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國家對中國文學的介述始於英國，這與英國在作為殖民帝國的時間坐標上的位置有關。雖然一些中國典籍在17—18世紀已傳入英倫，但幾乎無人能夠閱讀。19世紀初，大批來自英國的傳教士、外交官員、商人與旅行者進入中國。他們不僅帶回了許多關於中國的信息與圖書資料，也開始加強對漢語文學、中國知識與社會狀況的關注，並出現了一個“前漢學”時代。[1]這一時期對中國的介紹與研究基本上還是以自發、零散的形式來表現的，最初的那些研究者並沒有固定的學科專業職稱，幾乎都是“業餘漢學”（amateur sinology）專家，研究所用的圖書與資料也多依賴於自己的收集[2]，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艾約瑟（Joseph Edkins）、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瑪（Thomas Wade） 等無不如是。早期的這種自發性研究往往具有初階性，偏向於資料的編輯與情況的描繪，除了少量撰述以外大多較為表淺。但也有一些好處，即不受某一專業的規訓與限製，可以將中國學作為整體來觀照與研究，而這種特征，直至20世紀中葉，也一直影響著英國漢學的基本間架與研究向路。
隨著漢學課程及漢學教授職位的設置，亞洲學/漢學研究機構的建立和專業性研究刊物的創辦，英國漢學始被納入組織化與建製化的程序之中。1825年成立的倫敦東方語言學校（London Oriental Institution）是英國國內第一所教授漢語的學校。1837年，倫敦大學學院設立了首個由牧師基德（Rev.Samuel Kidd）擔任的漢學教席（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845年，倫敦國王學院始設與倫敦大學學院同名的漢學教席。1875年，牛津大學設立漢學教授席位（professor of Chinese），並薦著名漢學家理雅各出任此職。1888年，劍橋大學以選舉的方式產生了第一位漢學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威妥瑪。大學教席的設立標誌著專業化漢學的出現，從而將漢學研究推向了新的軌道。當然，還不能高估這些教席在早期漢學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更不能斷言在大學體製以外就不存在漢學研究。事實上，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兩種軌道依然並存，即自發性研究與體製性研究平行發展的狀態。19世紀初至20世紀早期的那些著名漢學家，基本上仍是在學術體製外成長起來的，在獲得較高成就之後才受聘擔任大學教授的職位，甚至直到1920年，牛津大學在聘選第三任漢學教授時，還是相中了此前長期在中國底層從事傳教活動並有豐富著述的“業餘學者”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3]再者，從早期漢學教席的名稱上看，所謂的“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或“professor of Chinese”雖然是依據基礎教學的規劃來設計的，但並非狹義的學科稱謂。除了當時的“文學”概念與後世狹義的文學概念有別以外（可見後文），另如19世紀至20世紀初榮膺此教席的著名學者道格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理雅各、威妥瑪、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蘇慧廉、莊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等，主要成就雖與漢語研究有關，但並不局限於中國文學研究，而是均有廣泛的學科興趣與造詣（又以漢語研究、辭典及目錄編纂、宗教學、政治學與文明史研究等為主）。一部分漢學家翻譯了一些文學經籍或寫過文學研究方麵的著作，但那也僅是他們全部“漢學”研究成果中的很小一部分。
當然，從總體上看，英國早期的漢學框架中也出現過許多涉及中國文學的文章。例如，1832年創刊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1858年創刊的《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2年創刊的《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等，均有此類載文[4]，其中又以作品翻譯與對文學史的簡介為主，這也與此期漢學研究的大體水準是相當的。在大約整個19世紀，以著作形式對中國文學進行集中與係統論述（並以此為題）的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幾種，即德庇時的《漢文詩解》（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1830）[5]，蘇謀事（James Summers）的《中國語言與文學講稿》（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853），道格斯的《中國語言與文學》（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1875），偉烈亞力的《中國文學紀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867），1901年出版的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6]。我們也可從中一窺此期英國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的基本概況。從各雜誌的載文來看，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1875年發表於《中國評論》的《中國詩歌》（Chinese Poetry）一文，在研究中國詩學方麵也達到了一定的深度。以上幾位撰者均屬英國漢學史上的名家。
