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項認識、實踐活動必有其對象，沒有對象，認識、實踐活動就不能成立。前述的價值、情感、倫理、榮譽等是領導哲學的研究對象，但這並不排除“世界”也是領導哲學的研究對象。隻是因為“整個世界”是任何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而不被單列出來；但同樣是因為此，每門學科都要花一定篇幅直接或間接地論及“整個世界”的客觀性及與人的認識、實踐的關係。本節就是圍繞此問題而展開的。
整個世界，其外延相當的廣泛，其內涵也非常豐富。按照常識，它毫無疑問地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也包括人。從哲學的角度講，在認識、實踐活動中，處於被認識、被改造地位的，即作為“對象”存在的，是客體；而作為認識的實踐者、實踐的發起者的，是主體。因而主體永遠隻能是“人”。但“人”也是認識、實踐的對象，因而“人”又具有雙重性：既可是主體，又可是客體。因此，把整個世界劃分為自然、社會、人，同把整個世界劃分為主體客體，是一致的，隻是出發點、角度不同而已。自然、社會、人與主體、客體在內涵上彼此重疊、交叉，但在外延上是相同的，即涵蓋了整個世界。這裏不妨從第一角度展開論述。
□人類共有一個自然界
自然，即自然界，是在社會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客觀物質及環境，如森林、山川、河流、礦藏、土地等，它們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是人類存在的客觀前提，也是人類生存的生活資料來源和生產資料來源及活動場所。
自然界是亙古就有的，它們的存在及發展依自身的規律而行進。不論有無人類活動的介入，自然界的根本特性不會改變。嚴格說來，人類社會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人也是在嚴酷的自然環境的迫使下，由猿變化而來的。因此，在人類社會形成之初，人與自然幾乎渾然一體，人類依自然環境而生存，自然環境優良的地方，必是人類棲息的最好場所，自然環境的變化也必引起人類棲息地的改變，正如遊牧民族的不斷變遷一樣。自然界既為人類提供一些現成的生活食品，又為人類提供生產工具，還是人類活動的對象。人類須臾也離不開自然，隻有在大自然的懷抱方可生存。自然的存在狀況及其客觀性就是套在人類的頭上的緊箍咒，時時刻刻校正著和懲罰人類對自然所犯下的錯誤。隨著社會的形成，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的各種能力也不斷增強，由依賴於自然變為自然的積極的改造者。人類不再是隻順從於自然，從自然界獲取現成物品，而是利用生產工具改造自然，使自然界滿足自己的需要。人類還可以根據自然界的特性，創造出人工自然，正如今天存在於世界各地的水族館、動物園、人工培殖的蘑菇等。
然而，人在自然界麵前變成了積極的實踐者、改造者，並不等於說人可以隨心所欲地改造自然。當今時代，人類似乎無所不能，可以上天入地，可以去太空、別的星球探險，亦可以入海開采石油，自然似乎變成了人類的“玩物”。但是，現象的背後隱藏著一條永不可更改的規律：自然界的客觀優先性。就是說，無論到了任何時候、任何環境下，自然界依舊是客觀的，有自身的規律和特點、特性，人們可以利用它、改造它，但隻是改變它的形狀、某些物理特性和化學特性，它的規律性和根本特性不能任人的主觀意願而改變。否則，人類將受到大自然的懲罰。比如，依山攔起一座大壩，建立一座水力發電站，從這座水電站的選置、設計到施建、利用等各個環節，都必須考慮到自然的客觀性及其根本特性。大壩的承受能力、發電設施的自然特性及承受力，兩側山坡的土質如何，等等，這是最為基本的，也是最需要考慮的，如果水電站的建築材料及所涉及的自然條件的自然特性不被尊重，甚至有意違背，那麽，這座水電站也許會“回歸”自然——或是因土質、材料不合格而被衝垮，或是不得已停止運用，作為一件人造自然物閑置在那兒。這樣，它隻會給沿岸及下遊人民帶來水災等，或白白浪費人民的勞動力和財力。
當今世界，科技日益發展，人的活動滲透到越來越廣大的領域內。但人們仍要尊重自然，否則，麻煩便會接踵而來。如生態危機、環境危機、大氣層變溫、臭氧層激劇變化等，便是自然界給予不顧自然客觀性的人們的回報。當然，受到懲罰的還有這些人們的同類。令人遺憾的是目前還有許許多多的人認識不到這一點，如亞馬遜原始森林的砍伐，人們看到的隻是經濟效益，然而看不到由此而來的自然植被減少、水土流失加重、空氣的二氧化碳成份增多等一係列問題；再有，人們大量捕殺稀有動物，這可以賺取大量的錢，可是一旦動物逐漸從地球上消失，人類自己也就隨之絕滅了。因為，人與動物之間有一個生態圈。這是人、動物及一切自然物共同相處的園地。因此，任何人，尤其是作為一位領導，必須對自然有清醒的認識，其活動必須尊重自然的客觀性。因為，一個普通人的活動可能隻涉及其本人及周圍的一小部分人，而哈佛經理的活動、決策關聯著一個集團、地區、國家甚至全球。自發群體的無意識、非理性的破壞自然的行為也應予以製止。
