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梁雨潤同誌的意見，縣委應全力支持這樣的行動。”縣委常委會上，全體人員都舉起了雙手。
縣委常委的這一舉手，接來的事可把梁雨潤忙慘了。然而忙還畢竟是第二位的事，更讓他內心暗暗打顫的是，一些在老百姓眼裏被視為生死攸關的事，當反映到我們的某些領導和幹部那兒後完全沒有被當作一回事，或者輕描淡寫地應付幾下甩到了一邊，結果問題越拖越贅，最後讓群眾哭天不應，叫地不靈，輕者罵娘，重者砸黨政機關大門。當有人看到群眾真的砸黨政機關大門時，他們出口就罵是“刁民造反”。君不知，一向溫和謙讓的平民，為何在你那裏要起來“造反”呢？
有道是官逼民反。其實官不公，官不正，官不辦事，民確實是要反的。
梁雨潤處理的下麵兩起民事案頗為典型。這位“百姓書記”因為懂得上麵這個理，所以經他之手，兩起分別拖了18年和３２年的上訪案也就迎刃而解，被在晉南大地傳為美談。
什麽問題讓農民最憂心？什麽事對農民來說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沒在農村呆過，沒有幹過農村工作的人，是絕對想象不出來。
我當然知道。因為我在農村呆了很長時間。農民做夢都想得到的自然是土地，因為土地是他們賴於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衡量財富的唯一尺度，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民都是這樣過來的。即使到了世界已經開始進入知識經濟的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之父——鄧小平推行的第一項政策就是滿足農民們對土地的渴望，“分田到人，包產到戶”使幾乎貧困到邊緣的中國八億農民重新獲得了解放，並且在之後的一二十年裏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至今，我們中國的社會，無論在政治領域，還是科技戰線，或者是教育文化界，不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土地意識與經營土地的理念，一直主宰著我們的思維與行為模式。這不單是一種封建意識，把這樣的土地意識簡單地視為封建文化，是狹隘的。中國人的土地意識是這個農業大國與生俱來的，即使我們跟著整個世界的步伐全麵實現了現代文明，也無法抹去我們對土地深厚和濃烈的感情。
過去在農村我聽父輩們講過許多很有意思的事：說有一個農民，祖輩三代一直給別人當佃農，後來到第四輩時，這戶人家積存了幾十塊銀洋，那時蔣石介的統治快要完蛋了，有些富人害怕共產黨，就在逃離大陸時很便宜地將土地賣給了佃農。這家佃農趁此機會買了40多畝地。當祖輩四代第一次在屬於自己的田地裏幹活時，心裏甭提有多高興了。40畝地靠全家幾個勞力幹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老佃農就找到這家戶主，說過去我們都是佃戶，現在你家有田了，可以當地主了，我們租你們幾畝地種種如何？這戶人家說不用，說我們自己能種。可到他們買回這40畝土地整一周年時，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了大江，江南一帶全解放了。之後緊接著便是土改，劃成份。按照當時政策規定，40畝土地可以評為一戶富農了。負責劃成份的鄉幹部過去與這戶人家的主人都是地主的佃農，便悄悄跑到老朋友家透消息，說你也是吃苦人家出身，買的這40多畝地也是血汗錢換來的，不易啊。可現在社會變了，按政策規定你家這麽多地就該是“地富反壞分子”了，但我不忍心見到你們一家劃進階級敵人的那一邊。怎麽辦，最好還是你們主動把土地退了，那個地主老財家不是還有個老家夥沒到台灣去嘛！你們把地一還，啥事就都沒啦，與我們一樣都是社會主義的新主人了！老朋友走了，這戶人家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宿，最後還是決定不將地退給地主家，說啥都可以不要，但這地已經是我們家的了，就不能丟掉，就是扣一頂富農帽子也不在乎。就這麽著，這一家祖祖輩輩給地主當牛作馬的勞動者，在土地改革後，不僅全家的40多畝地歸公了，而且從此戴了30多年“階級敵人”的帽子，害得第五代人沒有一個讀完初中。
