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啊！在人的生命裏能有幾個32年可活啊？而崔良娟這位普通的農家婦女為了守護屬於自己的一塊宅基地，整整走了32年上訪路。
今年春節前一個星期天，我見到了這位年已68歲的老人。當她得知我是從北京專門來了解她的事情時，不由又一次老淚縱橫起來。她拉著我的手，坐在她家的炕頭上，然後拿出一個布袋，“嘩啦”從裏麵倒出上百份各式各樣的紙和信封。崔良娟告訴我，這都是她在32年裏上訪、打官司留下的“紀念”。我拿起翻了翻，有縣“革委會”的介紹信，有地區“一打三反”領導小組出示的公函，更有鎮政府、縣政府、省政府和這些政府下屬的法院、土地管理部門等單位的“信訪處理意見書”。而在這疊起一尺多高的信函中，我看到特別多的是縣長、副縣長、市長、副市長、書記、副書記……的一份份批複，那些批複雖然字跡各式各樣，有龍飛鳳舞的，有中規中矩的，圈兒有畫得圓的，有畫得鴨蛋似的，但他們的內容卻驚人的相似，如“此事一定得解決”，“請某某部門閱辦”，“為什麽她的問題拖延如此長久？不能再拖了！必須速辦！”我見的一個個領導者批示的“閱辦”，“速辦”，“必須辦”的字眼是最多最醒目的，但就是在這麽多層領導年年關注下，年年批複下，崔良娟的事就一直拖到梁雨潤來夏縣工作之前的1988年還沒有解決。
當我請崔大媽談談上訪的經曆時，崔大媽突然雙手緊緊地抓住我，我先是一驚，但馬上明白過來：崔大媽的心又開始流淚了——
“我哪想到自己這輩子啥萬元戶、五好戶都沒當上，卻被人戴上一頂上訪專業戶的帽子！”老人長歎一聲，說：“我到現在都一直不明白，從第一次上公社告狀，找到公社的最大領導，看他白紙黑字地寫給大隊書記讓他退回我家的宅基問題開始，我看了不知多少領導寫過這樣的話，批過這樣的條，下過這樣的指示，但我弄不懂為啥有這麽多領導為我說話，為我抱不平，可到頭來咋像黃河裏撒網，總是打水漂漂呀？我一個大字不認的農民，又是女人家，弄不明白是咋回事。就以為我找的官不夠大，公社書記解決不了後，我想就找縣上領導，縣長說話再不算數我就找省委書記。那次我到太原，省委書記還真給我批示了，我高興得想這回再不會有人敢不退還我的宅基地了。因為省委書記的秘書當著我的麵說省委書記托話轉告我，你崔良娟的問題再解決不了我省委書記就把夏縣分管土地工作的縣長給撤了。那回我回到家裏，等著好消息。後來，果真縣委書記都派人來我家，說一定要解決我反映的問題。我盼啊盼，盼了一月又一月，還是不見問題解決。我就又到縣裏找書記。縣委書記知道後也生氣得很，朝土地局的局長拍桌子。我當時在場，那局長看上去也挺可憐的，人家這麽大的官，50來歲的人了，被書記訓得像孫子一樣，隻會點頭，其它的啥都不敢說。我知道縣委書記對我的事是認真抓的，我老伴的一個同學是省裏的組織部副部長，專門找過這位縣委書記請他過問我家的事。但書記桌子拍了，土地局長孫子也當了，可我家的問題就是沒解決。我始終搞不明白，那麽多的領導，一個比一個大的官，他們可以建設好一個大城市，讓幾百萬幾千萬的人過好日子，咋到我這兒就說話一點不頂用呀？芝麻大的事，牛刀，鍘刀，全用上了，咋還夠不上勁呀？
我左想右想，就是想不通。後來有一次我看了電視《楊三姐告狀》的故事，心想我可能差就差在沒有找皇上，沒有到北京找中央去告狀呀！對，我一定要上北京去。那兒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鄧小平住的地方，黨中央住的地方，天王老爺也沒有比北京的官再大了。丈夫和孩子們不讓我再折騰了，我就瞞著他們跑到了北京。你們北京可真大，人也好，一問到哪兒就會有人馬上告訴你。那些部長那麽大的官，親自接待我，當著我的麵給下麵打電話。