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作為項目的標題，即已顯示出我們對研究範圍與目標的大致限定。講得更明確一些，也就是對海外學者的中國古典文論研究的一種再研究。鑒於近年來國內學界對與此相關的話題表現出的日益遞進的興趣，本課題意在通過知識學上的追蹤，比較全麵地展示出該領域的曆史進程，及穿梭與流動其間的各種大小論題、已取得的主要成就等，並冀望借此推進與之相關的研究。
誠然，正如我們已看到的，題目中所示的“漢學”與“文論”這樣的術語並非含義十分確定並可直接使用的概念，而是長期以來便存在著判說上的分歧，進而涉及在具體的學術操作過程中如何把握話題邊界等的問題，並不能模糊處之，繞行不顧。選擇怎樣的一種命名，或賦予這些命名何種意義，不僅要求充分考慮指涉對象的屬性，而且也取決於研究者的認知與態度。有鑒於此，我們也希望在進入文本的全麵展示之前，首先為業已擇定的幾個關鍵概念的使用清理出一條能夠容身的通道，以便在下一步的研究中不再為因之帶來的歧解或疑惑所糾纏。
一、為什麽是“漢學”？
目前我們習慣上使用的“漢學”一語，譯自英語“Sinology”。雖然“Sinology”在早期還不是一個涵蓋世界各地區同類研究的稱謂，但20世紀之後，隨著西方漢學日益成為國際學界關注的重心，它也遂逐漸演變為一個流行語詞，甚至也為東亞地區的學者所受納。僅就這一概念本身而言，如果將之譯成“漢學”，那麽至少還會涉及兩個不甚明了的問題：一是在西語的語境中，“Sinology”這一概念在最初主要反映了怎樣一種意識，並在後來發生了哪些變化？二是為什麽在起初便將這一西語名詞對譯成了“漢學”，而不是譯作“中國學”或其他術語，以至於造成了目前的各種爭議？如果我們能對這兩個問題有所解答，並梳理出一個可供理解與認同的思路，進而在其間（中外兩種表述）尋找到某些合適的對應點，那麽也就可以對這一概念的使用做出限定性的解釋，使我們的研究取得一個合理展開的框架。
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英美卷總 序總起來看，海外對中國的研究進程因地區之間的差異而有遲早之別。例如，日本與韓國的研究便先於歐美等其他地區，甚至可以溯至唐代或唐以前。然而，正如目前學界一般所認同的，如將“Sinology”或“漢學”這一近代以來出現的稱謂視作一種學科性的標記，則對之起源的考察大致有兩個可供參照的依據：一是於正式的大學體製內設立相應教席的情況；二是“Sinology”這一示範性概念的提出與確立。關於專業教學席位的設立，一般都會追溯自法國在1814年於法蘭西學院建立的“漢語及韃靼—滿族語語言文學教席”（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e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s-mandchoues），隨後英（1837）、俄（1837）、荷（1875）、美（1877）、德（1909）等國的大學也相繼開設了類似的以講授與研究漢語（或中國境內其他語種）及其文獻為主的教席。[1]後來的學者在述及各國漢學史的發生時，往往會將這些事件作為“Sinology”（漢學）正式確立的標誌，似乎並沒有存在太多的疑義。
關於“Sinology”這一術語的緣起，據德國學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的考訂，1838年首先在法文中出現的是“sinologist”（漢學家），用以指稱一種專門化的職業，但尚不屬於對學科的命名。[2]作為學科性概念的“Sinology”的流行，另據當時資料的反映，當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3]尤其是70年代出現在英文版《中國評論》上的幾篇文章，即發表於1873年第1期上的歐德理（Ernest John Eitel）撰寫的《業餘漢學》（Amateur Sinology）[4]，同年第3期上以“J.C.”之名發表的《漢學是一種科學嗎》（Is Sinology A Science）[5]，已明確地將“Sinology”當作學科的用語加以討論，從而也刺激與加速了這一概念的傳播。從歐德理等人所述及的內容看，其中一個關鍵點在於，將已然出現的專業漢學與此前的所謂“業餘漢學”區分開來，並通過後綴“-ology”使之成為一門在學術體製內能夠翹首立足的“學科”。