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碩勳烈士的妻子趙君陶也是上海大學社會係的學生。她與李碩勳相識於上大,1926年結婚,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早期婦女工作的領導人和教育家。李碩勳的兒子,就是我們熟悉的後來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同誌。父親犧牲時,李鵬年僅三歲,但他記得那天(1931年5月21日早上)和母親等人一起到上海碼頭上送別父親的情景……李碩勳烈士在天之靈有一絲欣慰的是他的兒子竟然成為了新中國的一任總理。
李碩勳為新中國留下了兩份寶貴遺產:一是當了總理的兒子;二是他說過一句非常響亮的話——“我的人生觀是革命,我的生命也就是革命。革命者犧牲生命就是本份,決不後悔。”此話與其師瞿秋白的話如出一轍,皆是革命者最赤誠的心底獨白。
1923年夏,是個炎熱的季節,而正是這個炎熱的季節,似乎在孕育一個“新生兒”的誕生。這就是後來成為了“第一所革命熔爐”的上海大學。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位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來到了上海。他叫惲代英,是如今他故鄉的常州人所稱“三傑”的其中之一,而“三傑”的另外兩人也都曾是“上大”最重要的老師:一位是上麵已經說到的瞿秋白,另一位是張太雷。而且“常州三傑”還都是中共早期領導者。他們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績如豐碑一般永遠屹立在黃浦江岸頭……
惲代英當時是作為青年學生領袖和青年團宣傳部長的雙重身份進“上大”當教授的。當時他還是新創辦的《中國青年》主創人。之前他在讀書的武漢因為領導“五四運動”中的學生示威遊行和與林育南(後也為烈士)等創辦進步報刊而在廣大青年學生中具有重要影響,成為革命領軍人物。
“‘上大’是我們培養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學校,你去任教最合適,與中夏、秋白他們一起把那裏的革命火焰燃燒起來!”陳獨秀對惲代英給予極大希望,如此鼓勵道。
“他是一個又能說又能寫的人。”用這話評價惲代英的是周恩來。對一個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職業革命家來說,也許再不能找出比這更完美的評價了。而對一個徹底無私的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革命者來說,還有一個無比完美卻又異常殘酷、許多人無法過關的考驗,那便是麵對敵人的凶殘屠殺,勇敢而毫不畏懼地挺起胸膛,笑著麵對死亡……
惲代英做到了,做得令敵人都感到心驚膽寒——
惲代英的被捕過程和他過早地犧牲在敵人的刑場上是非常叫人痛心、惋惜和悲憤的。因為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諸多輝煌身影的青年領袖,當他後來離開上海,到廣州的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與周恩來一起領導和培養那裏的革命軍事人才後,又與周恩來並肩一起組織“南昌起義”,且同張太雷、葉挺、蘇兆征、葉劍英等成功地舉行了“廣州起義”。
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的毛澤東曾經致電中央建議惲代英出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後因蔣桂戰爭爆發未果。
然而當1931年春惲代英再度回到上海時,卻因為反對“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而被剝奪了幾乎所有重要職務,降至滬東區書記。
就在這年5月6日那天,身穿長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惲代英,完完全全地做著一名基層地下黨員的任務——帶著一包傳單,到楊樹浦韜朋路(今通北路)老怡和紗廠門口與那裏的地下黨員接頭。不料此時突遇巡捕搜查。可憐的一代革命青年領袖惲代英,因為深度近視,那天又為了不被人發現而沒戴眼鏡,待巡捕走到他跟前時,已經躲避不及。惲代英當時唯有反應迅速地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時,突然用雙手抓破了自己的臉——惲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敵人那裏認識他的人太多!《中國青年》雜誌他是主筆,“上大”他是老師,“五卅”運動中他是學生遊行的總指揮……更不用說他在街頭、工廠和夜校去演講時有多少人見過他!
抓破臉的惲代英開始一直沒有被人識破。關在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裏的他,任憑敵人重刑拷打,皆沒有暴露身份,於是最後僅以攜帶傳單“企圖扇動集會”罪名被判五年。在監獄裏,惲代英依舊以一個革命宣傳家和演說家的身份鼓動難友們進行獄中鬥爭。他經常高吟的那首《時代的囚徒》之歌,給予了獄中革命者無比強大的精神力量——
囚徒,時代的囚徒,
我們,並不犯罪;
我們,都從火線上捕來,
從那階級鬥爭的火線上捕來……
囚徒,不是囚徒,是俘虜!
憑它怎麽樣虐待,
熱血仍舊是在沸騰
……
我們並不怕死,
勝利就在我們眼前!
鐵壁和銅牆,
手銬和腳鐐
鎖得住我們的身,
鎖不住我們的心
……
這年九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獄中的惲代英仍被選舉為中央候補委員。
惲代英後被押送到南京軍事監獄,許多難友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惲代英後,沒有一個人出賣他。甚至連監獄的敵人獄警都因為惲代英的人格力量太強大而被感動,也沒有一個人出來向上麵通風報信。黨中央和周恩來對惲代英的安全極為關心,盡力營救,爭取提前釋放。就在地下黨支部已經通知惲代英作好準備提前出獄時,一件無法挽回的事發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屈膝投降的顧順章為了活命,向蔣介石獻了一份“厚禮”——把在南京獄中的惲代英給活活出賣了!
