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麵已經講過音樂在希臘時代的發展過程。它不獨具有教育的功用，並且和其他的藝術、科學、文學，尤其是戲劇，發生密切的關係。漸漸地，純粹音樂——器樂，在希臘時代占據了主要地位。羅馬帝國的君主，如尼祿（Nero）、狄托（Titus）、哈德良（Hadrianus）、卡裏古拉（Caligula）……都是醉心音樂的人。
隨後，基督教又借了音樂的力量去征服人類的心靈。公元四世紀時的聖安布魯瓦茲（Saint Ambroise）曾經說過：“它用了曲調與聖詩的魔力去蠱惑民眾。”的確，我們看到在羅馬帝國的各種藝術中，隻有音樂雖然經過多少變亂，仍舊完美地保存著，而且，在羅馬與哥特時代，更加突飛猛進。聖多瑪氏說：“它在七種自由藝術中占據第一位，是人類的學問中最高貴的一種。”在沙特爾（Chartres）城，自十一至十四世紀，存在著一個理論的與實習的音樂學派。圖盧茲（Toulouse）大學，在十三世紀已有音樂的課程。十三至十五世紀的巴黎，為當時音樂的中心，大學教授的名單上，有多少是當代的音樂理論家！但那時音樂美與現代的當然不同，他們認為音樂是無個性的藝術（L' art impersonnel），需要清明鎮靜的心神與澄澈透辟的理智。十三世紀的理論家說：“要寫最美的音樂的最大的阻礙，是心中的煩愁。”這是遺留下來的希臘藝術理論。它的精神上的原因，是合理的而非神秘的，智慧的而非抒情的；社會的原因，是思想與實力的聯合，不論是何種特殊的個人思想，都要和眾人的思想提攜。但對於這種古典的學說，老早就有一種騎士式詩的藝術，一種熱烈的情詩與之崛起對抗。
十四世紀初，意大利已經發生文藝複興的先聲，在但丁、彼得拉克（Petratque）、喬托的時代，翡冷翠的馬德裏加爾（madrigal）式的情歌、獵曲，流傳於歐洲全部。十五世紀初葉，產生了用於伴奏的富麗的聲樂。輕佻浮俗的音樂中的自由精神，居然深入宗教藝術，以致在十五世紀末，音樂達到與其他的藝術同樣光華燦爛的頂點。佛蘭德斯的對位學家是全歐最著名的技術專家。他們的作品都是華美的音的建築，繁複的節奏，最初並不是側重於造型的。可是到了十五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在別種藝術中已經得勢的個人主義，亦在音樂中蘇醒了；人格的意識，自然的景慕，一一回複了。
自然的模仿，熱情的表白：這是在當時人眼中的文藝複興與音樂的特點；他們認為這應該是這種藝術的特殊的機能。從此以後，直至現代，音樂便繼續著這條路徑在發展。但那時代音樂的卓越的優長，尤其是它的形象美除了韓德爾和莫紮特的若幹作品以外，恐怕從來沒有別的時代的音樂足以和它媲美。這是純美的世紀，它到處都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麵，精神科學的各門類，都講究“純美”。音樂與詩的結合從來沒有比查理九世朝代更密切的了。十六世紀的法國詩人多拉（Dorat）、若代爾（Jodelle）、貝洛（Belleau），都唱著頌讚自然的幽美的詩歌；大詩人龍薩（Ronsard）說過：“沒有音樂性，詩歌將失掉了它的嫵媚；正如沒有詩歌一般的旋律，音樂將成為僵死一樣。”詩人巴伊夫（Baif）在法國創力詩與音樂學院，努力想創造一種專門歌唱的文字，把他自己用拉丁和希臘韻所作的詩來試驗：他的大膽與創造力實非今日的詩人或音樂家所能想象。法國的音樂性已經達到頂點，它不複是一個階級的享樂，而是整個國家的藝術，貴族、知識階級、中產階級、平民，舊教和新教的寺院，都一致為音樂而興奮。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女王（十五—十六世紀）時代的英國，馬丁路德（十五—十六世紀）時代的德國，加爾文時代的日內瓦，利奧十世治下的羅馬，都有同樣昌盛的音樂。它是文藝複興最後一枝花朵，也是最普及於歐羅巴的藝術。
情操在音樂上的表白，經過了十六世紀幽美的，描寫的情歌、獵曲等等的試驗，逐漸肯定而準確了，其結果在意大利有音樂悲劇的誕生。好像在別種意大利藝術的發展與形成中一樣，歌劇也受了古希臘的影響。在創造者心中，歌劇無異是古代悲劇的複活；因此，它是音樂的，同時亦是文學的。事實上，雖然以後翡冷翠最初幾個作家的戲劇院裏被遺忘了，音樂和詩的關係中斷了，歌劇的影響卻繼續存在。關於這一點，我們對於十七世紀末期起，戲劇思想所受到的歌劇的影響還沒有完全考據明白。我們不應當忽視歌劇在整個歐洲風靡一時的事實，認為是毫無意義的現象。因為沒有它，可以說時代的藝術精神大半要淹沒；除了合理化的形象以外，將看不見其他的思想。而且，十七世紀的**樂、肉感的幻想，感傷的情調，也再沒有比在音樂上表現得更明白，接觸到更深奧的底蘊的了。這時候，在德國，正是相反的情況，宗教改革的精神正在長起它的堅實的深厚的根底。英國的音樂經過了光輝的時代，受著清教徒思想的束縛，慢慢地熄滅了。意大利的文藝複興已經在迷夢中睡去，隻在追求美麗而空洞的形象美。