不像我們山西有些地盤上，我站在一政府大門口想向領導遞個狀子，他們就出來個保安啥的，也有公安局的，啥也不問就說你是盲流。我有幾次被他們無故無緣地當壞人抓了進去。六七十年代時，我還沒老，一個女人家自己就出來了，到城裏告狀，有些衙門裏的人壞著呢，一聽說你是找他們來上訪的，就眼睛溜溜地在你身上打轉。你急死人問他啥時能見某某領導，他嬉皮笑臉地問你，幫你找領導可以呀，但你會給啥好處呀？我心想窮得連上訪的路費都沒有，還有啥好處給你呀。便說：我可以給你打掃辦公室。人家一聽就衝我哈哈大笑，說鄉下農民就是傻。其實我心裏明白，他們所說的‘傻’，我來個以‘傻’裝傻。後來我再出來時就帶上四娃兒，就很少再碰上這類事，他們一看到我的娃兒哭，馬上態度就變得凶狠起來。等我年歲大了再出來告狀時，那些官不大脾氣卻很大的人就更多了，常常我的腿還沒有邁進衙門，人家就一句‘瘋婆子又來了’，便把我架到收容所啥地方去了。苦啊，天底下恐怕再苦也苦不過上訪人……
那是別人不把你當人看待的那種苦。可這樣的苦對像我這樣一心想解決問題的人來說，又算啥？我想能把被占的宅基地要回來，我也對得起死去的婆婆，對得起遠在太原工作的男人，也對得起幾個娃兒。你問我為啥不死心跑了那麽多年？啥不死心，我不知有多少回死心了。可每回死心後又回過神一想：咱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老百姓的天下，總有說理的地方。毛主席、鄧小平、江澤民總書記，不是總在說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每回死心後，一想到這兒我的心就又活過來了……”
崔良娟說到這兒鬆開了我的手，埋頭整理起那堆記錄她32年上訪之路的公函與材料。
望著這位銀發滿頭的農家老太太，我說不出自己的心頭有多少感慨：32年！誰會有這樣的毅力？誰會帶著某種不息的希望和信念，能維持如此漫長的歲月，隻能以屈恥與下賤、乞求與討好的行為來感動他人。僅僅是一塊宅基地，僅僅是需要收回屬於自己的那份財產，她付出了32年的歲月與尊嚴！
這就是中國的老百姓。
這就是被士人們稱之為天的中國農民。
一個以百姓利益和幸福為已任的政黨，如果不能代表這樣的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們的根本利益，那這個政黨必然早晚失去對這個國家的統治與領導地位。
梁雨潤所以要接崔良娟的這件事，正是從這個深層然而又是最基本的道理上考慮的。
按理說，像這種宅基地等民事糾紛，又是不被人待見的陳年老帳，一般可以不列入紀委所轄工作範圍，但梁雨潤用恰恰相反的態度來對待和處理這樣的事”你又要接這碗夾生飯吃？”信訪室主任老胡一見梁雨潤拿著崔良娟的狀子來找他，便知這位年輕的上司又要做什麽了。於是搖搖頭，又笑笑。
“咋，你又要好言相勸了？”這回梁雨潤也朝自己的得力幹將笑笑。
“我知道勸是勸不動的，但作為比你在夏縣多呆幾十年的老同誌，我有責任盡可能地幫助自己的領導盡量不陷入困境。”
“這個我愛聽。”梁雨潤搬來一把椅子，幾乎是臉挨著臉地請老胡把話說完。
老胡知道梁雨潤不抽煙，便隻管自己點上一支煙，然後說：“據我所知，崔良娟老太太這樁事，已經有幾任縣委書記都插手管過，但至今沒有解決，我想肯定裏麵的事情不是一般的複雜。當然我說這話正好有點像激你似的……”老胡說到這兒，朝梁雨潤瞅了一眼，“我知道你好啃那些別人認為難啃的骨頭。所以……”
“所以這件事我是一定要管到底的。”梁雨潤站起身，拍拍老胡的肩膀，對天長歎一聲：“你老胡知道我為什麽對這樣的事特別急著上手嗎？”
老胡仰起頭，想聽聽這位年輕上司那種堅韌不拔專啃硬骨頭的動力所在。
