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謀反案是霍光執政道路上的轉折點,靠他人告密僥幸平定了謀反,武帝臨終安排的輔政大臣,在宮中僅剩霍光一人,他借助對謀反者家屬的處理,打擊了丞相田千秋,從而進入了一人擅權的時期。

事後處理謀反首惡的家人以及窩藏者上,霍光毫不手軟,甚至對於沒有貫徹其意旨的大臣亦不放過。《漢書·杜延年傳》載,謀反案發,桑弘羊子桑遷逃亡,為桑弘羊故吏侯史吳所匿,後桑遷被捕,伏法,侯史吳入獄。適逢有赦令,廷尉與少府力圖從寬,欲以赦令免除侯史吳罪,侍禦史重核此案,認為不得赦,並因此劾廷尉與少府寬縱謀反者,因少府徐仁為丞相田千秋女婿,丞相召集中二千石、博士會議侯史吳當定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霍光因此認為丞相擅召中二千石以下,並將廷尉、少府下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賴杜延年爭辯得以沒有牽連到丞相,不過,廷尉與少府還是因此喪命。卷入此案,亦遭腰斬的還有左馮翊賈勝胡,時間是在元鳳三年(前78年)四月①,上距謀反事發已近兩年。班固用此例來說明“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②孟堅的看法不免皮相,霍光此時持刑罰嚴,自是要根除與謀反有牽連者,並借此警告他人。此事當是霍光執政中頗為關鍵的一舉,借此沉重打擊了丞相田千秋,使得自己成為朝政的實際主宰。霍光死後,任宣對霍禹論霍光在世“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時,舉以為例的主要就是此三人“坐逆將軍意下獄死”。③

同時,這一事件也成為霍光借以清除異己,扶植親信,壯大勢力的契機。《霍光傳》雲:“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這隻是初步的處置①,隨後還有進一步的動作,前人對此事件措意不多,在霍光執政曆程中,此事的意義不可低估。

此次謀反為內外勾結,居中者多長期活動於宮內。昭帝姐姐鄂邑長公主是“共養省中”“居禁中,共養帝”②,上官桀武帝末就任侍中,逐漸遷至太仆③,昭帝即位後輔助霍光領尚書事,“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④。上官安擔任的騎都尉掌羽林,亦可出入宮省。據《昭帝紀》平定謀反後所下詔書,參與此事的還有“謁者杜延年”,而桑弘羊武帝時亦曾任侍中,自後元二年(前87年)擔任禦史大夫,至事發,出入宮中也已經七年,羽翼頗多。追隨這些人的黨羽一定不少,上官桀妻父所寵愛的充國,便是“太醫監”⑤,不過是見於記載的一例。事後所頒詔書稱“其吏為桀等所窪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⑥,除罪或非虛言,但不等於放任與諸首惡有各種牽連的人員繼續在宮中活動。霍光在鏟除首惡之後,必定對宮省人員做過一番徹底的清洗,桑弘羊盤踞七年之久的禦史大夫寺自是重點之一。

據《鹽鐵論》,桑弘羊手下的禦史與他的政見一致,堅持鹽鐵官營與酒榷、均輸,為國興利,霍光最終部分采納了賢良文學的意見,“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①,自然會與桑弘羊產生分歧。這當是促成桑弘羊加入反霍光隊伍的一個重要原因②,再加上霍光親信楊敞占據了桑弘羊長期把持的大司農一職。③兩人的矛盾在鹽鐵會議前後集中顯現。事發後霍光將禦史大夫寺連同大部分禦史逐出宮,亦是消除異己勢力影響的一招。

《漢書·張安世傳》雲:“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禦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霍)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④其職任,用後來昭帝褒獎他的詔書原話,是“輔政宿衛”。所謂“朝無舊臣”就是霍光借此事件重新洗牌後所出現的局麵。

武帝臨終前,安排霍光、金日確、上官桀、桑弘羊與田千秋五人輔佐昭帝。⑤金日碑早亡,田千秋雖為丞相,職在治外,但對霍光言“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公卿朝會“終不肯有所言”,聽任霍光處置,霍光亦“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⑥因此,元鳳元年謀反事發前,主持朝政的隻有霍光與上官桀、桑弘羊三人而已。後兩人反逆喪命,便隻有霍光一人獨力支撐朝政。所謂“朝無舊臣”的一層含義當指此。

另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元鳳元年,諸卿變動頗多,前人略有提及,但乏深論。①具體說有“光祿勳並右將軍”張安世,告發謀反的功臣諫大夫杜延年任太仆,太中大夫劉德任宗正,壺信為執金吾,中郎將趙充國為水衡都尉,賈勝胡為左馮翊。而此時已經在任的有大司農楊敞、廷尉王平、太常江德、衛尉田廣明、少府徐仁。②諸卿一級的官員均由皇帝拜授,依當時情勢,人選當是出自霍光胸臆。