德庇時無疑是早期對中國文學肆力最多的學者，除幾種泛義的中國研究著述以外，他翻譯與編輯了數種通俗文學（如小說與戲劇）作品，並在這些選本的引言部分闡述了自己對中國文學的看法，其中又尤對漢字與漢詩的構成特征有深入的探究。例如，在《中國小說》（Chinese Novels）[7]一書的引言中，他居然撇開小說問題，長段地論述漢字字符的特點及聲韻反切之學。其《漢文詩解》刊發於1830年，是英國漢學史上首次評述中國詩學的專著。該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討論詩律（versification），也就是“在詩行、對句與段落中通行的特殊規則，以及這些要素是如何促成漢詩旋律與節奏的”；第二部分討論“一般意義上的漢詩的風格與精神，其意象與情感的特征，並通過參比歐洲文學中采用的區分與命名法（nomenclature），對中國文學做出精確的分類”[8]。為了理解漢詩詩律的特征，德庇時從漢詩的發聲（sounds）、聲調（tones or accents）、詩節與音步（poetical numbers or measure）、規律性停頓（pause）、尾韻（terminal rhymes）、句子的對應法（parallelism of couplets）六個方麵展開了較為詳細的探討。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對應法”（parallelism）概念的解釋。此概念原為英國著名語言學家羅斯（Bishop Robert Lowth）在研究希伯來聖詩的詩律時總結出來的，並以為可以更細地分化為“同義對應”（parallels synonymous）、“對反對應”（parallels antithetic）、“綜合對應”（parallels synthetic）三種類型。德庇時借此解釋漢詩及其與歐詩的異同，以為沒有一種語言能夠像中文那樣對之有透徹的貫徹，並以此形成一種特殊的美感。[9] 從總體麵貌上看，《漢文詩解》是一部從漢語構成法的角度探討中國詩學的理論性著作，雖然也譯出了一些漢詩，但這些並不是主要的，而是作為詩學理論的附證間入其中的。同時，為了更有效地解釋漢詩的規律，德庇時在著述中大量地采用了比較的方式，取歐洲詩歌，當然更多的是英國詩歌的作法與漢詩進行對比。因此，該書也可被看作英美漢學領域中首部比較詩學的著作。在涉及中國詩藝的特征時，作者盡管沒有引用傳統的中國文論說辭，基本上是從個人研讀中國詩歌的體會中概括出來的，但這些概括卻又沒有停留在文學史的層次上，而是觸及了那些潛藏在文本之中的組構性觀念，因此達到了一定的理論深度。德庇時從漢語特征入手的詩解對英美漢學中的文論研究具有持續性的影響，並形成了持久的傳統。就近而言，麥都思那篇出色的論文，在以英國詩人雪萊《為詩一辯》等提出的原則來闡明中西詩歌在表達詩與現實、情感關係上的一致性之後，即幾乎是用德庇時的“對應法”切入對漢詩特征的解釋，同時也做了一些更為豐富的論證。[10]
蘇謀事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學者，後擔任倫敦國王學院第二任漢學教授，也是莊延齡的老師。他的《中國語言與文學講稿》當是其在國王學院的課程講義，大部分篇幅放在對漢語構成規則的說明上，意在為漢語初學者提供入門的向導。而將語言作為東方學研究之起點與基礎的路向，也是當時十分流行的述學模式。蘇謀事詳細分析了漢字的構成，即它的單音節詞（monosyllabic）與象形文字（hieroglyphic）特征，並認為由此構成了漢字與歐洲文字的重要區別。既然如此，“要想深入一種語言的精神中，發現它的美感，領悟當地人在聆聽此種語言時的感受，那麽就有必要接受本土化的教育” [11]。書末，撰者以“四部”為框架，簡單地介紹了中國“文學”（the literature of China）的概貌，並十分簡略地述及中國的通俗文學（light literature）與蘇東坡、李白等中國文學家。道格斯是繼蘇謀事之後出任國王學院漢學教席的第三任教授，他的《中國語言與文學》一書的副標題為“Two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可知與蘇謀事的《中國語言與文學講稿》一樣，出自課程講義，並在結構安排上近似。第一講介紹“中國的語言”，涉及漢字的特殊構造；第二講講述“中國的文學”，篇幅要遠多於蘇謀事的著述，並取之與歐洲的文學做了廣泛的比較，顯示出一些獨特的洞見。其所謂的“文學”概念也與蘇謀事近同，包含整個“四部”的範圍（另再稍附加上戲劇與小說），尤其是提出儒家早期經籍（“五經”與“四書”），即“聖書”（sacred books），是中國“民族文學的一個主幹”（the mainspring of the national literature）[12]，從特殊的角度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學的看法。