“你想想老胡，一個連字都不認得幾個的老實巴交的種地人，到底為了啥要一次次跑到縣城省城和北京去上訪告狀？而且一上訪就是幾年幾十年啊？你我行嗎？不行！肯定不幹了，說不定跑幾次沒結果就再不跑了。不跑了心裏又在想什麽呢？肯定是灰心喪氣了，或者根本就不相信誰了。我說的對不對？可人家莊稼人都實在，他們為啥跑了那麽多次沒有啥結果後，還一次次、一年年地跑啊？為啥？就是因為他們心裏裝著對我們黨的信任，對我們這些共產黨幹部還有一絲希望，他們相信天底下雖然有不公平的事，但總會有人給他們主持正義，為他們服務呀！你想想，他們不懼任何困難，不畏任何恥辱，甚至敢用一生的時光，全部的生命，來找回這種對黨、對政府，對我們這些幹部的期望和信任，你說比起他們的這種執著和犧牲精神，我們還有什麽可顧慮和擔憂的呢？還有什麽架子不能放棄？還有什麽理由不去認認真真地、實實在在地為他們化解矛盾，平反冤屈？其實農民們上訪幾十次幾百次需要我們幫助他們解決的問題並不難啊！可為啥老沒有得到解決呢？就是因為我們這些當幹部的當領導的，不能像為自己的子女安排工作，晉升職務那麽認真去做，去動腦筋而已。說句良心話，老胡你講我說的是不是這個理？”
此刻，老胡的兩眼已經濕潤潤的。“梁書記，聽了你的這番話，老實說我感到很慚愧，而且我覺得感到這種慚愧的不僅僅是我一個人，應該有相當多的人。不說了不說了，處理崔良娟的事，你給我安任務吧，我請求參加。”
梁雨潤欣慰地笑了。“行，你算一個。另外我想這件事可能比較複雜，解決起來難度大，所以紀委再派一名常委帶隊，會同法院同誌一起去。你們下午就到上董村去，這事不能再讓百姓等了，一天也不能等了！”
“是。”
工作組進駐崔良娟居住的上董村後，果然發現這件拖了32年的宅基地事件解決起來難度不小，根本的原因是與崔良娟宅基相連的三家鄰居中那位張某，當過幾任村幹部，現在又在鎮上工作，所以崔良娟告了幾十年，法院也判了三四次，但沒有一次可以付諸實施。張某當著村幹部的麵不止一次揚言：領導批示法院裁決能頂啥用？就是皇帝下聖旨他也管不了我腳跟底下的事。
梁雨潤派去的工作組找到張某談話，張某百般狡辯，無理強占三分，依然一副天王老子也管不了他的架式。
張某也算是個“官”，太知現今官道上的奧妙了。你說一個省長縣長管得了天塌地裂的事，管得了千萬人的苦與樂大家都相信，至於能否管得了幾戶農家發生的宅基地糾紛？好，你管行啊，你法院判也行啊，中央發文件我都不怕哩！我早晨拎著褲子一泡尿撒他家牆根裏，晚上睡覺前一泡屎拉在鄰居的院中央，你是派警察還是讓軍隊來天天看著我？哼，老子啥不怕，你省長部長，這個“批示”，那個“速辦”，到我這兒呀，啥都得聽我的！老子想咋辦就咋辦！看你們能怎麽辦！
工作組成員氣得說找你們村長、鎮長來跟你談。
張某更得意地說：行啊。這兒的村長、鎮長哪一個上台沒有我的推薦？你們把他叫來，看誰聽誰的。
工作組成員說，這次你別再想拖著不還崔良娟的宅基，否則我們就進駐你家一直到你退出為止。
張某一聽哈哈大笑：那我巴不得呢，熱烈歡迎你們進駐我的家來，我正愁著蓋了那麽多房子不能像城裏人一樣出租呢！嘻嘻。
看著工作組成員氣呼呼地像所有曾經來過的無數個工作組一樣雙手空空地返城時，張某的臉上堆滿了得意的陰笑。
“呸！你告，再告10０年也沒用！”張某路過崔良娟家時，操起一根樹枝，“唷唷唷”地將幾頭豬崽往崔良娟家的院子內趕著。熟門熟路的豬崽在主人的吆喝下，擺著尾巴，晃晃悠悠地遛進他人的院子。
“難道就真的沒法讓這樣的無賴就範了？”梁雨潤聽完工作組的匯報，思忖著對付張某這種人的辦法。
“那張某什麽也不在乎，該占人家的地照樣占著，而且可能會變本加厲。”工作組的同誌說。
“法律也治不了？”梁雨潤又問。
“嘿，法院已經先後判過三四次了，到他那兒等於一紙空文，啥都不頂。”