正如1876年《中國評論》刊載的一篇題為“漢學或漢學家”（“Sinology”or“Sinologist”）的小文所述，經過將法文的“sinologue”移換為英文的“sinologist”，研究中國的專家也就可與在其他學科中的專家如“語文學家”（philologist）、“埃及學家”（Egyptologist）、“鳥類學家”（ornithologist）等齊肩而立。[6]由此可知，在當時，Sinology也是為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進行學科性歸化而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同時也帶有某種排他性[7]），因而與在大學中設置專業教席的行為是具有同等意義的，它們共同催生了一門新的學科。
從研究的範疇上看，尤其從所設教席的名稱上便可知悉，這些教席基本上是以講授與研究語言文學為主的。例如，法蘭西學院的教席冠以的是“語言文學”，英國早期幾個大學所設的教席也冠以類似的名目，如倫敦大學學院、倫敦國王學院所設的教席是“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牛津與劍橋大學等所設的教席稱為“professor of Chinese”，其他諸國初設的教席名稱大多與之類似，這也與其時歐洲的東方學研究傳統與習則，以及大學基礎教育的特點等有密切的關係。當然，我們對“語言”與“文學”的概念仍應當做更為寬泛的理解。例如，所謂的“語言”並非單指詞匯、語法等的研究，而是更需要從“philology”（語文學）的意義上來知解。[8]所謂的“文學”（或“中文”），事實上涵括了各種雜多性文類在內的書寫文獻，畢竟當時在西方也還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正因如此，後來的學者往往多傾向於將“Sinology”視為一種基於傳統語言文獻的研究類型。
當然，盡管對形式化標誌（教席與名稱）的描繪是有意義的，但落實到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情況要複雜得多。在“中國學”這一學科概念正式確立之前，或者說在被籠統地概稱為“Sinology”的時代，我們也務須注意到幾種混雜或邊界並不確定的現象。一是盡管漢語文獻的確已成為此期研究的主要對象，但跨語種的研究始終存在於“Sinology”這一名目下，這當然也與“Sino-”的指稱範圍有關。[9]19世紀前（即“前漢學”時期）的來華傳教士，如張誠、白晉、錢德明等人，兼擅幾種中國境內語言的事例似不必多提，即便是法國的第一個漢學教席也是取韃靼語、滿語與漢語並置設位的，座主雷慕沙（Abel Rémusat）及其哲嗣儒蓮（Stanislas Julien）等人的著述均反映出對多語係的熟練掌握，而19世紀至20世紀前半期，擅長數種境內（周邊）語種的漢學家更是大有人在[10]，並均被歸在“Sinology”的名目之下，而不是單指漢語文獻的研究。二是跨時段的研究，這是指在對傳統古典文獻的研究之外，海外對中國國情的研究也不乏其著，這在下文還會提及。三是跨體製的研究，即便是在強勢性的“專業漢學”概念初步確立之後，所謂的“業餘漢學”也並未由此消失，而是仍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成果還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準。這種趨勢至少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既然如此，“Sinology”盡管會被賦予一個相對集中的含義，但同時也會呈示出邊界的模糊性。尤其是因為存在著跨語種（同時也是跨種族）研究的現象，當我們將“Sinology”轉譯為“漢學”這一看似含有確定族性特征，在範疇上也更為狹隘的對應語時，的確很難不遭人詬病，並使這一譯名從一開始便帶上了難以遽然消弭的歧義。[11]以故，後來也有學者提出當用“中國學”這一稱謂來彌補中譯“漢學”一語的不足。