另一個故事的主人公曾經是我筆下的人物。他是一個在二三十年代就在上海與魯迅先生等人一起筆伐蔣介石的人。抗日戰爭開始，他以開明地主的身份，為共產黨新四軍出過大力，那出家喻戶曉的現代京劇《沙家浜》裏，本應該也有他的身影：因為當年這批駐在沙家浜的新四軍和主力部隊裏許多槍支彈藥都是經他之手弄到的。不僅如此，他還一次又一次變賣自己祖上留下的地，為新四軍籌槍籌糧籌藥。到解放戰爭時期，他把上千畝祖上留下的地一塊塊變賣成共產黨隊伍的軍用物資，最後到土改時，他僅剩下了100多畝地。可就這100多畝地，使這位革命功臣的後半輩子蒙受了奇天大恥，直到他83歲時才被摘下了“地主分子”的階級敵人帽子。這麽一位過去隻會靠筆杆子革命的紅色書呆子，卻因為土地的緣故，使他那副文弱的身軀足足在最繁重的田野裏當了50年農民。去年我回老家時才知道他不久前已去世。老人家的後人對我特別友好，因為我是第一個著文為這個革命功臣平反，並且使他的傳奇事跡見於報端，廣為傳頌的人。
土地對中國農民來說就是**。
新中國成立後，土地歸了國家所有。農民擁有的便僅是那塊生活的宅基地。
而由於大片的土地不再屬於自己，農民們便視自己的宅地是一塊神聖不可侵犯的王國。農民對自家宅基地的看重，一點也不亞於我們對國家領土的重視程度。
在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麵前，你無論怎麽的辱罵和嘲諷他，他可能隻朝你瞪一眼，或者幹脆就躲得你遠遠的。可假如你說盡好話，又悄悄想霸占他的一寸宅基地，那他就會不惜一切代價與你鬥爭，甚至付出生命也絕不會吝惜。
這就是中國農民對自己宅基地“奉若神明”的信仰。
但有人偏偏對這樣的神聖視而不見，並粗暴地踐踏。梁雨潤接到的一個案子，就是關於村幹部沒能妥善處理好農民宅基問題，結果使那位農民上訪長達18年，與村幹部積怨甚深。
這個農民叫王典才，老伴叫周愛仙。他們是夏縣裴介鎮朱呂村人。
到裴介鎮朱呂村采訪時，我不由想起一個典故：晉朝名士介子推的故事。
那天梁雨潤說要到一個叫裴介鎮的村子去。在鎮的東麵，有座已經荒蕪的墳墓，而墳前卻樹著一塊高大的石碑。我走近一看：哇，原來這裏便是晉文公侍臣介子推的故裏！關於介子推這個人物，現在的年輕朋友可能知道得不多，但讀過曆史的人都會知道介子推這麽個了不起的人物。在春秋戰國時期，晉獻公死後，兒孫們爭奪王位，釀成內亂。次子重耳因受其兄排斥和後母驪姬的迫害，逃亡到了國外。途中由於連日奔波，饑寒交迫，侍臣們離的離，亡的亡，所剩無幾。唯介子推等人一直護衛其左右。一日，重耳一行來到一個叫羊舍的地方，正值赤日炎炎之時，一路走來的重耳一行人困馬乏，個個口幹舌燥，饑腸轆轆。
公子重耳想起往日在宮中吃不盡的山珍海味，而今連粗茶淡飯也無處尋覓，不由連聲唉歎，淚水漣漣。侍臣們見主子如此淒涼，很不忍心，便四處尋找食物。然而在這荒野之地，終無所獲。介子推看著幾近昏倒的君主，心裏十分難過。他避開眾人眼耳，用利刃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塊肉，然後煮成羹湯，給主子端上。重耳忽聞如此鮮美的肉味，伸手接過連聲稱道：“好香的野味，是哪位愛卿獵來的？”
可是眾臣聽主子的問話後，誰都不敢應聲回答，相反一個個低頭避之。重耳頗覺驚詫，他隨眾人的目光看去，隻見介子推此時正顫顫巍巍地站在那兒，臉色蒼白，下衣沾滿鮮血。重耳什麽都明白了，上前跪在介子推麵前哭道：“介愛卿，來日平定天下後，我定當報你的大恩大德。”後來，在外流亡１９年的重耳回晉都繼承王位，並大宴群臣，封賞隨從。然而在受賞的群臣中，已是晉文公的重耳卻忘了有恩於他的介子推。老臣們很不服氣，便在皇上的門上掛起書帛，寫道：“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同流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割股。
