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能夠在眾人麵前開口說話了，雖然聲音不夠動聽，但與從前不會講話相比，這對我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很大幫助。
當我還在大學求學的時候，我常常會想：“學習知識是為了以後能夠成為有用的人，為社會貢獻一份力量。而這個世界上，總會有適合我，並且隻有我才能夠做的事情，但那究竟會是什麽事情呢？”這個問題我想了一遍又一遍，卻始終沒有得出答案。
有趣的是，反倒是朋友們替我找到了，他們有的說：“你不必非要勉強自己接受大學教育，如果你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幫助那些和你有著相同遭遇的兒童上，那麽你必然會為人類、為社會做出大貢獻，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不是嗎？至於經費的問題，你完全不需要擔心，交給我籌募就好。你認為如何呢？”我回答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必須完成大學的學業。”
雖然我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意願，但這位朋友卻始終沒有放棄說服我，並不時地對我和莎莉文老師發動疲勞轟炸。到後來，我們實在沒有多餘的精力再與他爭辯了，可他竟誤以為這是一種默許。第二天一大早，我還在睡夢中的時候，這位朋友已經到紐約去了。他迫不及待地告知大家，我已經決定獻身於盲人教育工作，並將立即展開行動。
赫頓夫人聽到這個消息後感到非常驚詫，立即寫信詢問我具體情況。無奈之下，我隻好和莎莉文老師匆匆趕到紐約，一一拜訪了那些資助我的先生們。那時，洛奇先生因事務纏身不能前來，馬克?吐溫先生便成了他的代表。當時，他們正因此事而聚在一起討論，馬克?吐溫先生說：“洛奇先生已經明確表示過，他不會在這種事情上花一分錢的。那位先生大言不慚地說，海倫遵從上帝的旨意去設立盲童學校，可我卻沒有看到上帝下達指令的文件啊！那位先生總說這是上帝的意思，難道上帝寫了委任狀給他嗎？否則他是從何處得到這一結論的呢？他所說的話實在太荒謬了。”
在我大學畢業之前，類似的事情可不止發生過一次，有的人還曾提出建議，讓我四處旅行表演，甚至還有人計劃出資讓我將所有盲人集中到一起進行訓練。我對他們說：“你們的計劃並不能真正幫助盲人學會獨立，因此非常抱歉，我並不打算采納。”我的答複往往會讓對方非常生氣，他們指責我，說我是個自私的家夥，隻願意做那些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好在那幾位一直熱心幫助我的先生們，貝爾博士以及洛奇先生等，都是非常慷慨而開明的人，他們從不強迫我去做自己不願意或不喜歡做的事。他們的寬容和理解讓我非常感動，也給予了我極大的啟示，讓我下定決心：凡是能夠真正幫助到別人，同時又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必將全力以赴！
在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我終於迎來了一個能夠真正為盲人做出貢獻的機會。
一天，一位自稱查爾斯?康培爾的年輕人出現在我麵前，他告訴我，他的父親在柏金斯盲校畢業之後，便在倫敦創建了一所高等音樂師範學院，投身於英國的盲人教育事業，他此行的目的則是勸我加入“波士頓婦女工商聯盟”，這是一個以促進盲人福利為宗旨的組織。
我接受了他的邀請，欣然加入這一組織，我曾跟隨他們一同到議會請願，要求成立一個保障盲人權益的特別委員會。
很快這個請願就通過了，委員會也在極短的時間裏成立起來，這個特別委員會也成了我工作的新開端。
在康培爾先生的指導下，我們首先對盲人所能從事的工作進行了調查。此後，我們成立了一個實驗學校，專門負責教授盲人一些簡單的手工藝。為了銷售盲人的產品，我們又在波士頓開設一間商店，專門販賣這些產品，再後來，馬薩諸塞州各地也都相繼開設了這樣的商店。
搬到連杉之後，我更加專心地思索關於盲人的問題。我認為，對於盲人來說，有兩件事情是非常迫切的：一是讓每個盲人都擁有自食其力的技能，同時，為了方便盲人之間的聯絡，以及職業調查工作的展開，應該設立一個全國性的機構；二是提高盲人的教育水準，並將美國和歐洲等地的盲文進行統一。
有一天，紐約的摩洛博士長途跋涉來到我們特別委員會，向我們提出了預防失明的方法：“就目前來說，盲校中的兒童裏，大約有三分之二是因為眼睛在出生的時候受到感染而失明的。為了避免這一悲劇，我們應該在孩子出生前進行消毒防範。”
博士認為，嬰兒一出生就該進行眼部的消毒，這一點也應在法律上作出明文規定，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希望能夠通過我們來引導輿論。
我們感到很奇怪，齊聲問他：“既然你已經知道了病因所在，為何遲遲不願展開行動呢？”
他有些無奈地說道：“事實上我所說的病菌感染，指的就是孩子的父母們因做出有損名譽的事情，而導致患上不可告人的病。這種情形非常尷尬，醫生很難公開說明，即便報紙、雜誌也都是避而不談。我正是沒有辦法才請你們來幫忙的。”