關於另一相關概念，即“中國學”的稱謂，日本近代以來有“東洋學”“支那學”等提法，在研究範圍上涵攝古今。其中，至少“支那學”是可對應於“中國學”的。“支那學”的出現固然反映出了日本學界試圖更新舊有中國研究模式的某種意識，然而從概念上講，“支那”的稱名與西語中的“Sinae”“China”等實出同源，因此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學界，也有用“支那學”這一術語來對譯或界說歐洲漢學的，並非為日本學界所獨持。[12]再就是，如果能夠將之視為一種相對特殊的研究模式，其在方法上實也受當時歐洲漢學的影響。[13]
與之同時，中國學界在20世紀40年代之前，也存在常用“中國學”指稱海外同類研究的現象。在多數情況下，與當時措用的“漢學”概念之間並無嚴格的區分。然對於西方出現的“Chinese Studies”，國內後來多直譯為“中國學”，並一般將之歸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學派”的發明，視其為一種新範式的開端，並以為可借此更替具有歐洲傳統特色的“Sinology”的治學模式。毫無疑問，“Chinese Studies”的出現所帶來的學術轉型是可以通過梳理勾勒出來的，但是如果限於籠統的判識，也會引起一些誤解。譬如說，一是所謂的將中國的研究從漢民族擴展至對整個“國家”地域的囊括。這點其實在我們以上描述20世紀40年代之前“Sinology”的概況時已有辨析，並非為新的範式所獨據，而早期費氏等人在研究中所憑借的也主要限於漢語文獻（甚至於不比“Sinology”的研究範圍更廣）。二是所謂的開始將對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納入研究的視野之中。這其實也如上所述，是19世紀西人中國研究本有的範疇。勿論那些大量印行的旨在描述與研究中國政體、商貿、交通、農業、外事等的著述，即便是在19世紀來華人士所辦的外文期刊，如《中國叢報》《中國評論》《皇家亞洲文會會刊》等中，也可窺知西人對這些實踐領域或“現場性知識”所持的廣泛興趣了。以此而言，要想將“Chinese Studies”與“Sinology”做一時段與內涵上的分明切割，是存在一定困難的。美國戰後新興的中國學的最主要貢獻，或更在於其將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諸麵向的研究明確地移植進學科的體製之中，從而打破了以傳統文獻研究為主要旨趣的“Sinology”在體製內長期稱雄的格局，而這也正好接應了當時在美國興起的社會科學理論（既稱為“科學”，又稱為“理論”），並借此而獲得了一些新的探索工具。
即使如此，我們也需要再次注意到，“中國學”（特指以美國學派為發端的）這一範型的最初構建便是攜有強烈的實用化動機的，又多偏向於在特定的“國家”利益框架下選擇課題，從而帶有“國情”研究，甚至於新殖民研究的一些特點。[14]早期日本著名中國研究專家，如白鳥庫吉、內藤湖南等的所謂“中國學”研究同樣未能免脫這一路徑，並非就可以不加分析地完全稱之為一種“科學”的研究。當然，“中國學”也一直處於自身的模式轉換之中，因此我們也需要進一步關注這一連續體在不同時期，尤其是當代所發生的各種重大變動。[15]與之同時，雖然“中國學”所造成的影響已於今天為各國學者所認同與步趨，但並不等於說“Sinology”就隨之而消隱至曆史的深處，尤其在人文學科中，不僅這一命名仍然為當代許多學者頻繁使用，而且如做細致的窺察，也能見其自身在所謂的“中國學”範疇以外，仍然沿著原有軌道往下強勁延伸的比較清晰的脈絡，並在經曆了多次理念上的滌**與方法論上的擴充之後，延續到了今日。就此而言，在比較確定的層次上，也可將賡續至今的以傳統語言文獻資料為基礎的有關中國的研究，繼續稱作“Sinology”。[16]當然，有時它也會與“Chinese Studies”的治學模式含混地交疊在一起，尤其是在一些史學研究領域中。
