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無言並非沉默，而是不斷說話。

——阿爾貝·加繆

那麽，好吧，你聽我說。這麽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南方。我是木命，南方雨水充沛，適宜樹木生長。事實上，在南方，我從來未長成一棵樹，而更像一株麥子，在城市的街邊生長，謙卑而頑強。南方多河，我生活的木頭鎮就有一條河，河名忘川，是珠江的支流。這條河為什麽叫了忘川這樣一個充滿虛幻感的名字？我沒有考據過，也未曾打聽。事實上，在木頭鎮安家多年，內心深處總覺得我是這小鎮的過客，我從未關心小鎮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就像小鎮不曾關心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樣。這樣說，並不意味我不熱愛這小鎮，熱愛和歸宿感是兩回事。我熱愛南方，熱愛這南方的小鎮，熱愛小鎮的繁華，還有那流經小鎮的河流。有了河，就有橋，小鎮有許多橋。最著名的要數忘川大橋，一座銀灰色的鋼鐵水泥結構大橋，鐵**公**兩用。從我工作的八樓窗口往下看，就能看到忘川大橋。對這座橋，我說不上喜歡還是不喜歡，在我的詞典裏，它就是一堆沒有生命的鋼鐵水泥。不停地有行人走過，有汽車湧過，有火車穿過。行人與汽車總是那麽擁擠，火車穿過時，鋼鐵與鋼鐵發出的快節奏撞擊聲冰涼刺耳，讓我想起達利的某些超現實主義油畫。我愛達利，這個熱愛享樂、聲名與金錢的藝術家，他對世界的想像，時常激發我工作的靈感。這是一個崇尚享樂、聲名與金錢的時代，有關崇高的詞匯已日漸稀薄。我是世俗中人，自然不能免俗。但這些標誌著成功的金錢、聲名，一直與我無緣。

說說這座橋，它將在後麵的敘說中，成為一個重要的道具。

據說有詩人為這這座橋賦過詩，還用上了長虹臥波之類俗極的詞。還有一個攝影師，數年如一日地在拍攝這座橋。這位攝影師是我的朋友，許多年前，作為小鎮第一代的打工者，他隨著工程兵團來到小鎮搞建設，轉業後留在了小鎮，並在政府某部門謀得一官半職，位不高，權不重。他喜歡和我這樣的打工仔混在一起，是個不適合走仕途的人。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堅持拍攝忘川大橋，每周至少一次，風雨無阻。對此，我的攝影師朋友有他的見解，他說他要用相機記錄時間的重量，他不知道自己會拍到什麽，但他的直覺告訴他，這項工作有意義。我問他知不知道莫奈，那個偉大的印象派畫家。他問我莫奈是哪裏人。我告訴他，莫奈為魯昂大教堂繪製了三十餘幅油畫，有時他在不同的角度同時支開幾塊畫布，他奔走於幾塊畫布之間，捕捉陽光走過大教堂時留下的痕跡。莫奈說他每天都會有一些頭天未曾見到的新發現，於是趕緊將其補上，但同時也會失去一些東西。我對我的攝影師朋友說，你堅持拍攝忘川大橋，是在做一件和莫奈反複繪畫魯昂大教堂一樣偉大的事情。他笑笑，說其實也是一種慣性，他拍了幾年，積下了上萬張照片，但一直未找到意義所在。直到有一天，他拿著一遝照片給我看，他眼裏的光亮告訴我，他找到了想要的東西。從此，眾聲喧嘩，上帝無言。

在很長的時間裏，這座橋，在小鎮大抵是被人忽略的。近半年來，這情況發生了變化，因為不斷有人爬上橋去尋死，忘川大橋一時間聲名遠播。時至今日，許多人大抵都淡忘了第一個爬上大橋的人，我的攝影師朋友不會忘卻，我也不曾忘卻。那天我坐在窗口，像現在一樣，望著窗外發呆，其時正是春天，忘川大橋橋頭高大的木棉盛開滿樹的紅，像沒有溫度的火。我看到許多人往橋上湧，我看到車輛像一群甲蟲，從橋的兩頭向中間擠，然後被警戒線擋在了橋上，於是甲蟲們見縫就往前麵鑽，還有甲蟲從四麵八方匯集而來。我是先發現滿橋的甲蟲，然後再發現有人爬上了橋的。那次，爬橋人從橋上一躍而下。從我的角度看，他更像是一朵木棉花，輕盈地從鋼架橋上飄零。後來我想，是他那件醒目的紅衣給了我這深刻的印象。而我的攝影師朋友，用相機記錄下了整個過程。紅衣人從橋上躍下的一瞬間，被他定格在鏡頭上，美輪美奐。第二天，這座橋，連同那跳橋的人，一起出現在了報紙和電視上。我從報紙上得知他跳橋的原因，這原因如同那個有關彩虹的比喻一樣司空見慣，比比皆是：

