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概念上看，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盡管比女性主義批評（Feminist Criticism）所指要廣一些，但由於使用上的習慣，常常也多以後者指稱前者，或兩者替換使用，從更為抽象的角度入手的相關論述，可稱為“性別理論”（Gender Theory）。在漢學研究範圍內，另一個相關的名稱“婦女研究”（Women Studies），雖然也受到一些學者（尤其是曆史學專家）的推薦，企圖以示研究的客觀性，但由於後期這方麵的研究多受20世紀下半葉以來女性主義批評的影響，從而顯示出明顯的話語構建特征，因此仍可將之歸至女性主義或性別研究的範疇中。[134]從西方學術，尤其是英美學術的總體走勢來看，作為一種框架性的描述，一般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來，至少發生過三次女性主義浪潮，因此尚不能將所謂的女性主義都限定在文化研究的範圍內來確認。但另一方麵，文化研究也對20世紀70年代之後的英美女性主義批評影響甚大，以至於其在性別維度上的研究也常被視為文化研究三個主要向度之一，籠統地歸入後者的話語體係之中。如此看來，至少，對英語世界漢學領域中的女性主義研究的定位有可能出現兩種分類，即既可將之看作一種獨立的研究，又可將之設置為廣義文化研究的一個分支。
這種新型的女性主義研究在漢學界的興起，似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則已在理念上漸趨成熟與相對定型。像後來對美英漢學界中國傳統女性研究產生示範性影響的一些學者，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費俠莉（Charlotte Furth）、高彥頤（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Mann）、白馥蘭（Francesca Bray）、孫康宜等人的初期著作差不多都在這一時期陸續問世。毫無疑問，這批學者對中國傳統女性群體的研究有各自關注的領域，涉及社會史、醫學史、家庭史、風尚史、文學史、身體史等多個方麵，並表現出了多學科交叉的特點。與之同時，雖然在一些認識上存在若幹分歧，但是她們的研究又都傳遞出了一些相對一致的觀念，呈示出向後知識批評轉向的比較強烈的自覺意識。[135]大致而言，一是表現出對普遍性話語的不滿，試圖從對中國傳統女性的研究入手，提供一幅與西方女性世界有很大區別的多樣化圖幅，以證明文化生態的多樣性。二是在比較充分地兼顧對自然、經濟與政治等複雜因素的考察的同時，將“文化”對性別與身體的建構作用置於觀察與分析的核心。[136]她們也都采用了女性主義文化研究所普遍使用的，帶有話語因變量屬性的“社會性別”（gender）概念，來整合與操作自己的研究理路。[137]三是從研究的效果上看，將性別問題置於中國傳統語境中，可以得出若幹重要的結論：一是從宇宙論角度發現的男女同體，及與之承應的從社會論角度發現的男女伴侶模式[138]；二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女性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並非全然屬於過去所認為的“受虐”的對象，而且也是具有某種主體的“能動性”（agency），或話語協商與微部抵抗能力的群體。[139]由於女性被看作既生活在男性話語所規定的秩序中，同時又從自己獨特的角度參與曆史的建構，因此，通過凸顯她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構成作用（尤其是明清時期），也將改寫一種由男性視角所完全主導的中國史的整體麵貌。無論以上著作的研究對象是否直接與文學表征有關，它們提出的這些基本理念均具標杆性的意義，並對此後性別史研究的展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偏向於從女性主義話語角度切入文學研究，並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有高彥頤、魏愛蓮（Ellen Widmer）、孫康宜、曼素恩、李惠儀（Wai-yee Li）、馬克夢（Keith McMahon）等。