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震寰被捕後大約十天,外邊是陰沉的天和一陣一陣遮天蔽日的沙塵。劉天章同誌追趕紅二十四軍,從陝北回來,風塵仆仆、形容狼狽地來到我家時,我與杜梅正在逗著我們的潤兒。
他心情非常沉重,由於患了眼疾,眼窩紅腫,眼睛眯成了一條線,看不清東西。我趕緊打來洗臉水,端上熱乎乎的飯菜湯水。
劉天章同誌仔細地向我講述了紅二十四軍的失敗經過。這時,忽然聽到一個高嗓門的男人在院子裏問:“魯先生住在哪個屋呀?”
我從窗戶向外一看,是個陌生人。因為我的住處是共青團省委領導機關所在地,一般人不能隨便來。我感到情況不妙,就趕緊讓杜梅出去應付。那男人假裝熟絡地對杜梅說:“我是魯先生的老朋友,多年不見了,來看看他。”
杜梅就問他:“請問您貴姓?”
“免貴姓韓。”那男人答道。
杜梅也不想與他糾纏,就說:“魯先生上班去了,不在家。”
那男人不肯罷休,繼續追問:“那什麽時候回來?”
“晚上。”杜梅冷冷地回答。
那男人不好再往下問,就轉身走了。
我的住處前臨緝虎營街,有後門直通後小河街。那男人走後,我草草地向杜梅交代:“現在有這樣幾件事必須馬上辦,你不要慌,要沉住氣。第一件事,你趕快設法把現存的文件送到丁楚元那裏去。第二件事,明天早晨你到海子邊與我見麵。第三件事,這裏不能住了,你先找個旅館住下來。”說完我就領著劉天章同誌匆匆出了後門。
那男人離開了我家並沒有走遠,我和劉天章同誌剛走出後門就迎麵碰上了他,他問我:“您貴姓?”我繼續朝前走去,沒有理睬他。
不久杜梅提了一隻手提箱,抱著兒子也離開了家。那時天還沒有黑,她在家門口雇了輛東洋車向丁楚元家走去。丁楚元家在典膳所18 號,是中共山西省委秘書處所在地。在離丁楚元家還有好長一段路的地方她下了車,可是她沒有料到,那個洋車夫竟然是個暗探,他在後麵悄悄跟蹤杜梅,眼看著她走進了丁家大門以後才得意地離去。
第二天我按時來到海子邊與杜梅見麵,杜梅沒有來,丁楚元來了。他告訴我,杜梅在他那裏很安全,我給了他兩塊錢才放心地走了。
第四天我在省民政廳職員邊恒彥家中留宿時,碰上了住中共山西省委秘書處機關的女同誌,她對我說:“今天早晨老丁他們正在開會,糾察隊突然闖了進來,進門就嚷著要找魯太太。
可進屋一看,聚集著許多人,聽口音,山南海北的都有,就把他們當作可疑分子全部抓走了。”
恰巧宋大娘也在那裏談工作,宋大娘對糾察隊說:“俺經常給這家先生洗洗縫縫,俺是來找活計做的。”糾察隊看她和住機關的女同誌都是家庭婦女打扮,認為那個年紀也不可能參加共產黨,就沒有多懷疑放她們走了。
任國楨作為河北省委(河北省委當時負責領導山西、北平等地的工作)駐山西的特派員,帶著恢複健全黨組織,開展抗日武裝鬥爭的使命剛剛來到太原就在丁楚元家被捕了,一起被捕的還有郝敬民、陳伯英等人。
糾察隊抓了許多人,但是並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隻知道丁楚元是他們搜捕過的那所房子的主人,便先審訊丁楚元。
丁楚元受刑不過,供出了山西黨組織的情況,說陳伯英是黨的總負責人。緊接著,陳伯英也叛變了。
湖北人郝敬民大革命時期就在武漢擔任過兒童團長,從蘇聯留學回國後,八月派到太原擔任山西團省委書記,我和於澄波改任委員,繼續做團的工作。郝敬民是一個非常樂觀可愛的人,大家都親切地稱他“小南蠻”,他給我講過一件事:郝敬民與陳伯英一起從蘇聯回國時,有一次他發現陳伯英將黨組織密寫的介紹信放在火上烤,陳伯英想偷看黨組織給他寫的鑒定內容。
郝敬民嚴肅地告訴陳伯英,這樣做違反組織紀律,陳伯英才罷手。他們二人來到太原時,恰巧劉天章同誌去了晉西北追趕紅二十四軍,陰凱卿同誌也囚禁在警察所裏,山西省委處於無人負責的狀態。在此情況下,郝敬民就臨時指定由陳伯英出麵整頓黨組織,所以丁楚元把陳伯英說成了山西黨的總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