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懷揣夢想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活得厚重而充實。了凡更是這樣的人，為了心中的那個理想，一生在求，一生在做。當初，孔先生算出他的人生隻有53年的長度時，他“澹然無求矣”，及至遇到雲穀禪師，他才重新看清了人生的路標，淡化了人生的長度，轉而追求人生的厚度。
餘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
雲穀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耳。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
聽了凡與雲穀禪師的問答，總有一種醍醐灌頂的開悟。
上麵兩段話的中心思想是——我問；孟子曾說求就可以得到，說的是我心裏能做到的事情。譬如說道德仁義全在我心裏，我立誌要做一個道德仁義的人，這是我可以盡力去求的。若是功名富貴，我要怎樣才可以求到呢？
雲穀禪師說：孟子的話說得沒錯，錯的是你的理解。六祖慧能大師說，所有的福田都決定在各人的心裏。隻要從心裏去求福，沒有感應不到的。能向自己心裏去求的，不隻是心內的道德仁義，就是身外的功名富貴也能求到，所以叫做內外雙得。一個人，若不能檢討自己，隻是盲目地向外麵追求名利福壽，那麽，是否能得到，還是要聽天由命，自己毫無把握，這就合了孟子所說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所以，能求到的才去求，求不到的不必亂求。倘若你一定要求，那不但身外的功名富貴求不到，而且因為過分的亂求、過分的貪得，為求而不擇手段，那就把心裏本來有的道德仁義也失掉了，這就是內外雙失，所以亂求毫無益處。
這段話說得有些艱澀，很容易讓人在究竟求與不求間、內求與外求間、求表與求裏間無所適從。環顧我們身邊，自稱信佛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他們將手串、掛件當作信佛的道具，帶著極強的功利之心，在不檢點個人言行的情況下，恨不能念叨幾句“南無阿彌陀佛”就能換來一生的榮華富貴。曾經讀過一篇文章，其中寫道：不要把佛信得那麽痛苦、那麽不堪。生活喂給你的苦，你不能指著佛去替你消化。不要懷著一顆欺瞞的心、僥幸的心、貪婪的心、怯懦的心、絕望的心覥著臉向佛討要一個不可能的未來，不要指望著佛會獎懶罰勤、揚惡懲善、媚富欺貧、好愚惡賢。佛若那般蒙昧昏聵，佛就不是佛了……快樂地信佛，快樂地信自己身上善的力量，快樂地安妥那顆潔淨如蓮的心，在惱人的塵世喧囂中聽到佛音，聞見佛法，悟透佛理，從而慈悲地麵對，智慧地領悟，寬容地接受，勇毅地改變，常懷利他之念，把一種缺乏禪意的生活過出氤氳禪意，在人間煙火味中潛心修行，使菩提樹常綠，明鏡台常潔——這樣，你就與佛相互擁有了。
這樣的體悟與《楞嚴經》中的觀點異曲同工：阿難說自己曾希望如來能送他什麽好輕鬆成佛，但在佛的開導下明白了必須自己修行以及功德是無法贈送的道理。
讀多了經典，就會發現其中的內在邏輯其實是息息相通的，都是在用故事解釋道理，用實例點醒後人，用教訓杜絕愚行，用分析催生聯想。四百多年前的了凡幸會雲穀禪師，終以“四訓”傳世；兩千三百多年前的張良幸會黃石公，終以《素書》安邦。與《了凡四訓》不同的是，由於五百多年的地下沉睡，《素書》顯得愈加神秘。拿現在的眼光來看，《素書》就是兩千三百多年前的微信大全或者一大鍋心靈雞湯，隻不過這鍋雞湯比別的雞湯不僅口味重，而且分量重，心情重，涉及了江山社稷、榮辱進退、官場智慧等一大波人生的大事件，再加上那些打打殺殺、悲悲慘慘的佐證案例，就更顯得與眾不同，從而被當成了百搭教科書，施政術、馭人術、理財術、經商術都能穿越曆史的天空從中找到可資借鑒的依據；讀者更是盡可各取所需，根據自己的理解去吹大那一串思想的泡沫，就像一杯茶，佛家看到的是禪，道家看到的是氣，儒家看到的是禮。
《了凡四訓》一萬來字，《素書》不過區區1336言，說它“曆觀遽古，以至於今”，是因為其中觸類旁通的道理和綱舉目張的原理。它們的共同貢獻，就是將生存智慧這一人類最高級的智慧詮釋得鞭辟入裏，從而成為一張簡明易懂的活出厚重人生的說明書。