由上述可知，“Sinology”這一命名，至少會與“Chinese Studies”、中譯語的“漢學”、中譯語的“中國學”這三個概念存在意義上的糾葛關係，四者之間均很難直接對應，盡管語義上的縫隙仍有大小之別。中國學者也曾於這一問題上多有分辨，並提出過一些建設性的意見。但是就目前來看，還無法達成統一的認識。撇開那些望文生義的判斷，這多少也是由概念史本身的複雜性所造成的。在此情形之下，相對而言，也按照慣例，將“Sinology”譯成“漢學”，並與“Chinese Studies”或中譯的“中國學”有所區別，仍是一種較為可取的方式。在這樣一種分疏之下，鑒於本項目所針對的是海外學者的中國傳統文論研究，而海外的這一研究針對的又是漢語言典籍（不涉及中國境內的其他語種），因此即便是從狹義“漢學”的角度看，也不會超出其定義的邊界，不至於引起太多的誤解。再就是，本項目涉及的這段學術史，除了依實際情況會將20世紀以來的研究作為重點，也會溯自之前海外學者對中國文論的一些研究情況。至少在早期的語境中，西方的這一類研究尚處在“Sinology”的概念時段之中，因此以“漢學”來指稱之也是更為妥帖的。這也如同即便我們允許用“中國學”這一術語統稱其後發生的學術活動，但用之表述20世紀前的研究，無疑還是甚為別扭的。
二、什麽樣的“文論”？
“文論”這一概念同樣帶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既因為“文學”與“文論”的語義均處於曆史變動之中，也因為對“文論”的理解也會因人而異，有不同的解說。
“文學”概念的變化似不需要在此詳加討論了，而“文論”概念的變化，如不是限於目前既有的名稱，而是從更大的學科譜係上來看，就中國而言，根據我們的考察，大體經曆了以下幾個命說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古典言說時期，學者也略稱之為“詩文評”。這一名稱行用於晚明焦竑《國史經籍誌》、祁承爜《澹生堂藏書目》，後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列為集部中一支目之後，使得過去散布在分類學係統之外的各種詩話、文則、品評、論著、題解等，均有了統一歸屬，盡管收錄難免有顯龐雜，然也大致顯示了試圖為傳統相關領域劃分與確定畛域的某種意識。第二階段是現代言說時期，以陳鍾凡1927年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為公認的標誌，始而通用“批評（史）”的命名，後如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方孝嶽、傅庚生等民國時期該領域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也均是以這一概念來冠名自己的著作的。“批評”的術語似延續了古典言說時期的部分含義，但正如陳鍾凡所述，實源於西語中的“批評”[17]，因此在使用中也必然會注入西方批評學的主要理念，比如對鬆散的知識進行係統化、學理化的歸納與整合，在“批評”概念的統一觀照與指導下將來自各文類的、更為多樣的文學批評史料納入其中，同時排除那些在詩話等中的非文學性史料[18]，以現代的思維方式重新梳理與評述傳統知識對象等，由此將批評史打造成有自身邏輯體係的新的學科範型。第三個階段大約從20世紀40年代萌蘖並曆經一較長過渡，至80年代初而最終確立了以“文論”（“文學理論”）為導向性話語的當代言說係統。[19]“文論”或“文學理論”遂成為學科命名的核心語詞，這也與西方同一領域中所發生的概念轉換趨勢銜接。與此理論性的衝動相關，一方麵是大量哲學、美學的論說被援入體係的構建中，甚至於將之作為支撐整個體係性論說的“基礎”；另一方麵是不斷地從相關史料中尋繹與抽取理論化的要素，使之滿足於抽象思辨的需要。受其影響，該期對傳統對象的研究一般也都會以“文論史”的概念來命名。相對於批評史而言，“文論”的概念也會帶有更強的意義上的受控性與排他性，從而使過去被包括在“批評史”範疇中的許多史料內容，進而被刪汰至言說係統以外。
由以上梳理可知，文論或文論史概念的確立，並非就是沿批評與批評史的概念順勢以下，可與此前的言說模式無縫對接，而是包含新的企圖，即從批評史的概念中分出，並通過擴大與批評史之間的裂隙，對原有的學科進行再疆域化的重建。關於這點，中西學者都有較為明確的認識，並曾為此提出過一套解釋性的框架。羅根澤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緒言”中，以為從更完整的視野上看，西語的“criticism”不應當像此前國人所理解的隻有“裁判”的意思，而是應當擴大至包含批評理論與文學理論。若當如此，我們也就有了狹義與廣義兩套關於批評的界說，而廣義的界說是能夠將狹義的界說涵容在內的。[20]以此而複審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總體而言，當將之視為廣義性的，即偏重於理論的造詣。以故，若循名質實，便應當將“批評”二字改為“評論”。[21]很顯然，羅根澤的這一論述已經開始有意地突出“理論”的向度，但為遵循舊例，仍選擇了“批評”的概念命其所著。
