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臘人從未建立一個囊括所有希臘人的大帝國，而是分布在西起直布羅陀海峽，東到法西斯河的地中海和黑海周邊的廣大地區。因此如何確定古代希臘史的主線，是所有作者必須麵對的問題。在當今這個社會文化史盛行、馬丁·蓋爾比馬丁·路德名氣更大的時代，寫政治史需要一定的勇氣。但我仍然選擇了政治史作為主線。因為在這樣有限的篇幅裏，省略的內容必然比寫出來的要多。被迫選擇時，必須選用最典型，也是最一般的特征作為主線。就古代希臘曆史而言，政治史之所以應當作為主線，一是因為希臘人向來以他們發明政治自豪，連帶著發明了今天仍在使用的與政治有關的語匯，如君主製、貴族製、民主製等。政治生活可謂希臘最為重要的遺產。二是因為希臘文明的許多成就，特別是古典希臘文明的輝煌，都與城邦製度有著這樣那樣的聯係。缺乏了城邦，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思想、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學、雅典的悲劇和喜劇，這些古代希臘人的文化成就，都將難以得到充分的解釋。因此，我更多地關注希臘城邦的興起和發展，希望通過城邦這條主線，把古代希臘文明不同的方麵串聯起來。
寫古代希臘史時必須麵對的另一個問題，是確定它的終點。近代以來考古學的發展，已經把古代希臘文明的起點上推到公元前3000紀的克裏特文明。對此學者們幾乎沒有爭議。但古代希臘史的終點在哪裏，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顧準先生多年以前已經指出的，古代希臘曆史從來就是多中心的。多中心的希臘曆史，即使用最簡單的政治獨立作為標準，必然也有諸多時間節點。巴爾幹希臘人的政治獨立似乎終結於公元前338年的喀羅尼亞戰役，但古代馬其頓人向來自視為希臘人，亞曆山大也經常以希臘文明的代表自居，所以希臘化世界多被學者們作為古典希臘文明的自然延續。後來的羅馬人也承認，流入羅馬的希臘文明不是一條條溪流，而是滔滔江河。所以希臘文明的生命，甚至在拜占庭帝國時代，也仍然保持著活力。西部希臘人的政治獨立，如果以意大利被羅馬征服作為標誌，是公元前3世紀中期，而西西裏是在公元前3世紀末才變成羅馬行省的。黑海地區的希臘人，則要到米特拉達梯時代才被羅馬征服。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任何一個年代作為敘事的結束，都必然帶有隨意性。伯裏把亞曆山大去世作為終點；哈蒙德把拉米亞戰爭中希臘的失敗視為希臘獨立的終結；波默羅伊等把希臘史大致寫到希臘化世界形成；莫裏斯的《希臘人》大致敘述到公元前30年，那一年羅馬征服了最後一個希臘化國家托勒密埃及；俄羅斯學者庫濟辛等的《古希臘史》采取了與莫裏斯類似的做法；德國學者本特森的《希臘史》則一直寫到羅馬帝國時代。
本書在終點的選擇上大體追隨伯裏，把亞曆山大去世作為古希臘史的結束，雖然在他人看來這樣的做法不免“任性”，然筆者自有理由。曆史確實是連續的，隻要人類曆史在發展，就難言“終結”。希臘文明在亞曆山大之後也仍在繼續發展，希臘化時代的輝煌成就，如果脫離了主角希臘人，肯定無法理解。但對曆史的敘述必須有一個終點。對古代希臘人而言，他們也許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喀羅尼亞戰役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城邦時代的終結。盡管在此之後城邦仍保持一定活力，城邦政治仍大體正常運轉，但喀羅尼亞戰役之後建立的希臘同盟，已經宣告了城邦自主處理內部事務時代的終結。在科林斯召開的希臘人同盟會議公布的決議中，有一係列禁止性規定，它們直接侵犯了此前希臘人一直向往的自治和自由。亞曆山大登基之後，城邦政治運行的環境，與古典時代比較有了本質變化：政治家們的命運，很大程度上不再取決於本邦公民的決議，而操於馬其頓（後來是羅馬）的將軍和政客之手。亞曆山大死後，帝國的確陷入了分裂，但在希臘化世界唱主角的，已經不是希臘城邦，而是馬其頓、塞琉古和埃及那樣的大國。即使雅典那時仍能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阿凱亞同盟和埃托利亞同盟在大國的夾縫中甚至可以獲得一定的擴張空間，然而其政治家的命運，幾乎沒有例外地都被馬其頓等大國操縱。公元前3世紀末羅馬東來後，名義上宣布給予希臘人自由，實則城邦的生存空間進一步被壓縮。在這個意義上，從喀羅尼亞戰役到拉米亞戰爭期間的轉變，對古希臘政治史具有決定意義。選擇這個時期的任何一個事件作為敘述的終點，都不無理由。本書所以把亞曆山大之死作為終點，是因為亞曆山大至少表麵上還把希臘人城邦作為一個盟友，而在他死後，他的繼承者們多在東方帝國的環境中長大，行事和做派，也具有了更多專製君主的味道。希臘城邦的獨立之夢，隨著拉米亞戰爭的失敗，也逐漸變成了無法實現的夢想，城邦時代從此離希臘人而去。