龍返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號於牛野。”晉文公見後連連說：“我何以忘了介愛卿？罪過罪過！”隨之傳旨速請介子推。但此時介子推由於看到晉文公初登王位就沒將心思放在改善百姓生活上，而是迷戀宮中華麗奢侈生活，便伴老母隱居到綿山。晉文公知後派人請介子推出山，但介子推終不願回宮，並讓人轉告晉文公“和睦待人，不忘根本，同心協力，圖強社稷。”晉文公聽後更加感動，便親自前往綿山。介子推聞訊後隱居到更深處。晉文公見請不回愛卿，便對手下人說：“分三路把山上的草木給我統統燒了，惟留一路給介子推母子下山所用。”晉文公心想，這樣你介子推不就下山了嗎？但在火焚三日之後，山上的草木皆成煙炭，卻仍不見介子推母子下山。晉文公急了，派人全山搜尋，最後發現介子推母子相抱成焦屍的慘景。晉文公見此失聲痛哭，後悔莫及。為感念介子推的救命之恩和忠言相諫，晉文公封綿山為“介山”。
我的主人公王典才的家就在介山腳下。
1982年，村上為了建一個供銷社，看中了村中十字路口最好的王典才家的宅基地。村上把這個決定告訴王典才，並說村裏安排了兩處風水上好的新宅基讓他任意挑一塊。王家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一聽既然是村裏的安排，便答應了。可真到挑地準備蓋新房子時，發現那塊上好的新宅基已經被一名村幹部的弟弟占了。王典才夫婦覺得自己被人耍了，就決定不搬了。王家的老房子是祖上傳下來的，有些年頭了。如今王典才的兒子也漸漸大了，也要準備娶媳婦，所以王家決定在舊宅基上翻建四間新房子。村裏幹部看到了就派人阻擋。王家不服，說這地基是我家祖輩傳下來的，憑什麽不讓我蓋？村幹部說：村裏要發展經濟，供銷社是村裏決定的一項“利民工程”，誰阻礙這樣的事誰就是改革開放的“絆腳石”，是“絆腳石”就得搬走。王家又說，村委會的決定也得根據政策來定呀，你們不能想怎麽著就怎麽著。於是一頭要蓋，一頭不讓蓋，矛盾就激化了。
王典才家要蓋房子有自己的道理，因為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所以他們該幹什麽就幹什麽。但村裏也有招，你不是要蓋房子嗎？那好，你蓋房子用的電是從村上的線路上走的，我掐斷了不讓你用。王家第一回就沒蓋成。第二回王家找到了鄰居家，說了個情送了點禮，用電線路問題解決了。
村裏一看電斷不了，就搬出鄉土地辦的人來說，因為不管你是在自家老宅基翻蓋舊房，還是在新宅基地上蓋新房，沒有土地辦的批準你就都算違法，王家第二次蓋房又不得不停了下來。王典才的老伴周愛仙不甘心，跑了一次又一次，給鄉土地辦和鄉幹部說理，人家覺得沒有理由不讓王家蓋房，就批準了。王家又開始了第三次蓋房，這回王家理直氣壯了，有鄉裏批文看誰還敢攔咱們蓋房？村委會也不是一幫盡吃閑飯的人，幾個幹部一合計，你王家不是找了鄉土地辦嘛，那我們就找管鄉土地辦的縣土地局領導，還是不讓你王家蓋房。王典才夫婦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實巴交的農民，大字不識幾個，以前也沒有去過縣城，可為了這“頭等大事”，他們不得不往縣城跑。王才典去了兩趟縣城，結果連縣土地局的門在哪兒都沒找著，還白花了二十多塊路費，老伴數落了他一通，自己又跑了一趟。人家到底是縣領導，你說個理出來，那縣裏大幹部就是通情達理，說你們王家在自己宅地蓋房子沒有錯，村裏想用你家的宅基又不落實政策，錯在他們那兒。
王家有了這“官話”，便像吃了定心丸，立即回去又動工，而且是把縣上的“官話”轉告給不讓他們蓋房子的村幹部。這村幹部畢竟經常跟上麵的官打交道，說你王家到上麵說的僅是一麵之言，既然你們可以去說，我們也同樣可以向上級反映。村幹部就跑到縣土地局去鬧：你縣土地局同意也行，但我們全村百姓經濟上不去，沒了飯吃，我們就領著大夥上你們土地局來要飯吃！縣土地局領導一聽朱呂村的幹部這番話，連連擺手，你們的事我們管不了了，也沒法管。村幹部便得意洋洋地回了村。可回村一看：王家的新牆都砌到能放窗那麽高了！咋，真反了？各家出一個勞力，到王家給我把他們砌起的牆給扒了！村幹部火冒三丈。可動員了半天竟然沒有幾家願去扒王家牆的。好好，你們都不願出勞力不礙事，我出錢雇人來拆。村幹部讓人到外村叫來30多個人，說好了每人幹一天30塊錢。這回非常奏效，外村人與王家無親無故，加上在家閑著也是閑著，人家給30塊錢幹這麽點小活，於是來王家拆牆壁的人特別賣力，一會兒功夫就把王家新砌的牆“稀裏嘩啦”給平了。