□人類社會趨向一體化
社會是人構成的，是人的活動的曆史。它不同於自然界。自然界在人類出現之前就已存在，不管有無人類介入，自然界都按自身規律運動。社會是在人的活動中形成的，社會發展的規律是在人的活動行將結束時才得以顯現，而人在活動中又都帶著自己的目的、願望。因而，社會的發展離不開人的活動，離不開同人的主觀意願打交道。人類要想認識社會，無非是在認識人類自身。然而，自古希臘以來，多少仁人誌士、賢者哲人在這道難題麵前竭思殫慮而不得其所，又有多少智者勇者因回答不了“斯芬克司”之謎而被“人麵獅身者”吃掉。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曆了幾種社會形態的更替。反觀曆史，人類從逝去的社會裏總結出了一些規律、特點。但曆史是不斷進步的，人的活動是在不斷變更的，這就使人們不可在已往的認識成果麵前止步不前。社會活動是由多種活動構成的，包括政治活動、經濟活動、軍事活動、文化活動等等，每一類活動都有自己的特點和規律，每一類活動的變動都會波及社會的發展。因此，無論作為一名普通社會成員，還是作為一名社會領導，要想在社會這個大舞台上施展自如，並對社會有所貢獻，就必須認清方方麵麵的社會活動，因循社會的特點和規律並在“為我所需”的基礎上利用、改造社會，領導社會。
每個人的活動都是促成社會曆史形成、發展的一個因素。職位越高、權力越大者，其活動對社會的影響麵就越廣，影響力度就愈深入。但影響又分正反兩麵。正確的決策、活動給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而錯誤決策、活動卻給社會帶來消極的影響，甚至破壞社會的正常發展秩序。比如，一個軍事行動的指揮者，其決策、指揮如何，直接關係到戰爭的成敗、士兵及平民的生死，甚至是一個地區、國家的穩定，而一個士兵，甚或一個排長、連長，他們的錯誤行動隻給個人或一小部分人帶來損失，隻給戰爭帶來局部的不利。因此，社會是一個有“彈性”的機體，我們越是認清了它的規律並尊重規律，我們的活動就越能被社會接納，發揮正麵的影響。否則，如果我們違背社會規律，我們越是積極地進行或參與社會活動，我們越是處於領導、決策地位並不斷作出決策且付諸實施，那我們給社會帶來的破壞性就愈大，我們就失敗得越慘。
世界曆史進入20世紀以來，由於交通、通信工具的不斷發展，信息的不斷現代化，各個地區、國家在交往時間上縮短了，在交往空間上也變得緊湊和密切了，整個地球上的事物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牽一發而動全身。如當今地區之間的軍事合作演習、經濟聯盟中共同的利率政策、經濟合作夥伴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等，任何一位領導如果在這些方麵決策失誤，不僅影響本國、本地區的繁榮與穩定，而且直接影響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繁榮與穩定，影響到兩國間的外交關係等。因此，作為一名當今的哈佛經理，領導著一個企業、集團、地區和國家，就必須要認清社會，認清社會曆史鏈條中的每一個環節及各個環節間的聯係。雖然全麵地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但是全麵的要求至少可以防止我們在這方麵少犯錯誤或不犯錯誤，可以促使我們盡可能客觀、公允、全麵地去了解情況，做出正確的決策。
任何一項認識、實踐活動必有其對象，沒有對象，認識、實踐活動就不能成立。整個客觀世界是領導哲學的研究對象，也是哈佛經理在進行領導活動時必須認清的對象。然而，這隻是就整體而言的，是領導活動的宏觀層麵的對象，除此之外，領導活動還有其微觀層麵或是目的層麵的對象，就是說，領導活動無論是針對什麽進行的，但最終都是為了人。活動的實施離不開人，活動的評價也離不開人，活動成果的享用仍然離不開人。而且，同哈佛經理每日每時打交道的依舊是人。所以，作為一位領導，一定要處理好自己與活動對象的關係。當然，這裏的活動對象特指人及人群共同體。
□領導與協作
領導是相對於被領導對象而言的，沒有對象，哈佛經理的領導無異於唐·吉訶德與風車鬥爭。同樣，即使有對象，但對象不給予配合、協作，領導的意圖難以貫徹、決策難以實施、職能難以發揮，領導也就不成為領導了。所以，領導與其對象是相互依賴、共同存在的，不存在無領導的“群龍”，也不存在無士兵的“光杆司令”。這正象一枚硬幣的正反麵一樣，沒有了正麵，反麵就無以依附；相反，沒有了反麵，正麵也失去了依附。兩者共同存在才構成一枚完整的硬幣。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對這種情況，用富有哲理的語言進行了概述：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在同一條道上；疾病使人感到健康的幸福，反之亦然。