隨著一批新的成果的發表，及新的研究觀念在相互切磋的管道之間的快速流動，一些組合性的運作也開始出現，並有力地推動了這一領域中思想的聚合與擴散。1993年，以魏愛蓮與孫康宜為首的學者，在耶魯大學召開了“中國明清時期的婦女與文學研究會議”（Women and literature in Ming-Qing China Coference），會議的論文後在1997年結集為《中華帝國晚期的女性書寫》（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40]正式出版。如果說這次會議涉及的人群麵還比較廣的話，那麽在2006年於哈佛大學舉辦，由方秀潔（Grace S.Fang）、魏愛蓮發起的題為“由現代視角看傳統中國女性”（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Through a Modern Lens）的學術會議，則將視角集中在對閨秀文集的研究上，偏向於對文本的文化研究。
與之同時，學者們也開始注重對女性書寫材料的搜集與編選，孫康宜還特意為此撰寫了《明清女詩人選集及其采輯策略》（Ming-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1992）一文，較為全麵地梳理了以明清女詩人為主的各種編集，其後又與蘇源熙合編了《中國曆代女詩人選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141]一書。這些搜集與整理的範圍逐年擴大，已相當周全，也包括了那些從“男性的凝視”出發進行記錄與整理的女性素材。在後期則又出現了伊維德（Wilt Idema）與管佩達（Beata Grant）主編的有關女性書寫的《彤管：中華帝國的書寫女性》（The Red Brush：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2004），收錄範圍超出了此前美國漢學界集中關注的女性詩詞，而擴展至女性的散文作品、故事、書信、戲劇、彈詞、宗教文獻等多種材料，並提供了史傳性解釋與評注，試圖借此展示更為多樣化的女性生存與書寫的麵貌。[142]此外，近年為季家珍（Joan Judge）等主編的《超越楷模：重讀中國女性傳記》（Beyond Exemplar Tales：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143]，收錄了曼素恩、賀蕭（Gail Hershatter）等十幾位美國漢學家對女性傳記的發掘成果，包括對烈女賢媛、碑銘小說、史外遺本，口述曆史等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也有特殊的意義。女性書寫史料的大規模開發，不僅為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幫助，而且通過建立一種新的敘述譜係，對過去公認的所謂“經典”範疇提出了挑戰，使得長期處於啞聲狀態的“邊緣性”書寫被重新納入文學研究的中心。[144]
在這些史料的開掘中，大量與女性書寫相關的文論得以浮現，並受到關注。例如，孫康宜與蘇源熙合編的《中國曆代女詩人選集》，就包含“詩”與“批評”兩大部分，批評部分又分疏出“女性批評家與詩人”的評論與“男性批評家與詩人”的評論，大約占140頁的篇幅。[145]孫氏早期所撰《明清女詩人選集及其采輯策略》一文也很注重相關的評論。在介紹各種女性結集時，幾乎在每條之下，她均會不失時機地摘引出附於書中的序言、評注等，以此標示、印證選家的編輯理念。在介述《眾香詞》時，孫康宜引用了吳綺序言中用“女性特質”來解釋詞的文類特征的言說，認為這也是女性更偏愛於詞作，及能夠寫出好詞的主要原因。在介紹鍾惺選輯的《名媛詩歸》時，孫康宜不僅有意提示該書對每首詩都有短評，更指出鍾惺所撰的序言當為明代男性學者對女性作品認識的最佳範例。當然，源於女性的諸種評論也同樣值得關注，因為“她們在序跋中所展示的大量引文及詮釋無異為一種提升女性書寫的‘自我銘刻’（self-inscription）”[146]。茂林·羅伯森（Maureen Robertson）所撰《變換主體：序言與詩中的性別與自我銘記》（Changing the Subject：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147]一文，即對這一主題做了深入的闡釋。