一個打工仔，被廠裏的機器弄斷了手。老板不肯賠錢，原因是他並不是開衝床的工人，隻是一個做搬運的雜工，卻跑進了衝床車間亂動機器。也許，他是想學會一門技術，比方說開衝床，這樣他將能拿到比當雜工高一些的工資；也許，他隻是出於好奇，他還很年輕，正是好奇心很強的年齡。總之是，他不該摸那衝床。他失去了一隻手，被老板踢出了廠。他可能也想過許多辦法為自己討還公道，然而未有結果。如果不是走投無**，他不會想到用放棄生命來示警。他爬上了鋼架橋。現在，沒有人知道，他在爬上橋之前，經曆了怎樣的心理，也沒有人想要知道。蜂擁而至的記者們站在客觀的立場報導了此事，他們采訪了老板，讓老板也有表達的機會。我還記得那老板的樣子，他身體單瘦，背有些駝，臉上很疲憊。老板似乎很無奈，他說金融風暴來了，他這樣的小企業，本來就風雨飄搖，他說那打工仔不是衝床工卻要跑去開衝床，被砸了，他很同情他，雖哀其不幸，但更怒其不爭。這個“其”，當然是指那斷了手的打工仔。老板說他對打工仔的死不負責任。記者問老板，那該誰負責？老板說這個問題你不要問我。後來的結果怎樣我們不得而知，報紙和電視未有跟進，第二天，媒體又找到了比跳橋有噱頭的新聞。

我的攝影師朋友，大約是第一個見到紅衣打工仔爬上橋的人。他說當時他和平時一樣，在忘川大橋上尋找。當他看到有人在爬橋時，本能地舉起了手中的相機，記錄下了紅衣打工仔從爬橋到跳下來的全過程。他拍下了這一組美得殘忍的照片，卻讓我感到一絲隔膜與冰冷。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交往淡了下來。這事過去後不久，在橋邊的人行道上，出現了一個乞討的女人，女人長時間跪著。她的麵前攤開著一張報紙，報紙上報導了紅衣打工仔的跳橋事件。她的麵前還攤開著一張白紙，上麵寫著一些話，大意是，她是那跳橋孩子的母親，來城裏處理孩子的後事，也拿到了一些撫恤金，但錢被小偷偷了，她回不了家，希望好心的**人施舍一點回家的**費。報紙和白紙的四角壓著幾塊石子，一些零星的鈔票散落在紙上。我每天都從女人身邊經過，也曾經往她的麵前扔過硬幣。女人在橋上呆了很久，以至於我把她當成了橋身的某個固定結構，直到某一天她突然消失。也許她籌集齊了回家的**費吧，我想。後來我偶然在木頭鎮火車站廣場見到了那女人，她依然在乞討，但麵前白紙上的求助換了一個說法。我無權譴責她利用人們的同情心騙人。當街跪下，是需要極大勇氣的。也許，當跪下成為一種職業習慣時，她的內心已然麻木。但她的第一次跪下，一定經曆了我們難以想像的掙紮，我一直想不明白，是什麽給了她這樣做的勇氣。

那個乞討女人離開忘川大橋後，我總覺得這橋上缺了點什麽。在木棉花把一樹的紅變成綠時，我差不多已忘記那個跳橋人，以及那橋上缺損的部件——乞討的女人。橋像一個受了冷落的孩子，時不時總要不甘寂寞地要搗蛋一下，以期引起人們的注意。又有人爬上了忘川大橋。過程和前一次差不多，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上一層的橋麵，汽車把橋堵得嚴嚴實實，隻有下麵一層的鐵**上，時速二百五十公裏的準高速動車有力劃過，鋼鐵與鋼鐵發出堅硬的聲音，動車組將廣州、東莞和深圳串在一起，成為所謂一小時生活圈，成為所謂的“深莞穗三地同城”。自從金融風暴後，報紙上關於“深莞穗同城”，“廣佛同城”的討論就多了起來。這對我的生活多少有一些間接影響，至少它像劃在我老板麵前的一個餅，讓我的老板看到了希望。金融風暴後，許多的企業都減少了廣告投入，特別是房地產首先感受到了冬寒。地產廣告的投入量銳減，導致我打工的公司業務量銳減。開始時，老板還在安撫我們，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說：寒冬殺死的是抵抗力差的動物，大自然優勝劣汰，我們的競爭對手將在這次寒冬中死去一大片，我們隻要堅持下來，就是勝利。說：現在我們要像蟲子一樣蟄伏，冬眠，但是冬眠不是休息，是一種主動的、積極的生存策略。老板說完這些話後不到兩個月，就陸續辭退了一半的平麵設計師。這也是她主動的、積極的生存策略之一種。作為一名文案，我在公司苟活了下來，但從此一個人要做三個人的工作。就算這樣，我仍然對老板感恩戴德。最起碼老板認為我應該對她感恩戴德……那天的結果似乎有所不同，爬上橋去的人，最後爬了下來。這樣的結果，也許讓許多人失望了，值得欣慰的是，他的訴求似乎得到了解決。後來，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爬上忘川大橋，但再也沒人從橋上跳下來過。每一次有人爬橋，總是會引來媒體的關注。在媒體關注的同時，人們也開始了對爬橋者的譴責，甚至有人**要嚴懲“爬橋秀”。還有人算了一筆賬，得出結論，每次有人跳橋，造成的社會直接經濟損失高達六百五十三點八萬元。我不懂經濟，不知他如何得出這精確的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