十八世紀，意大利音樂繼續反映生活的豪華、溫柔與空虛。在德國，蘊蓄已久的內心的和諧，由了韓德爾（Handel）與巴赫（J.S.Bach），如長江大河般突然奔放出來。法國則在工作著，想繼續翡冷翠人創始的事業——歌劇，以希臘古劇為模型的悲劇。歐洲所有的大音樂家都聚集在巴黎，法國人、意大利人、德國人、比國人，都想造成一種悲劇的或抒情的喜劇風格。這工作正是十九世紀音樂革命的準備。十八世紀德意兩國的最大天才是在音樂上，法國雖然在別種藝術上更為豐富，但其成功，實在還是音樂能夠登峰造極。因為，在路易十五治下的畫家與雕刻家，沒有一個足以與拉摩（Rameau，一六八三—一七六四）的天才相比的。拉摩不獨是呂裏（Lully,一六三三—一六八七）的繼承者，並且奠定了法國歌劇，創造了新和音，對於自然的觀察，尤有獨到處，到了十八世紀末葉，格魯克（Gluck，一七一四—一七八七）的歌劇出現，把全歐的戲劇都掩蔽了。他的歌劇不獨是音樂上的傑作，也是法國十八世紀最高的悲劇。
十八世紀終，全歐受著革命思潮的激**，音樂也似乎蘇醒了。德法兩國音樂家研究的結果，與交響樂的盛行，使音樂大大地發展它表情的機能。三十年中，管弦樂合奏與室內音樂產生了空前的傑作。過去的樂風由海頓和莫紮特放發了一道最後的光芒之後，慢慢地熄滅了。一七九二年法國革命時代的音樂家戈塞爾（Gossec）、曼於（Mehul）、勒絮爾（Lesueur）、凱魯比尼（Cherubini）等，已在試作革命的音樂；到了貝多芬，唱出最高亢的《英雄曲》，才把大革命時代的拿破侖風的情操，悲愴壯烈的民氣，完滿地表現了。這是社會的改革，亦是精神的解放，大家都為狂熱的戰士情調所鼓動，要求自由。
末了，便是一片浪漫底克的詩的潮流。韋伯（Weber）、舒伯特（Schubert）、蕭邦（Chopin）、門德爾鬆（Mendelssohn）、舒曼（Schumann）、柏遼茲（Berlioz）等抒情音樂家，新時代的幻夢詩人，慢慢地覺醒，仿佛被一種無名的狂亂所鼓動。古意大利，懶懶地，肉感地產生了它最後兩大家——羅西尼（Rossini）與貝利尼（Bellini）；新意大利則是獷野威武的威爾地（Verdi）唱起近世意大利統一的雄壯的曲子。德國則以強力著稱的瓦格納（Wagner）預示德意誌民族統治全歐的野心。德國人沉著固執、強毅不屈的精神，與幻想抑鬱、神秘莫測的性格，都在瓦格納的悲劇中具體地吐露出來了。從獷野狂亂、感傷多情的浪漫主義轉變到深沉的神秘主義，這一種事實，似乎令人相信音樂上的浪漫主義的花果，較之文學上的更豐富莊實。這潮流隨後即產生了法國的賽查·弗蘭卡（Cesar Franck），意大利與比利時的宗教歌劇（oratorio）以及回複古希臘與伯利恒的樂風。現代音樂，一部分雖然應用十九世紀改進了的器樂，描繪快要破落的優秀階級的靈魂，一部分卻在提倡采取通俗的曲調，以創造民眾音樂。自比才（Bizet）至穆索爾斯基（Moussórgsky），都是努力於表現民眾情操的作家。
以上所述，隻是對於廣博浩瀚的音樂史的一瞥，其用意不過要藉以表明音樂和社會生活等等其他方麵，怎樣的密切關聯而已。
我們看到，自有史以來，音樂永遠開著光華妍麗的花朵：這對於我們的精神，是一個極大的安慰，使我們在紛紜擾攘的宇宙中，獲得些微安息。政治史與社會史是一片無窮盡的爭鬥，朝著永遠成為問題的人類的進步前去，苦悶的掙紮隻贏得一分一寸的進展。然而，藝術史卻充滿了平和與繁榮的感覺。這裏，進步是不存在的。我們往後了望，無論是如何遙遠的時代，早已到了完滿的境界。可是，這也不能使我們有所失望或膽怯，因為我們再不能超越前人。藝術是人類的夢，光明、自由、清明而和平的夢。這個夢永不會中斷。無論哪一個時代，我們總聽到藝術家在歎說：“一切都給前人說完了，我們生得太晚了。”一切都說完了，也許是吧！然而，一切還待說，藝術是發掘不盡的，正如生命一樣。
（本文取材，大半根據羅曼·羅蘭著的《古代音樂家》“導言”。）
[1]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國著名悲劇家。
[2]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國哲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和生理學家，解析幾何的創始人。
[3]維奧萊·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1814—1879），法國建築家、作家和理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