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多次提到墓主師饒在這一年中有38天夜宿傳舍,出行所及本郡及周圍郡國的13個傳舍。他為何頻頻外出?這與傳舍的使用關係密切,不可不察。

如果將師饒一年中的出行按照目的地劃分,可析為郡內與周邊郡國兩類。②

在上述九次郡內出行中隻有第八次注明了目的,其餘八次除了第二、第三次出行前後都是“宿家”,去厚丘前四天更是明確注明“旦休,宿家”③,或非公務外出,餘下六次均應屬出公差。這七次公出,一次是為了追趕“賊”,也就是為了維護郡內的治安。這應是地方官吏重要的職責。

敦煌懸泉所出的漢簡“傳”文書抄件中也有類似的內容。①

東海郡地處王朝東陲,甚少內憂外患②,具體到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檢《漢書》《漢紀》與《通鑒》,從全國形勢看是承平之歲,局勢安穩,就東海郡而言,亦未見異常情況。此年師饒外出活動可視為日常性的,屬於平日工作的一部分,其他年份亦應如此。

西漢景帝以後地方政權出現一顯著變化,即郡國長官開始積極幹預縣道民政,甚至侵奪縣道令長的職權③,郡國屬吏對縣道的巡視也隨之增多,師饒的郡內出行應在這一背景下加以認識。根據《日記》,這一年中師饒先後擔任郡法曹(七月十五日)、曹書佐(八月廿八日)與功曹(十月十九日),當時郡吏職務變動很快。④法曹,文獻中出現不多,據《續漢書·百官誌》,公府的法曹“主郵驛科程事”,郡國法曹或職責相同。⑤若確實如此,他們亦應時時至屬縣檢查郵驛工作。功曹為郡吏之首,總管眾務,並掌握諸吏選黜之權⑥,不僅要處理文書,還經常要到所屬各縣督促工作,了解官吏工作情況。此外,功曹亦有向郡守推薦人才的責任,這也需要經常巡行轄區,發現人才。七月十五日以前師饒擔任的官職不詳,但亦多次巡行屬縣,可以推知其他郡國的官吏亦應如此。師饒該年至少七次郡內公務中有三次在傳舍住宿。此外,西漢中葉以後出現的郡督郵亦負有督察屬縣長吏與豪民、奉詔捕囚犯的職責,需要經常性地巡行諸縣。①文獻亦表明,漢代州郡國官吏一旦離開官舍外出到屬縣巡視,往往離不開傳舍②,或住宿或在傳舍飲食,傳舍與郡國官吏日常統治的聯係程度可見一斑。

新第八期(1999年),第39—42、50—57頁。新近研究見仲山茂:《雨漠功曹考》,《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二七號(2003年3月),第1—27頁。作者強調了功曹地位在西漢與東漢的變化,認為功曹出現於西漢後期,原為凡俗小吏,兩漢交替的動亂時期因輔佐長官而顯露頭角,東漢後期地位突出,背景在於地方社會與郡守關係力量對比的變化。

這六次出使周邊郡國有四次是去楚國,兩次去琅琊郡,目的《日記》並無記載,隻是第四次出訪彭城時,四月廿日,即宿彭城傳舍的最後一天,有“主簿蔡卿至”的記載,蔡卿應是楚國的主簿,“至”指拜訪師饒,或是臨行前的送行。主簿是郡國閣下群吏之長,職最親近,常為守相的代表①,顯示了楚國對師饒的重視,師饒亦鄭重其事,將蔡卿來訪記錄下來,看來此次兩人會麵頗為重要,隻可惜內容無從知曉。此外,唯一可知的是當時在位的楚王是劉衍(前23—前2年在位),為楚孝王劉囂子,原封為平陸侯。②關於出行目的、道路與每日的行程等,學者已經做過初步分析③,這裏再就比鄰郡國間的往來問題做些補充。

師饒的六次郡外旅行應該說均是公務活動,每次出行均在傳舍與亭住宿,到達目的地後亦主要居住在傳舍中,且前三次出行回到郯縣後立即到“府”可以看出,出行應是奉郡守之命而為,完成任務後則須立即匯報。如學者所指出的,同墓出土的名謁就有若幹為周邊郡國的守相,如楚國的相、琅琊大守與沛郡大守,遣吏送給墓主師饒的,顯示了雙方的密切往來。①由於傳世文獻主要是從朝廷的立場出發組織敘述的,更多注意的是朝廷及其與郡國的縱向的關係,對於郡國之間的聯係很少記載,因此這種聯係亦長期沒有引起學者的關注。這批材料則提示了當時官場生活的另一側麵。