蔣介石大喜,因為他在黃埔軍校時就非常了解惲代英,也欣賞其才華。高官厚祿相誘,是蔣介石慣用的手段。“惲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雲雲,隻要答應到我這兒做事情,就放他!”這回蔣介石格外“爽氣”,讓人把這允諾帶到獄中的惲代英那裏。
已經暴露身份的惲代英聽之一笑,說:“不與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汙!”
“就地槍決!”同在一座南京城的蔣介石氣急敗壞地即刻下令道。
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裝的國民黨憲兵將惲代英拉出囚室,沒走幾步,他們便端起槍,在一塊菜地上實施刑罰。執行任務的憲兵們竟然懼怕惲代英那氣宇軒昂、威震山河的正義氣概,一個個雙手顫抖,遲遲拉不動機槍……氣得在現場的國民黨軍法司司長王震南最後隻得讓另一些劊子手拔槍向惲代英施以暴行。
“浪跡江湖憶舊遊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擯憂患尋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惲代英的犧牲,讓戰友周恩來異常傷感。1937年夏,借著到南京參加國共合作談判的機會,周恩來低吟著惲代英的這首絕命詩,邊流淚,邊來到雨花台憑吊亡友。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夏天,周恩來再次為惲代英題詞道:“中國青年熱愛的領袖——惲代英同誌犧牲已經19年了,他的無產階級意識、工作熱情、堅強意誌、樸素作風、犧牲精神、群眾化的品質、感人的說服力,應永遠成為中國青年的楷模。”
是的,惲代英這樣的青年領袖,即使在革命的隊伍裏,也屬於是“百年不遇”的楷模。他影響和教育了中國革命早期的無數青年革命者。下麵的這對在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紀念館都有名的“烈士師生”,便是其中的兩位——老師叫侯紹裘,學生叫張應春。
侯紹裘與張應春都曾因為惲代英的影響而來到“上大”,後來這對師生作為中共代表同在上海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任執委,與同是執委的著名學者柳亞子先生等有著深厚的友誼與感情。
1927年3月,北伐軍節節逼近上海、南京等城市,上海很快成立了反對蔣介石的國共合作的新的“臨時市政府”。時任中共上海地區負責人的侯紹裘剛參加完“上海臨時市政府”委員的就職典禮,便奉黨中央之命,前往蔣介石國民黨反動勢力磨刀霍霍的南京進行麵對麵的反抗鬥爭。在這最黑暗的日子裏,參與公開同蔣介石反動勢力鬥爭的中共黨員有侯紹裘的學生張應春等人。3月29日夜,侯紹裘帶領下的“江蘇省黨部”班子在離開上海、移師南京,一路經過蘇州、無錫、常州火車站時,成千上萬的群眾手持彩旗歡迎。到達南京火車站時,前來歡迎的各界人士竟然多達四五萬人。
此刻的南京城,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已經進入白熱化的鬥爭時刻。看透了蔣介石叛變革命嘴臉的侯紹裘等中共領導和國民黨江蘇省部進步人士,決定響應國民黨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關於免除蔣介石國民黨軍委主席等職務的決定,擬在南京成立新的江蘇省政府。侯紹裘以中共代表和國民黨省部執委雙重身份,主持這一與來勢洶洶、殺氣騰騰的蔣介石反動集團分庭抗禮的艱巨鬥爭工作。
從侯紹裘他們到達南京之後的一周,此地可謂“鍾山風雨,分秒驚天動地”: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各自展開了搶先爭奪戰。
4月9日中午前,反動勢力的軍團兵臨城下之後,蔣介石入城。南京頓時“山雨欲來風滿樓”。
已經深深地聞及“倒蔣”革命烽火之味的蔣介石,仗著手握重兵的優勢,使得革命與反革命兩股原本尚算均衡的勢力,頃刻間發生天平失衡。當晚,侯紹裘主持召開南京市各革命團體負責人緊急會議,決定第二天召開群眾大會和去蔣介石處請願。
次日,也就是4月11日上午,由江蘇省黨部組織的“南京市民肅清反革命派大會”召開,十萬群眾參加,其勢其威,撼動鍾山。侯紹裘代表省黨部憤怒譴責蔣介石反動行徑。下午,數番各界代表到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門前請願。最後蔣某人假裝答應請願要求。哪知下午五時左右,一群手持棍棒的流氓突然衝入請願的群眾隊伍中,瘋狂地大施**威,並向赤手空拳的無辜請願者開槍掃射……現場頓時“血肉橫流,慘不忍睹”。
麵對突如其來的嚴峻形勢,當晚11時,江蘇省部、南京市部和南京市總工會等革命團體內的主要共產黨負責人,緊急聚集到大紗帽巷11號召開黨內會議,以應對時下的嚴重情況。誰知會議開至淩晨2時許,會場被已經投誠到蔣介石懷裏的國民黨南京市公安局偵緝隊便衣特務團團包圍,除時任中共南京市地委常委的劉少猷(真名劉平楷,後任中共南京地委書記、上海滬東區委書記和中共湖北省委書記、雲南省委代書記。1931年7月26日在昆明被敵人捉捕槍殺犧牲)跳牆外,侯紹裘等其餘九人全部被捕。
這就是南京曆史上黑色的“四一○慘案”。
蔣介石聽說中共南京地委的“頭頭”們被“一網打盡”,據說得意了整整一天。後來他派人給侯紹裘勸降,說要委以“江蘇省政府主席”之職,條件是:公開退出中共。
侯紹裘隻回答了兩個字:妄想!
