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皇帝文書,學者想到的往往就是蔡邕的《獨斷》,他在書中詳細描述過的“策書”“製書”“詔書”與“誡敕”,隻有部分學者注意到,這四類文書並非蔡邕的發明。目前來看,實際是他的老師胡廣先於蔡邕提出的,蔡邕不過是繼承並充實了胡廣的看法。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建武元年”李賢注引《漢製度》曰“帝之下書有四”,隨後介紹了四種書的名稱與書寫格式等(1/24)。此處注引《漢製度》未言作者,據他處所引,可知此書確為胡廣所著。《續漢書·禮儀誌上》注補引《謝沈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製度,蔡邕依以為誌,譙周後改定以為《禮儀誌》。”(後漢誌4/3101)這裏的“漢製度”應是著作名。《後漢書·儒林傳上》李賢注引胡廣《漢製度》記述天子車駕雲雲(79/2546),亦是明證。

胡廣(91—172年),南郡華容人,東漢名臣,《後漢書》卷四四有傳。自郡吏察孝廉,安帝試以章奏,考得天下第一,拜為尚書郎,後遷尚書仆射,任職尚書台十餘年,後出任濟陰太守、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順帝漢安元年(142年),遷司徒,後任太尉、錄尚書事,桓帝時幾次出任司空、太尉,史稱“達練事體,明解朝章”,“在公台三十餘年,曆事六帝”,八十二歲壽終。傳文稱他著述頗豐,但沒提到《漢製度》一書。更可對比上表,確如馬怡所指出的,蔡邕《獨斷》對於皇帝命令的描述,無論定名,還是文體與封緘方式,均承襲胡廣的看法④,蔡邕的貢獻是補充不少文體、施用對象上的細節,特別是詔書有三品的看法。因《漢製度》散佚,《光武帝紀上》所引是否完整,已不可考,但兩書的分類與描述之間存在承繼關係,無可否認。蔡邕曾說:“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①一方麵承認自己曾師事胡廣,胡廣亦清楚蔡邕了解他的想法與路數,另一方麵肯定胡廣曾將他所搜集的很多資料(舊事)給予了蔡邕,且這些資料胡廣做過整理,但沒有完成,隻是“粗見首尾”,兩人看法相似,毫不意外。因此,策書、製書、詔書與誡敕(戒書)這四類皇帝所下文書的提出,準確地說,應是胡廣首創,蔡邕加以完善,而不是蔡邕一人的發明。以下簡稱為胡/蔡四類說。②

蔡邕的貢獻不止是提供了很多的細節,包括定名上也做了微調,將“誡敕”改稱“戒書”,以便與其他三類協調。

兩人提出的“四類說”構成後世看待皇帝文書的規範,影響至今。目前所見,從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一直到今人研究皇帝文書,均依托這一框架。《文心雕龍·詔策》雲:

皇帝禦寓,其言也神;淵嘿黼展,響盈四表,唯詔策乎!……秦並天下,改命曰製。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製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製施赦命,策封王侯。……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停,不反若汗。……及製誥嚴助,即雲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

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①

劉勰使用的稱呼與施用對象的具體區分,恐怕大多源自胡廣的《漢製度》,僅“製施赦命”,現存《漢製度》未見。這裏異乎前人之處,在於他認為這四類文書是西漢初年創立的,是否如此,現在已難以知曉。

《唐六典·中書省》“中書令”條下小注亦引了蔡邕《獨斷》,為正文中所列的“王言之製有七”溯源。其文雲:

《尚書》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書,皆帝王詔製記於簡策者也。

蔡邕《獨斷》稱:“漢製,天子之書,一曰策書,二曰製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策者,以簡為之,其製長三(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題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製書,帝者製度之命也,其文曰‘製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近道印付使,遠道皆璽封,尚書令即準赦、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製書,司徒露布州郡。詔書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某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製詔’,天子答之曰‘可’,以為詔書;群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製曰’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書。戒書,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為戒敕。”

自魏晉已後因循,有冊書、詔、敕,總名曰詔。皇朝因隋不改。天後天授元年,以避諱,改詔為製。今冊書用簡,製書、慰勞製書、發日敕用黃麻紙,敕旨、論事敕及敕牒用黃藤紙,其赦書頒下州郡用絹。②

原注前後相連,為眉目清晰,這裏按敘述的時代分為三段。對照傳世本《獨斷》,《唐六典》所引有不少刪減與差異,刪減是《唐六典》注釋的慣例,差異的產生,究竟是源於版本還是傳抄,難以確知。值得注意的是,該注旨在梳理《尚書》以降至唐代王言的流變,前後均是泛泛而談,唯一詳舉為據的就是蔡邕《獨斷》,唐人心目中此書在梳理王言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唐宋以後王言日見複雜,種類繁多,相關的記述也頗豐,一旦追述來曆或編次漢代詔令,胡/蔡四類說,尤其是蔡邕的《獨斷》總是難以繞開的著作。宋初王欽若等編撰《冊府元龜》,卷五五〇《詞臣部》的“總序”中即引述《漢製度》;宋人整理兩漢詔令,洪谘夔(1176—1236年)為《兩漢詔令總論》便是如此①;南宋時王應麟(1223—1296年)輯《玉海》卷六四“漢詔令總敘”以及“漢策書、詔策、冊書、策詔、賜策”條,“漢四書、策書、製書、詔書、誡敕、露布”等條②,均引述了《漢製度》與《獨斷》。一直到今天,更是如此。胡廣《漢製度》一書恐南宋時已亡佚,王應麟所引乃是根據《光武紀》“建武元年九月辛未詔”注《漢製度》雲雲。明人吳訥(1372—1457年)《文章辨體序說》在論述冊、製時亦暗引兩人的說法。③20世紀以來研究秦漢時期的官文書,就更無法脫離胡/蔡四類說作為分析的框架。從王國維《簡牘檢署考》,羅振玉、王國維編《流沙墜簡》開始,一直到新近的研究,包括德國學者紀安諾(Enno Giele)④,莫不如此。