康熙年間，安徽桐城縣出了一件當朝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張英與鄰居吳秀才為爭牆基地打官司的奇聞。當時，張英家要蓋新房，地界緊靠吳家。吳秀才要求張家中間留路以便出入。張家說，他家的地契上明明寫著“至吳姓牆”，我們按地契打牆沒什麽毛病，就算留路，也該兩家同時後退幾尺才對。此時的張英父子同在京城為官，老家事務交由管家打理。管家自恃是當朝高官家的總管，如此建牆又有據可依，便未理會吳家的要求，按照原定方案沿著吳家的牆根砌起新牆。吳秀才也是倔脾氣，眼見張家的牆越砌越高，一紙狀文告到縣衙。
窮秀才狀告當朝高官，而且事由又顯牽強，親朋都勸吳秀才趕緊撤訴了事，但吳秀才堅持將官司進行到底。管家一看事態失控，連忙寫信稟告張英。不久，張英回信，紙上隻有四句詩：“千裏修書隻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管家明白了主人的意思，馬上告訴吳秀才，張家準備明天拆牆，後退三尺讓路，並且把張英的這首詩拿給吳秀才看。吳秀才感動地說：“宰相肚裏好撐船，張尚書真是好肚量。”第二天一早，張家動手拆牆，後退三尺。吳秀才見狀也把自家的牆拆掉後退了三尺，兩家之間形成了一條百來米長、六尺餘寬的巷子，被後人稱為鄰裏和諧互讓的“六尺巷”。
身為文華殿大學士的張英的人生之厚源於他的學識。諂媚權貴是人類共同基因，是他的學識讓他深知人敬人高的道理，並且甘願放下身段身體力行，為曆史留下一段可供時時回味的佳話。
西漢劉向在《說苑·建本》中，記錄過一段晉國國君晉平公與盲人樂師師曠關於學習的對話。
晉平公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按照師曠所言，少年時好學，如同早晨剛出的太陽；壯年時好學，如同中午時的太陽；年老時好學，如同點燃的蠟燭之光。蠟燭之光和暗中行走，哪個更好呢？
正是這種終身學習，才會不斷加厚人生之基。跨越千年的先賢們也紛紛就人生的薄與厚發表過自己的見解——
老子說，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墨子說，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
孟子說，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劉向說，以人之長補己短，以人之厚補己薄。
蘇軾說，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呂坤說，侍人要豐，自奉要約，責己要厚，責人要薄。
弘一說，德厚者見人皆可取，德薄者見人皆可憎，寬厚者毋使人有所恃，精明者不使人無所容。
《菜根譚》說，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厄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
這些散發著思想光輝的論述無須譯成白話文，它們都是淺顯的表述，深刻的道理。把厚書讀薄了，人生就跟著厚了；把新書讀舊了，人生反而曆久彌新。把厚書看薄了是因為找到了方法，把薄書看厚了是因為學會了思考。
還有一種人生之厚是源於胸懷。台灣塑膠大王王永慶的座右銘是“吃必要的苦，耐必要的勞”。這何嚐不是歲月的參悟？走鋼絲的人為什麽都端著一根長長的竹竿，因為平衡需要長度。隻有那些用時間沉澱下來的真知才可能撐起人的胸懷。
參觀過中國畫院的觀眾都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齊白石展廳，多幅名作都是半成品，偌大張宣紙上麵，隻是孤零零地落著一隻工筆的草蟲。原來，白石老人步入知天命之年後，擔心手力和眼力日漸衰弱，就預先畫了很多幅蟹、鳥、蟬的半成品。80歲後，每逢求畫者，他就取出一張半成品來，添上幾筆花草，一幅意境優美的上乘之作便告完成。白石老人的胸懷裏裝滿了遠見，在自己厚的時候，就為日後的薄做好備份；而日後的肌體上的薄又被精神的和功力上的厚完美彌補。有了這樣的厚，很多“眉頭解不開的結、命中解不開的劫”都會迎刃而解。
再有一種人生之厚是源於修養。
“富而不貴”幾乎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心病。GDP飛奔，生活水準飆升，當年曾經遙不可及的幾轉幾響幾大件幾條腿（指自行車、手表、錄音機、冰箱、彩電、組合家具等）現在簡單到月購一件綽綽有餘，但是，應該與這些硬件同時出現的教養卻遲遲沒有跟上。其中，最為典型也是反差最為強烈的就是很多人居然沒有能力做好一名觀眾。