在西方，對後期漢學中的文學研究產生較大影響的有韋勒克、艾布拉姆斯等人所做的分疏。這自然也與此期西方開始從前期的各種“批評”轉向熱衷於“理論”的趨勢密切相關。在1949年出版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一書中，韋勒克即將“文學理論”看作一種區別於“文學批評”的智力形態，並認為在文學研究的大區域內，“將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三者加以區分，是至為重要的”[22]。他後來撰寫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Literary Theory，Criticism and History）一文，再次重申了理論的重要性，認為盡管理論的構建也需要爭取到批評的輔助，但換一個視角看，“批評家的意見、等級的劃分和判斷也由於他的理論而得到支持、證實和發展”[23]。為此，他將理論視為隱藏在批評背後的另一套關聯性原則，認為理論具有統攝批評的作用。艾布拉姆斯的觀點與韋勒克相近，但他在這一問題上的著力點是試圖闡明“所有的批評都預設了理論”[24]，即前輩所完成的各種批評著述，都是隱含某種理論結構的。以故，我們也可以借助理論來重新勾勒出這些批評活動的特征，或統一稱之為“批評理論”，從而進一步將理論的價值安置在批評之上。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70年代，劉若愚在撰述其聲名甚顯的《中國文學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書，並演述其著作的構架時便明確表示同時參照了韋勒克與艾布拉姆斯的學說，以為可根據韋勒克的建議，在傳統通行的兩分法的基礎上（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再將文學批評分割為實際的批評與理論的批評兩大部分，從而構成一個三分法的解說框架。[25]根據艾布拉姆斯的意見，“將隱含在中國批評家著作中的文學理論提取出來”，以形成“更有係統、更完整的分析”[26]，這也是他將自己的論著取名為“文學理論”而不是“文學批評”的主要理由。與劉若愚發布以上論述差不多同時，在西方漢學的多個領域中出現了以理論為研究旨趣的強勁趨勢。無獨有偶，中國國內的研究也開始邁入一個以大寫的“文論”為標榜的時代。
然從曆史的進程來看，“文論”（文學理論、文學理論史）主要是遲延性的概念，並非可以涵括從起始至終結，以致永久不變的全稱性定義。在曆史係譜中曾經出現的每一個定義，不僅均顯示了其在分類學上的特殊設定，而且也指向各有所不同的話語實踐。盡管某種“理論性”也許會像一條隱線那樣穿梭於諸如“詩文評”或“文學批評”的曆史言說中，以致我們可以將之提取出來，並權用“文論”的概念去統觀這段更長的曆史，然也如上已述，這種“理論性”依然是被不同的意識、材料與規則等組合在多種有所差異的賦名活動中的，由此也造成了意義的延宕。這也要求我們能以更開放的姿態懷擁時間之流推向我們的各種特殊的“曆史時刻”，及在此思想的流動過程中發生的各種表述。這既指原發性的中國文論，又指漢學譜係中對中國文論的研究。
此外，從研究的實況看，大約20世紀90年代伊始，無論是中國國內學界還是國際漢學界，在相關領域中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以中國國內為例，像“文學思想史”“文學觀念史”“文化詩學”等概念的相繼提出，均意在避開原先“文論”概念所劃定的區域而繞道以進，其中也涉及如何在多重場域中重新勘定文論邊界等問題。在新的研究理念中，這些場域被看作或是可由思想史，或是可由觀念史與文化史等形構的，它們當然也是被以不同的理解方式建立起來的。如果我們承認有“文學思想”（literary thought）或“文學觀念”（literary idea）或“文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等更具統合性的場域的存在，那麽也意味著借助這些視域的探索，是可以重組引起定義的關聯性法則的。