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紅塵中之人都是有一些小情緒的,遇有委屈之時鬧一鬧不可避免,你盡可以怨天怨地怨東風薄怨西風惡,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個度,怨恨太多是非自然也多,牢騷滿腹也會成病的。要是能夠牢騷出來點名堂還真要下些工夫。

古代的文人墨客喜歡發牢騷的不少,象古代詩歌中的怨恨詩,從後宮怨、閨閣怨、苛政怨、貧賤怨、離別怨、仕宦怨、亡國怨到千古怨,真可謂怨聲起伏。恨歌驚天,在所有的一片怨聲中既有名腕大家也有常人歌妓,林林種種,不勝枚舉。

要說最早的牢騷大師應該首推那位撰寫《史記》的司馬先生了。司馬遷是陝西韓城人,出生在大約公元前145年,在他幼年之時就隨做太史令的父親司馬談到長安學習,到他十歲時就能詠讀古書,後來又跟隨經學家董仲舒.孔安國研究《春秋公羊傳》和《古文尚書》,他深刻了解了先秦和漢代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和鬥爭曆史,具有相當廣博的天文曆數知識。他二十歲上開始到祖國各地作長途旅行,在《史記》第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中說道“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厄困於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他廣泛考察了社會生活,了解了民情民俗,探尋了曆史遺跡,了解了許多曆史人物的傳說。隨後司馬遷擔任了漢武帝的侍衛官——郎中,三十五歲時,他奉命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並且參加了平定西南夷的戰爭。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於河南洛陽,司馬談當時任太史令,祖上可以說是曆代為官,彌留之際他留言給司馬遷“我們的先人掌管史而名揚於唐虞時代,直到周朝又重新掌職,因此我們不能讓掌管天文星曆的事務在你這終止呀,你要謹記於心啊。”

太史公死後三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他開始收集史料的工作,準備寫《史記》,那年他三十八歲。他一方麵集史料一方麵廣交朋友調查補充完善史料,並且進行積累加工。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四十二歲時開始了正式寫作《史記》,可惜在他四十八歲的時候因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並把他下在大牢處以宮刑。精神的無情打擊更加激發了司馬遷奮發寫作《史記》的決心和毅力,並促使他堅持在獄中寫作。到公元前96年他才被赦出獄,並任命為中書令,也就是皇帝的貼身秘書,比太史令的地位還要高,那時中書令大都是用宦者充任,司馬遷宮刑受辱再為中書令,他感到受到了更為極大的羞辱,所以怨恨時常在心頭飄**,但是為了完成《史記》,他隻能隱忍苟活“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他自己時時感到:就悲傷來說沒有比心靈的痛苦更使人痛苦的了,就醜惡來說沒有比侮辱祖先更醜惡的了,而就恥辱來說沒有比受宮刑更大的了。宮刑之後的司馬遷之所以苟活於世是因為心頭的責任,要不他也許會自己了斷了,鼓勵促使他活下來的勇氣一是寫作《史記》,二是古人的典範作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名,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這段話司馬遷在《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中等多處提及。正是這些原因促使他完成了巨著。但是在長達十年的寫作中,他時時怨恨於心,可想有多少個夜晚他獨對月光構思文風,一邊是無盡的夜幕,一邊是心裏的惆悵和悲愴,致使他牢騷滿腹,在《報任安書》中他通篇充滿激奮和怨恨,可能是同為傷心人吧(任安當時因對太子殺江充的態度不明確而被漢武帝定了死罪,三月後斬首),他把自己受辱的經過和怨恨告訴了任安。由於司馬遷的悲慘遭遇,所以他的筆下時時流露出一種激憤之情,有的文章中全篇是借古人行事來抒發自己的憤世之態;有的是夾敘夾議,火花四射,噴瀉著心中的慷慨之音;有的憑空插入一段淋漓盡致的悲悼惋歎。正是這種強烈的亢音之歌成全了《史記》,《史記》這部血淚的悲憤詩是史家絕唱,是一部無韻的《離騷》,我們隨意翻出一篇(不含表)都是一篇精美的華美文章。

我覺得另一位就應該是初唐的“四傑”之首的王勃了,王勃的一生正應了他六歲時吟的一首詩“高高山上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裏,何當還故處!”。他少年聰慧,十四歲就科舉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賢聽說他的才能後,召他到王府修撰,因一時的意氣為沛王寫了一篇《檄英王雞》被逐出王府,數年後他補任為虢州參軍,又因罪入獄,他的父親也因此受到牽連,由雍州司功參軍貶為交趾令。王勃的死罪因高宗冊立太子大赦天下,他才得以免死。此後他的詩文大都充滿悲情和牢騷,在《別薛華》中他寫到“送送多送送,遑遑獨問津。悲涼千裏道,淒斷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往,俱是夢中人。”這和他以往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風格反差很大,這正是作者時過境遷.前後心情思想波動造成的。在《澗底寒鬆賦》中更是對自己政治上的不得意而發出了“徒誌遠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的不平之鳴。王勃獲赦後去交趾探望父親的歸途中溺海而亡,後來被葬在越南境內,時年他僅僅二十八歲。在去往交趾的途中他路過洪州,洪州都督閻伯嶼於重陽節邀請賓朋慶祝滕王閣竣工,他有幸參加了這次宴會,並且寫下了《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文中即描寫了滕王閣周圍的景色和宴會情況,也抒發了王勃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他希望施展才華獲取功名和利祿,但是命運多舛,才高位下的他因此牢騷滿腹,隻得以達人知命和窮且益堅的思想**自勉。這種思想感情促使《滕王閣序》成為了名垂千古的華美文章,《滕王閣序》全篇用典貼切,辭藻華麗對仗工整協調,氣勢奔放自然,情景交融。“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如是,作為一個落迫之人私下裏牢騷一翻又奈我何?

我的一位同鄉也是發過不少牢騷的,他是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的進士,曆任左司諫、知製誥、翰林學士等職。他為人正直敢言曾三次得罪朝廷而遭貶,他就是王禹稱,他在公元995年被貶官到滁州,公元996年又從滁州調往揚州,公元997年又調回中央任知製誥,公元998年的除夕他又被貶往湖北的黃州,在《黃崗竹樓記》中他牢騷到“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其懼竹樓之易朽乎?”。他的詩中也不時觸景生情暗喻出對被貶的不滿。公元991年,他被貶在陝西商州任團練使,在《春道雜興》中發出了“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誰道無心便客與,亦同翻覆小人心”。表現的可謂淋漓盡致。

生於紅塵亂世,仕途不順.財運不及.婚戀失意.親友相逆等等的事常有發生,局中之人發發牢騷在情在理,總比那不聲不響看破紅塵去自裁的好些吧。發出牢騷也許能化解心中的憤懣,消解亂情之氣。發發牢騷打開心結的淤氣,開啟一片純淨的天地。如果有幸,不妨也牢騷出幾篇曠世奇文來,倒也不費幾翻心苦之力,不是也可喜可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