我的觀演“遭遇”比較深刻的有兩次：一次是參加一個答謝別墅業主的綜藝晚會，雖屬企業行為，但舞美、燈光、演員均在一流水準，遺憾的是，坐在身旁的兩位時尚少婦每人膝頭放了個塑料袋，裏麵裝著滿滿一兜瓜子，她們興致盎然地邊嗑瓜子邊聊天，聲音有時候甚至蓋過台上的演員，這樣的雅興大約持續了一個小時，直到其中一人說了句“別嗑了，要不該上火了”才算作罷。
還有一次是在大劇院欣賞話劇，坐在後排的幾位觀眾全然不顧跌宕起伏的劇情和聚精會神的觀眾，沒有耐心等到幕間休息，一次次抱著厚厚的防寒服從後麵轉移到前排的座位，更有幾位索性將隨身物品委托給同伴，自己從側門走出去抽煙、如廁，任憑兩扇應急門被一次次推開，讓那深冬的寒氣和走廊的強光傾瀉而入。也有“好事者”據理力爭：“出去聊天好不好”“就不能先不接電話嗎”，但是，伴隨著這個艱難的交涉過程，那觀演的享受早已飄然而去。
“好事者”的詰問的確代表了絕大多數觀眾的心聲：有些人日理萬機還來欣賞藝術固然精神可嘉，但一場戲不過短短的一兩個小時，難道就忙到不接這個電話就會世界崩塌的程度？人有三急無可厚非，難道就不能根據演出時長合理安排自己的飲食？
按說，肯擠出時間走進劇院的人至少是願意在藝術氛圍中被熏陶的人，何至於在言談舉止方麵如此不堪？國家旅遊局曾經發布中國公民出境提醒，倡導文明出遊，特別是不能將十大不文明行為帶出去，其中的垃圾隨手丟、對“禁止拍照”標誌熟視無睹、對“嚴禁煙火”標誌置若罔聞、公共場所大聲喧嘩、如廁不講衛生甚至隨地大小便、見縫插針不排隊六項已經遠不局限於景區，就是在高雅的演出場所也屢見不鮮，那麽，這些不文明觀眾為什麽總是將成百上千觀眾聚會的劇場誤以為自家的堂會而隨心所欲呢？
我以為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很多人心目中長期存在的私人場合與公共場合的習慣性混淆；二是公民尊重教育的極度缺失；三是觀演製度的過度寬鬆。前兩個原因屬於道德層麵，一個人，唯我獨尊慣了，自然心無他人。第三個原因屬於法規層麵，不守公德的觀眾，在黑漆漆的劇場裏，頂多遭到前後左右的白眼，並無相應的法規約束他們的出格行為。相形之下，飛機上的癮君子們為什麽就能管住自己？考試時，為什麽手機控們都會乖乖地將手機交到講台？還不是因為有相應的處罰條例冷冰冰地擺在前麵？也許有人會說，看個演出總不至於先行搜身吧？和旁人聊個天總不至於行政拘留吧？當然不會。但我們的“觀演須知”中不許吃帶皮食物等條文還隻是停留在規勸範圍，並沒有上升到法規的高度，因此總是顯得無力而無效。其實，稍微嚴厲一些的懲治手段不僅兼顧了大多數人的觀演權益，同時也會有效加快良好習慣的形成速度。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懂得了這個道理，有鈔票者僅為富，有擔當者方為貴，富而不貴是因為缺乏責任，高而不雅是因為缺少教養，而責任和教養的生成，僅靠溫和的提醒遠遠不夠，必須輔以有力的製約。
觀眾買票看劇，是為了感染愉悅身心、**滌靈魂的藝術魅力，這其中當然包括良好的觀演環境。從這個角度看，做個好觀眾比做個好演員未必容易多少，因為，一分習慣成自然的對藝術的尊重和對他人的友善，需要十分的素質滋養。一百年前，魯迅先生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裏說：“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麵清結舊賬，一麵開辟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萬貫纏身卻素質低下的人生，永遠與厚重無關。修養修養，關鍵在“養”，而這個“養”，需要長期的堅守與浸潤。
新東方流傳著一個“底蘊的厚度決定事業的高度”的說法。它們的觀點是，一個詞匯量隻有100個的人，很難理解詞匯量達到1000個的人是如何思考這個世界的。這兩種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裏，因為對這個世界的理解程度取決於他們的語言能力。如果一個人不懂得“愛”“溢滿”“世界”這三個詞的意思，那他永遠也理解不了什麽是“溢滿愛的世界”，哪怕他就身處在這樣的世界裏。
所以，人生的差距在於積累。每天做10個俯臥撐和每天做100個俯臥撐的人的感受和效果都是不一樣的，每月讀一本書和每周讀一本書的收獲同樣也差異巨大。就像了凡，11年裏為了他的三千件善事孜孜不倦，這種源於一個正確方向的不斷堅持，最終讓他的人生完成了從淺薄到厚重的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