三四天後的一個漆黑的夜晚,國民黨南京市公安局局長溫建剛和特務頭子陳葆元奉蔣介石之命,親自指揮偵緝隊對侯紹裘等九位中共南京市委地下黨負責人進行了最殘忍的屠殺——特務們將這九人先裝進麻袋,而後一個個活活用刺刀戳死,然後又偷偷趁著夜色用車子將屍體運到南京通濟門外的九龍橋處,把九隻麻袋裏的九位共產黨人的遺體投入秦淮河,毀屍滅跡……
犧牲的侯紹裘等九名共產黨人的遺體再也沒有找到,幸虧當時有路過的百姓無意間看到劊子手們往秦淮河裏扔麻袋的一幕,解放後我政府多方調查、追尋才了解到蔣介石國民黨反動集團對中國共產黨人犯下的這一令人發指的罪行!
92年過去了,秦淮河水依然悠悠流淌著,仿佛一直在訴說對這九位共產黨人的無盡思念。
現在的南京雨花台烈士紀念館和上海龍華烈士紀念館,分別都有他們的名字。讓我們一起來認識一下:
侯紹裘,上海鬆江人,時任國民黨江蘇省部中共黨團書記,犧牲時31歲;
謝文錦,時任中共南京地委書記,犧牲時33歲;
陳君起,女,時任中共南京地委婦女委員,44歲;
梁永,時任中共南京市總工會委員,犧牲時23歲;
劉重民,時任中共南京地委委員,犧牲時25歲;
文化震,時任共青團南京地委書記,犧牲時25歲;
許金元,時任國民黨省部委員,犧牲時21歲;
張應春,時任國民黨省部執委兼婦女部長,犧牲時26歲;
鍾天樾,時任南京市總工會委員,犧牲時22歲。
在雨花台革命烈士紀念館,我對這9位烈士的檔案進行了一番考評發現,除了山東籍的梁永烈士外,其餘8位,他們不是上海人,就是與上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說,作為革命者,他們或是主要革命生涯在上海,或是革命的“根”和起步都在上海。比如像劉重民、文化震、鍾天樾、許金元等,雖然並非是上海人,但當他們開始懂得革命道理和追求真理時,就來到了上海,或進了“上大”,或在上海工會,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教育,然後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國共產黨,幾乎都是“五卅運動”中的骨幹。那時革命的中心都在上海,之後輻射到周邊,包括南京地區。1927年,蔣介石一手操縱的“四一○慘案”之前,這些革命者因為工作需要,前後或者在革命最緊急的關頭被組織派到了腥風血雨的南京,有的才去十來天時間,就被敵人殘忍地刺死在麻袋內扔進了淮河裏……
下麵我們重點講一講謝文錦和陳君起兩位犧牲在南京的革命烈士。
現在許多人並不知道謝文錦是何許人也,其實這位溫州籍革命家與陳望道、俞秀鬆、施存統等上海的第一批中共黨員都是浙江省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校友。1921年,謝文錦就來到上海,與劉少奇等早期革命家同進了由陳獨秀、陳望道等共產黨人開設的漁陽裏六號的第一個青年革命者搖籃——“外國語學社”學習。後謝文錦又受黨指派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在那裏,與他一起學習和給他講課的人,後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人物,如老師瞿秋白,同學羅亦農、蔣光慈、任弼時、王一飛、彭述之、蕭勁光等等。也正是在那個時候,謝文錦在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四大”的陳獨秀、劉仁靜、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的見證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且謝文錦是與羅亦農、王一飛、彭述之、任弼時、蔣光慈等在同一次黨員會議上解決組織問題的。回國後的謝文錦就在上海地下黨任職,是1924年中共上海地區執委會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另兩位是莊文恭和李立三。從這一年參加領導上海地下黨組織工作開始到1927年夏在南京犧牲的四年時間裏,謝文錦絕大多數時間都在上海從事工運和學生運動。那個時候革命處在初級階段,需要大量的革命後生力量,於是謝文錦就通過“老鄉”關係,到溫州老家撒播革命種子,喚起了一批批熱血的溫州進步青年到上海來。謝文錦或介紹他們到上海大學學習,或帶領他們直接參加工人運動,如蔡雄、林平海、戴國鵬、林去病、王國楨、金石聲、陳琢如、戴樹棠等,後來這些青年先後成為了烈士,而且多數犧牲在上海的幾次武裝起義之中。解放後,有一位叫蘇淵雷的溫州革命者回憶道:“這批溫州籍革命烈士之所以為革命獻身,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過謝文錦的政治啟發和人格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