尹灣漢簡木牘16反雲:“琅琊大守賢迫秉職不得離國謹遣吏奉謁再拜。”這告訴我們當時郡守不得隨意離開自己的轄區,“二千石行不得出界”②,確是當時的規定,此外,諸侯與中朝官也不能隨意出界③,因此,郡國之間的溝通與聯係,除了文書往來以外④,人員的交往主要由屬吏承擔,《日記》的主人師饒便屢膺此任。

如果我們相信漢王朝境內遵循統一的律令,具有相當的劃一性的話,無論是在本郡,還是外郡,師饒白天在傳舍享用“傳食”與夜宿傳舍都應持有由東海郡守及/或郡丞頒發的介紹信——“傳”。尹灣漢簡中沒有這方麵的記載,敦煌懸泉漢簡中卻保留了許多“傳”或“傳信”抄件,有助於了解當時傳舍使用的手續。如下簡:

初元二年四月庚寅朔乙未,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熹、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謂縣,遣司馬丞禹案事郡中,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四月乙巳東。Ⅱ0213②:136⑤

這是前47年農曆四月六日,即漢元帝時,敦煌郡太守等聯署發給一位名叫“禹”的司馬丞的“傳”的抄件。這位司馬丞被派到郡所轄各縣查案,執行公務,需要在屬縣的傳舍住宿,因而太守簽發了上述介紹信。而懸泉置出土的是禹及其隨從經過懸泉置並在該置享用傳食或住宿其中時,由置的小吏抄錄的“傳”的副本,禹等離開後還在副本尾部注明離開的時間與方向。最後的符號“屍”屬於鉤校符,表示某種行為已施行①,在此應指此事已經做過核對,這當是其他官吏核校此件“傳”文書與相關“傳食”賬目時留下的記錄。漢代在管理傳舍使用上的嚴格與嚴密可見一斑。同在漢家天下擔任郡吏的師饒,離開東海郡治所外出公務,自然也要持“傳”。師饒一年中郡內外公出至少有13次,得到13枚“傳”。他仕郡為吏多年,因公出得到的“傳”的數量一定相當可觀,或許公務完成返回郡府時要繳回用過的“傳”②,且“傳”太過平常了,墓主沒有有意保存副本,置於墓中。而該郡的諸“傳舍”當時也應保留過類似的記錄,可惜亦化為塵土了。

還應指出的是,據《日記》,該年中師饒亦曾有29晚在亭住宿,涉足的亭有17個,另有兩天分別住在“郵”與“置”,這些機構,尤其是“亭”亦具有一定的食宿設施。如此看來,似乎傳舍與上述三機構間無甚區別,甚至後人觀念中確有“傳舍謂郵亭傳置之舍”這樣的說法③,以為這四類機構均有舍,總稱為“傳舍”。準確地說,此說擴大了“傳舍”的外延,並不確切。郵、亭、傳、置各有分工與職責主次,傳舍接待使者官吏,亭主治安,郵、置傳遞文書①,內地郡縣應是分別設置,西漢末東海郡即是如此②,在提供住食宿一點上又可相互補充。不過,傳舍設施齊全③,為主,其餘隻是輔助性的,為次。《日記》與文獻中之所以出現不少在“亭”食宿的記載,當與“亭”分布廣泛有關——亭有城內的都亭與散布各地的鄉亭之別,西漢平帝時全國有縣級機構1587個,亭29635個④,平均每縣18.7個。而成帝時東海郡有縣邑侯國38個,亭688個⑤,平均一縣18.1個。東海郡下邳縣則有亭長46人,當有亭46個,廣布縣境,最少的縣級單位也有2個亭長,即2個亭,而傳舍僅一所,如前文提到的下邳傳舍,在治所。且亭亦為官設機構,有亭長等小吏。縣以下無傳舍,一旦官吏公出因各種原因無法抵達縣治,隻能投宿亭中。而師饒亦曾在若幹城內的都亭住宿,如九月九日宿開陽都亭、十二月十三日宿高廣都亭,原因待考。“郵”“置”主要分布在郵路上——郵路往往與交通線重合,數量無法與亭比,但也具備簡單的食宿設施,可臨時投宿。因而後人產生郵、亭、傳、置均有舍的印象並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