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漢書·百官誌三》敘述禦史中丞的沿革時說:“禦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禦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禦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禦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禦史台率。”①“因別留中”一句,盡管很是含混②,卻暗示此時禦史大夫已不在“中”。所謂"中",漢代基本是指皇帝起居生活的區域,但有宮中、殿中、禁中(省中)等不同的說法③,所指的範圍也不同。這裏所說的“中”就難以確定所指,且認為遷出的時間是在改名為司空時,即漢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④,亦偏晚。

關於西漢後期禦史大夫辦公地點遷到未央宮外,《漢書·酷吏·嚴延年傳》的一段描述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該傳雲:

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霍)光……後複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幹屬車,大司農自訟不幹屬車。事下禦史中丞,譴責(嚴)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嚴)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禦史府征書同日到,延年以禦史書先至,詣禦史府,複為掾。宣帝識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⑤

嚴延年劾奏大司農田延年事當發生在宣帝元平元年(前74年)七月即位到本始二年(前72年)春之間。據《漢書·宣帝紀》,二年春“大司農陽城侯田延年有罪,自殺”。①嚴延年因此反遭禦史中丞的劾奏亦在本始二年春之前,他隨後逃亡。史載“會赦出”,據《宣帝紀》,當指本始四年三月(前70年),立皇後霍氏,赦天下。②丞相府與禦史府征召他的文書同日到達,而因禦史書先到,延年到禦史府為掾。

仔細考訂嚴延年這段經曆發生的時間,延年應征禦史府一事足以證明,至晚到宣帝本始四年三月之前,禦史大夫寺已經自未央宮的司馬門內遷到宮之外,並改稱禦史府。

得出這一結論,關鍵在於西漢時期入宮的門籍製度。東漢初衛宏的《漢官舊儀》雲:

皇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案籍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殿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

東漢胡廣的《漢官解詁》“衛尉”條則有更細致的記述:

凡居宮中者,皆施籍於門,案其姓名。若有醫巫僦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為封啟傳,審其印信,然後內之。人未定,又有籍,皆複有符。符用木,長二寸,以當所屬兩字為鐵印,亦太卿炙符,當出入者,案籍畢,複齒符,乃引內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禦者官,傳呼前後以相通。從昏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輒前曰“誰!誰!”若此不解,終歲更始,所以重慎宿衛也。③

與後一條類似的記載又見於《續漢書·百官誌二》“衛尉”條。概括而言,那些“居宮中者”在宮門處要有“籍”和“符”,當時稱為“引籍"或"門籍”,將某人的姓名記錄於籍上稱為“著籍”或“通籍”,相反則為除籍。“符”有刻齒,並剖分為兩半,由宮門守衛與居宮中者分持,入宮時要合符來驗證。按照《漢舊儀》的說法,能夠出入宮中的百官亦要有籍,出入當要核對。而《漢官解詁》並沒有提到針對“有官位的出入者”的籍,兩文略有不同。

上引雖為東漢人的記載,揆以西漢的史實,卻也相吻合。這裏僅舉一例。《漢書·董賢傳》載,哀帝寵幸董賢,賢侍宮中,“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①,便是通過下詔將董賢之妻的姓名列於可進入殿中者的引籍上,從而使他們可以在殿中團聚。而非在宮內當差且有事入宮者,則由其上司主管長官發給“啟傳”作為憑證。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入宮時則由駕車者宣呼其官職來通過。②

無籍、符或啟傳而入宮為“闌入”,輕則為城旦,嚴重的甚至會被處死。③而官員一旦遭到劾奏,也被禁止入宮。上引《嚴延年傳》中,禦史中丞就是以他沒有及時通報宮門與殿門,禁止田延年出入宮殿為由,轉而劾奏嚴延年,並迫使他逃亡的。①

正是因為有如此嚴格的製度,嚴延年在遭到禦史中丞的覆劾,並畏罪亡命後,自然會從出入宮殿的引籍中除名,兩年後,依赦令免罪為庶人,因無官職且無入宮資格,亦不會恢複其籍。此種情況下,如果禦史府仍在宮中,他是無法進入的,隻有禦史府遷到宮外,才可以順利應征入府為掾。

這是一證。此外,《漢書·霍光傳》雲:

(霍)光薨,上始躬親朝政,禦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霍光夫人)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複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禦史府,欲躅大夫門,禦史為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68/2951)

魏相與霍氏兩家的家奴爭道,後者的家奴進入禦史府,甚至要蹋禦史大夫府的門,且此事開始並不為主人所知,顯然是眾家奴在主人不在場情況下狐假虎威所為。依時製,此事應發生在宮外。宮中有很多官奴婢②,但大臣的家奴一類人通常不應有資格入宮。《漢書·王莽傳中》天鳳元年,“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仆射苛問不遜”③,跟隨公卿入宮的吏的人數都有限製,地位更低且不具有官吏身份的公卿家奴就更沒有資格了,他們更不可能離開主人自行進宮。①此外,禦史大夫原為皇帝身邊的近臣,就在宮中辦公,無須再靠加官來獲得出入宮禁的資格,而魏相這時卻被授予“給事中”的加官,亦是其已不在皇帝身邊的明證。②霍光死於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三月,因此,至晚此時禦史大夫府已在宮外無疑。