諸人中事跡可考者,或為霍光故吏,或與霍光立場一致。楊敞是霍光的故吏,曾入霍光幕府,做過軍司馬,史稱“霍光愛厚之”。③而“首發大奸”的杜延年,原先亦是霍光的屬吏,不僅因此裂土封侯,擢為太仆,還獲“右曹給事中”加官④,得以出入禁中。趙充國此前曾任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⑤,車騎將軍當是金日確,而大將軍則是霍光。《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說:“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大司馬改為大將軍時當屬之①,故趙充國亦是霍光故吏。劉德雖非霍光故吏,但亦是霍光信任並極力拉攏的對象,謀反事平後,參與“雜案上官氏、蓋主事”,蓋長公主的孫子曾向劉德申訴,“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顯然,對此案的態度與霍光一致。劉德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遭到拒絕,因此劉受到彈劾,並被免為庶人。②霍光籠絡同黨,排斥異己之心十分明顯。

而田廣明能曆經此事而任衛尉不改,掌未央宮守衛要職,一定是與霍光同心同德。王平任廷尉前為軍正,負責軍中執法,隸屬將軍幕府③,當時有大、左、右三將軍,究竟屬於哪一位,已難分辨。不過,謀反事平後,他仍任廷尉,應受到霍光信任。事後有不少相關案件,均需要廷尉審理。

值得注意的是,謀反平定後,擔任禦史大夫的是王欣,此人《漢書》卷六六有傳,但對其禦史大夫任上的活動,未置一詞,恐非無意,禦史大夫寺當在其任上外遷出宮。的確,在處理謀反的後續案件中,史書中兩度出現了侍禦史④,恐不能說是巧合。“侍”與“禦”含義有相同的一麵,古人常說“禦,侍也”⑤,有時兩字甚至可互換。⑥文獻中“侍禦”亦常連用,表示動作或一類職事。①侍禦史當是禦史大夫寺外遷後,針對留在宮中的禦史而采用的稱呼。②

《漢書·霍光傳》雲:

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牆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③

霍氏親黨遍布朝廷的局麵自然並非一蹴而就,必經長期的經營。其中平定了燕王蓋主謀反,清除政敵,霍光獨攬中朝大權,乃是加速這一局麵形成的關鍵契機。而且不僅是霍氏子弟與姻親,如上文所示,其故吏、親信亦開始把持諸多關鍵職位。班固所說的“自昭帝時”的決定性年份恐怕就是元鳳元年(前80年)。①

還有一件蹊蹺事,《漢書·昭帝紀》元鳳二年(前79年)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⑤前文不載昭帝何時遷到建章宮。

禦史大夫寺遷到宮外,僅留禦史中丞與十五名侍禦史在宮中,對後來整個機構職掌演變的走向有相當大的影響。

一些學者注意到,戰國、秦與漢初,禦史的主要工作並非後世所習見的監察,而是君主或皇帝的親信近臣①或曰秘書長②,職掌上和西漢末年以後的尚書接近。③其具體掌管文書、檔案,包括皇帝的詔書、律令,臣下的奏章等,並負責起草詔令與頒下。①

常用作證據的是文獻中出現頗多的以“製詔禦史”開頭的詔書。對這些詔書理解不一:或認為是皇帝通過製書向“禦史”指示方針時,命令禦史按照實行方案的計劃進行①;或認為體現禦史負責頒布與審核詔書②;或認為是禦史起草、禦史大夫審核並頒下的證據③。這些觀點,連同使用的證據的確切意義,均需要再做檢討。

首先需要辨析的是“製詔禦史”類詔書的含義。歸納文獻與出土資料,除了“製詔禦史”外,還有“製詔丞相禦史”④、“製詔太原太守”⑤、“製詔酒泉大守”⑥、“製詔皇大子”⑦等,顯然,不能因此認定“禦史(大夫)”起草詔書,不然酒泉太守也可草詔了。“製詔禦史”中的“製”與其他詔書中的“製曰可”一樣,代表皇帝,“詔”則是動詞,表示命令,用現代漢語表達,此四字就是“皇帝命令禦史”。起草這類詔書的,應該還是尚書,而不是禦史。⑧

關於秦與西漢初是否存在“尚書”,文獻的說法不無矛盾①,學者的看法也有分歧。不過多數認為先秦時就已存在②,近年出土的秦代封泥中有一殘品,應該是“尚書”③,盡管目前關於西漢武帝之前皇帝身邊“尚書”的存在缺乏正麵資料,但從秦代及武帝以後情形推斷,其間亦應設置。④“尚書”一職在西漢初年隱而不彰,除了文獻寡少外,與當時政治中丞相唱主角,皇帝相對超脫有關。