偉烈亞力以擅長文獻著稱，著有《來華新教傳教士傳記與書目》（Memorial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a，1867）等。他的《中國文學紀略》是漢學史上以目錄學形式出現的一部名著，全書分為四章，分別介紹了中國的古代經書、史籍、哲學著述與“純文學”（belles letters）的典籍，也正好合於四部的編排。書前有總述，然後是抄錄書目並做出簡注。頗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出現了“純文學”的概念，當與泛義的文學概念有所區別。其實中國傳統目錄學中的“集部”並不等同於純文學，因此還是存在概念上不對位之處[13]，其紹介也隻能擴展至所謂的純文學之外。另一比較特殊之處是偉烈亞力還為“詩文評”（Critiques on Poetry and Literature）單列出一節，並在節前撰有一段簡要的評釋，以為早期的中國文學創作是自由與自然的，而後逐漸形成了某種“慣則”（conventional form），進而發展為一種嚴密與有限定性的常規與詩法，成為一些著述所談論的主題，並被稱為“詩文評”。雖然這些評述在目前看來更多地帶有遺物的價值（antiquarian value），但可以借此理解中國詩人的創作，因此也是重要的。[14]上述一段論述，可看作英語世界對中國文論最早的概念化表述。但在接下來的篇幅中，偉烈亞力僅僅是從四庫總目中摘錄了一些書目而已。從其（因為受篇幅限製）首先著錄《文心雕龍》，但卻跳過鍾嶸的《詩品》、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歐陽修的《六一詩話》等作品，而直接續介陳師道的《後山詩話》來看，他對這一領域其實也並沒有太多研究。
翟理斯長期擔任涉華外事官員，著述範圍很廣，對中國文學的介述僅是其興趣的一部分。[15]史稱其著為首部文學史，這不僅在於其書的標題首次以“文學史”命名，也在於它呈示的章節容載了一個有序演進的文學史的完整框架（從遠古至近代共八章），涵括了甚為豐富的內容，克服了零散性、隨意性，使得知識的係統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次則，不再將文學史的紹介作為漢語教學的附證性說明，而是將文學史作為獨立演化的係統予以論述。與之同時，不像蘇謀事、道格斯等人那樣主要以儒藏的編排方式來安置文學的歸屬，過度誇大儒學對文學的包容功能，而是充分地注意到老莊學派、佛教思想以及民間通俗文學在中國文學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甚至以為其與前者形成了某種衝突性的關係，為此而將中國文學史構建為一個更為多元化的書寫係統。當然，翟理斯關於文學的界義仍比較寬泛[16]，文學批評及其與文學史的互動也不在他的視野之中，即便述及那些有豐富文論撰述的作者如王充、韓愈、蘇軾時，也不曾稍稍顧及他們的文學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在介紹唐代文學時，翟理斯卻花費了較大的篇幅，將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全部譯成了英文，並認為這部作品“在批評家的視野中占據比較高的位置”[17]。雖然翟理斯仍然是將司空圖之作當作詩歌而不是詩論看待的[18]，然後來的中國學者一般都還是將他的翻譯之舉視為撰者對中國文論西傳所做的重要貢獻。
19世紀，英國漢學界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情況大致如上，其中，我們可以注意到幾個要點。首先，對中國文學知識了解的衝動隻是早期漢學家整體漢學認知框架中的一小部分，被包含在大漢學的係統之中，尚未形成獨立的學科意識與取向，介紹的許多內容也多帶有選擇的偶然性。而且他們所謂的“literature”主要是一個泛文學的概念，這當然也會影響其對學科知識的界認。其次，他們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多從漢語文字與音韻的角度入手，這與早期漢學家的入門法徑及實用取向有關，以至於對文論（中國文學觀念）的一些察知也集中在這一維度上，而缺少其他方麵的開拓。最後，雖然中國文學自孔子以後即很難排除批評意識對書寫的影響，文學史始終是與批評史的活動相伴的，但是在英國早期漢學家的文學史介述中，很少涉及這一層麵。他們中的若幹人雖也曾通過文學史及對作品的閱讀與分析，對中國的文學觀念進行了一些發微與闡述（已在前文中梳理出來），在某種意義上也帶有“文論”的成分，但對更為理論化的批評學言述卻甚少觸及。就此而言，即便是從寬泛的角度看，此階段對中國文論的認知尚處在十分懵懂的潛伏階段，萌動的蓓蕾被包裹在意義泛化的文學史苞片中，尚未綻放。
20世紀，隨著學院製的擴充與研究手段的精密化，英國的漢學有了遞進性的發展，並出現了一批鴻學碩儒。在文學研究方麵，著名者有從事綜合漢學而兼及文學研究的翟林奈（Lionel Giles）、阿瑟·韋利（Arthur Waley）、修中誠（Ernest Richard Hughes）、杜德橋（Glen Dudbridge）等，也有專治文學翻譯與研究的霍克斯（David Hawkes）等。然而由前現代奠定的研究模式對後期英國漢學仍具明顯影響，綜合研究始終占據著強勢的地位，使得文學研究隻能在此大格局的狹縫中生存。這種窘況既使文論研究難以受到關注，同時也因理論思維的匱乏，加之方法的滯後等，使文學史研究多流於表象的梳理與考訂，缺乏更多的闡釋層次。在整個20世紀中，英國方麵可舉出的文論研究實例很少[19]，甚至如修中誠所撰的《文學創作法：陸機的〈文賦〉》（The Art of Letters：Lu Chi’s Wen Fu，1951），也還是他最後赴美教學之後的產物。這也導致有些頗富潛力的學者轉教美國，如白之（Cyril Birch）、韓南（Patrick Dewes Hannan）等，並在後來也都被納入美國（而非英國）漢學家的名錄譜係之中。與20世紀中期後大放其曄的北美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相比，英國方麵的研究的確有顯單薄，由此我們也需要將視線轉向北美（並在必要時連帶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