梁雨潤點點頭，說：“張某這個人可能還懂點法，所以他這麽多年一直膽大妄為。不過他再聰明也還是差了一點知識。”
“啥知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規定，凡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的，可以對其采取強製執行措施，對仍然拒不執行者，可以采取拘留等強製手段……”梁雨潤手裏捧著的一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通則》。
“太好了，這麽說我們是可以通過法院手續，對張某進行強製拘留處理？！”
“立即行動！”。
當日下午，法院和工作組的成員，持著拘留張某的手續，再次來到上董村。當著眾村民的麵，向張某宣讀了法律“拘留文書”。
“你們不能抓我，我兒子還在北京當武警呢！我要讓他回來告你們——！”這回張某急眼了。在臨上警車時大吵大鬧起來，但一副冰冷的鐵銬已緊戴在他的手上……
在拘留所裏，張某依然心存一絲希望：隻要等兒子從北京回來，看你們放不放我出去。一出去，啥事就是我說了算。哼！
果真，在張某被拘留的第三天，身著武警服裝的兒子從北京回來後，立即怒氣衝衝地找到紀委，責問憑什麽抓他父親，並指責紀委這是“蓄意打擊現役軍人家屬”，如果紀委不從速放人，他要上北京找某某人告梁雨潤他們。
梁雨潤得知後不動聲色地讓人將張某的兒子叫來，然後嚴肅地對他說：你身為現役軍人，又是武警，應該更懂得所有公民都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你父親多年拒不執行法院的判決，擅自占據他人宅基不還，對這種嚴重違法行為，你無論作為他的兒子，還是作為一名現役軍人，都有責任幫助他好好認錯，並立即服從法院判決，而不是助紂為虐，是不是這樣？
張某的兒子帶著一腔怒氣進的紀委，出門的時候已經心平氣和了，他整整警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麽了。
“兒子！你總算回來啦！太好了，怎麽樣，他們得把我放出來吧？什麽時候放呀？”在拘留所的張某一看兒子，欣喜若狂。
兒子說：“爸，是你不對，幹嘛一定要占崔嬸嬸家的宅基嘛！”
張某一聽兒子這話，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一頭癱在水泥地板上，逞了32年的威風**然無存。“你這個傻兒子，我這還不是為了你嗎？唉，我這幾十年折騰啥嘛！”
在拘留所呆到第六天，張某終於痛哭流涕地要找梁雨潤書記當麵認錯。
“不是向我，而是應該向為了從你這兒重新獲得尊重的崔良娟一家認錯賠罪。俗話說，人心都是肉長的，你應當比我更清楚，她崔良娟從當年的一個小媳婦，一直上訪成滿頭白發的老太太，我們是不是心裏應該感到罪過啊！”梁雨潤語重心長地對張某說。
“我理虧。我不是。我回去馬上把建在她家宅基地上的三間房子拆了，退回多占的地。梁書記我向您保證：今後我假如再敢把腳朝崔良娟她家多伸出一寸，我願受天打雷劈！”
“哎——這你就說錯了。你們是鄰居，應該友好相處，相互信任和幫助。隻是不要再搶占屬於人家的地盤和財物便是。”
在張某的帶頭下，其他多占崔良娟家宅基地的另兩戶鄰居也隨後向崔良娟家賠禮認錯，歸還了多占之地。就這樣，這起讓一位農家婦女走了32年上訪路的民事糾紛，終於宣告處理完畢。
那天，崔良娟一聽說我是從北京來的，還不無感慨地拉著我的手，走到那垛耗去了她３２年精力的新牆前，熱淚盈眶地說：“32年啦！兄弟啊，第一次出門上訪時我比你還年輕不少哩！你看看我現在……”
