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正月剛過完年,父親病重,母親請了4個村民把父親抬下山,到了縣醫院看病,醫生說:“肝癌晚期,已經沒治了。”母親說:“送你父親去鹹陽看病吧。”母親又叫星星哥幫忙,將父親送到鹹陽治病。

那一路也很辛苦,上車下車,星星哥背著父親走,尤其是在黃河岸上,我們從垣曲坐火車到侯馬,再從侯馬轉車到風陵渡。

那時風陵渡沒有黃河大橋,行人靠船擺渡過河。嚴冬河道冰封未解凍,人們在等坐汽車過河。

到風陵渡黃河岸邊,已是那天的後半晌,星星哥背著父親走了很遠的路,才到黃河灘上指定的候車地點,那就是黃河岸上的黃河灘,隻能讓父親坐在黃河灘的泥沙上。正月新年天凝地閉,黃河岸邊寒風怒號,朔風揚沙,沙塵彌漫撲向人來,父親低著頭坐在黃河灘上,他穿著深藍掉色成花白色的舊棉衣,戴著棉帽子,戴著口罩,我和母親,還有星星哥站在他旁邊,大風卷起的黃沙呼嘯著一遍又一遍地往他身上撒,不一會父親身上就被黃沙掩蓋了,我看見母親身上、頭上也落了一層黃沙,我感覺黃沙吹進我嘴裏,我轉身背對黃風。就在這風沙呼嘯,寒風刺骨,氣溫大約在零下7度的環境中,我們等了很久,來等車的人也越來越多,星星哥來回走動,他不停地問來人:“車什麽時候來?”來人都回答說:“不知道。”

“車什麽時候來?”“不知道。”

“車什麽時候來?”“不知道。”

那時候我們沒有手表,大夥隻能傻等,天已近黃昏。在我眼裏天地全是黃沙,我們饑寒交迫地等待,等到黃昏後天麻黑,“車來了!”“車來了!”人群中有人呼喊,人們拿行李的響聲、呼喊聲和風沙交響聲混雜。

車來了,是一輛大解放卡車,人們搶著上車,爭先恐後,星星哥背著父親,我們跟在他後麵,不停地被別人擠開,那是個大敞篷車廂,後車廂幫打開,有一個梯子搭在車上讓人們上車,星星哥背著父親,不停地被別人擠在後麵,有的人都被擠倒了。等我們上車時,車上的人都站滿了,父親坐在車廂最後邊,我站在車廂的右後角,地上有兩個人喊叫:“人往後上一點!關門啦。人往後擠擠,門關不上啦!”他們把後車廂幫扶起關上。車開了,汽車從黃河的厚冰上駛過,車開過了黃河後,車走的是蜿蜒曲折土路,兩邊是黃土高原,車上上下下顛簸晃動得很厲害,車晃時人們重心傾斜,車廂角的兩廂幫對合處裂開一個大縫,我險些被甩下去,車在下坡顛簸晃動時,慣性把人們甩向我這邊,我被擠壓在車幫上喘不過氣。這種情景一路上不時地重複發生。超載,超載,嚴重超載!那時人們沒有這個概念。

車總算安全到達火車站,我們從風陵渡火車站乘火車淩晨5點到達鹹陽,我和父母又回到鹹陽法院街的家。一路上沒有車的時候,星星哥都是背著父親走,他沒有任何怨言。第二天早上星星哥就走了,我們沒有什麽可答謝他,也沒有說聲“謝謝”!

一路上有星星哥的陪護,我和母親都感到心裏很踏實。

他為什麽這樣盡心盡力地幫我們呢?這就是親情!

貧困患難,親戚相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