與之相隨，各種相關的文論概念也被重新提取出來並獲得了闡述。其中，“情”的概念最為引人矚目。高彥頤即在《閨墅師》一書中設有專節，討論“情”在中晚明文論中形成的過程，及這一概念是如何在男性的帶動下貫穿到女性文學批評中去的，也包括男女在感受與評述“情”的含義時出現的一些差異。作為一種具例，高氏詳細論析了在對《牡丹亭》一劇的接受過程中，許多女性受眾是如何飽含**地參與到對“情”的評說之中的。這不僅可以以《吳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還魂記》這一記錄文本為證，高彥頤還發現：“大量明清女性發表過對《牡丹亭》的評論”，並幾乎不約而同地一致將“情”的價值置於首要的位置，而由此產生的文學閱讀與批評實踐，也促成了在實際情感生活中女性對平等與合作式的兩性關係的重新認識。[148]孫康宜則積極地評價了鍾惺對“清”這一傳統文論範疇的闡述，認為鍾惺明確地用“清”的範疇來概括女性詩歌的特點，可謂深契於女性與生俱來的性情特點。[149]而在另一篇論文《從文學批評裏的“經典論”看明清才女詩歌的經典化》中，孫康宜更對“清”的範疇做了文論史上的係統梳理，指出在鍾惺那裏，由於將對傳統文論對“清”的解說轉接到了對女性特質及其詩詞的評價上，因此造成了一種意義的移位，可謂頗具隻眼。[150]也有學者提出，隻有將明清時期女性寫作力量的獲取放到傳統儒家關於“文”的語境中去考量，才有可能理解受過教育的那些女性是在哪裏重新定位自己的。[151]另如方秀潔等人，則提出有必要將晚明女性書寫批評置於當時的主流文學批評語境中加以識別，認為明中後期兩個階段（1550—1560和1620—1630）出現的女性詩歌選本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借助於對隱含其中的批評與編輯思想的分析，可以發現，其與同時期的兩大批評思潮，即前期的複古主義文論、後期的反複古主義文論（性靈派）均存在觀念上的相應關係。由此可見，主導性文論思想及其轉換均會顯在或潛在地輻射到女性選集的編輯理念上。[152]很明顯，以上所有這些論述的展開絕不等於對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文論研究理路的重遝。如果沒有女性主義的問題框架，不僅不可能出現對這一新的文論空間的開拓，同時也不可能出現對這些史料的富有新意的探索。
全麵地回顧這一階段性別研究的成果，毫無疑問，我們可以發現，在女性書寫的範圍中，更多的研究還是集中在跨語域的領域，即在抹去創作與批評的界限（甚至於文學與文化的界限等）的情況下進行的。換言之，是以女性主義的某一問題域或理論為出發點，重新尋求及組織探索的進路的。在這樣一種思想的指導下，學者們大量地取用了新近出現的文化研究與文化理論的資源，諸如權力與協商、文化資本與社會再生產、日常生活與消費娛樂、身份特征與文化建構、意識形態與表征模式、結構與能動性、話語策略與經典解構、公共空間與私性領域、階級與性別等概念與理論話語，頻繁與密集地將其織入關於女性文化文學分析的紋路中，以至於鑄成了一種全然不同於以往的研究範型。這也是一個頗富魅力的話題，許多學者均參與其中，並貢獻了十分豐富的成果。如取其大端來看，我們也能大致察知包含在這一研究中的一套寫作策略與目標，及對固有的現代性話語，即那種將中國女性想當然地視為傳統製度受害者的觀念進行祛魅的強烈衝動。就後一點而言，盡管研究者之間仍存在某些意見上的分歧[153]，但無論是認為男女之間屬於互補型、夥伴型關係，還是支配性結構中的差異性關係等，均賦予了傳統女性某種積極的曆史能動性，肯定了她們在日常生活與文藝生活中所展露的豐富才性與智慧。而這點，也被學者們看作對普遍性西方話語模式的一種偏離，甚至抵製。或如孫康宜所說，這也是“中西文化研究的差異”[154]。如此而言，對中國女性文學及其批評思想的深入研究，不僅會比較全麵地改變與提升中國婦女史研究的麵貌，也會給西方的批評理論帶來某些重要的啟示。[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