既然詔書由尚書起草,“製詔禦史”究竟目的何在?難道僅僅是下達詔書嗎?這涉及禦史及禦史大夫的職掌。前人注意到其保管文書檔案,後來則重在監察。泛泛而言,這是不錯的,但並不精確。確切地講,禦史的重要職責是製定律令草案、保管律令①,並監督律令的執行。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尉雜律》雲:

歲讎辟律於禦史。(199)②

要求中央與地方官府每年都要到禦史處核對律令,此處的“禦史”兼指朝廷的禦史大夫與郡的監禦史③,均說明秦代禦史負責保管律令。漢初《二年律令·置吏律》中亦明確規定:

縣道官有請而當為律令者,各請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國、禦史,相國、禦史案致,當請,請之,毋得徑請。徑請者,罰金四兩。④

此條律文規定了縣道官員如果請求製定某種律令,要逐級上報,最後到相國、禦史處,再審查是否應當定為律令,最終由相國與禦史請示皇帝定奪。在上報皇帝之前最後進行審查的就是禦史,這亦應與其保管律令直接有關。《津關令》中每一條都出現了“禦史”,便以不同形式體現了禦史在“令”的製定上的作用。⑤荊州鬆柏漢簡57號木牘上的孝文帝十六年六月甲申頒下的“令丙第九”中亦可見到禦史的身影,此令由丞相起草,得到皇帝批準之前,先經過禦史“奏、請許”,即由禦史審查通過,再上奏,並建議皇帝批準。①文獻中的“製詔禦史”很多亦與製訂律令有關。凡此種種,都提示我們,禦史的重要任務是製定律令草案(包括審查後上奏臣下提出的律令草案),相應地保存律令,而其監察,恐怕重點也是在律令的遵行情況上。②《漢舊儀》中保留的“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與“五鳳三年正月禦史大夫初拜策”內容基本一致,僅個別字句有出入。丞相初拜策作“天下之眾,受製於朕,丞相可不慎歟?”禦史大夫初拜策則作"天下之眾,受製於朕,以法為命,可不慎歟?”③多出的“以法為命”一句,正體現了禦史大夫職掌的特點。恰因為如此,《漢舊儀》指出,任職禦史者“率取文法吏”。④《漢書·韓延壽傳》在記述公卿議韓延壽無根據而劾奏禦史大夫蕭望之一事該當何罪時,說:“後複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將“禦史大夫”稱為“典法大臣”,亦點出了其職掌的特色。《宋書·百官誌下》“侍禦史”條雲:“二漢員並十五人。掌察舉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者舉劾之。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官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禦史八人,有治書曹,掌度支運……”(40/1251)這裏提到侍禦史有五曹,第一個名為令曹,掌律令,兩漢文獻中見不到類似記載,這條文獻當是基於南朝可見的前代資料,亦為禦史大夫原先的職掌所在提供了一條有力的旁證。

禦史大夫寺遷到宮外,其原有的職掌不會立即消失,而是經曆了一個過程。元康五年詔書中禦史大夫還負責與律令科比有關的特定詔書上傳下達,懸泉漢簡I0309③:221詔書殘文中涉及提高廩食的上奏盡管經由尚書,但還是要經過禦史大夫、禦史中丞與侍禦史①,此事應涉及修改律令。製詔禦史製定或修改律令的例子仍時有所見。②

不過,由於出居宮外,遠離皇帝,才會出現宣帝時魏相以禦史大夫加“給事中”③的情況,這在遷出前是不曾存在過的。禦史大夫在成帝時改成“大司空”,亦應是出宮之後發展的結果。《百官公卿表上》記載的禦史大夫兩丞,中丞之外的另一丞,很可能也是在其出宮後才設置的④,因存在時間短,作用有限,史家亦未措意,致使文獻中語焉不詳。

不少學者從監察製度的角度,注意到禦史大夫與禦史中丞的分化,以及禦史大夫“外朝官化”的變化,將這一變化與國製的變化聯係起來,且將變化發生的時間定在武帝時期。⑤依本文的考察,毋寧說禦史大夫寺遷到宮外是其“外朝官化”的起點,而這是發生在昭帝時期,起因是個偶然事件,也不能說存在什麽必然的趨勢。

如果說此偶然事件隻是在其職掌演變上起了些助力的話,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漢王朝統治理念與手段的漸變,這恐怕才是禦史大夫職能變化的主要動力。

隨著西漢王朝逐漸轉向采用儒家思想來統治國家,律令的地位與作用開始受到削弱,同時,隨著律令的不斷積累,昭宣以後製定新律令的需要也不斷萎縮,突出的問題反而是日益龐大的律令如何整理與削減①,《鹽鐵論·刑德》載,昭帝時文學便抱怨道:“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遍睹,而況於愚民乎!”②禦史大夫在製定律令草案上的任務變得不太重要。隨著辦公地點的外遷,其作用日益轉向與丞相配合,負責日常事務,留在宮中的中丞與侍禦史則偏重監察。《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描述的正是這一轉變發生後的情況。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