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先生曾對中國古代“多子多福”的觀念進行了批判。

他認為，中國的民俗，通常要求一個人負荷十幾口人的生活責任，所以所得的食糧總不夠。人沒有養活妻子兒女的能力就隨便結婚，於是牽累了別人。

不光如此，古語也有雲：“貧者恒多子。”現實中，窮人家總是生很多孩子。這並不是生理上的不同導致的，而是因為窮人結婚太早。因此，梁任公解釋，年輕男女相處太久，沒有別的事可做，“而惟以製造小兒為業”。孩子越多，人就越窮，人越窮，孩子就越多，形成了惡性循環。

窮人生子，有時候是不得已的。

當時的民間確實沒有很好的避孕措施，不管窮人，還是富戶，隻要結了婚，都是一樣的下場，都會生到生不動為止。普通家庭通常都有六七個孩子，而梁啟超先生，也有九個兒女。

古時的避孕措施，並沒有傳說中那麽邪乎，什麽麝香、尿脬、羊腸、魚鰾，這樣的東西，多數古人是不用的。有的是用不起，如麝香；有的則是很麻煩且不堪大用，如羊腸。用“使人無子”的藥物避孕者也是少數，這種藥多半是涼性的，會導致嚴重的腹瀉，更有甚者會使女人手腳常年冰涼、腹部冷痛，對身體的傷害很大，通常為妓女所用。

古人避孕，其實多采取“中斷交接”法。

但這種避孕的辦法有失敗的可能，即便隻有一成得中，也經不住一再的試探。如避孕失敗，那麽就會迎來下一個孩子。而迎接這個孩子的，不知是怎樣一個世界。

太平年間，許多家庭多少還能有點盈餘。鄉裏，占據、守護產業，很多時候要用拳頭說話。加之產業總是按照丁口多寡進行分配，直接鼓勵了人口出生，尤其是男丁出生。

在古時，男丁基本都會留在父母身邊養老，女兒則要外嫁別姓，所以人們更願意生子而不願意生女。但是，這種情況在戰爭年代卻是反過來的，“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戰爭結束後，國家通常會迎來洶湧的嬰兒潮。戰後人口，十不存一，土地成了無主之地。除去那些被鐵騎圈走的地，大量的農田需要由幸存者耕種。朝廷為了休養生息，會頒布一係列的免稅政策和輕徭薄賦的法令鼓勵人們生產。此時，人們若能占有越多的土地，就越有可能在未來成為富庶之家。

元末戰爭，山西受影響最小。相反地，山東大部分人口則因為戰爭而消失了。到了洪武年間，朝廷將山西人口移到山東等地。但不久後的靖難之役，山東中西部又成了燕軍與官軍廝殺的戰場，人又死光了。所以繼洪武大移民後，又有個永樂大移民。

安定下來的人們，生育意願非常高，同樣的現象在漢初、唐初、宋初、清初都有。人們不必考慮空間和資源占有的問題，因為生得越多，反而占有得越多。

男丁是田間的主要勞動力，多年形成的習慣以及對於現實的考慮，使人們產生重男輕女的思想。其終極形式便是“溺女”，深為有識之士所痛恨。

南宋嘉定年間，福州人林光裔在寧都當知縣，“邑俗多溺女”。這裏的人們生下女孩根本不養，直接將其溺死。林光裔便專門存下一倉庫的糧食，取名“舉子倉”，把自己的俸祿拿出來作為“舉子錢”，好讓百姓“生女亦舉”。舉，就是養活的意思。凡貧民中生了女孩的，鄰裏前來告知，就獎勵糧食。同時下發糧食和錢財給生女孩的家庭，作為生了女孩的獎勵。每過一個月，要將女孩抱到官府，當庭檢驗。核驗後每月發三鬥米，直至1周歲為止。

這個舉措救了無數女孩的性命。但也證明當時人生女不舉，實際上隻是出於利益的考量，泯滅了人倫。

倘使生孩子有得賺，人們就狠狠地生。相反地，如果生孩子賠本，人們就選擇不生或生下來也不養。

漢武帝時，朝廷征伐四方，重賦於民。民戶家的小孩從3歲就開始算口錢（針對未成年的人頭稅，不分男女，都要繳納），每年征收23文。長到14歲就開始和成年人一樣收算賦。算賦，是針對成年人的人頭稅，這個錢要從14歲一直征收到56歲，每年120文，也不分男女。這個年齡的設計，是因為古時人們以《黃帝內經》男八女七的理論來分割歲數，認為女子二七（14歲）成熟，七七（49歲）是絕經節點；而男子二八（16歲）成熟，七八（56歲）是年老節點，不過，有時候朝廷會按八八（64歲）計算。

如此，家裏每增添一個孩子，就要多負擔幾十文、上百文的人頭稅。如果隻是這樣，事情還算好辦。問題是曆朝曆代，基層都會層層加派。由於朝廷有了這樣的規定，各地也就有了加征的依據。很多地方，不管法律規定的口錢是從3歲起征，還是從7歲起征，一律從出生算起。連起征年齡都可以改變，實際征收的費用也就可想而知了。正稅以外，還有加派和攤派，各級都要靠這些加派發餉與貪墨，而所有費用也都“有法可依”，因此一律按人頭去征。

徭役由男丁承擔，原本男子23歲才開始服役，很多地方提前到了20歲，甚至15歲。當然不服役也可以，隻是需要按每月2000文的價格繳費，或者直接花錢雇用別人去。

由此，漢武帝時期，家庭每增添一個男丁，就等於背上一倍沉重的負擔。所以人們往往“生子輒殺”，溺斃新生男嬰，而不溺斃女嬰。同時，朝廷為了滋生人口，規定了女子必須結婚的義務。女子成熟，也就是到虛歲十五就要嫁人。如果到了這個年齡還不結婚，則要依次承擔多倍的算賦。譬如，女子滿15歲的頭一年不嫁出去，家裏就多承擔一倍的人頭稅，過兩年還不嫁，就再加一倍，直至30歲，人頭稅最高可以增加到5倍。

生育事關重大，不僅是“傳宗接代”那麽簡單，實質上影響的是家庭未來的生活質量。至此，我們應當理解，所謂的“越窮越生，越生越窮”，抑或是“生了不養”，是人們出於利益的考量。在中產眼裏，窮人多生是愚昧，可對貧民來說卻並非如此。

古人的策略，對當今社會也是一個映照。人們權衡利弊，自求福田，婚與不婚，生與不生，又與誰在一起，都是個人的自由。社會環境和生存環境，塑造了人們的觀念，隨著環境的變化，觀念也會隨之變化。至於人們到底如何才會多生，答案就是：當多生變得更劃算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