原來竟存在這樣的問題，在聽完博士的說明之後，大家都非常樂意展開這項工作。但正如摩洛博士所說，事情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麽容易，醫生與大眾傳媒都不願觸及這種敏感而容易招致怨恨的問題，因此紛紛表示對此無能為力。
兩年後，即1907年，我前往堪薩斯市，和一位眼科大夫談論了這件事情，他說：“你或許可以考慮去拜訪《堪薩斯市明星報》的總編輯，他或許會願意讓你們在他的報紙上討論盲童問題。”
我很快就去拜訪了總編輯尼爾遜先生，但他卻一口拒絕了我的請求。我沮喪極了，感到了深深的失望。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改變了語氣，對我說道：“這樣吧，你先將你希望刊登的東西寫出來，最後由我們決定稿件的去留，如何？”
之後，我以極快的速度寫了一些真實的案例送過去，尼爾遜先生最後將那些稿子刊載在了《明星報》的第一版上。我們終於攻克了第一道難關。
同年，《仕女雜誌》也刊載了同樣主題的文章，我繼續寫稿，試圖借助全國的報紙和雜誌掀起輿論，並擴大此事的討論麵。之後不久，《盲人世界》和《盲人雜誌》等這類專門討論盲人問題的雜誌也相繼創辦。
我還接受邀請，在《教育百科全書》上發表有關盲人的論文。從那時開始，我的工作量日漸增多，甚至到了應接不暇的地步，還常常要出席一些會議和演講。
我的生活突然變得忙碌起來，常常剛從會場趕回家，卻發現早已經有另一項邀請等待著我，有時，我一天甚至能連趕五六場會議和演講。此外，信件也越發多了起來，我們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去處理它。到最後，由於太過忙碌，我和老師都感到吃不消了。
雖然工作量急劇增長，但在生活上我們卻依然拮據，有一陣子甚至都請不起女仆。在那段時期，莎莉文老師將梅西先生送到火車站之後，回程途中都會順便買菜。我則負責在家裏整理房間，收拾床鋪，等等。完成收拾的工作之後，我還要到花園裏采摘鮮花，或啟動風車進行貯水工作，並記得將它按時關閉等。那一時期，我的工作量十分繁重，稿約和信件也尤其多。
1906年，在州長的推薦下，我成了馬薩諸塞州盲人教育委員會的一員。每次開會的時候，莎莉文老師都坐在我身旁，向我傳達會議進行的主要情況。在參加數次會議後，我發現，每位委員似乎都喜歡進行冗長無味的演講，而那些來自官方的質詢和回答等官樣文章更是讓人疲憊不堪，因此，四五個月之後，我便向委員會請辭。
但如果真心想為盲人做些事情，就必須通過團隊的力量才行，隻有這樣才可能引起公眾的注意與支持。因此，我依然出席各種公開場合，如醫師公會的會議等。為了能夠在麵對大眾時更具說服力，我必須更加勤奮地磨練演講技巧。
我曾先後請教過多名老師關於表達方麵的技巧，可惜都收效甚微。就在我停滯不前的時候，波士頓的懷特先生出現了，他對音樂理論有著獨到的研究和見解，並非常熟悉人類的發聲機能，我滿懷希望地找到了他，希望他能為我提供幫助。
“我並不確定自己能夠給你帶來什麽，不過於我而言，這就相當於一種研究，讓我們一起試試看吧！”懷特先生熱情而友好地答應了我的請求。
之後從1910年開始，懷特先生都會在每個星期六到來，住在我們家給我上課，星期日再返回。
我首次學習發聲法是在10歲的時候，莎莉文老師帶我去見了郝拉先生。那時，為了讓我了解發聲時產生的振動，郝拉先生將我的手放在他的臉上，然後慢慢發出“ARM”的聲音，並讓我盡量去模仿他。在反複練習之後，我勉強能發出些雜亂的聲音，或許是因為那時我太緊張了吧。
“放鬆你的喉嚨，舌頭不需要這麽用力。”
他耐心地教導我，在發聲之前，我想或許應該先鍛煉發聲器官才對，這項鍛煉應該從孩提時期便開始，如果做到這一點，那麽我的聲音一定可以練習得更加美妙，詞匯量也必然更加豐富。因此，我衷心地希望盲聾兒童能夠盡早地練習發聲。
起初，懷特老師隻是抱著試一試的心理教導我，但後來他似乎對此越來越感興趣，最後竟連續教導了我3年之久，其中有兩年的夏天，懷特老師幾乎都住在連杉。
懷特老師對我的教導采取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先是鍛煉我的發聲器官，然後才是發音，最後才涉及一些關於節奏、重音以及音質、音調方麵的事情。經過3年的學習之後，我終於能夠在麵對大眾的時候開口說話了。我第一場實驗性的演講是在新澤西州的蒙他克雷舉行的，那是一次非常吃力的演講，現在想起來都還感到心有餘悸。那時我站在台上，身體止不住地顫抖著，張嘴卻說不出任何一個單詞，雖然講稿早已經擬好，我也練習了許多遍，但那個時候，我實在緊張得發不出任何聲音。最後，在積聚足夠的勇氣之後，我幾乎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將我的聲音推送出來，我感覺自己聲如洪鍾，仿佛發射了一枚大炮彈般，但後來有人告訴我，那時我的聲音細微得如同蚊蟲一般。我不是一個容易認輸的人，雖然開始並不順利，但我依舊堅持完成了演講。當我走下演講台的時候，眼淚不受控製地掉落下來，我懊惱不已：“說話實在太艱難了，我實在太不自量力了，那些做不到的事情，終究還是做不到呀！”
雖然我發出這樣的牢騷，但事實上，我並非真的陷入了絕望，相反，我很快就又一次振作起來，投入到勤奮的練習之中。如今，我能夠在公眾麵前說話了，雖然這聲音並不是那麽動聽，但能夠麵對眾人進行演講，我的夢想也算實現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