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血衣認出了親人的她;
因為魯迅,他們成為傳世英雄;
因為無名,少年的英靈 88年後才回歸故裏;
同誌們用《國際歌》為他們舉行囚車上的婚禮……
在很小的時候(似乎是在中學課本上),就讀過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那個時候隻知道是魯迅的文章,而並不知文中提到的那些人被敵人殺害後的那種悲憤——現在知道了,知道了這些人是上海有名的“龍華二十四烈士”中的人,他們其中有5人是魯迅的學生和他所認識的文學青年、共產黨人。
他們曾經在魯迅那裏,時常像一團團熾熱的火焰,給那個骨瘦如柴、心氣又異常猛烈的“小老頭”魯迅帶去很多很多的青春活力,所以當這些有誌向、有朝氣又能做事的青年突然被人殘暴地殺害後,魯迅先生氣憤至極,而且這份氣憤導致了他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襲擊”其心,這對勇於鬥爭、善於鬥爭的魯迅來說,是少有的事情,於是這位文壇鬥士便有了下麵這些如此激憤的文字(選段):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紀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為了別的,隻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隻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裏,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詩人彼得斐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麵,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從事文學的工作,但他終於不能坐在亭子間裏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捕了。……”
這裏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麽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麵;我也沒有這麽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麵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麵貌很端正,膚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隻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麽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麽一個怪名字(怎麽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麽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隻剩了這一點。
……
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麵,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裏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隻好這麽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裏。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麽,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麽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裏,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麵,不知怎麽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複。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氣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於“複”字卻未必有這麽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隻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裏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花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隻有其中的一本《拾穀虹兒畫選》,是為了掃**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製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麽?——不至於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後來他對於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麽?……”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於是一麵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麵就拚命的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隻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麵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倉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隻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於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後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麽能行呢?他簡潔的答道:隻要學起來!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於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於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於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並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
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
……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後,我才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遊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並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隻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了。
……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裏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裏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嶽全傳》裏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麽“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盤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於是就逃走。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劄,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裏。不幾天,即聽得外麵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裏,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係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龍華。並於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裏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
他的心情並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裏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並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麵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隻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裏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麽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鬥》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於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隻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KaH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隻有我一個人心裏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隻見過一次麵,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麽,隻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頁上,寫著“徐培根”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裏,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裏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裏,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麽隻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隻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魯迅這篇文章是在“龍華二十四烈士”遇難兩年後的1933年2月7-8日間寫的,這樣一篇隻有幾千字的文字,魯迅卻用了兩天時間才寫完,足見當時他心頭的悲憤至極。正如他所言,那些年裏,他“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他“埋得不能呼吸”,這是一位文壇革命鬥士對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手足同誌情所致。
魯迅文章中提到的殷夫,是“左聯”的一位重要成員,也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有重大影響的革命詩人,生前受到魯迅的熱心關懷與指導。殷夫出自編詩集《孩兒塔》時請魯迅為他寫序,在這篇“序言”中魯迅這樣評價:殷夫不單是一個詩人,他首先是一個革命戰士。
的確,殷夫首先是一位革命戰士。這位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後來成為一個革命戰士,是有一個過程的——殷夫本名姓徐名柏庭,他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大哥還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是位留德知識分子,當過蔣介石的參謀處處長和國民黨航空署長。哥哥曾經力圖按自己的模式“塑造”弟弟,但殷夫並沒有按照哥哥的意願去做,而且悄悄地參加了革命。他的行動,被母親看在眼裏,然而母親並未阻攔,隻說“一切你要自己小心”。殷夫為此十分感激母親,寫下兩首重要的詩篇:《東方的瑪麗亞——獻給母親》、《給母親》。
殷夫犧牲時才21歲,但他已經是位影響很大的詩人和堅定的革命者了。1923年,13歲的殷夫用“徐白”的名字考上了上海民立中學,之後又上了浦東中學。在這裏,他開始參加革命運動,並加入了共青團。“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期間,17歲的他被人出賣關進了監獄三個月,差點被槍斃。這回是當參謀處處長的大哥保釋才脫險的。
“你小子以後不要胡鬧了!好好念你的書便是!”出獄後,大哥生氣地教訓弟弟道,“我告訴你,時局馬上要變,你們胡鬧下去非吃大虧不可!”
殷夫反問哥哥:“時局要變?變成啥樣?你怎麽知道?”
大哥在蔣介石身邊,啥不知道?可又不便把“老蔣”對付共產黨的底牌告訴這傾向“共黨”的自己的弟弟。於是大哥隻能蠻橫地教訓弟弟道:“你別管這些!以後啥地方都別去了,就在我身邊呆著!”