其中之一，比如，也可以到文學史及其作品中尋找各種“理論”的條理。事實上，我們也很難想象絕大部分文學製品的生產是可以不受某種詩學觀、文論觀的影響而獨立形成的。文學史與批評史、文論史的展開也是一個相互提供“意識”的過程，因而至少在文學作品中會隱含有關文學的思想、觀念與文化理念等。[27]甚至也有這樣一種情況，如宇文所安曾指出的，曹丕的《論文》、歐陽修的《六一詩話》，以及陸機的《文賦》、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本身便是文學作品。[28]按照這樣一種理解，我們也就可以突破以批評史或文論史“原典”為限的分界，將從文學史文本中“發現文論”的研究一並納入文論研究的範圍。再有一種新的趨勢，便是當學者們試圖用某種理論去審視傳統的文獻資源時，也有可能以這種方式重構規則性解釋，即將曆史資源再理論化或再文論化。這裏涉及的理論可以是文學研究係統中的新批評、敘事學等，也可以是某些文化理論，如性別理論、書寫理論、媒介理論、翻譯理論等。後者之所以能夠被移植入文學或文論的研究中，是因為存在一個“文本”（“文”）的中介，而文本又可被視為是某種“想象性”構造的產物。這種“建構文論”的方式在習慣了實證模式的眼睛中或許顯得有些異類，但其實有一大批中國傳統文論也是據此形成的。其結果是使得文化理論與文學理論的邊界變得愈益模糊。
正是由於這些新的學理觀的出現，“文論”的本質主義假設受到了來自於多方的挑戰。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漢學領域中，為嚴格的學科化方式所界定的文論研究已經開始漸次退位，由此也打開了一個重新識別與定義文論的協議空間。一方麵是文論愈益被置於其所產生的各種場域、語境之中予以考察，另一方麵是對理論的訴求也在發生變化，從而將我們帶入了一個以後理論或後文論為主要言述特征的時代。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文論研究的“第四期”。既然如此，同時也是兼顧整個概念史的演變曆程，便有必要調整我們對“文論”的界說，以便將更為多樣的實驗包含在項目的實施之中。為了遵循概念使用上的習慣，當然仍舊可以取用“文論”這一術語，但我們所意指的已經不是那個狹義的、為第三階段言說而單獨確認的“文論”，而是包容此前或此後的各種話語實踐，並可以以多層次方式加以展示的廣義的“文論”。盡管根據實際的情況，前者仍然會是一個被關注的焦點。
而正是在疏通以上兩大概念的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從容地從事下一步工作。
三、附帶的說明
本課題初議之時，即幸獲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並經申報列入部屬重大科研項目之中。我們希望在一個全景式的視域下展現出海外中國文論研究的豐富麵相，並為之設計出三個研究單元：歐洲卷、東亞卷、英美卷，分別由方維規教授、張哲俊教授與我擔綱主持，在統一擬定的框架下各行其職，分身入流。
就幾大區域對中國傳統文論研究的史實來看，東亞（主要是日本與韓國）無疑是最早涉足其中的。中國、日本與韓國等均處在東亞文化交流圈中，這種地域上的就近性給日、韓等地對中國文論的研究提供了先行條件。即便是在20世紀之後，東亞諸國的研究出現了一些融入國際的趨勢，但仍然會受其內部學術慣力的影響與製約，形成獨具特色的譜係。隨後出現的是近代歐洲漢學及其對中國文學、文論的研究，將這一大的地理板塊視為一個整體，也是常見的，似無須多加論證。但不同國家的學術研究以及知識形態會受到自身語言、機製等方麵的規定性限製，多保留自身的一些特點，並呈現出多係脈並發的路徑。英國的漢學與文論研究，從主要的方麵看，最初是嵌入歐洲這一知識與文化共同體之中的，特殊性並不是特別明顯，然而由於20世紀之後北美漢學的崛起，兩地在語言上的一致及由此引起的頻繁溝通，遂為後者部分地裹挾。從一個粗略的框架上看，也可將兩地區的研究共置梳理。以上即我們進行各卷劃分與內部調配的主要根據。與之同時，正因各大區域之間在文論研究方麵存在差異（加之也為避免與國內一些已有研究的重複），各分卷主編在設計編寫規劃時，也會有自己的一些考慮，在步調上並非完全一致。當然，本書的撰寫也受到一些客觀條件，尤其是語種上的約束，盡管我們也邀請到了目前在意大利、德國、法國與韓國等地的一些學者參與項目撰寫，卻也無法將所有地區與國家的研究都囊括於內，不過遺缺的部分是有限的。