這就生動地說明：任何事物都是相輔相成的，不可孤立地存在。尤其是兩個互相比附的事物，沒有了參照係，對任何一方都無法確定。
哈佛經理是群眾中的一員，是被領導對象中的一分子，而不是高出於被領導對象，在它之外存在的人格化的物。哈佛經理是具有很高威信，具有一定的領導能力和一定影響的大眾，是大眾的領頭兵。哈佛經理的領導活動是針對被領導對象的，否則，他就像站在高山之巔，麵對無盡的蒼穹和茫茫大地發號施令一樣，除了空氣的震動和回響，不會有任何結果的。此時，他也就稱不上哈佛經理，他的活動也稱不上領導活動。這一切隻能是自封的，是顧影自憐。因此，哈佛經理必須對被領導對象施予領導活動，並且自己應參與到該活動中去。胡克對英雄和領導人物的作用曾作過分析。他認為，英雄人物高出於人民大眾隻是在曆史處於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選擇的時候。他把英雄分為兩類，一是事變性的，一是事變創造者式的。前者即在眾多的選擇時作出了重大選擇，後者不僅作出了選擇，且他的活動還創造了這種選擇。然而，胡克卻忽略了一點，即不論哪類選擇，它最後必須得到大眾的認可，必須融合於大眾的實踐中，在群眾的實踐中變為現實。就是說，哈佛經理與被領導對象之間既是一種領導的關係，又是一種協作的關係。林肯在南北戰爭中之所以能取勝，並榮登美國總統寶座，靠的是人心所向，靠的是廣大人民的支持與協作；“羅斯福新政”之所以取得成功，拯救經濟危機，離不開內閣成員及兩院議員的配合，更離不開各主要經濟部門和廣大人民的響應與認真實施。如果一位領導自認為高高在上，具有對下屬、對對象發號施令的權利，而看不到其權力是其領導對象賦予的，其決策應建基於其領導對象的實踐之上，那他必定會被其領導對象從領導崗位上請下來。也許，雙方會處於相安無事狀況，被領導對象不管哈佛經理的決策如何，哈佛經理也不管被領導對象對其決策、領導的態度如何，這樣，領導也就失去了實際意義。這是一種“默契”中的兩不管，而不是協作。
指導與監督
領導活動中，哈佛經理與被領導對象之間的合作關係，隻是一個方麵。而哈佛經理的活動正確與否、進行得如何、由誰來監督等，則是又一個方麵。具體地講，哈佛經理處於領導和被監督的地位，領導對象處於監督與被領導的位子，雙方的關係是領導與監督的關係。這一方比起第一方麵來講，就涉及到了活動的內容、具體方式等問題。
如上所述，領導活動不僅是針對哈佛經理而言的，更應指向被領導對象。領導活動的內容，活動實施方式和進展，必須為廣大對象所了解，並為廣大對象所認可、接受。隻有這樣，哈佛經理才能指導廣大對象按照自身的願望，按照有利於集團、地區和國家的利益的方向發展，而對於那些一時理解不了、接受不了領導活動的部分被領導對象，應該以各種方式同他們取得聯係、進行溝通，而不應該采取強迫的方式。當然，廣大被領導對象是有鑒別力和判斷力的，他們不是消極地跟著哈佛經理走，而是借助於自己的理性思考。
指導不等於指令、命令。但在有些場合它卻就是命令。如在戰爭中，指揮員的指揮就是命令，在千鈞一發之際，容不得去討論、溝通，所謂“軍令如山倒”是也。在任何一場戰爭中，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士兵都能理解指揮官乃至國家決策機關的旨意，但百分之百的士兵都能執行軍事命令。這裏的原因不在於領導活動就是命令、強迫，仍在於領導活動就是一種指導。因為任何一項軍事命令的製定，是建立在細致、深刻地分析各種地理條件、軍事情報、武器及人員素質對比、以往戰爭得失等基礎之上的。所以，對於那些不理解命令的士兵來說，指導就是一種硬性命令。就象聖奧古斯丁所言：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
廣大被領導對象或者是政策、決策的實際操作者，或者是——極大部分是實際的實踐者。他們雖然無太多的理論，但具有寶貴的實踐經驗和敏感的直覺判斷能力。他們的實踐既是對領導活動的執行，也是對領導活動的監督。從被領導對象對領導活動的實際態度中，哈佛經理可以看出其領導活動的合理與否，從而促使其修改領導計劃、方案，或者，被領導對象的實際活動逼使哈佛經理做出改變的決定。
從哲學上講，領導與協作、指導與監督就是主體客體化、客體主體化的應用。主體與客體是一對對象關係範疇。處於“關係”中實踐者、行動發出者位置的是主體；處於“關係”中實踐的受動者位置的是客體。雙方是一種互動的關係。主體不斷地把自己的需要、願望轉化為實踐活動，轉化為客觀物質，即客觀物質不斷地按主體需要、意願發生變化，體現了主體的本質。這就是客體主體化。另一方麵，主體又要受客體的製約，客體的特性、特點、規律製約著主體的活動，改變主體。這是主體客體化。這兩種運動是在同一時間內完成的，是同一過程、活動的兩個不同方麵，而不是在時空上相繼出現。如果把領導活動上升到哲學高度來考察，那麽，哈佛經理就是這一活動的主體，而被領導對象則是活動的客體。所以，雙方的關係隻能是互動的關係，因而是一種領導與協作、指導與監督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