最後，對本書的參考書目略微交代幾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古希臘史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在諸多領域產生了重要成果。不少古典著作有了中文譯本，一些重要的近代研究性著述，也有了中文譯本。更重要的是，隨著近年來國際學術交流的發展，以及文獻的豐富，中國學者正努力追趕國際學術前沿，我們的著述，無論是在量上，還是在質上，盡管與西方學者的水平總體上仍有差距，但無疑都有了本質的提高。在某些領域，也有足夠的底氣與西方學者在同一個層麵上對話，對古典學研究做出中國學者獨有的貢獻。限於叢書體例和參考文獻總數的限製，本書主要列舉通論性質的文獻，選擇也不免帶有個人偏見，並且不得不省略了大多數比較專門的論著和譯著。從數量上來說，這些被省略的著述，要遠遠超過出現在本書參考書目中的著述。但這絕不代表這些著述不夠重要，其中的許多著述，實際上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準，並且是作者寫作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參考。那些發表在期刊上的數量更大的論文，盡管最能反映中國古希臘史學術的最新進展，但也隻能割愛了。為此，必須請求學者們諒解作者的偏見。
所列舉的幾種外文著述，多帶有工具書性質。其中雅可比編輯的《希臘曆史殘篇》包括希臘語原文的文本和主要用德語寫的注疏，但對希臘曆史研究來說，具有基礎意義，故列舉於後。《牛津古典辭典》和《新保利》則是基本的專業古典學辭書，方便對某些具體的人物、製度和事件等進行查閱。列舉的四種手冊也有工具書含義，每篇文章一個主題，既有基本史實介紹，也有相關學術史述評，每章末附有相關參考文獻，是讀者研究較好的入門指導。還有兩種，是通史性質的讀物，出自英美兩位權威希臘史學者之手，大體反映了西方古典學界在相關領域的認識和進展。有興趣的讀者自可循此門徑，做進一步的閱讀和研究。
本書一定程度上是命題作文。2013年夏，齊世榮先生突然找我，說他準備組織國內學者編寫一套比較簡明、通俗的世界主要文明曆史的叢書，以汲取學術最新成果，代替他20世紀末主編的“精粹世界史”，並問我能否承擔《古代希臘》的寫作任務。我很爽快地答應了。一是因為宋傑老師曾無意中談起，當年我能調入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是齊先生親自點名。後來在試講時，老先生還蒞臨指導，使我順利通過了考核。想自己隻是個無名小輩，能夠得到齊先生青睞，既惶恐，更有些許得意。這次老先生吩咐，自無不應之理。二是因為多年來一直聽說齊先生對學術相當嚴格，但在組織學術工作時又特別寬鬆，給作者充分自主權。彭小瑜教授多次言及，他當年主持四卷本《世界史》之古代中世紀卷時，曾與齊先生有過非常愉快的合作，尤其對齊先生在學術組織上的能力讚不絕口，因為齊先生隻看學術，給予作者充分的時間和自主權。這次終於有了機會，可以親自領略到先生的才識，豈有錯過之理！但考慮到自己當時正忙於其他項目，因此在接受這個任務的同時，特意向齊先生申請延期到2014年中交稿。齊先生體現了他作為組織者一貫的寬容，答應了我的請求。拿到這把尚方寶劍，我順利地與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簽訂了合同，並著手進行準備。2014年我將完成的初稿交給齊先生審查。那時齊先生已經88歲高齡，但仍然認真審讀了書稿，相關意見也陸續從同事姚百慧博士那裏轉給了我。本來我準備等先生審讀完畢，親自登門聆聽批評，以便進一步修改和完善。然而遺憾的是，2015年年底先生遽歸道山，我再也無緣得聽先生教誨。這本小書，也隻能以這種不成熟的樣子麵世了。
本書最終能夠出版，必須感謝叢書的策劃劉東明先生。正是他繼承齊先生遺願，堅持出版這套叢書，才使本書有了麵世的機會。在本書編輯和出版過程中，劉先生多方給予支持和鼓勵。本書的責任編輯認真審讀了書稿，就書中的不少問題，包括譯名的統一和史實的準確性，提出了許多中肯和合理的意見。在校訂清樣過程中，他們的意見都被不同程度地接受，使我避免了不少錯誤，在此謹表誠摯的謝意。但必須指出，因筆者學力有限，書中肯定還存在這樣那樣的錯誤，或者表述不夠準確之處，還請讀者不吝批評，以便有機會在重印或修訂之時改正。
晏紹祥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