第三證見《漢書·蕭望之傳》:

(神爵)三年(前59年),代丙吉為禦史大夫。五鳳中(前57—54年)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仆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78/3279)

此時禦史大夫應已遷到宮外,所以宣帝要問計於當時的禦史大夫蕭望之,隻能委派身邊的中朝大臣到宮外禦史府。若當時猶在宮中,完全無須派此四人去,宣帝直接麵詢蕭望之即可。

再有一證與上計製度有關。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一件西漢宣帝時期的傳文書:

甘露三年(前51年)十一月辛巳朔乙巳,敦煌大守千秋、長史奉熹、丞破胡謂過所縣河津:遣助府佐楊永視事上甘露三年計最丞相禦史府,乘用馬一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十一月丙辰,東。

此文書是由敦煌太守等為前往長安的丞相禦史府進行上計的助府佐楊永及其從者簽發的。當時全國100多個郡國,年底都要派遣官吏到長安上計。這些臨時到京的各地計吏有數百人之多,顯然不會在宮門的引籍上留有姓名,因此,若如此文書所言,他們要到禦史府上計的話,此時禦史府一定已經遷到宮外。《漢舊儀》卷上提到“大夫見孝廉、上計丞、長史,皆於宮司馬門外,比丞相掾史白錄”②,應是禦史大夫的辦公地點遷到宮外之前的做法。之所以如此,亦是因來自各地的孝廉與上計吏沒有通引籍,無法入宮,隻好在宮外相見。

根據以上三證,可以推定,最晚從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起,禦史大夫寺已經自未央宮內遷到宮外,並改名禦史府。

另外,文獻中“禦史府”的提法亦多次出現。除上引三例外,複見於《漢書·丙吉傳》“掖庭令將則詣禦史府以視(丙)吉”與《朱博傳》③,兩例分別為宣帝與成帝末年事。敦煌懸泉漢簡中至少還有五處出現了“禦史府”:

1.上印綬,謹牒書印章謂上禦史府,請為更刻,移中二千口相布告屬縣、官,毋聽亡印,如律令,敢言之。

2.所亡傳同封第者,輒捕係,上傳信禦史府。如律令。

3.口令史周生宗上印綬禦史府,從者一人,凡二人,人再食,食三升,東口ⅡT0115③:318①

4.禦史治所,一封詣武都郡上祿。十二月辛未,日出一幹,新民卒青肩

例5見於永光五年(前39年)的“失亡傳信冊”,其中有“莫傳有與所亡傳同封弟者,輒捕係,上傳信禦史府,如律令”(Ⅱ0216②:868—869)。③例1應是某位太守交代前上繳印綬給禦史府,並請求為新太守另刻印章的上書。例2與例5一樣,是禦史大夫下令追查失亡傳信的文書。例3則是承擔上繳印綬任務的官吏在懸泉置享用傳食的記錄。例4是郵書刺。其中僅例5時間明確。據整理者介紹,懸泉簡中出現的紀年簡最早為西漢武帝,最晚為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但武帝時的或為後來編定的施行詔書目錄(元鼎六年),或為失亡傳信後禦史大夫發出的追查文書(太始與征和年間),為事後的追述。整理者認為確切的紀年簡始於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④其實若據永光五年的“失亡傳信冊”,追查文書的下發距簽發傳信的時間不會太久。若這些並非追查文書,而是失亡傳信的記錄,就當另論了。統計整理者提供的懸泉紀年簡的時間分布表,以昭帝至王莽時期為主⑤,上述4例屬於此時段的可能性最高。

又如學者所言,約在昭宣時期出現了“兩府”“二府”的說法,分指丞相府與禦史府。①而前引《漢官舊儀》指出其在宮內時稱為“禦史大夫寺”。稱呼上僅一字之差,但稱“府”的出現與上述考證其外遷出宮的時間大體相同,兩者之間恐不會沒有聯係。②

禦史大夫寺遷到宮外後的位置,西漢文獻全無記載,但據東漢三公府的位置以及西漢丞相府的位置③,大致可以推定是在未央宮東司馬門外,丞相府附近,應在武庫以南,長樂宮以西。《漢書·劉屈整傳》載,征和二年春,武帝製詔禦史,拜屈整為左丞相、封侯,並雲“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①,要求是將丞相府分為兩個,來安置右丞相。實際直至西漢末丞相均隻有一人,此時分出的另外一府未曾派上用場,或許成為禦史大夫遷出後的辦公地點。《漢書·朱博傳》載,成帝時“禦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這便是遷出後的禦史府景象。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