漢學研究作為一種“他者”對中國的研究，即便是在一般性知識組織的層麵上，也會與中國的本土性研究有所不同，甚至差異頗大，也正因此，給我們帶來的啟發必將是十分豐富的。關於這點，中國國內學者已有大量闡述，可略而不論。然而，如果對這一學術形態做更深入的思考，則又會觸及文化與知識“身份”的問題。有一道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首先是身體上然後是觀念上的界分，規定了這些異域的學者在對“中國”這一外部客體加以觀望時所采取的態度。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態度會潛伏於意識深處，需要借助自反性追蹤才有可能被發現。而我們對之所做的研究也不出例外，等於是從“界”的另一端，再次觀望或凝視異方的他者，由此成為另一重意義上的，也是附加在前一個他者之上的他者。像這樣一些研究，要想徹底擔保自身的正確性與權威性，並為對方所認可，顯然存在一定困難。即使是在貌似嚴整的知識性梳理中，也免不了會帶入某種主體的習性。但是，如果將理解作為一種前提，那麽兩個“他者”之間也可能產生一種目光的對流，在逐漸克服陌生感與區隔感之後，於交錯的互視中取得一些會意的融通。這，或許也是本項目期望獲取的另外一點效果吧！是以為記。
黃卓越
[1] 各國首設教席的時間是參考各種資料後獲取的，然也由於學者們對此教席上的理解（究竟何種算是正式的）並不完全一致，因此也可能存在出入。
[2] 參見Herbert Franke，“In Search of China：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Ming Wilson & John Cayley （eds.），Europe Studies China，London，Han-Shan Tang，1995.
[3] 參見Robert C.Childers，“‘Sinology’ or ‘Sinologist’”，The China Review，Vol.4，No.5，1876，p.331.
[4] E.J.Eitel，“Amateur Sinology”，The China Review，Vol.2，No.1，1873，pp.1-8.
[5] J.C.，“Is Sinology A Science”，The China Review，Vol.2，No.3，1873，pp.169-173.
[6] 參見Robert C.Childers，“‘Sinology’ or ‘Sinologist’”，The China Review，Vol.4，No.5，1876，p.331.
[7] 很明顯，“業餘漢學”這個稱謂帶有某種藐視的含義，故也有一些學者提議，可將“Sinology”確立以前的漢學稱為“前漢學”（protosinology）。
[8] 這既與其時的Sinology主要建立在語文學（philology）與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同時也與19世紀西方學院係統中的東方學-印歐、閃米特語語言學的分科意識有關。19世紀相關的代表性著作，可參見Joseph Edkins，China’s Place in Philologu：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Trubner & Co.，1871.關於philology在19世紀時的含義及後來語義的縮減與變化，則可參見René Wellek & Austin Warre，Theory of Literature，Third Edition，Harcourt，Brace & World，1956，p.38.
[9] “Sino-”的詞源近於“Sin”“Sinae”等，而對後麵這些名稱的考訂可見衛三畏的著述，盡管會以漢族為主體，但均屬對總體上的中國區域的一個稱名。參見S.Wells Williams，The MiddleKindow，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83，pp.2-4.