我有些不忍地看看她那張布滿刀痕般皺紋的臉和縷縷銀絲飄動的頭顱，心頭不覺陣陣發痛。當老人聽說我要寫梁雨潤書記的事跡時，她便拉我坐在炕頭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
“你可一定要寫好他。一定啊！”那天臨別時的一幕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當帶我前往上董村采訪的車子已經發動並走出幾十米了，我從反光鏡中突然見她朝我揮著手，我趕緊讓司機停下，以為出了什麽事。
崔大媽邁著顫巍巍的步子，奔跑著過來，伏在車窗前氣喘籲籲地雙手再一次拉住我的手，說：“梁書記是個好書記，你千萬要寫好他，啊！”
我默默地點點頭，淚水噙在眼眶有種說不出的滋味。但心裏在向老人保證：我一定會的。
回城的路上，汽車飛馳在田野上。我的思緒一直被崔良娟老人的話和她在過去30多年的風雨中喊屈叫冤的身影牽扯著，長思不解地想著一件事：如果有幹部在32年前就能像梁雨潤這樣認認真真把事情解決了，那這個崔良娟將是怎麽的一個形象？如果今天夏縣沒有梁雨潤書記的出現，那崔良娟這位農家婦女的命運又將是什麽樣呢？
汽車還在田野上飛馳，我的問題沒有答案。
這使得我更想從梁雨潤身上尋找更多的東西。
很巧，那天從崔良娟家回城的路上，遇見了另一位得到梁雨潤幫助的農民。他叫李衛國，是個殘疾人。因為殘疾和家貧，天資很高的李衛國沒能在高中畢業後繼續上大學，他開始自學醫書，並獲得了一個行醫執照，在自己家所在的小鎮上行醫。李衛國十分注重自己的行醫道德，從來一絲不苟。可偏偏有一次出了問題。那是1998年年末的一天，他在給一位農民看病時，開了一副從縣醫藥公司水頭批發站買回的藥。患者服用後，突然感到不適，副作用極其嚴重。仔細一看，原來那藥已經變質，藥丸的外殼出現了裂縫，他便找到李衛國。受害者家屬當時說的話很難聽，李衛國感到無地自容。其實李衛國也是一肚子冤屈，因為他並不知從縣醫藥公司進的貨會出現質量問題。第二天他便拄著拐棍，先到縣藥檢所化驗，結果證明確實那藥有質量問題，於是他便找到縣醫藥公司索賠——既為經濟損失更為名譽傷害。哪知人家並不把他當回事，愛理不理的。李衛國急了，坐在經理辦公室不走。藥材公司經理惱怒起來，從街頭找來兩個人，威脅李衛國說，你要再賴在這兒，老子再把你的兩隻胳膊也廢了！雙腿殘疾的李衛國打小自尊心特強，哪受得了如此屈辱！
從此這位青年農民，拖著一雙殘疾的腿踏上了尋求伸張正義的上訪之路。他到過縣上，也到過運城市委，見的領導和幹部不下三五十個，但都令李衛國無比傷心和失望。那些領導的門是很難進的，因為他們通常十分注意“形象”，所以一見有人拖著殘腿一拐一跛地在自己的門口晃來晃去，就會顯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好的聽你三分鍾話；膩的幹脆搪塞說“有事”便讓秘書一類的人“接待接待”。這一接待事情就常常變了味。好點的會說：“你把相關的材料留下，人先回去等消息。”惡劣的就不用多說，什麽“製造不安定因素”，“閑著沒事跑出來想榨油水”雲雲。開始李衛國還很當回事，對那些所謂的“好點的”，他幾次感動得直流淚，甚至在人家已經趕他出了門後，他還傻裏傻氣地跑到街上買條煙什麽的回頭再給人家送去。而對那些不把他當回事的“惡劣行為”，李衛國也氣得直落淚。可時間一長，見慣了，聽慣了，也見怪不怪。然而不管是“好點的”還是惡劣的，最終結果都是一個樣：對他要求解決的事，總是石沉大海，有去無回。
