巴巴多斯，走時將印刷器材也帶了過去。在那裏，師徒兩個換了換位置，原來的徒弟做起了師傅，師傅則淪為了工人，兩個人經常吵鬧不停。哈裏後來欠下了更多的債務，所以不得不賣掉鉛字，回賓夕法尼亞務農去了。買下哈裏器材的人繼續雇用凱默爾來操作這些器材，但幾年後凱默爾便過世了。
現在在費城，我的競爭對手除了老布拉福德外，再無一人。布拉福德生活富足而悠閑，時而雇幾個臨時工做些少量的印刷活，並不為沒有生意而著急。他管理著郵局，因此，人們認為他比我能更多地獲得新聞，在他的報紙上刊登廣告的效果會更好，於是他有了許多廣告客戶，這對他十分有利，而對我卻很不利。盡管我也通過郵局接收和發送報紙，但人們不相信我，因為我是通過賄賂郵差，委托他們偷偷發送報紙的。這樣，我便被布拉福德抓住了把柄，他禁止我這麽做，我對此惱怒不堪，因為他實在太卑鄙了。等我到了他那個位置時，也絕不會像他這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