[10] 此處需要注意的是，因為這些研究多仍投射到對中國的研究中，因此大多數當時的研究者，並沒有將自己多語種的研究劃分為“漢學”“滿學”“蒙古學”“藏學”“西夏學”等不同的學科區域。中國境內由各少數民族語言形成的所謂“××學”的獨持性及與漢學的分限，始終都是含糊不清的。
[11] 關於使用“漢學”來對稱國外的研究，日本學者高田時雄在『國際漢學の出現と漢學の變容』一文中認為，可能最初與王韜在《法國儒蓮傳》中將儒蓮的《漢文指南》（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誤譯為《漢學指南》有關。原文見『中國―社會と文化』，第17號，18～24頁，2002。但我認為，將這一事件確定為“漢學”通行的依據，會有偶證之嫌。“漢學”之通行更有可能是受到日本等用名的影響，因為日本（包括韓國）在早期都習慣用“漢學”或“漢文學”來稱呼對中國古籍的研究，這也是從他者的位置出發對中國研究的一種表達，並多集中在漢語文獻上。而在中國國內，約至20世紀20年代以後，用“漢學”指稱海外研究的說法也已逐漸流行，至20世紀40年代則愈趨普遍，並出現了莫東寅的綜合性著述《漢學發達史》。
[12] 可參見陸侃如：《歐洲的“支那學”家》，《河北省立女師學院周刊》第244期，1937；沙畹：《法國支那學小史》，《新月》第9期，1929；耶捷：《德國支那學的現狀》，《文學年報》，1937，等。
[13] 此處也可參見梁繩禕早年所撰《外國漢學研究概觀》：“日人自昔輸入中國文化，言學術者以漢和分科。近所謂‘支那學’者，其名稱疇範均譯自西文。”（參見《國學叢刊》第5冊，1941）由此可知，其當時仍受西方“漢學”的影響，而非“中國學”的影響。
[14] 對此新殖民話語模式的一種透徹分析，也可參見Tani E.Barlow，“Colonialism’s Career in Postwar China Studies”，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Vol.1，No.1，1993.
[15] 前一階段已發生的變化，可參見黃宗智：《三十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況》，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0（9）。該文已將之厘為三個階段。
[16] 關於“Sinology”的名稱與含義變化，漢學家中許多人都發表過自己的看法。舉例而言，瑞典學者羅多弼（Torbjorn Loden）在《麵向新世紀的中國研究》一文中認為，漢學這一名稱的界義範圍是有變化的，可寬可窄。參見蕭俊明：《北歐中國學追述（上）》，載《國外社會科學》，2005（5）。又如德國學者德林（Ole D?rning）在《處在文化主義和全球十字路口的漢學》中認為，我們可以根據不同情況使用“Chinese Studies”與“Sinology”這兩個不同的概念，而“Sinology”是可以在一種特殊的語境中被繼續使用的。參見馬漢茂等：《德國漢學：曆史、發展、人物與視角》，52～53頁，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17] 參見陳鍾凡：《中國文學批評史》，5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
[18] 這種意識也見於朱自清評羅根澤的一段論述：“靠了文學批評這把明鏡，照清楚詩文評的麵目。詩文評裏有一部分與文學批評無幹，得清算出去；這是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是第一步。”朱自清：《詩文評的發展》，見《朱自清全集》（三），25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
[19] 對這一過渡情況的描述與探討，可參見黃卓越：《批評史、文論史及其他》，見《黃卓越思想史與批評學論文集》，1～17頁，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
[20] 參見羅根澤：《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3～6頁，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33年（1944）。羅著《中國文學批評史》最初由人文書店梓行於1934年，隻有一個簡短的“緒言”，未全麵論述其對“批評”與“批評史”的意見。後所見長篇緒言則始刊於1944年重梓本，然其時是以分卷形式出版的，該書正題為“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副題曰“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分冊”。
[21] 參見羅根澤：《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8～10頁。
[22] René Wellek & Austin Warre，Theory of Literature，p.39.
[23] René Wellek，Concepts of Critici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美］雷內·韋勒克：《批評的概念》，5頁，北京，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9。
[24] ［美］M.H.艾布拉姆斯：《藝術理論化何用？》，見《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選集》，47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而這樣一種鮮明的主張，在其1953年撰述《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時即已形成，並在後來一再強調與補充說明之。
[25] 參見［美］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1～2頁，南京，江蘇教育書版社，2006。
[26] 參見［美］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5頁。
[27] 關於這點，前已為馬修·阿諾德所述，參見Matthew Arnold，“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Essays by Matthew Arnold，London，Humphrey Mil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宇文所安對之也有解釋，如謂：“每一偉大作品皆暗含某種詩學，它總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與某一明確說出的詩學相關（如果該文明已形成了某種詩學的話），這種關係也會成為該詩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麵，又謂：“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想之間絕非一種簡單的關係，而是一種始終充滿張力的關係。”Stephen Owen，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4.也可參見［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中譯本序”，2～3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8] 參見［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12～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