大哥將殷夫軟禁起來,並把他送到老家浙江象山,讓他準備報考大學。受了枷鎖的殷夫並沒有放棄對革命的理想與追求,他寫下了《人間》《嗬、我的愛》等詩歌,期待著重新回到火熱的革命運動中去。同時他又借這個機會攻讀了英、德、俄文,並且達到了自學和自譯的程度,這對他後來翻譯許多俄羅斯革命文學起了很大幫助。這時的他,一直在關注上海的革命文學刊物。他把自己寫的一首《在死神未到之前》的長詩寄給了“左聯”作家們辦的《太陽月刊》後,得到著名詩人、左聯重要成員蔣光慈和文藝理論家阿英的極大欣賞。阿英後來回憶說:“我立即被這詩篇激動了,是那樣充滿著熱烈的革命感情,從附信裏也證明了他是‘同誌’,於是我情不自禁地提起筆,定子複信,約他到上海見麵。還很快的,以非常驚喜的心情告訴了光慈、孟超和其他同誌。”
殷夫後來如約又到了上海。他確如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寫的那樣“年青”,“麵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中等身材,留著短發。阿英與殷夫交談時確實發現他說話聲音低低的,像在秘密會場似的,並且每一句話很短,很明快,但很誠懇,“顯示了革命的樸素風格”,但“他的詩句裏又如團團噴射的火焰,是一個完全的理想主義革命者!”阿英對年青的殷夫如此評價。
殷夫從此正式成為了革命文藝戰線的一員,他被吸收為 《太陽社》成員。
1928年秋,他在參加一次革命活動時,被混入同濟大學內部的特務抓捕,再次坐牢。此時他的大哥到了德國留學,是其嫂子出麵保釋了他,但條件是“必須回到象山老家呆著”。在哥哥姐姐眼裏,殷夫總像個“缺少管教的孩子”,打發回老家是對他的“懲罰”。然而此時的殷夫已被革命浪潮所激**和熏陶,故鄉的山水和路途的距離怎能壓製得了他渴望革命的熱情與戰鬥豪情?同時他又一邊反省自己內心的“非革命性”,正如他在《“孩兒塔”上剝蝕的題記》中所自我剖析的那樣:“我的生命,和許多這時代中的知識者一樣,一個矛盾體和交戰的過程,啼,笑,悲,樂,興奮,幻滅……一串正負的情感,劃成我的生命曲線。”“現在時代需要我更向前、更健全。”那革命的渴望他更是強烈,如他在《歸來》的詩篇中吟唱道:“歸來喲!我的熱情,在我胸中燃燒,青春的狂悖吧!革命的赤忱吧!我、我都無限饑餓!歸來喲!我的熱情,回複我已過的生命!”
當後來又與“組織”聯係上後,他在《我醒時》裏高喊起來:“我醒時,天光微笑,林中有小鳥傳報,你那可愛的小名……隻有你的存在,我的生命才放光芒!”
1929年底,殷夫在小姐姐的幫助下,離開象山,回到上海,這次他與家庭作了個斷絕的決定,開始了真正的革命職業生涯。從此,一個完整而健全的革命詩人在上海閃閃發光……
血液寫成的大字,
斜斜地躺在南京路,
這個難忘的日子——
潤飾著一年一度……
……
我是一個叛亂的開始,
我也是曆史的長子,
我是海燕,
我是時代的尖刺。
“五”要成為報複的枷子,
“卅”要成為囚禁仇敵的鐵柵,
“五”要分成鐮刀和鐵錘,
“卅”要成為斷銬和炮彈!
……
他的《血字》詩在上海街頭成為學生和工人們紀念“五卅運動”的戰鬥檄文。
讓死的死去吧!
他們的血並不白流,
他們含笑地躺在路上,
仿佛還誠懇地向我們點頭,
他們的血畫成地圖,
染紅了多少農村、城頭。
他們光榮地死去了,
我們不能向他們把淚流。
敵人在瞄準了,
不要舉起我們的手!
……
《讓死去的死去吧!》的詩篇裏,我們看到了一位青年革命者的愛憎分明的立場。此時的殷夫,已經不僅僅是隻會站在革命的岸頭振臂高呼的人了,他已經帶著他的戰鬥武器——革命詩篇,去街頭領著無產階級戰士去戰鬥了——
在今天,
我們要高舉紅旗,
在今天,
我們要準備戰鬥!
怕什麽,鐵車坦克炮,
我們偉大的隊伍是萬裏長城!
怕什麽,殺頭,槍斃、坐牢,
我們青年的熱血永難流盡!
……
殺不完的是我們,
騙不了的是我們,
我們為解放自己的階級,
我們衝鋒陷陣,曆不顧身……
20歲的殷夫的這首《五一歌》,不僅成為了當時上海人民紀念“五一勞動節”、走去與敵人戰鬥的號角,而且還在詩風上突破了“五四”時期抒情詩的格調,創造了音響鏗鏘、意境宏偉、旋律高昂、筆觸粗獷而富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戰歌,達到了殷夫本人的創造高峰,與當地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作品共同起著動員和鼓舞革命浪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