王家老小怎麽攔也沒用，村幹部在一邊偷著樂。王家的氣自然無法咽下去。從此便開始了一次又一次地上訪，但這麽一檔子事王家有王家的說法，村裏有村裏的說法，結果讓上麵感到左右為難，幹脆拖吧。這一拖不要緊，可是苦了王家。村裏幹部也心裏不舒坦，覺得很丟村委會的威信，就又研究對策：你王家不是會上訪嗎？不是憑著兩條腿一張嘴巴到處把咱村裏說得一塌糊塗嘛。好，那我們也不讓你過上安靜日子。有一次，王典才的老伴上訪跑出了病，住了院。王典才去醫院陪床，家裏幾個孩子也沒在家。村幹部們瞅準是個機會，親自動手，上到王家的五間舊房子屋頂，將上麵的瓦片掀了個精光，意思你王家不是厲害嗎，不搬也行，那你們就這麽著“涼快”著吧。
這一下王家的日子可就難過了。王典才回家一看，氣得臥床不起。老伴住在醫院不知咋回事，提前出院回家，剛到家就又氣得舊病複發，老兩口就從此再也沒有能力與村委會的幹部們鬥了。王家的大兒子原在市重點中學讀書，準備考大學，聽說家裏的老房也給人扒了，跑回家提起一把钁頭，氣衝衝到支部書記家，砸了人家的臨街廚房的小窗戶。這下可就惹怒了“太上皇”了。支書覺得麵子大丟，找到派出所，硬要人家將王家的兒子抓起來，並提出要賠償6000塊錢。王典才老兩口急得火燒眉毛，一是小兒子是全家將來的全部希望，真要給人家整了以後的前途就徹底毀了，二是這麽多年為房子的事折騰了多少冤枉錢，還哪有錢賠人家！一個小窗戶本來就不值那麽多錢，明擺著是要訛你嘛。王典才夫婦拖著病體，上支書家求情，支書連見麵的機會都不給。後來總算托了個遠房親戚——也是支書家的沾親帶故人家，左說右說，算是同意讓王家把砸壞的廚房窗子修好，但對方還是提出要賠5000元錢的“名譽損失費”。支書說，我堂堂一村之主，不這麽整，以後村裏人想砸我家房就可砸了？5000元不多！
王家覺得鬥不過人家，便無奈送了500元過去，想了結此事。但支書那邊不幹，你不賠“名譽損失費”不要緊，我找人治你家小兔崽子。有一天晚上，支書知道王家的大兒子在家，便找了幾個村上的小痞子，說今晚我支書包你們酒足飯飽，條件是你們給我整一下砸我家窗子的王家的那個小兔崽子。那幫好吃懶做的小痞子們第一次得到支書的“重用”，滿口將此事包了下來，他們酒足飯飽後，便醉熏熏提著棍舉著刀來到王家。王典才的兒子一看這陣勢，嚇得拔腿就跑，長期不敢回家，從此神經兮兮，行為也同正常人不一樣，更不用說考大學了，連上中學都不得不放棄。王家一挫再挫，不僅再也沒有能力蓋新房，連舊房子都住著艱難。1996年夏，極少下雨的夏縣連續下了幾場暴雨。王家一家老小不能呆在上麵沒有瓦的大房裏，隻得躲進一間做飯的廚房。黃土壘的牆，哪經得起暴雨潑澆？一日傍晚，王家老少幾口子躲避的小廚房內發出了“吱吱嘎嘎”的異常聲響。“不好，這房要塌！”沒睡著覺的王典才趕緊叫醒全家，從小屋裏逃出，站在屋外的大雨中。小兒子不願出來，癡傻傻地對父母說我就死在裏頭吧！急得老兩口連拖帶抱地將他總算拉了出來，當全家人剛剛逃出小屋，突然“轟隆”一聲，小廚房傾刻間化為平地……王典才一家從此失去了自己的家園，五六口人不得不東借西湊住在親戚和鄰居家……
“天下哪有此等道理？為村裏發展經濟想辦點事這應當，可不能不管別人的死活啊！”有一天，王典才的老伴周愛仙大媽上梁雨潤的辦公室聲淚俱下地訴說了18年來這樁事情的前因後果，令這位紀委書記也唏噓不止。
“大媽，我知道這些年你們一家受罪了。雖然現在村裏的幹部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即使再難辦，我也要把你們家的事解決了。你先回家，我會馬上到你們那兒去的。”梁雨潤望著一步一回頭的周大媽，心中湧起萬千感慨：一個農民，就因為村幹部的工作簡單化，使得全家幾口人幾年無家可回，如果見了這樣的事不心疼，還算是共產黨的幹部？梁雨潤覺得不能再讓這些確有冤屈，又無權無勢的農民百姓再拋家舍業地往咱政府和幹部的辦公室喊冤叫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