有一次印象最為深刻。那是他到縣委辦公大樓裏發生的事。李衛國打聽到某某領導正在二樓的辦公室，便想求得一見。可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像他這樣的殘疾人，想直接進領導辦公室，結果總是被轟出去。所以這回他等候在一樓樓梯口邊的那間廁所內——這裏既不會被人轟出去，又便於一眼看到從樓上下來人的模樣。從早上８點進廁所，一直等到中午時分，李衛國仍沒有見到那位領導。熏人的臭味和饑餓的肚子，讓他不得不再次闖一闖領導的辦公室。當他拖著殘腿一步步艱難地爬著樓梯時——因為水泥地滑，他的一雙拐棍不能用，所以隻能靠雙手和膝蓋骨的力量一步一挪往上爬行。你想縣委辦公大樓是個什麽地方？人來人往，忽見樓梯上出現這麽個殘疾人上氣不接下氣地爬行，誰見了都會驚訝的。
“怎麽搞的，堂堂縣委辦公大樓怎麽成乞丐爬來爬去的地方啦？保衛科的人幹什麽吃的？”突然，李衛國的耳邊響起一個異常憤怒的聲音，當他抬起頭時，這位殘疾青年農民的臉凝固了：這不就是某某領導嗎？是他，一副夏縣百姓許多人都認得的麵孔！！
“……”這就是李衛國盼望了多少個日子渴求見一麵的領導嗎？然而就在這凝固的時間裏，心中裝著千言萬語的李衛國卻說不出半句話來他呆呆地仰著頭，眼巴巴地看著那領導從自己身邊走過。
“嗚——”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李衛國伏在樓梯的水泥台階上，哭得雙肩像拉動的風箱。
“我要是早知道人家領導是這樣兒，我根本不會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像狗似地用四肢伏在地上爬著樓梯去見他。真的，打那次看到人家領導這麽對待自己的老百姓，我的心徹底地死了，從此再也不想為自己的冤屈尋求一個說話的地方了。你想，人家當領導的都這個樣，你還能期望那些普通的幹部和辦事員能為你一個小農民服務辦事？更何況我這樣一個不招人待見的殘疾農民！”李衛國告訴我，那次傷心經曆後，他曾有過一個念頭：尋找機會，到坑害他的縣藥材公司，放一把火，“燒他媽的精光，連同我自己一起燒為灰燼！反正我這樣的人不值錢。可我想光自己死太虧了，怎麽也該把那些不為咱農民辦事說話的人一起拉著去見閻王！可就在我準備實施‘計劃’時，梁書記出現了，他不僅妥善解決了我與藥材公司的糾紛，而且拯救了我的靈魂，喚回了我對咱們黨的信念……”
李衛國的話並沒有誇張，因為要不是那天正在縣委信訪室值班的梁雨潤，無意間知道了李衛國的事，並且在短短幾天時間內幫助李衛國重新贏回了他視為生命一樣寶貴的“信譽”——縣藥材公司當麵向他承認所批發的那批藥材有質量問題，並公開賠禮道歉，也許夏縣又多了一起震驚省內外的惡性事件。
“其實根本不是我梁雨潤有什麽特別能力，隻是我覺得像李衛國這樣極其需要幫助的農民，我們當幹部的隻要主動彎一下腰，去傾聽他們的呼聲，再費些時間和精力去為他們做些本屬於我們份內的事，那就會化解一切天大的問題。關鍵是要看我們對百姓有沒有真正的感情和能否將心比心。”其實，梁雨潤得民心的“法寶”就這麽簡單。而這簡單的“法寶”，在實際工作中一旦用上，就這麽靈驗。
殘疾青年農民李衛國原先連殺人的念頭都有了，可經梁雨潤親自出馬做工作，他不僅連當初向縣藥材公司要求索賠的5000元都一分不要了，而且特意雇了一輛車，敲鑼打鼓到縣城，給梁雨潤送去了一麵寫著“人民好公仆”五個大字的錦旗。
我見到李衛國時，他給我說了一句發人深思的話：“我們農民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了，別人總不該再騎在我們頭上張牙舞爪吧？”
當下我們的一些幹部和領導，他們不僅對農民和百姓缺少關心，而且真的常常是騎在人民的頭上張牙舞爪，為所欲為，這樣的幹部和領導者，人民不恨他才怪。
什麽事在農民的心目中最神聖？什麽是農民的**？
毫無疑問，當然是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