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瑛碑》,或稱《孔子廟置卒史碑》《百石卒史穌碑》等,立於東漢桓帝永興元年(153年),原碑位於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東廡。①此碑宋代便已著錄,迄今一直受到學界重視,題跋考述不斷②,20世紀以來,各種角度的研究亦不少③。
《乙瑛碑》除末尾兩行的讚之外,主體是文書,記錄了增設孔廟官吏一事出現與處理的經過。元嘉三年(153年,五月改元永興元年)或更早,魯相乙瑛向朝廷提議為孔子廟增設一名百石卒史來守廟並掌管禮器,司徒吳雄與司空趙戒接到乙瑛上書後經谘詢太常祠曹掾、史,了解祭孔故事後,讚同增設,並上奏皇帝,得到批準。司徒與司空(以下簡稱“二府”)複下書魯相提出了選任卒史的具體要求。魯相平(時乙瑛已卸任)等接到詔書後按照要求,選定守文學掾孔解補卒史,並寫文書上報司空府。
碑文主體當是據魯相收到的詔書以及回複的底本刊刻的,鐫刻時為表彰二府,在碑第8、9行空白處末尾刻上兩人籍貫、姓名與字,並加上尊稱“公”;末尾書讚,歌頌首倡此事的乙瑛,與落實此事的縣令鮑疊。碑文的主體是文書,但目的是歌頌為管理孔廟做出貢獻的官員,實際屬於頌德碑。①
盡管此碑早就引起注目,但對碑文內容的總體考察還不夠,特別是增置百石卒史一事的處理過程。對於漢代的“政治過程”,近來開始有學者進行深入分析②,不過,已有的分析乃利用各種零散資料歸納而成。《乙瑛碑》則集中記錄了圍繞一件事務的多件文書,透過解析文書,探討此事產生、處理的經過,揭示參與者的作用,無疑會加深對東漢“政治過程”,更具體而言,是“事務過程”③的認識。
對於碑中所刻文書數量,意見不一。①據大庭俗對西漢詔書的複原與研究②,嚴格來說,隻有兩件:壬寅詔書(第1—11行)和魯相平等給司空府的回複(第12—16行)。
壬寅詔書包含了二府的奏請文書(第1—7行)③、皇帝的批複(第8行)與行下之辭(第9—11行)。④奏請文書中轉述了前任魯相乙瑛上書的梗概(第1—3行),行下之辭包含了二府對於卒史人選的具體要求。文書中嵌套相關文書的現象,在當時文書行政中常見。⑤
此事出現及處理的過程,及其間君臣各自如何發揮作用,發揮了何種作用,比較充分地展現在文書中“請”“須報”“可許”與“書到言”四詞上,下文的討論將圍繞這四詞展開。作為背景,先對百石卒史及兩漢官吏的編製(時稱“吏員”)略做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